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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手术期间病人的容量治疗与血液保护麻醉手术是现代医学中常见的治疗方法之一，可以有效减轻病人手术过程中的疼痛与焦虑感。
然而，麻醉手术对病人的身体有一定的负担，特别是对心血管系统和血液功能的影响较为明显。
因此，在麻醉手术期间，给予病人适当的容量治疗和血液保护显得至关重要。
一、容量治疗的意义与原则容量治疗是指通过补充液体来维持病人的循环功能，以有效保护器官功能，维持组织的正常代谢。
容量治疗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病人的血容量，维持正常的血流动力学稳定，防止低血容量引起的低灌注状态。
在麻醉手术期间，容量治疗需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和手术类型来确定。
一般来说，手术类型越大、手术过程越长，病人的血容量补充需求就越大。
同时，病人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等也都会对容量治疗的方案产生影响。
容量治疗的原则主要包括：1. 维持血管的正常容量：通过容量治疗，给予病人足够的液体补给，保证血管的正常容量，防止循环衰竭的发生。
2. 个体化调整：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量化监测病人的血容量和血流动力学指标，避免过量或不足的液体输注。
3. 营养支持：在容量治疗的过程中，适当补充病人所需的营养物质，促进组织修复和新陈代谢。
4. 导尿监测：鉴于麻醉过程中尿量可能降低，特别是针对长时间手术的患者，需要加强对尿量的监测，防止尿量过少导致导尿障碍。
二、血液保护的措施在麻醉手术期间，血液保护的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减少病人的血液损失，保护病人的血液功能。
具体的措施如下：1. 术前准备：术前应检查病人的血液功能指标，如血红蛋白、凝血功能等，及时纠正异常指标，减少麻醉过程中的出血风险。
2. 尽量避免输血：在术中和术后应尽量减少对病人的输血量，避免交叉感染和过敏反应的发生。
3. 采用节约手术策略：对于需要手术的病人，应尽量采用微创手术和血液保护技术，减少手术过程中的出血。
4. 定期监测血液指标：术中应持续监测病人的血液指标，及时纠正血红蛋白的下降、凝血功能的异常等问题。
麻醉与血液保护血液保护(blood conservation)与输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做好血液保护，可做到少出血、少输血、不输血和自体输血，防止输血传播疾病及其它并发症。
现今认为输血与麻醉关系很大，2/3的血是经麻醉科医师之手输给病人，因此，麻醉科医师应站在血液保护的第一线[１]。
1 转变旧的输血观念近10年来人们对输血的关注与日俱增，血液供应的安全性也明显改善，但要完全消除血内病毒是不可能的[２]。
输血或成分输血的危险可分为感染、输血反应和免疫抑制三类。
随着献血员的严格筛选，输血后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发生率已降至-1：500，000，乙肝病毒(HBV)和丙肝病毒(HCV)的发生率也分别降至-1：63，000和-1：103，000。
输血溶血反应导致死亡的发生率降至1：500，000。
近年来输血导致免疫抑制和癌症复发，已引起人们重视。
据报道，我国HBV感染人数已占总人口的9%。
90%的丙型肝炎(HCVH)是由输血传染的，发生率高达10%～20%。
在某些人群中HCV携带者达70%。
丙肝的治愈率只有20%，半数将转为慢性，并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
献血员中有15%不易发现HCV。
当今我国又面临艾滋病(HIV)传播的危险，感染HIV者估计已超过50万人，HIV患者已超过1万例。
我国的用血量为800吨，其中外科用血占600吨。
据健康报1996年报道，如果严格控制输血指征，我国临床总用血量可减少将近一半，即不必要输血占50%。
因此，有必要转变旧的输血观念，防止输“人情血”、“保险血”或把血液当成“补品”，提高全民输血风险意识，关键在血液保护。
实际上输血是一种类似器官移植的危险干预。
2 重新制定输血指征1996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制定ASA成分输血指南(表1)，提出病人“贫血”允许的范围。
其中对冠心病和肺疾患病人的输血指征应适当放宽。
