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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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晚期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专家共识(全文)一、EGFR突变EGFR基因突变是非鳞状NSC1C最常见的突变类型之一,EGFR突变阳性率在高加索人群中约为10%,在东亚人群中约为50%o对于伴有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NSC1C患者,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为EGFRTKIs,包括第一代EGFRTKIs(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第二代EGFRTKIs(阿法替尼和达可替尼)和第三代EGFRTKIs(奥希替尼、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入研究证实,与传统化疗相比,EGFRTKIs显著改善了ORR和PFS o但随着治疗的推进,不可避免的面临耐药问题。
免疫治疗可以通过激活免疫系统发挥肿瘤杀伤作用,并可获得持续的疾病控制。
共识意见1不推荐ICIs用于晚期初治EGFR敏感突变NSC1C患者(推荐程度:一致不推荐IEGFR突变与肿瘤免疫原性低及非炎症性微环境有关,且早期临床研究表明,IQs单药或ICIs联合化疗治疗初治EGFR敏感突变患者疗效远不及标准EGFRTKIs靶向治疗,然而,在EGFRTKIs基础上联合ICIs的疗效提升有限,且存在较大安全性风险。
共识意见2推荐耐药的EGFR突变患者再次活检,同时检测肿瘤耐药基因和免疫微环境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推荐程度:一致推荐工基于EGFRTKIs治疗会影响肿瘤特征和及肿瘤微环境(TME),建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再次活检,为后续精准治疗提供依据。
检测标本优选肿瘤组织,组织标本无法获得时可以采用其他类型标本替代;检测范围优选高通量检测以获得全面的耐药信息,包括肿瘤相关和免疫微环境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共识意见3对于EGFRTKIs耐药后发生广泛进展的患者,且在缺乏有效靶向治疗的情况下,推荐使用ICIs(推荐程度:一致推荐\对于ICIS的方案选择,应结合患者的体能状态和疾病进展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其中IC1s+化疗+抗血管治疗方案的临床证据较为丰富(推荐程度:强推荐);IQs+含粕化疗方案在多项早期研究中均显示良好的治疗活性,且耐受性方面ICIs+含粕化疗方案较ICIs+含粕化疗+抗血管联合方案具有一定优势(推荐程度:强推荐);ICIs联合抗血管治疗(推荐程度:弱推荐)的证据主要针对多线耐药的患者或体力状况较差不耐受高强度治疗的患者,疗效获益有限。
《奥希替尼在首次和重复再活检检测到EGFR T790M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摘要:本文通过对奥希替尼在首次和重复再活检检测到EGFR T790M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奥希替尼在晚期NSCLC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一、引言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一种常见的肺癌类型,其治疗手段主要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靶向治疗等。
EGFR T790M突变是NSCLC患者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奥希替尼作为一种第三代EGFR-TKI药物,在临床治疗中表现出较好的疗效。
本文将重点探讨奥希替尼在首次和重复再活检检测到EGFR T790M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二、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收集了首次和重复再活检检测到EGFR T790M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使用奥希替尼的治疗数据。
患者的基本信息、治疗过程、疗效及安全性数据均进行了详细记录和分析。
三、结果1. 疗效分析奥希替尼在首次和重复再活检检测到EGFR T790M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疗效。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肿瘤缩小率、疾病控制率以及无进展生存期均有显著提高。
与既往的一代、二代EGFR-TKI药物相比,奥希替尼在控制疾病进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 安全性分析奥希替尼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较好的安全性。
