奈良贵族的都城意识与国家观——藤原宇合汉诗出典研究

一、上代文学1、上代文学：平安京迁都（794）以前的文学，发生在“大和地区”，也称为“奈良时代文学”。

2、先土器时代→绳文时代→采集生活→弥生时代→共同体社会3、“祭”→神圣的词章→歌谣和神话→口承文学（咒语、原始歌谣、神话传说）4、大和朝廷+百济→汉字传入：口头传承→文字记载（歌谣定型化、神话散文化）5、圣德太子+苏我马子：“宪法十七条”，大化改新→律令制度6、推古朝→万叶假名7、佛教→飞鸟文化、白凤文化、天平文化8、【古事记（日本最早书籍）】【日本书纪（第一部敕撰正史）】【风土记】【万叶集（最早和歌集）】【怀风藻（最古汉诗集）】（1）古事记A、天武天皇、稗田阿礼、天明天皇、太安万侣B、上中下三卷：上卷→神代（神话、传说），中卷→神武天皇（第1代）~应神天皇（第15代），下卷→仁德天皇（第16代）~推古天皇（第33代）（帝记）a、上卷：高天原神话、出云神话、天孙降临神话、筑紫神话b、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大八洲c、三贵子=天照大神+月读尊+须佐之男命C、和汉混淆文体：古汉语、变体汉文、假名注音相杂（2）日本书纪A、舍人亲王B、神代卷+帝记（神武天皇~持统天皇）C、正文→唐代风格的古汉文，仿照中国正史编写的编年体史书D、目的：宣扬国威、实现对外宣传（3）记纪歌谣A、形成于“万叶集”之前，不是独立编撰成书的歌谣集，是最早的和歌群B、歌体自由，无固定格律（五、七句为主，四、六句为次）C、长歌、短歌、片歌、旋头歌D、三类：恋歌（最多）、战争歌和事变歌（叙事性强）、酒歌和欢乐歌（4）风土记A、天明天皇、地方志B、五国风土记：常陆风土记、播磨风土记、出云风土记（最完整）、肥前风土记、丰后风土记C、古代汉语或变体汉文写作D、五项内容：郡乡地名、郡内物产、土地情况、山川原野名称由来、旧闻轶事（5）万叶集A、日本最早诗歌总集，抒情诗的源头B、仁德天皇的皇后~淳仁天皇C、万叶：万言叶；万世；万叶D、编者：橘诸兄、大伴家持E、作者：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山上忆良、高桥虫麻吕、山部赤人、大伴旅人、大伴家持、大伴坂上郎女、额田王F、歌体：定型歌，大部分是短歌；长歌、反歌、旋头歌、佛足石歌G、万叶假名=男假名=真假名：借汉字的音或义记录日本文字的音H、内容：三大类→杂歌、相闻、挽歌；其他→譬喻歌、东歌、防人歌、问答歌I、四时期a、舒明天皇~壬申之乱* 记纪歌谣从叙事性向抒情性发展；* 定型和歌形成期；* 歌风：雄浑、朴素、明快，感情真挚自然* 代表歌人：舒明天皇（天皇登香具山之时御制歌）、额田王（女歌人）、天智天皇、天武天皇b、壬申之乱~迁都平城京* 和歌逐渐进入文学领域* 代表歌人：柿本人麻吕（与山部赤人并称“歌圣”，擅长长歌）、高市黑人（短歌）、大津皇子、大伯皇女、志贵皇子c、迁都平城京~天平5年* 多元化* 代表歌人：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思子等歌一首并序）、大伴旅人、山部赤人（“歌圣”、富士山“千古绝唱”）* 山部赤人之后短歌迎来全盛期d、天平6年~天平宝字3年* 和歌出现明显的游戏文章的倾向，歌风专注于技巧* 代表歌人：大伴家持* 万叶和歌进入衰退期：和歌形式固定，内容走向个人世界，歌风柔美，缺乏独创性（6）怀风藻A、歌→日本诗歌→倭歌→歌人；诗→汉诗→诗人B、淡海三船C、最早的汉诗集（第一部在纯文学领域接受中国文化及汉诗影响的诗集）D、体裁多为五言体，均为题咏作E、大津皇子、藤原不比等F、前后两期：受六朝影响；受初唐影响G、影响平安初期三大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9、祝词及宣命（“言灵信仰“的产物）（1）宣命：奉天皇敕令向臣民宣布政令时用的语言A、宣命体（汉文记录的成为“诏敕”）B、【续日本书纪】收录宣命最多（2）祝词：祭祀神祗时向神上奏所用的语言A、【延喜式】保存祝词最完全的法典B、结构：序（神话传说，重叙事）+结（祈愿，重抒情）二、中古文学1、中古文学：平安迁都~镰仓幕府建立，中心是平安京（京都），创作核心是藤原氏为主的贵族，也称为“平安时代文学”。

