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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石油、煤炭、食盐的开发-近代史纲要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自给工业经济建设中进行了矿业开发,成功地对石油、煤炭、食盐等矿产品进行开采和生产加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打破了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边区工业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为边区的巩固发展以及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开发石油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延川、延长、永坪等地,有着丰富的石油储量。
1911年,中国有关部门与美商美孚公司签订开采陕北油田的合同,随后在陕北延长等地进行开采,至1916年先后打了7口油井,后因出油量不多和运输困难等原因而终止。
1932年,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成立陕北油矿采勘处,又在陕北的延长、永坪两地各打井4口。
截至1933年底,在陕北钻探成的20口油井中,除永坪一口油井正常出油外,其余均未有大的出油量。
1934年底至1935年春,陕甘先后解放了延长、永坪后,这里便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区域。
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和缺乏石油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这里石油的开采和生产曾一度陷入停顿的状态。
1935年10月, 中央和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克服困难整理油矿,重新开矿生产,到1936年4月,共开采原油7万斤,生产挥发油400斤,汽油2000斤,头等油2.5万斤,除供陕甘苏区自用有余外,并有部分运输出口到国统区。
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央领导机关和暂时撤离瓦窑堡,放弃了延长石油油矿。
西安事变后, 再次进驻这里。
按照的指示,中央经济部接管了延长油矿,开始组织原有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恢复石油的开采和生产。
由于经过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的破坏,油矿的生产设备和设施受到了较大的损失,还有许多设备及机器的零部件散落,多数油井无法正常生产,虽有个别油井勉强恢复生产但出油量极少。
尽管如此,仍为边区油矿的开采创造了条件。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即由边区政府建设厅接管了延长油矿,成立了延长石油厂,先后投入生产资金10574元,组织力量对个别油井进行清理修复。
毛泽东：《组织起来》原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
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
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
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
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
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
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
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如果边区去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著，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
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
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作者： 李俊良
出版物刊名：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8-23页
主题词： 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农民生活;农业发展;劳动力组织;棉花;农业生产率;农作物;经济文化
摘要： <正> 陕甘宁边区辖有23县(市),面积98,900方里,人口150万。
有山有水,川原交错蜿蜒,可耕地有3,000余万亩。
虽然土地较为贫瘠,尚可农牧。
盛产冬麦、糜谷、玉米、高粱、荞麦、豆类及棉花等农作物,也出产牛、羊、驴、骡、马、骆驼等家畜。
还有煤、石油、盐、铁、森林和药材等天然富源。
这些都是边区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
革命前的陕甘宁边区境内,经济文化极其落后。
由于军阀、劣绅、地主等封建势。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农业生产建设中，实施了生产劳动互助合作的政策，积极倡导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把在私有制基础上分散的个体农民，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上的集体互助劳动，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对促进边区农业生产和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边区政府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政策的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在边区实行了两种不同的土地政策，即在边区区域内原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实行保护农民已分得土地的政策，在未经过分配土地的地区，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陕甘宁边区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实现了边区农民群众与土地的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促进边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实现边区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于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同时制定和实施了开垦荒地、推广植棉、发展畜牧业、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发放农业贷款等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边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明显的显现出来。
把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自愿互惠为原则的劳动互助合作，进行集体劳动，提高农业生产劳动率，提高粮食生产产量，是边区政府解决和调剂农业劳动力不足问题的重要措施。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实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政策就是把在私有制基础上分散生产的个体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以解决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劳动率，发展合作经济，提高和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苏维埃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曾经学习中央苏区的经验，在陕甘根据地普遍组织了“劳动互助组”“耕牛合作社”“农民生产小组”“优红代耕队”等劳动互助组织，但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正在进行，以及战争环境的影响，这些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的互助组织未能坚持下来。
文/王静／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多年来，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研究，专著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史敬棠主编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文章方面主要有徐有礼的《试论抗日根据地的农业互助合作》，刘会军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组织与合作社》，邢乐勤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实践与理论》等。
这些著作与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重点探索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但总体而言，对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本文主要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互助兴起的原因、发展过程及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农业劳动互助兴起的原因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再加上生产工具简单、生产技术落后，造成整个边区的农业生产落后。