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皮疹、腹泻、肝功能异常等,多数为轻度至中度,且多数患者可耐受。
在研究过程中,未发现严重的不良事件与奥希替尼治疗相关。
四、讨论奥希替尼在晚期NSCLC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这与其对EGFR T790M突变的针对性作用密切相关。
T790M突变是NSCLC患者常见的耐药机制之一,而奥希替尼能够有效地抑制该突变,从而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此外,奥希替尼在治疗过程中的良好安全性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保障。
EGFR—TKI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耐药机制及治疗研究进展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靶向治疗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领域的里程碑,使晚期NSCLC的治疗从标准含铂双药的化疗时代迈进了靶向治疗时代。
但随着EGFR-TKI药物临床应用其耐药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文章就NSCLC患者EGFR-TKI获得性耐药的分子机制及目前已知的治疗策略作一论述。
隨着全球工业化快速发展,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肺癌已成为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世界第一的恶性肿瘤,其中最常见的肺癌类型为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肺癌总数的80%~85%[1]。
目前,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NSCLC晚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然而传统的放化疗似乎进入了平台期,无法满足进展期NSCLC的治疗需要。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靶向治疗是肺癌治疗领域的里程碑,能延长EGFR敏感突变NSCLC患者无疾病进展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随着EGFR-TKI 药物临床应用其耐药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一般在8~10个月出现[2],耐药已成为限制EGFR-TKI临床应用的瓶颈。
因此阐明EGFR-TKI的耐药机制,寻找新的药物靶点,研发新的药物成为临床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获得性EGFR-TKI耐药机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是肺癌最常见的驱动基因之一,尤其在亚裔人群的不吸烟肺腺癌患者中EGFR突变比例高达60%左右[3]。
非小细胞肺癌EGFR基因检测的临床意义作者:高艳郭婵娟张银倪兵朱顺辉来源:《中外医学研究》2017年第14期【摘要】目的:研究和探讨EGFR基因检测在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中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抽选2015年11月-2016年1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病理科进行检查的8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收集他们的组织样本和血清进行EGFR基因检测,观察和分析其基因突变情况,并根据结果分为突变组和非突变组,均给予EGFR-TKI靶向治疗,统计、分析和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情况和结果。
结果:经过试验检测得出,86例患者中共有40例出现EGFR基因突变(占46.5%),其中19-Del外显子缺失突变22例(占25.6%),21号外显子L858R点突变9例(占10.4%),20号外显子T790M插入突变3例(占3.5%),20号外显子T20 S768I为点突变3例(占3.5%),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及20号外显子T790M插入突变1例(占1.2%),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及20号外显子20-Ins点突变1例(占1.2%),20号外显子T790M点突变及20-Ins插入突变1例(占1.2%)。