2018-06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

21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洛阳的研究综述杨超（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471023）摘要: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中国洛阳的研究发展迅速，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的进步。

2010年日本学者提出建立“洛阳学”，标志着日本对中国洛阳的研究朝着学科化、纵深化方向发展。

该领域的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其中都城研究是重点领域，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龙门石窟、文学、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日本学者重视对原典文献的深度解读，注重对细节和个案的考证，善于从微观处发现新的问题和质疑。

关键词:日本；洛阳研究；洛阳学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7-0061-02一、前言洛阳作为中原文化乃至华夏文明的滥觞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洛阳文化历经数千年，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遗产，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日本学者的研究。

据笔者的调查，日本学者关于洛阳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初，在二战结束前后逐渐展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所拓展，论文和著作的数量超过了过去40年的总和。

但总体来说，上世纪日本关于洛阳的研究规模较小，影响有限，研究者分属于各自的研究领域，未形成促进共同发展的合力。

21世纪以后，研究者的“洛阳意识”逐渐清晰起来，洛阳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呈现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成果层出不穷。

尤其是2010年11月，“洛阳学”这一学科的建立，使洛阳研究在日本成为一门显学，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

本文以日本学者橘英范的《洛阳关系邦文文献目录稿》中统计的论文、专著（2000年以后发表）为基础展开调查。

通过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实地调查以及在各学术资源数据库搜索，截至目前，笔者共搜集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110余篇，专著和论文集10部。

第一节律令政治的展开一、奈良迁都710年，元明天皇将都城从奈良盆地南部的藤原京(今橿原市)迁往北部的平城京(今奈良市)，日本进入奈良时代。

奈良迁都的主要原因是随着701年《大宝律令》制定，日本律令制国家成立，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都城。

当时的都城藤原京面积狭隘，已经不能满足要求。

新建的平城京的面积约为藤原京的3倍，水陆交通亦比藤原京便捷。

另外，从中国的奠都理论来看，地处奈良盆地北部的平城京堪称帝王奠基的风水宝地。

按照中国的皇城择地标准，“四神相应之地”便属理想的帝宅。

所谓“四神”，即东有河川（青龙）、南有沼泽（朱雀）、西有大道（白虎）、北有高山（玄武）。

平城京正是“四神相应”的灵地。

元明天皇于708（和铜元）年下《迁都诏》：“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

”[1] 平城京不仅有四神呵护，还有三山（东春山、北奈良山、西生驹山）为之镇关，是理想的建都宝地。

[2]平城京的格局模仿唐都长安，其主要特点都是：城廓呈方形结构；棋盘式街道划分出方形的条坊；城中干道都直对一个城门；宫城位于城中轴线北首，宫城内分成若干个以围墙和回廊环绕的长方形庭院，每一庭院都沿中轴线前后配置若干座主要殿堂，左右以次要殿堂对称排列。

平城京的方形城廓，东西约4.3公里，南北约4.8公里，由大路、小路划分为棋盘状。

大路东西为十条，南北为九条。

每条大路之间相隔约530米，其间又各有三条小路。

位于平城京北端的平城宫占地约1.2平方公里，中央设有“内里”，为天皇的住居，此外还设有执行政务的朝堂和各官厅。

直达平城宫正门的干道称朱雀大路，并以此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成左京和右京。

当时日本的全国人口约五、六百万，在平城京中大约有10～15万人。

二、藤原氏势力的扩大和朝廷内部的矛盾进入奈良时代以后，藤原氏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日渐强盛，并随着其势力的扩大，朝廷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复杂、尖锐。