毛泽东指出，“克服这种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1](P931)陕甘宁边区发展农业劳动互助有一定的可能，也是现实的需要。
（一）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的传统几千年来，由于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并发展着，个体性、分散性的缺点不可避免，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一直以来在亲朋和好友之间都有着劳动互助合作的习惯，变工、扎工、唐将班子、锣鼓班子等都是较为流行的组织，这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苏维埃时期的劳动互助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陕北农民初期创造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妇女生产小组”“优红代耕队”等劳动互助组织。
但这些“还只是个体的小农生产之下的一个无关重要的附属因素，它丝毫也没变更个体的小农经济上的农民的贫苦与落后状态”。
[2](P463)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劳动互助依然为抗战时期的劳动互助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陕甘宁边区“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黄正林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颁布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税收、交通等一系列经济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经济法规体系。
这些经济法规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因此,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
抗战时期边区经济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保护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并为新中国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经济立法 政策内容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的法制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是一个独立于国民政府的行政区域。
为了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需要把边区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经济管理和运行中,使法律成为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因此,1937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其内容涵盖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经济法规··168体系。
关于抗战时期的经济立法,学术界对个别法规已有所论述①,但尚无系统的研究。
本文拟从经济立法成因及概况、经济法规所包涵的政策内容、边区经济立法的历史地位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立法进行较为系统的、尝试性的研究。
一、边区经济法规概述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主要矛盾的规定下,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在政治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济上则“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的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②。
要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就必须改革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经济法律制度,建立新的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法律制度,以适应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要求。
作者： 王维远
出版物刊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4-78页
主题词： 陕甘宁边区政府;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实事求是,一切从群众和实际的需要出发,发展农业生产,不仅改变了落后的边区面貌,还把边区建设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创造出了西北高原亘古未有的奇迹。
所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由此得出结论,符合民意、从实际出发的政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然取得丰硕成果。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边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边区展开了一个以增加粮食为主的垦荒运动，使劳动力更加显得不足。
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对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二是通过移民政策，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同时把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
在对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时出现了曲折与反复，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成俗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
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时，国家政策就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推行起来就顺利的多。
通过研究表明，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对建国以后农业以及农村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整合本文探讨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如何整合农业劳动力资源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已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著作有所涉猎，但仅仅限于对边区劳动互助组织数字的罗列。
在边区经济史研究中，对劳动力的不足和分布不平衡、1937—1940年劳动力重组的失败和1942年底西北局高干会议对边区劳动力重组的影响以及通过移民和吸收难民解决边区劳动力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学术界尚无专文讨论。
笔者在前人对边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的有关资料、抗战时期西北局研究室的调查资料以及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相关资料，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劳动力资源的整合进行论述。
一、边区农业劳动力存在的问题陕甘宁边区传统农业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分散和分布的不均匀。
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
一方面，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较好，人口多，土地相对不足；一方面，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土地占有的不均衡，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如绥德、米脂等县。
[1] 绥、米两县因土地不足和租不到土地的农民，为了谋生只得外出打工或举家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
[2] 二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
一方面，这里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口稀少，有大量的可耕地；另一方面，经过了土地革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显得农业劳动力不足，大多数农民雇不到长工。
[3] 这种情况在经过土地革命的陇东、延属、关中分区的部分县乡都存在着。