经过临床治疗,突变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87.50%)显著高于非突变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60.8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 EGFR基因;临床意义doi:10.14033/ki.cfmr.2017.14.00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14-0017-02非小细胞肺癌的病症类型主要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及大细胞癌,其发病原因多与“二手烟”、生活环境、电离辐射、遗传因素等有关[1-2]。
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发现的时间较晚,扩散转移慢,死亡率高,且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标准治疗方案(含铂两药)已经达到了临床有效率的平台期[3],如何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有效率成为当前治疗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难题之一。
2024细胞焦亡与非小细胞肺癌转移相关性的研究进展(全文)摘要随着非小细胞肺癌发病率及病亡率的增加,如何延缓疾病的进展并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成为现在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转移是肿瘤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并显著影响患者的中位生存期。
因此,预测转移的发生并进行预防性治疗是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重要途径。
有研究者关注到,细胞焦亡是一种可同时在正常组织与肿瘤细胞中表达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并在不同的肿瘤类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生物学作用。
本文概述了细胞焦亡的不同激活途径和应用价值,重点总结了细胞焦亡在非小细胞肺癌转移中发挥的双重作用,结合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认为细胞焦亡可能参与肿瘤的定向转移,以期为细胞焦亡与非小细胞肺癌转移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癌, 非小细胞肺; 肿瘤转移, 研究; 细胞焦亡在我国人群中,肺癌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位居第一位。
根据病理学分类,其可分为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 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其中约85%为NSCLC。
肿瘤细胞的转移是指通过侵犯周围组织、血液、淋巴管等途径扩散至其他器官,并构建新的生存环境继续生长的行为,恶性肿瘤的转移是治疗效果不佳及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
一些文献报道,细胞焦亡可能影响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并有成为预后标志物及治疗靶点的潜力。
笔者通过概述细胞焦亡的激活途径、特征及其与NSCLC转移之间的研究进展,为提前预测及干预NSCLC的转移、评估预后及临床治疗提供新的启示。
细胞焦亡是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programmed cell death, PCD),常见的细胞程序性死亡包括细胞凋亡、自噬、铁死亡等,其主要作用为维持体内的稳态平衡。
细胞焦亡是一种炎症性PCD,主要过程为炎症小体激活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aspase) 家族中的Caspase-1,或通过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 激活Caspase-4/5/11,Caspase家族活化后裂解Gasdermin家族蛋白,后者在细胞膜上形成孔洞,最终细胞不断涨大导致细胞膜破碎后释放细胞内容物,激活炎症反应。