藤原氏的历史开始于中臣镰足，镰足死之前，因其政绩卓著，天智天皇赐姓藤原。

近年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2008年3月第2期苏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uzhouUniversityfPhilosophy&SocialScience)Mar.20o8No.2近年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石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摘要:本文综述日本近年来元明清诗文研究的情况,显示日本学者在选题和方法上的特点,以及与我国学界研究旨趣的异同.关键词:日本;近年;元明清诗文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2-0053-05'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相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诗文研究,相对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客观上,也许元明清诗文的成就不及前代辉煌,而元明清又是戏曲小说异军突起的时代,但是,在这800年中毕竟创作了数量超乎前代的诗集文集,作为一种文学的存在,似乎又不能有所轻忽.元明清诗文研究近30年来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基础的部分,如文学史料的整理,作家别集的笺校等,成果颇丰,诗文流派和作家的研究也有许多论着问世,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新进.21世纪以来,在元明清诗文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学研究比较发达的日本,他们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元明清文学研究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处于什么位置,关注点有哪些,在观点和方法等方面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呢?首先,我拿几本日本权威的中国文学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选题作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或许大体可以反映元明清诗文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京都大学《东方》2002—2006年共发表论文31篇,其中有3篇元明清诗文研究,一是元代社舍和文化研究班编的《(事林广记)学校类译注》,二是金文京先生的《(事林广记)刑法类?公理类译注》,三是古松崇志先生的《元代(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编纂的过程》(日文原标题《元代汇挡f于弓『遽史jr金史jf宋史J--史编纂遇程》).这3篇都是文献研究.日本东北大学《东北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2002_2006年发表论文32篇,其中关于明清文学研究的有5篇,包括矶部彰先生的《世德堂刊西游记的版本研究》,矶部佑子先生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在东亚的影响》以及花登正宏先生的《关于明代非坊刻本小学书的刊行》,伊原大策先生的《新汉语"出发"的诞生))o这其中前两篇为明清小说研究,后两篇则为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日本中国诗文研究会编的《中国诗文论丛》,2002_-2005年共发表论文26篇,其中明清文学只有两篇,一篇是中野清先生的《袁枚(子不语)的增补》,一篇是尤侗研究会连续译注的《拟明史乐府》.统计表明,日本的元明清诗文研究在中国文学各个门类的研究中,与中国学界一样,也是比较冷落和寂寥的部门.然而日本学者的选题却与中国有明显的差异.这里不妨罗列一下近年的论文题目,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日本学者的关注点以及他们在研究方面的旨趣.佐藤一郎的《乾隆帝左右文臣的角色——御选(唐宋诗醇)和沈德潜》(《圆睾院雄志))106—11),有收稿日期:2007—10—20作者简介:石雷(1966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硕士,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53?木大辅的《从曹寅的奏折看御定(全唐诗)的成书过程》(《日本中圆孚畲鞭》58,2006),佐藤浩一的《关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日本中圆孚畲鞭》58,2006),市濑信子的《袁枚和杭州祷会》(《中圆中世文孚研究》49),三浦秀一的《明善?观我?野同——明桐城方氏的家学和继承》(《柬洋史研究》64—2),小川恒男的《关于黄遵宪(人境庐杂诗)》(《中圆古典文孚研究))2005,12—3),林香奈的《黄遵宪笔下的日本汉诗——以(日本杂事诗)第七十六,七十七首为中心》(《和漠捂文研究》4.2006.11),矢田博士的《关于傅咸的(四言赠答诗)》(《中圆文输鼗》24),朴春丽的《畏崎的(明清乐)和中国的(明清时调小曲))x《文化科孚研究》l7),相川政行的《从清代士大夫的尺牍看刘熙载的人物和书论(书气)的考察——以(书概)第二一二章书气分析为中心》(《立正大孚文孚部输装))123),浅井邦昭的《刘大魁文论和八股文批评》(《金城孚院大孚输集》人文科学编2),玉木尚之的《读曹宗瑶(驳声无哀乐论)——围绕(驳声无哀乐论)》(《柬洋古典孚研究》20,J2=岛大学柬洋古典学研究会),董明,鹤岛俊一郎的《陈元赞其诗其人》(《後刊柬洋文化》94),土肥克己的《杨朝英和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中的江西文化背景》(《未名》23),要木纯一的《关于杨维桢(小乐府)》(《岛大言藉文化》l9),鹫尾正明的《(寒花)和(如兰)——归有光的文学和(花)》(《圆士缩大孚人文孚畲纪要》38),江尻彻诚的《关于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诗序论》(《日本中圆孚畲鞭》57),菅野智明的《陶溶宣(稷山论书绝句)诞生的背景》(《墨》l75),铃木敏雄的《王船山(和白沙)诗考)x《中圆中世文孚研究》48),平良妙子的《册封使节来琉睛的诗文交流——以(渡琉日记)为中心》(《集刊东洋学》94),三野丰浩的《姚鼐(今体诗抄)收录的陆游七言律诗)x《爱知大孚文孚输畿))132),大平桂一的《戴名世和(忧庵集)》(《圆隙文化》6.2005.3),坂出祥神的《龚自珍——忧愁诗人印记的思想家——附(平均篇)译注》(《新L漠字漠文教育》42.2006),淹野邦雄的《清代八股文的精神》(《怒滂理输》331."20o6.5). 