加拿大Hebert[３]等将838例ICU病人随机分为两组：Ⅰ组418例为限制输血组，输血指征为血红蛋白(Hb)＜7.0 g/dl,输血后使Hb达到7.0～9.0g/dl；Ⅱ组为随意输血组，输血指征为Hb＜10.0 g/dl，输血后使Hb维持10.0～12.0g/dl。
麻醉对血液系统的影响与护理麻醉是一种医学技术，通过药物或其他方法使患者失去疼痛感和意识，以进行手术或其他医疗操作。
虽然麻醉在医学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之相关的风险和副作用也不可忽视。
其中之一就是麻醉对血液系统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麻醉对血液系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护理措施。
一、麻醉对血液系统的影响1. 血液循环减慢：麻醉药物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血管扩张和静脉循环的减慢。
这会使得血液在体内的流动速度减慢，从而增加血液凝结的风险。
2. 凝血功能异常：一些麻醉药物会干扰血小板的聚集和凝血因子的活化，从而导致凝血功能异常。
这可能会增加手术过程中出血的风险，并延长恢复期。
3. 血糖水平变化：一些麻醉药物可引起血糖水平的变化，包括血糖降低或升高。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尤为重要，他们需要在手术前接受特殊的血糖管理。
4. 血液容量改变：麻醉过程中，液体和药物的管理会影响体内的血液容量。
这可能导致血液浓缩或稀释，进而影响血液循环和氧气输送。
二、麻醉对血液系统的护理1. 评估和监测：在手术前和手术中，护士需要对患者的血液系统进行全面评估，并密切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呼吸和血氧饱和度等指标。
及时发现和处理任何异常情况。
2. 准备血液制品：对于可能存在凝血功能异常的患者，护士应根据医嘱准备血液制品，以备手术期间可能出现的出血情况。
3. 液体管理：护士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手术需求，合理配置和管理液体。
确保血液容量的平衡，维持循环稳定。
4. 血糖管理：对于糖尿病患者，护士需要密切监测血糖水平，在手术前和手术中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持血糖的稳定。
5. 增强循环：在麻醉过程中，护士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强患者的循环，比如提供适当的体位，促进气管插管后的肺通气和排痰等。
6. 预防血栓形成：在手术期间，护士可以采用一些预防措施来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这包括提供抗凝药物、穿压力袜、协助患者进行床边活动等。
7. 监测血液指标：在手术后，护士应该及时监测和评估患者的血液指标，如血小板计数、凝血功能等。
麻醉与血液保护血液保护(blood conservation)与输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做好血液保护，可做到少出血、少输血、不输血和自体输血，防止输血传播疾病及其它并发症。
现今认为输血与麻醉关系很大，2/3的血是经麻醉科医师之手输给病人，因此，麻醉科医师应站在血液保护的第一线[１]。
1 转变旧的输血观念近10年来人们对输血的关注与日俱增，血液供应的安全性也明显改善，但要完全消除血内病毒是不可能的[２]。
输血或成分输血的危险可分为感染、输血反应和免疫抑制三类。
随着献血员的严格筛选，输血后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发生率已降至-1：500，000，乙肝病毒(HBV)和丙肝病毒(HCV)的发生率也分别降至-1：63，000和-1：103，000。
输血溶血反应导致死亡的发生率降至1：500，000。
近年来输血导致免疫抑制和癌症复发，已引起人们重视。
据报道，我国HBV感染人数已占总人口的9%。
90%的丙型肝炎(HCVH)是由输血传染的，发生率高达10%～20%。
在某些人群中HCV携带者达70%。
丙肝的治愈率只有20%，半数将转为慢性，并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
献血员中有15%不易发现HCV。
当今我国又面临艾滋病(HIV)传播的危险，感染HIV者估计已超过50万人，HIV患者已超过1万例。
我国的用血量为800吨，其中外科用血占600吨。