非小细胞肺癌T790M基因突变研究进展李慧;张爽【摘要】携带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活性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晚期患者使用EGFR-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治疗后具有较好的临床获益,但大部分患者在使用该药治疗10个月后出现耐药现象.研究发现EGFR基因20号外显子T790M基因突变是导致EGFR-TKI耐药的最主要因素,但其作用机制至今未明.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T790M基因突变是一个独立的、好的预后因素,但其能否作为EGFR-TKI的疗效预测因子仍存在争议.近年来,针对NSCLC肿瘤中T790M基因突变的检测技术不断更新,针对T790M耐药的新的治疗策略也不断涌现.本文就NSCLC中T790M基因突变的耐药机制、临床意义、检测方法及应对策略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carrying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activating mutations benefit from EGF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 treatment,however,most of TKI-treated patients eventually suffer drug resistant after 10-month treatments.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T790M mutation in exon 20 ofEGFR gene would be the essential factor leading to EGFR-TKI resistance,leaving the mechanisms of which elucidative.Current research identified that T790M is an independent,favorable prognostic factor for predicting survival,but whether it is also a predictive biomarker for EGFR-TKI efficacy is still controversial.Up to date,techniques to detect T790M mutation in lung cancer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emerged as well.In this review,we summarized the newly updated data about T790M mutation in terms of its mechanisms involved in EGFR-TKI resistant,clinical value,advanced detection assays and ongoing strategies against the mutation subtype.【期刊名称】《中国肺癌杂志》【年(卷),期】2013(016)006【总页数】7页(P314-320)【关键词】肺肿瘤;表皮生长因子受体;T790M;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作者】李慧;张爽【作者单位】130012 长春,吉林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一科;130012 长春,吉林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一科【正文语种】中文近年来,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治疗领域里程碑式的改变是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阳性的晚期患者采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进行治疗.治疗获益的患者表现为无疾病进展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延长,客观反映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尽管对初始EGFR-TKI治疗应答良好,但大部分患者在平均治疗10个月后会出现对此类药物的耐药.早期的研究[1,2]发现,使用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肿瘤中,50%存在EGFR基因20号外显子第790位点的突变,即T790M基因突变.转染携带T790M基因突变的质粒的肿瘤细胞对EGFR-TKI的耐药性明显增加.随后更多的研究[3]结果也验证了肿瘤组织中T790M基因突变是导致EGFR-TKI耐药最主要的机制.随着临床研究的拓展和检测技术的更新,研究者发现使用EGFR-TKI前的NSCLC中也存在一定比例的de novo T790M基因突变[4,5],由此引发了T790M基因突变是获得性模式还是选择性模式的争论.此外,T790M基因突变是否与药物疗效预测和生存预后相关以及是否是EGFR-TKI的禁忌症等问题都还没有定论.本文总结近年来有关T790M和EGFR-TKI耐药方面的重要研究结果,阐述对T790M基因突变的共识和争议之处.1 T790M基因突变的发现及耐药机制1.1 T790M基因突变的发现 2005年Kobayashi等[1]对1例71岁、男性、应用EGFR-TKI治疗后疾病进展的NSCLC患者进行二次活检时发现,该肿瘤组织中除了治疗前检测出来的EGFR第19号外显子缺失之外(19Del),还增加了20号外显子T790M基因突变.