专着方面有大木康先生的《沉浸明清文人的小品文世界》(《℃粢L明清文人小品世界》集Jl玄舍2006《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x《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研文出版2004),《冯梦龙<山歌)研究)x《嘱萝蘸山歌』研究》劲草害房2002),《中国游弋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x《中固进里空同明清秦淮妓女世界》青土社2002),小川阳一先生的《中国的肖像画文学》(《中54?圆肖像画文孥》研文出版2005),《明代的游玩风月机关》(《明代进郭事情凰月横阴》汲古害院2006),中峙隆藏先生的《中国的文人像》(《中固文人像》研文出版2006),合山究先生的《明清时代的女性和文学》(《明清畴代女性文旱》汲古害院2006),佐藤一郎先生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和再生》》(《中圆文孥亿统再生》研文出版2003),吉田纯先生的《清朝考证学群像》(《清朝考旱群像》刽文社2006),等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这样的一些研究系列,如日本古典研究会编的《汲古》第47号,编了一个小特集,系列题目是《中国日用类书》,其中收录了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编者陈元靓》, 小川阳一先生的《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坂出祥神先生的《中国日用类书题解的再补遗》等6篇文章. 综上所述,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在整个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中与我国一样所占的比例较小,不过他们以文献研究为主,论作家作品,很少就文学谈文学,大多是从思潮,民俗,人文背景以及中日关系等处着眼,其视角和题旨与我们有显着不同.日本学者比较重视文献的挖掘,对文献的校勘和整理用力甚多且水平较高.这和他们的传统学术训练很有关系,日本大学中文研究室的研究报告很多是对中国典籍文献的注释和整理,而且和研究课题紧密结合,师生合作.参看东北大学的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会读报告,有时会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及其研究,比如我们前述《(事林广记)学校类译注》就是京都大学元代社舍和文化研究班的师生研究课题报告,类似的还有日本京都大学的《事林广记》研究会,大阪市立大学《礼记注疏》研究会等,又如筑波大学的明清文人研究会,一年度作一个明清文人的研究,去年的研究专题是徐渭.所以在日本一些大学的研究刊物上往往有这类文献的注释索引,非常细致有条理,利用起来也很方便,这和中国大学的文学研究训练有着很大的区别.文献学和文学的关系很密切,日本有着很丰富的中国文献典藏和文献整理的经验,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形成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认为文献的发掘,整理,考辨和训诂是古典文学的基础,这不只是对整个学科而言,它对于每个学者也是如此要求.在文学研究中怎样利用和处理文献资料,日本学者有着独特的视角,在这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古典研究会的《汲古》第47号的《中国日用类书》专辑,这个专辑收录了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编者陈元靓》,小川阳一先生的《日用类书和明清文学》,坂出祥神先生的《中国日用类书题解的再补遗》等6篇文章.明代万历朝坊间编刊了一大批日用类书,它们网罗了士农工商日用需要的各类知识,如天文地理,人纪国法,文修武备,冠婚葬祭,阴阳术数,农桑医药,侑觞博戏,文籍书法,诗对酒令,风月杂览,清谈笑谑,凡日用所需,无不包罗在内.书题日"万用正宗","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中没有位置,大概是因为它太俗.日用类书虽然包罗有今所谓应用文的多种文体,亦有诗,词,民歌之类的韵文,但是一般文学史并不提及.日用类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不甚被关注,但是日本学界却大有兴趣.以日用类书作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早有传统,在法学,教育学,医学等方面早已做出成绩,从文学角度研究它们与文学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比较出名的学者是小川一先生(本文后面还有介绍).他参加编辑的《日用类书集成》在日本很有影响.在这个专辑中有金文京先生的《关于(事林广记>的编者陈元靓》(《汲古》第47号).关于《事林广记》这本日用类书,中国学者关注不多,利用这本日用类书来研究文学史的问题,就更少见了.金文京先生认为日用类书构成了明代社会的日常景观,对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以及整个亚洲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真正基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样的类书为研究文学文化史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平台.文章对《事林广记》作者陈元靓进行了特别研究,详细研究考察了陈元靓和朱子的关系,也就是探究儒学在日用类书里的渊源,这个考察对研究朱子学影响近世中国的风土文化有着很深的意义,作者还详细介绍了陈元靓编撰《事林广记》的过程以及考察了《事林广记》的不同版本情况和成书年代,调查了当时建阳的出版和类书的状况.文章考察了《事林广记》的各种版本的增补改定内容的不同,从《事林广记》到《万宝全书》的演变可以了解日用类书的流变轨迹,以及朱子学以后儒学的发展.从日用类书看当时文化社会的状况,了解中国思想史的流变,揭示俗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均不失为一种途径.