造成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的速度，即“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之后，在这些地方，虽然有大量移来的新户，而劳动力仍然感觉不足。
”[4] 第二，人口流动过于频繁，即轻壮年人口外流（主要是参军）和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流动（主要是参加当地新政权的行政工作），而前者是主要原因。
正如有学者所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总后方，边区曾经动员了3万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此外，还有许多人参加了地方工作与各种抗日组织及工矿企业，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
”[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的政治中心，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人口压力增大，粮食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亩产量都十分低的情况下，增加粮食总量最主要的途径是开垦荒地，增加耕地数量。
如何把分散的、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总量，是中共及边区领导人急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解决办法主要对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
二、1937—1940年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一）边区旧有的劳动组织边区民间有句农谚是“犁怕二桨，锄怕五张”，意思是说两犋牛并耕或是五个人一同锄地，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抗战前，边区农民自发的形成了一些劳动互助组织，如变工、扎工、唐将班子、兑地、请牛会、锣鼓班子等，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变工、扎工、唐将班子的组织形式。
变工。
变工是陕北地区比较流行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关系较好的农家或亲戚之间进行。
一般有这样几种变法：一种是人工变人工；二是人工变牛工，牛工变人工；三是生产技术上的互助。
变工形式多种多样，有经常的，有临时的，有讲情面的（如亲戚、友邻），也有讲好条件要补工或折合工钱的。
[6] 扎工。
扎工是一种集体雇工劳动的组织，许多出雇的短工共同组织在一起，向外出雇，主要流行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如延属分区的各县和三边分区的靖边及定边、吴旗少数地方。
[7] “扎工”是由农村的农民和短工组成的，人数多少不一，少则十个八个，多则三十、五十。
扎工中有一个“功德主”、一个“工头”和一个“计帐先生”。
“功德主”（或叫“工主”）是扎工的组织者，多是光景较好的农户担任。
“工头”是扎工的领导者，主要任务是照顾工人的生活、找工作、借工具，指挥工人劳动。
他不仅要参加劳动，而且要起带头、模范作用。
“计帐先生”要参加劳动，兼管计帐、管帐、管钱事务。
“扎工”分为“走马工”和“朋工”两种：参加“走马工”的工人，多是自己没有庄稼，象“走马”一样，那里工价大就往那里走。
“朋工”多半都有些庄稼，不能走得远，给顾主把活赶完后，大家又互相帮助，只有把所有朋工的庄稼做完了，别人才能请去。
[8] 从扎工的构成可以看出其特点是：第一，扎工是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产生的劳动组织；第二，扎工的人数较多，又有劳动纪律，可以发挥集体劳动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扎工是一种集体出卖劳动力的组织形式，参加扎工的雇工和业主之间是雇佣关系。
[9] 唐将班子。
唐将班子是由陕南的山阳、镇安、商洛等地转入关中的，因此，居住在关中的陕南移民多用这种形式，主要用于锄地。
唐将班子人数多半在10人以上，多至30—40人，普遍在15人左右。
组建班子的人叫“包头”，工头叫“领头”，管帐的叫“书班”。
“包头”要从每个工人的工资中抽取1/10到1/20，一部分作为下雨天的管饭和各种零用，剩余归包头所有。
“领头”一般没有额外报酬。
“书班”的报酬是班子解散前，工人给他白做工一天。
唐将班子有比较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约定成俗的一些规矩。
[10] 它既是对参加劳动农民的纪律约束，又反映了陕北黄土高原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的行为、习惯和习俗。
对于这些约定成俗的规矩，凡是参加这一组织的人都必须遵守。
边区各种旧有的农业劳动组织是农民在长期劳动协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尽管有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但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一定的作用，因而，为当地农民所认可。
变工、扎工、唐将班子等传统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农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有利有弊。
利在于解决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特别是农忙季节里的劳动力、畜力、农具等不足的问题。
在组织形式和劳动效益上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节省劳动力和资财，劳动紧张、效率高，调剂作用大，有纪律、有组织，不违农时，能够提高耕作技术等。
弊在于有些组织只限于本族和至亲好友之间，范围狭隘；组织比较松散，具有数量少，规模小，不普遍，临时性和不固定性的特点。
因此，它“只是个体的小农业生产之下的一个无关重要的附属因素，它丝毫也没有变更个体的小农经济上述的农民的贫苦和落后的状况”。
[11] （二）边区对劳动力资源的整合由于旧的劳动组织仍然属于小农经济，是分散的个体生产，且有对雇工剥削因素的存在，它和中共的政治主张不尽相符。
因此，为了把农民逐渐引上集体化的道路，在抗战初期，边区根据江西苏区的经验，对边区的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
整合的办法是：取消了变工、扎工和唐将班子等民间传统的劳动组织，打破了原来亲朋好友之间的大部分以血缘为纽带的互助关系。
以村、乡为单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组织了“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等劳动组织。
在边区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下，1938年至1939年，边区各县的乡、村普遍地建立起了各种劳动新的互助组织。
据统计，1939年，到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达249163人，其中劳动互助社89982人，义务耕田队66347人，妇女生产组53126人，儿童杂务队39708人。
[12] 如果以1941年边区人口（数量约为135万）计算，约有18.5%的人口被组织到各种劳动组织中来。
如果按农村纯劳动力人口计算，比例将会更高。
由于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边区政府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对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目的是想将农民逐渐引导到集体生产中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各县组织义务耕田队，帮助抗属播种、锄草、收割，得到抗属的拥护。
但是，其他劳动组织所起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原因是打破原来那种以亲戚、宗族关系为基础的旧的劳动互助组织的做法，并不十分受农民欢迎。
大多数农民还是以旧的劳动互助组织形式为基础，从事农业生产。
如“延安、安塞一带的扎工的数量，在1940年大致已达到并超过了土地革命以前的水平。
”[13] 这说明，在边区的农业劳动力整合中，国家政策和民间惯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冲突。
1944年，中共西北局研究室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这一冲突的存在：虽然农村有调剂劳动力的要求，虽然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在自发地增长着，但是从内战时期就组织起的“劳动互助社”等，依然是不起作用。
基本原因是由于它们不是农民群众自愿的组织，而是自上而下地按乡、村抄名单式地组织起来的空架子。
许多农民还以为它们是政府为了动员义务劳动的组织，所以他们愿意自己组织变工、扎工而不愿意把“劳动互助社”等等充实起来。
1940年以后，这些组织都非正式地取消了。
[14] 显然，1937年至1940年，边区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是失败的。
在抗战初期，在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和利用上，边区试图以乡、村为单位，组织农民集体劳动，让农民走集体化生产的道路，既不符合边区的民情和传统习惯和行为，也和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以及边区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
由此可以看出，建国后，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急躁行为而导致的行政命令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在延安时期就露出了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