该患者既往接受过二线吉非替尼治疗,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28个月后出现疾病进展.研究人员将T790M基因突变质粒转染肿瘤细胞后,该肿瘤细胞开始对吉非替尼产生耐药.同年Pao等[2]对6例接受TKI治疗后疾病进展的肿瘤组织/胸水标本再次进行EGFR基因突变检测,相比治疗前,3例标本(50%)新增加了T790M基因突变.随后对155例治疗前肿瘤标本的检测结果证实所有标本都不存在de novo T790M基因突变.体外试验证实同时携带EGFR基因21号外显子L858R基因突变和T790M基因突变的肿瘤细胞对TKI的耐药性是单独携带L858R基因突变肿瘤细胞的100倍.基于以上两个重要的研究结果,T790M基因突变被一致认为是导致EGFR-TKI继发性耐药的主要原因,它也是第一个被发现的与耐药相关的基因.随后更多的报道证明,不同种族或不同地域EGFR-TKI耐药患者的肿瘤组织中都发现有新增加的T790M基因突变.Chen等[6]采用ARMS法检测29例中国人NSCLC(86%为腺癌)后发现,二次活检肿瘤组织中T790M基因突变率为48%;Kosaka等[7-9]报道日本患者T790M基因突变率为50%-70%;Costa等[10,11]报道美国患者T790M基因突变率为44%-86%.1.2 T790M基因突变导致耐药的可能机制 Lynch等在2004年发现,NSCLC患者酪氨酸激酶区域存在EGFR敏感突变(19Del和L858R),EGFR-TKI可阻断三磷酸腺苷(adenosinetriphosphate, ATP)结合到细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因此抑制受体自身磷酸化并导致下游的信号转导受阻,引起受体内化障碍.随后大量的论文和综述报道了EGFR-TKI对NSCLC治疗的疗效.2009年IPASS临床试验证实EGFR突变的患者可以从EGFR-TKI治疗中获益,尽管相比标准化疗,EGFR-TKI治疗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没有明显延长,但客观反应率提高,PFS延长,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随后F-SIGNAL、WJTOG3405、NEJGSG002、OPTIMAL和EURTAC等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前瞻性临床试验都证实了IPASS的结论[12].2007年Sharma等[13]详细分析了EGFR的药物敏感基因和药物耐药基因突变,前者主要包括19号外显子缺失(19Del)和21号外显子第858氨基酸位点突变(L858R),后者主要指20号外显子中第790氨基酸位点由苏氨酸(T)突变为甲硫氨酸(G),即T790M,基因水平表现为ACG突变为ATG.在亚裔、女性、不吸烟、腺癌患者中EGFR基因突变率高,19Del和L858R约占突变总数的90%,T790M约为2.5%.目前研究发现T790M突变总是与其它类型EGFR基因突变共存,主要是19Del或L858R,目前未见任何报道显示T790M突变单独存在于肺癌组织中.由于甲硫氨酸比苏氨酸空间占位大,因此形成空间位阻,改变了EGFR激酶区ATP的亲和性,导致EGFR-TKI类小分子药物不能有效阻断EGFR活化信号,从而失去对肿瘤细胞杀伤作用[1,2].由于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采用EGFR-TKI治疗能获益,因此EGFR野生型患者不推荐使用EGFR-TKI治疗.在大多数针对T790M的研究中,入选患者也都是携带EGFR敏感突变并给与EGFR-TKI治疗的患者.对于EGFR野生型患者,由于不推荐进行EGFR-TKI治疗,因此EGFR-TKI是否会导致EGFR野生型的肿瘤发生T790M 突变至今未知.目前的共识是T790M基因突变是EGFR-TKI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但T790M的出现是从无(治疗前)到有(耐药后)还是从少(治疗前)到多(治疗后)至今还有争议.目前有两种假说,即获得性模式和选择性模式假说来解释此现象[14,15].获得性模式假说认为EGFR-TKI治疗前肿瘤细胞不存在de novo T790M基因突变,经过EGFR-TKI 治疗后肿瘤新发生了T790M基因突变.选择性模式是指de novo T790M原本存在于极少数的肿瘤细胞中,当使用EGFRTKI治疗时选择性清除了对药物敏感细胞后,耐药细胞即T790M基因突变细胞存活下来并发生增殖,因此这类突变细胞是经药物"选择"后出现的.支持获得性模式的证据主要依据是治疗前T790M基因突变率极低 (0-2%),而耐药肿瘤中T790M基因突变率高[3].此外,同一患者治疗前肿瘤中未检测到T790M基因突变,但治疗后疾病进展的肿瘤进行再次活检发现新增加了T790M基因突变[2].支持选择性模式的证据是一些报道中采用敏感的检测方法进行T790M基因突变检测,发现EGFR-TKI-naive的肿瘤标本中de novo T790M突变并非罕见[4,5,16-18],其突变率可高达79%.其中美国麻省总医院报道的外周血肿瘤细胞中T790M基因突变率为38%,这种无创性、可实时检测的标本为未来研究药物耐药机制及应对策略提供了宝贵的生物材料资源.2 T790M基因突变检测方法采用不同检测方法得到的T790M基因突变阳性率各不相同.