文献在日本学者那里由工具变成灵感.20世纪,日本出现过铃木虎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吉川幸次郎等研究明清文学的大家,去年岩波害店第17次印刷再版了吉川幸次郎的《元明诗概说》,他对元明清诗歌的论述和研究,常常是把诗人诗作放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放在时代思潮和诗歌历史系统中进行考察,因而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他从家族家谱人手论证李梦阳文学的平民性以及古文辞的平民性问题,就令我们耳目一新.避免就作品论作品,就文学论文学,直到现在仍然是日本学者在观点和方法上的一个特点.东京大学束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先生近年的系列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如何应用在文学研究中.《冯梦龙(山歌)研究——中国明代的通俗歌谣》(《嘱萝能『山歌j研究中国明代通俗歌》劲草害房2002)这本专着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的最初刻本,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山歌和苏州方言的关系,文章还用很大篇幅研究了山歌的舞台,也就是场地,以及当时苏州的环境,生活状况,揭示出明代当时的社会原貌和风情,还有山歌的文化传播途径.作者希望还原历史,希望真实地描述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其文章的旨趣还不仅仅在考察冯梦龙的思想创作,它还试图通过冯梦龙这一典型个案彰显明末文人的思想精神风貌.这本专着在时间纵向上研究了山歌的演变历程和文化渊源,从《诗经》到明代民歌,勾勒了中国歌谣的发展轨迹,横向则探讨了山歌与当时明末文学的关系,探讨了山歌与明末农村和都市的关系,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大木康先生的另一着作《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研文出版2004),详述了明末江南书籍的出版状况以及出版文化的诸相——初期大众传媒社会的成立,明末江南的出版人,等等,从而论述了出版的环节和学术文化的关系.《中国的游历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中国进里空简明清秦淮妓女世界》青土社2002),也是大木康先生近年来的作品,从论题上可以看出,文学研究在日本学者那里,视角变得不再单一,领域有了新的拓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日本出版的一本大热的通俗读物,即大木康先生编的《沉浸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桀L打明清文人小品世界》集』2=舍2006),这是本明清小品文选本.对55?明清小品文,中国学者不乏研究,但是这本书的遴选小品文的标准却值得我们关注,它体现着Et本学者的文学观念和他们对明清小品文的价值判断,如《爱的歌——冯梦龙》(《南弓受歌一;j焉萝能》),《想念美人——卫泳(悦容篇)》(《美人老思弓一衔泳『悦容编』》),《城市中的绿洲——宋荦(重修沧浪亭记)》, (《街才7,叉——宋举r重修沧浪亭》),《回忆中的才女——陈维(山/松)(吴姬扣扣小传)》(《思出中才女——隙雉[山/松]r具姬扣扣小仨》),《心灵亲切秀才的来信——吴兆赛(上父母书)》(《tL,侵L善秀才手纸——具兆赛r上父母害》).在中国学者眼中这些也许是不被器重的作品.但是在Et本学者看来,庭院,书画,诗文,美女,俊男,这些正是明末清初文人的生活实况,真实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思想情趣,也折射出明末清初社会流行的观念和思潮.大木康先生的《黄牡丹诗会——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点描》(柬方学,大99辑,33—46),《中国明清文人们乐园——江南的园林》(7,7,遂学(IntriguingAsia)勉馘出版82.2005.12),这样的选题,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是很少见的,反映出日本学者对明清文学关注点与我们的差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小川阳一先生关于Et用类书与明清文学的系列研究,早在1995年小川阳一先生的《依Et用类书看明清小说研究》(《日用颊害c:土弓明清小说研究》研文出版1995)就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这本书详细介绍了l0种Et用类书的基本资料,包括版本,出版者,分析了饮食,伦理,游戏,相法,占卜,求嗣等民间普通生活在小说的表现以及与Et用类书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比如对《红楼梦金瓶梅》中酒令的对比,《金瓶梅》完全来自Et用类书,但是《红楼梦》中则浓缩着作者的创作心血,最后说明两者的创作基础完全不同.小川阳一先生非常善于利用Et用类书中的民间文献资料,最近的新书《明代的游玩风月机关》(汲古害院2006),是对Et用类书的再研究,这本书详细研究了作为Et用类书中的"风月机关"门类.作者认为明代的娼妓现象是社会风貌中的重要元素,透过它可以了解明代各阶层人的生活和思想,对了解明代文学的创作很有意义.本书收录了包括《风月机关》及《开卷一笑集》卷二所收的《娼妓述》,《娼妓赋》的日本语翻译,最后一章的论题的是"Et用类书和明清文学".这是小川阳一先生在完成编撰《中国Et用类书集成》之后又一56?部关于Et用类书的着作.青楼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盘桓其中的文人,官僚,商人拿各色人等的作为充分暴露出他们在礼教世界里隐藏很深的欲念和趣味.娼妓正是这种欲念和趣味塑造出来的特殊弱势族群.揭开人性的这一面,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性的复杂,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的文学创作,而且对认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明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精神面貌也极有意义.这本书的体例首为译文,次为和刻本的影印,译文中的题目,有"娼妓的性情","娼妓的心态","嫖客的真与假"等.