据健康报1996年报道，如果严格控制输血指征，我国临床总用血量可减少将近一半，即不必要输血占50%。
因此，有必要转变旧的输血观念，防止输“人情血”、“保险血”或把血液当成“补品”，提高全民输血风险意识，关键在血液保护。
实际上输血是一种类似器官移植的危险干预。
2 重新制定输血指征1996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制定ASA成分输血指南(表1)，提出病人“贫血”允许的范围。
其中对冠心病和肺疾患病人的输血指征应适当放宽。
加拿大Hebert[３]等将838例ICU病人随机分为两组：Ⅰ组418例为限制输血组，输血指征为血红蛋白(Hb)＜7.0 g/dl,输血后使Hb达到7.0～9.0g/dl；Ⅱ组为随意输血组，输血指征为Hb＜10.0 g/dl，输血后使Hb维持10.0～12.0g/dl。
结果：Ⅰ组住院死亡率比Ⅱ组降低(22.2%：28.1%，P=0.05)，其中低危病人和小于55岁者，Ⅰ组死亡率比Ⅱ组更低(8.7%：16.1%，P=0.03和5.7%：13.0%，P=0.02)。
Ⅰ组减少输血量54%，且有33%病人未输红细胞，心肌梗塞和肺水肿并发症明显减少，病毒传播和免疫抑制反应等相关危险也相应减少。
但心脏病病人的死亡率两组没有差异(20.5%：22.9%，P=0.69)。
提示低危和年龄小于55岁病人限制输血量的疗效比随意输血可能更好，但对心脏病、肺气肿、脑血管病、创伤、老年人及其它重危病人，输血指征需放宽至Hb＜10.0 g/dl。
过去认为输血可增加病人氧运输(DO2)和心脏指数(CI)，提高存活率，主张对重危病人应提高Hb到10.0～12.0 g/dl。
但上述研究结果提示，超正常值的DO2和CI不能改善存活，不是单一的救治指征，不能盲目用输血提高DO2和CI[４]。
为此作者对ICU病人的输血提出四点建议：①慎重对待重危病人的输血；②ICU的输血指征可分为两类：低危病人Hb维持在7.0～9.0 g/dl为宜，高危病人最好维持在10.0～12.0 g/dl；③应根据血压、血气、末梢温度及尿量综合评估DO2和CI，加强其它循环支持，不要单靠输血；④重视输血的效能—危险和效能—价格比，全面推广较保守的输血指征。
3 提高麻醉质量、降低应激反应麻醉对血液保护的主要手段在施行控制性降压，维持足够的深度麻醉以及适当辅用安定类药、α阻滞药、血管扩张药或β１阻滞药，可减少30%失血量[５]。
要防止浅麻醉诱发的自主神经反射亢进，提高麻醉质量以降低应激反应。
早在100年前已证明，防止向心手术刺激，可产生血流动力学、代谢、营养和凝血的良性改变。
与全麻相比，硬膜外麻醉具有镇痛、肌松、阻断向心手术刺激和控制性降压等多种优点。
因此可减少术中失血和输血。
硬膜外麻醉结合“浅”全麻的结果可比单纯全麻更完善。
硬膜外阻滞用于术后镇痛，防止术后疼痛性高血压，不仅减少出血和渗血，且能阻滞交感神经的传入，降低应激反应。
因此，外周移植血管损坏、深部静脉栓塞及冠脉缺血的发生率都远比单纯全麻低。
注意保温有利于防止术中和术后渗血增加，体外循环手术中在非手术区用电热毯加温，快速和持续复温，均有利于血小板功能的保护，防止外周阻力升高和寒战等应激反应。
4 麻醉后急性等容血液稀释自家输血急性等容血液稀释(ANH)自家输血的方法相对较简单，在麻醉诱导后放出病人一定量的血液，同时输注晶体液(1：3)或等容量胶体液，使病人处于血液稀释状态，手术中所失的血是“贫血”血，术终再将放出的新鲜血全部输回。
这样不仅可节约同种输血15～40%，还可改善组织灌注及防止血栓形成。
放血总量可根据下列公式计算：V=EBV×Hcto-Hctf/Hctav，V=放血量，EBV=估计血容量，Hcto=放血前的血红细胞压积(Hct),Hctf=放血后的Hct,Hctav=Hcto+Hctf/2。
稀释的原则是使Hct达到25%～30%。
术中Hct靶值定在25%为安全界限。
应用ANH血液保护技术可使同种输血率从90%降至20%[６]，适用于失血量在400～600 ml以上的手术，如心血管手术、脊柱手术、膀胱全切术及耻骨后前列腺切除术等。
ANH的相对禁忌证包括：低血容量、贫血(血红蛋白＜10 g/dl)、凝血异常、充血性心衰或近期心肌梗塞、严重肺疾患、微血管病及妊娠等。
冠心病除病人为不稳定型心绞痛，射血分数小于45%和左室舒张末压大于2.67kPa者外，不是ANH的绝对禁忌证。
5 体外转流开始前放血ANH在体外转流开始前从右房或上下腔插管引流肝素血500～1000ml储存于血袋，同时经主动脉管输入等量林格液。
经观察转流中血清乳酸盐水平正常，SvO2大于60%，提示周围组织DO2正常，允许血液稀释至Hct 20%。
在主动脉拔管及肝素中和后，将放出的血液回输，Hct一般可升至27%[７]。