文献报道的用于检测T790M基因突变的方法包括基因扩增后直接测序法(direct sequencing, DS)、突变富集PCR法、扩增阻碍突变系统(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 ARMS)法、蝎形探针扩增阻滞突变系统(scorpions amplif i 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 SARM)法、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 ight massspectrometry,MALDI-TOF MS)、PCR-集落杂交法(colony hybridization, CH)和下一代测序法(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等[4,19-22].在众多方法中,DS法的敏感性最低(表1).表 1 文献报道的T790M检测方法Tab 1 Documented methods for T790M detectionPCR-DS: PCR-direct sequencing; qPCR: real-time PCR; ARMS: amplification refractory mutation system; BEAMing: beads,emulsion,amplification and magnetic; PNA-clamping PCR: peptide nucleic acid-clamping PCR; PCR-CH: PCR-clone hybridization; MALDI-TOF MS: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TKI: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Authors Methods T790 mutation rate (%) Detection range (%)Pre-treatment TKI-resistance Sequist and Bean etal[11,18] PCR-DS/qPCR 0-0.2 40-50 10-30 Chen et al[6] ARMS 0 48 1 Taniguchi et al[21] BEAMing NA 43.5 0.1-1 Oh et al[22] PNA-clamping PCR 8.2 NA 0.01 Kim et al[19] Pyrosequencing 0.5 NA 10 Fujita et al[4] PCR-CH 79 NA NA Su et al[5] MALDI-TOF MS 25-32 83 0.4-2.2采用更敏感的方法,可以提高治疗前标本(非肿瘤组织和肿瘤组织)的T790M基因突变阳性检出率.2008年Maheswaran等[17]利用CTC-chips从转移性肺癌患者的外周血中分离出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后,采用SARM法检测T790M基因突变,发现阳性率高达62.5%.采用MALDI-TOF MS法进行T790M 检测,治疗前突变阳性率为25%-32%,该结果通过NGS进行了验证.此外,MALDI-TOF MS、克隆杂交法等除了对T790M突变进行定性检测,还可以对T790M基因突变进行半定量或定量检测.未来通过下一代测序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定性检测,也可以进行定量检测;不仅可以对手术标本检测,也可以对小标本、血液标本进行检测;还可以实现多基因检测.3 T790M基因突变的临床相关因素3.1 与疾病分期相关日本的Inukai等[16]检测了280例患者,发现I期/II期患者T790M基因突变率为0.59%,而III期/IV期患者T790M基因突变率为8.1%,提示T790M基因突变与疾病分期相关,晚期患者更多出现T790M基因突变.3.2 与肿瘤发生部位相关 Oxnard等[23]对93例带有EGFR基因突变、经过EGFR-TKI治疗复发的NSCLC患者进行二次活检后发现,T790M基因突变的发生几率与取材部位相关,在肺与胸膜的肿瘤组织中常见,而在肝、骨、脑、肾上腺、子宫颈、皮肤和腹膜等部位的转移瘤中较少见;此外,T790M基因突变与性别、种族、吸烟状况、EGFR敏感基因突变类型、TKI药物种类及治疗时间无关.Rosell等[24]检测了EGFR-TKI治疗后疾病进展的129名患者,发现45例患者治疗前的肿瘤标本中存在T790M基因突变,该突变与骨转移及EGFR敏感突变类型相关,EGFR外显子19缺失患者多伴随T790M基因突变.Arcila等[25]检测了99名对EGFR-TKI耐药的肺癌患者,发现脑脊液、肾脏、肾上腺、子宫颈、皮肤和胸壁的肿瘤中未检测到T790M基因突变.通过对14例标本的多处转移灶(2个-3个)分别进行突变检测,发现不同瘤灶间EGFR活性基因突变的一致率为100%,而T790M基因突变一致率仅为57%,提示T790M基因突变在不同部位具有更大的肿瘤异质性.4 T790M基因突变是预测还是预后因素4.1 是否与EGFR-TKI的疗效预测相关 2012年台湾Su等[5]采用MALDI-TOFMS检测了76名IIIb期/IV期NSCLC患者,发现de novo T790M基因突变率为31.5%.根据EGFR基因突变状态将患者分为3组,分别为L858R/19Del、L858R/19Del联合T790M基因突变和以上3种突变都不存在的患者.在56例经过EGFR-TKI治疗的患者中,具有de novo T790M基因突变的患者(n=23)对EGFR-TKI的应答时间明显短于不具有T790M基因突变(n=33)的患者,他们的PFS分别为6.7个月和10.2个月,经过EGFR-TKI治疗的两组患者的中位PFS都优于无EGFR活性突变的患者.