值得一提的是Et本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也许中国研究者觉得中文是母语,所以对古汉语文献的理解精确程度不那么讲究,但是古汉语对于Et本学者是外语,在解读上不能不追求精确.记得笔者在日本留学时,《说文解字》讲义是一个星期一个字的文献注解,学期开始就预先发下表格,规定每个学生各人应该训读的某个字.中国哲学的一个讲义是读"四书五经",要求学生把每个字的注解和注解的文献出处都要读出来.注重版本和训诂,以此为基点再作思想的发挥,应该是乾嘉学派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诗文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也是Et本学者的一个关注点,例如诗歌与绘画的关系,虽然中国现在题画诗研究也是一个热点,但是一些研究者只是就诗论诗,赏析的成分居多,Et本学者则比较注重被诗所题之画所表现的中国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比如小川阳一先生的《中国的肖像画文学》(研文出版2005)就很有意思,这本专着中对明清时期肖像画的流行情况作了考察,对肖像的源流,题像诗和明清当时流行的原因都作了研究,图文兼有,文献资料很详备.文章谈到肖像画和文学如戏曲小说等的关系,从当时流行的相术来探讨肖像画的特点,以及和文学的关系.这本书引起Et本学界很大反响.江户时代Et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更多的是赏析式,把它们当作古董来把玩,这个在Et本人的眼里是"虚学".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Et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迅速学术化,他们通过古典文学是要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真真实实的性情和精神,而了解昨天,大概是为了认识今天.这一点从上述研究选题就可领悟其一二.为此.日本学者一般不就作品论作品,他们非常注重文学与宗教,思想,民俗的关系,非常注重贴近社会生活实情实录的作品.日本元明清诗文研究在选题和观察角度上与中国学者确有不同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日本民族文化背景,他们是站在日本民族文化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中国文学的.不论其出发点如何,他们的选题和角度,的确拓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日本学者在处理文献方面的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在考证方面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们的选题也许并不大,但是他们在题目所涉及的范围之内,追求材料的详备,对有关事实考证的精确和思想逻辑的细密,皆有关学术的科学精神,是没有民族的差异的.既然日本学者是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审视中国文学,当然也有它的局限.学者的选题固然决定于学者个人的学养,识见和兴趣,但学者群体所组成的学界,对于选题会形成一个局面.从上述情况看,日本学界对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局面还是略嫌偏窄,对主流作家作品关注不多,对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讨论不多.学术研究选题虽然不宜过大,但应该有题旨的深谋远虑,应该有宏观的考量,如果仅就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有短订细碎之嫌了.这是笔者个人的浅见,还需要和日本学者讨论切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学者近年关于元明清诗文的研究,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处还是多多的.(责任编辑:凌云)《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出版《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最近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此辞典由赵传仁等任主编,苏州大学张绍清等任副主编,被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书所收辞目多达7000余条,凡256万字,堪称一部大型工具书.此辞典是专释古今难解书名的辞书,所收辞目,上自先秦下至1966年"文革"之前,包括文,史,哲,宗教,理,工,医,农等书籍7000余种,内容广博,信息量甚大.此辞典书籍作者姓名前皆标出朝代名称.作者姓名后先注明生卒年,再介绍其字号,别称,籍贯,和生平事迹,并说明材料出处,又具有人名辞典的性质.此辞典书籍的内容力求进行客观,概括的说明,评价,不作详细的介绍.为便于读者查阅研究,于每种书下,皆标出主要版本.此辞典释文的重点是说明书名的含义.以作者表字命名者,说明表字与本名的关系及出处;以作者的室名,别号,谥号命名者,说明室名,别号,谥号所取之意义;以作者的笔名命名者,说明笔名的来历;以作者的郡望,乡贯,官地,寓居地名命名者,指出在今之某处;以作者的职官,封爵命名者,说明其职官的职责的范围和爵位的品级;以典故命名者,说明典故的出处.节取古诗文名句命名者,在释文中引出原文加以解说,如原文不便引出者,则指出具体出处.凡属古籍,在概括说明书名含义之后,即引用作者或其师友,后辈所写的序言,跋语,或者重要的书目提要等,进一步阐明书名的含义.从上述可知,此辞典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是图书目录学的新成果.此辞典同时是一部十分实用的工具书.我国古今图书汗牛充栋,一些书名又隐奥费解,往往使青年学子望而却步;但查阅此辞典,即可对有关图书书名含义有明确的了解,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所以着名学者李学勤在序中称赞此辞典"有治学津梁的作用",是极其中肯的.涂轩?57?。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吴雨平内容提要《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唐诗选本日本化阐释日本汉诗文体文学的发展命运往往是由历史决定的。