本法方便、安全，一旦因放血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可立即开始转机；可使CPB中和后丢失的Hb量减少，且放出的自体血未与CPB管道表面接触，血小板及白细胞均未被激活，回输后可提供较好的止血条件。
6 术中血液回收控制性降压和术中血液回收是血液保护最重要的两大手段，比麻醉后放血和术前自身储血更有效。
手术野的失血大都可以被吸回并利用，目前有两种回收方法。
6.1 简单回收方法将血液收集到含枸橼酸盐或肝素抗凝的容器，再通过微孔滤器输回。
本法回收血液的质量和数量均有一定的限制，血中含相当高的游离Hb及补体激活物，虽未见临床危害，但这种回收方法最好限制在失血量2L以内者。
6.2 “洗血球机”法术中用洗血球机(cell saver)将术野的失血全部吸回(从切皮到缝皮)，经肝素化后再用生理盐水洗涤和浓缩，可采集含Hct 30～40%的红细胞血液，游离Hb很少，但几乎丧失了全部血浆和电解质，且机器昂贵，管理复杂。
收集术后纵隔胸腔的引流血，在无菌、严格过滤和洗涤后回输，也是自家输血的方法之一。
现将自体血与同种库血比较(表2)。
7 体外循环中的血液麻醉CPB的管道系统是非内皮性异物表面。
为减少CPB介导的出血、血栓形成和血管活性物质的产生，减少并发症，有两种基本对策：①CPB管道采用不激活血液成分的生物学材料制成；②通过“血液麻醉(blood anesthesia)”选择性抑制CPB中的血液成分，使之不被激活或处于“冬眠”状态，待CPB结束后再恢复或“苏醒”，因其有类似全麻的过程故称“血液麻醉”。
目前尚不能生产具有内皮细胞样抗血栓的材料，故血液麻醉具有明显的实用前景[８]。
7.1 凝血酶抑制剂①标准肝素加快凝血酶反应约1000倍，是CPB中不可少的抗凝剂或“血液麻醉剂”，主要抑制凝血酶，对因子Xa的抑制不强，不足的是激活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不能防止CPB中凝血酶的形成和活动；②重组水蛭素(γ-hirndin)是一种结合牢固的凝血酶抑制剂，因其只抑制形成后的凝血酶，所以在减少CPB中凝血酶形成和活动不如标准肝素有效；③重组蜱抗凝肽(γ-TPA)和Antistasin(从水蛭衍生的重组蛋白酶抑制剂)均抑制Xa，但二者均不抑制蛋白酶；④肝素代用品硼精氨酸、水蛭素衍生物、苯沙明复合剂和氯甲烷酮等，无一优于标准肝素；⑤小分子量肝素同时抑制凝血酶和Xa，且抑制Xa比抑制凝血酶强3～5倍，不影响血小板功能，生物利用度高(100%)，皮下注射半衰期长(4～7小时)，但在阻止凝血酸形成和活性方面均不如标准肝素，且不易拮抗，故不适用于CPB。
CPB后需用鱼精蛋白拮抗肝素，其比例为1：1(1 mg鱼精蛋白比100 U肝素)，一般不超过1.3～1.5：1[９]。
7.2 纤溶酶抑制剂纤溶酶抑制剂主要包括抑肽酶和合成抗纤溶药。
据报道CPB后出血中12～15%与纤溶有关。
抑肽酶是天然的多肽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它抑制纤溶酶、激肽释放酶、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既阻断内源性凝血通路，又保护外源性通路，既有血小板保护作用，又具有全身抗炎作用，减少CPB产生的炎性酶，增加抗炎细胞因子IL-10释放[１０]。
应用抑肽酶可减少失血50%，特别是减少二次手术、感染性心内膜炎、服用阿斯匹林等病人术后的失血量。
但抑肽酶价格昂贵，有过敏反应危险，二次使用者过敏发生率大于2.8%。
国外对首次择期冠脉搭桥术多先采用合成抗纤溶药6-氨基已酸(EACA)，凝血酸(TA，氨甲环酸)[１１]，虽减少失血仅30%，但价格便宜且无过敏反应。
TA比EACA贵3倍，费用与小剂量抑肽酶(CPB 预充200万单位)相似[１２]。
EACA，TA和氨甲苯酸(PAMBA)，均为赖氨酸同类物，能与纤溶酶(原)的赖氨酸结合点结合，阻止纤溶酶(原)与纤维蛋白(原)的赖氨酸结合，从而防止纤溶酶的形成。
所有抗纤溶药都必须预防性大剂量应用，使CPB中保持较高的血药浓度，剂量详见表3。
7.3 血小板抑制剂有许多可逆性血小板抑制剂，如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双嘧达莫)，cAMP催化剂(前列腺烷酸)和血小板受体GPⅡb/Ⅲa抑制剂(噻氯匹定，三禾胺衍生物)等。
①CPB中静脉注射双嘧达莫可部分保护血小板，但血浆半衰期长(100min)，止血效果欠佳；②前列腺烷酸特别是伊洛前列腺素，虽然能保护血小板，但需要大剂量苯福林维持血压；③三禾胺衍生物是蛋白质，所以也是过敏原；④化学合成的血小板GPⅡb/Ⅲa受体抑制剂，能有效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但均不能抑制血小板凝血酶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