尽管在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方面三组没有差别,但EGFR-TKI治疗前T790M阳性患者应用EGFR-TKI缓解时间更短,因此该研究认为de novo T790M基因突变是EGFR-TKI疗效的预测因子.Roselle等[24]也发现治疗前有T790M突变和无突变患者的PFS分别为12个月和18个月(P=0.05). Fujita等[4]则认为de novo T790M基因是否突变不预测EGFR-TKI治疗疗效,但突变丰度对疗效有预测作用.在该研究中作者采用克隆杂交的方式将T790M基因突变分为强阳性、中度阳性和无T790M基因突变组.结果显示,将患者按照治疗前肿瘤组织中是否存在T790M基因突变分组后,突变患者的中位至治疗失败时间(time to treatment failure, ヰF)为9个月而无突变的患者是7个月,二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将患者按突变丰度分组比较,T790M基因突变强阳性、中度阳性和无突变患者的TTF分别为41个月、7个月和7个月(P= 0.001,9).其它一些小样本的报道则是探讨了疾病进展时T790M基因突变与EGFR-TKI疗效的关系.其中来自美国的Oxnard等[26]对22例I期-III期肺腺癌患者采用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进行新辅助或术后辅助治疗,发现对EGFRTKI治疗缓解时间长的NSCLC患者(TKI治疗结束后疾病发生进展者)T790M基因突变率低(0%),而缓解时间短的NSCLC(TKI治疗过程中疾病发生进展者)T790M基因突变率高达67%.荷兰的Becker等[27]观察了14例初始EGFR-TKI治疗后获得长期疾病控制的患者,这些患者经过标准化疗后再次发生疾病进展,后续采用EGFR-TKI治疗后,疗效达到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 SD)和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的分别为5例、7例和2例,其中T790M基因突变者分别为2个、1个和2个,这提示在初始EGFR-TKI治疗有效的患者中,再次使用EGFR-TKI治疗发生耐药的机制并不局限于T790M基因突变,可能有更多的耐药机制参与其中.4.2 是否与患者生存相关有关T790M基因突变与NSCLC预后相关性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Oxnard等[23]发现58例EGFR-TKI治疗耐药后再次活检的患者中无基因突变患者相比携带T790M基因突变的患者疾病进展后的生存时间明显延长(19个月 vs 12个月,P=0.036).Uramoto等[28]观察了19例EGFR-TKI耐药患者生存情况,发现存在T790M基因突变者(n=8)的5年生存率为86.7%,而无T790M基因突变者5年生存率为13.3% .EGFR-TKI治疗后疾病进展的患者中,肿瘤中携带T790M突变者相对预后好的原因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①携带T790M的EGFR基因突变细胞惰性生长;②无T790M基因突变的肿瘤中存在其它耐药机制(MET扩增等)、患者体能状态评分或新发病灶差异等其它临床因素的影响;③后续治疗药物的作用(T790M基因突变患者常采用EGFR-TKI联合化疗药物做为后续治疗,而该化疗药物倾向于对耐药肿瘤疗效更好)[23].另一项汇总6项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29]显示,61例等待临床试验入组的EGFR突变的患者中14例在药物洗脱(TKI停药)期间发生疾病暴发(中位时间为8天).研究发现与疾病暴发相关的因素包括EGFR-TKI治疗后至疾病进展时间和治疗前脑或胸膜存在转移,但与肿瘤组织中是否具有T790M基因突变无相关性,出现疾病暴发者与无疾病暴发者T790M基因突变率分别为55%和59%.该研究所纳入的患者并不是由于EGFR-TKI药物耐药后导致的疾病进展而是治疗中断导致的疾病进展,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疾病进展可能与T790M基因突变无关.5 EGFR-TKI耐药的治疗策略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突变类型和突变丰度,在合适的时间选择适合的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Yang等[30]根据疾病控制时间、肿瘤负荷的改变和临床症状等因素将EGFR-TKI治疗失败患者的疾病进展临床模式分为快速进展、缓慢进展和局部进展,并根据不同的表现形式采取化疗、继续TKI治疗和TKI联合局部治疗等不同的治疗策略.此外,就分子机制而言,EGFR-TKI耐药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T790M基因突变、MET扩增、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上调、G蛋白偶联受体(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GCPR)表达及小细胞肺癌转化等[3,9,31-33].