每一种文体都在写作的实践中流转，呈现出某种演进的节律，生长出年轮似的肌质。

日本汉诗亦是如此。

由于它的相对于中国诗歌的继发性，它的风尚流转往往不是诗人各自为阵的探索的“竞合”，而是通过选本的集结和提倡，进而群起模仿的蜜蜂效应来实现的。

中国的文学选本传入日本、跟日本的文学传统结合后，对日本汉诗创作形成的影响，就是对这种文学规律的极好开示。

中晚期的日本汉诗坛对《三体唐诗》、《唐诗选》等唐诗选本的接纳、阐释和重新建构，体现了外来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资源的存在，并且反映了日本汉文学对中国诗风的追随和抵抗，以及日本文学主体意识的逐步崛起。

一、《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日本汉诗发展到五山时期，寺院的禅僧取代皇族及宫廷文人成为汉文化在日本传承和传播的主导力量，这必然导致诗风的改变——汉诗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范式，效仿的对象从白居易一人扩展到杜甫、李白、刘禹锡、中晚唐诗人和宋代诗人以及多种风格的诗，其中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受到了特别的尊崇，因为他们不仅是当时的一流诗人，而且还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人都跟当时的名僧交游甚广。

因此，作为早期日本汉诗模仿对象的《文选》和《白氏文集》的地位必然要被新的诗文选本取代，《三体唐诗》和《古文真宝》以及先后出现的《诗人玉屑》、《瀛奎律髓》、《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其中尤以《三体唐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最为流行。

《三体唐诗》（约成书于1250年）原名《唐贤三体诗法》，又称《三体诗》，由南宋周弼选编，选167位唐代诗人的七言绝句173首、七言律诗150首、五言律诗201首，每体各成一卷，共三卷。

古代日本的唐诗传播公元285年前后，中华文化、主要是农耕和织布技术以及汉语文字，经过朝鲜传到日本。

当时日本以汉字为律令等法定语文，宫廷贵族也热衷于写作汉诗。

至今日文中仍有常用汉字3482字，姓名也用汉字书写。

一、遣唐留学生传播唐诗公元618年唐朝建国后，鼓励周边各国派遣留学生来唐学习，人数最多时达8000余人。

学习期限为10年，毕业后可以留唐任职，也可带文凭回国做官。

日本曾先后13次派遣“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人数最多时达600余人。

其中最有名的是奈良时代的文学家阿倍仲麻吕（698~770），汉名晁衡。

他和吉备真备、玄昉等人于公元717年来唐留学。

晁衡在唐朝留学、做官长达54年，曾任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高级官员，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著名诗人广泛交往。

李白写有《哭晁卿衡》、王维写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储光羲写有《洛中贻朝校书衡》等怀念他的诗。

晁衡也曾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

吉备真备（693~755）在唐朝留学19年，把大量中国经典文化传入日本。

以后再次出使唐朝二年，回国后为孝谦女皇的顾问。

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造了日语片假名共50个表音“母字”，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

后来，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的行书假名“平假名”（草写的字母）。

遣唐使空海（774~835）通称弘法大师，法号遍照金刚，于公元804年来唐留学。

两年后归国，于817年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并著有汉诗文评论集《文镜秘府论》6卷（823年），着重介绍中国诗歌的声律、词藻、典故、对偶等形式技巧和创作理论。

书中多次引用王昌龄的《诗格》、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皎然的《诗议》和元兢的《诗髓脑》来说明灵感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此书对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和歌”理论颇有影响。

空海后来又归纳此书的要点，编写了《文笔眼心抄》一书。

另著有汉诗集《性灵集》和散文集《三教指归》。

二、借鉴唐诗创作汉文诗词由于中国六朝文学和唐诗的影响，从奈良朝后期（8世纪中叶）至平安朝前期（9世纪中叶），日本的贵族和文人纷纷做起汉诗来，汉诗成了贵族社会的官方文学。

时间：2009年5月6日（周三）晚18：30地点：北一区图书馆一层学术报告厅主讲人简介李均洋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翻译资格（水平）考试日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日文单行本论文《雷神和雷斧》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日文专著《雷神·龙神思想和信仰——中日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东京明石书店2001年2月）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持人：（张桃洲）今天我们的燕京论坛请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均洋教授，李教授在日本文学方面建树颇多，在日本文化方面造诣很深。

相信大家通过海报上的简介，已经了解到李均洋教授的相关学术成果，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今天晚上，李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是有关日本汉诗的讲座，讨论日本汉诗的时间和空间，这个议题可能会非常有意思，我们对它充满期待，那么下面请李教授为我们演讲。

日本汉诗的时间和空间——菅茶山《开元琴歌》析刚刚张桃洲老师已经介绍过我了，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对我的“期待”，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待”，今晚我一定要努力表现。

日本汉诗是我今天要讲的话题，这是前段时间我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赵敏俐教授、佐腾利行教授一起接受光明日报的采访，所主要对谈的一个话题，关于这个对谈后来被整理成约八、九千字的文章刊载在2009年2月16日光明日报的国学专栏第12版上。

日本汉诗研究是教育部为我们立项的一个重大项目，在该文中我们也讲到今后大概需要4——5年时间将这个项目系统化，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相关资料，整理后编辑出版，然后再作综合性研究。

今天我讲的日本汉诗多少有广告宣传的意思，希望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们踊跃加入到我们这个课题。

因为日本汉诗的数量比较大，光是江户时代刊行的集子就有上千部，虽然我们中国是个诗的国度，可日本光是江户时代就有如此之多的诗歌，当然若是往前追溯，则数量之众更是难以数记。

2014.02学教育6遭际为例，我们发现胡适派学人对胡适的批判与其他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批判有所不同。

其他之前与胡适关系并不大的知识分子只要在运动中按照批判模式写一篇文字基本上就可以过关，而胡适派学人因与胡适曾有人事接触或学术交流，这些批判者的文章就必须清楚交代自身与胡适的关系如学术取向、治学方法等方面，这样才便于划清界限，一方面表示与胡适决裂，一方面宣布与旧我告别。

可思想改造并不像清扫垃圾或整理书架那样容易，思想改造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差异性，正如参加1951年京津地区思想改造运动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所言：学习开始之后不久，我就逐渐感觉到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肯定自己有病，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抓住自己病症的症结。

否则只是翻来覆去检讨了自己态度或作风上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徒然把“自我批评”这个宝贵的口号庸俗化了，而仍然不能发现自己病症的症结。

但是如何才能发现自己思想上病症的症结呢？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19]胡适问题沉重地压在胡适派学人心头，他们的胡适批判就更是如此，症结更难抓住，于他们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参考文献：[1]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69页。

[2]冯文炳（废名）：《歌颂》，《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第8版。

[3]张均：《胡适门生的1949—1952》，《文艺争鸣》，2010年10月号上半月。

该文对胡适派学人在五十年代的生存境遇该文有详细的描述。

对本文启发颇多。

[4]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285页。

[5]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6]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7]冯思纯：《为人父，止于慈——纪念父亲废名诞辰100周年》，《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8]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