各种机制之间还存在交叉现象,使得EGFR-TKI耐药机制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应根据主导耐药机制和临床因素,采取个体化治疗策略,克服EGFR-TKI耐药.正在尝试中的治疗策略包括不可逆EGFR-TKI治疗、EGFR-TKI与EGFR抗体联合治疗、使用特异性T790M抑制剂和采用非特异性抑制剂等措施.5.1 不可逆EGFR-TKI T790M基因突变阻碍了EGFR与EGFRTKI的结合或者增加了EGFR与其配体ATP的亲和力,最终无法阻断EGFR磷酸化所介导的信号转导而导致耐药[34],因此不可逆性抑制EGFR可能克服继发耐药的产生.目前研究较多的有阿法替尼、Dacomitinib、Neratinib、XL647等.阿法替尼是EGFR和ErbB2的不可逆TKI,一项阿法替尼对比安慰剂治疗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和一、二线化疗治疗失败NSCLC、随机、IIb/III期临床试验结果[35]显示,经独立评估后的阿法替尼组PFS为3.3个月,安慰剂组为1.1个月;ORR在阿法替尼组和安慰剂组分别为7%和1%;PFS和ORR在两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但OS没有明显差异.Dacomitinib是一种不可逆抑制EGFR、HER2和HER4的TKI[36].一项Dacomitinib治疗之前接受过≥1次化疗并且厄洛替尼治疗失败的NSCLC患者的II期临床研究[37]显示,62例可评价的患者中,3例为PR,35例为SD.Neratinib是泛ErbB(EGFR、ErbB2和ErbB3)不可逆TKI,一项II期临床试验共入组167例晚期NSCLC患者,均接受Neratinib口服治疗,其中A组为既往接受EGFRTKI治疗且存在EGFR突变者,B组为既往接受EGFR-TKI治疗但无EGFR突变者,C组为既往未接受EGFR-TKI治疗的肺腺癌患者,三组患者的RR均为3%.XL647能不可逆性抑制EGFR、HER2、VEGFR-2和EphB4[38],研究结果显示XL647能抑制L858R联合T790M基因突变的肿瘤生长.一项关于XL647的II期临床试验[39]证明,在33例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疗缓解超过3个月后发生疾病进展的NSCLC患者中,12例(67%)存在T790M基因突变,用XL647(300 mg/d)治疗后,仅1例部分缓解,该患者不吸烟,EGFR外显子19缺失,血浆中无T790M基因突变;而T790M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无一缓解,大部分在2个月内进展.综上所述,新一代的不可逆EGFR-TKI药物有效率仅2%-7%[35,37-39],与可逆EGFR-TKI相比并没有带来明显的临床获益.5.2 EGFR抑制剂的联合不可逆EGFR-TKI药物的疗效差强人意,如果同时给予针对EGFR包膜内的小分子抑制剂和包膜外抗体的联合治疗是否可以克服T790M耐药?201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报道了阿法替尼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EGFR基因突变的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治疗进展后的晚期NSCLC(2011 ASCO Annual Meeting, Abstract 7525)的结果,在39例存在T790M基因突变的患者中可评价疗效的有35例,其中33例(94%)疾病得到控制,有效率为51%(18/35).18例T790M突变阴性的患者中可评价疗效的16例,其中94%疾病得到控制,有效率为56%.该结果显示,90%以上的EGFR-TKI耐药患者能够从阿法替尼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中获益,似乎为克服耐药提供一种较好的模式,但仍需等待最新结果公布及进一步研究证实.5.3 TKI与MET抑制剂联合 2007年发现MET扩增是与EGFR-TKI获得性耐药相关的另一机制[40].研究[6,8,9,11]发现,EGFR-TKI耐药的NSCLC中大约有5%-33%同时存在T790M基因突变和MET扩增.同时使用EGFR和MET抑制剂可能会提高克服耐药NSCLC的疗效.Xu等[41]通过荷瘤小鼠模型(肿瘤细胞共表达T790M基因突变和MET扩增)证实单独抑制T790M基因突变或抑制MET扩增并不能使肿瘤明显缩小,而联合抑制二者可以使肿瘤明显缩小.目前研究中的针对MET扩增的抑制剂包括小分子抑制剂如ARQ197、SGX-523、XL-880、XL-184和抗MET 抗体(如PF2341066、Ficlatuzumab和Rilotumumab).Sequist等[42]研究显示,厄洛替尼联合ARQ197组患者的中位PFS为3.8个月,而厄洛替尼联合安慰剂组为2.6个月(危险比HR=0.81,P=0.24,校正HR=0.68,P<0.05).后续34例厄洛替尼治疗失败的患者交叉到厄洛替尼联合ARQ197治疗组,在23例可评价疗效的患者中出现2例PR,9例SD.2例PR患者均有MET扩增,说明EGFR-TKIs治疗失败的患者用MET小分子抑制剂是合理的选择.MetMAb是能特异性结合MET受体的单价单克隆抗体,2011年ASCO年会公布了OAM4558g的研究结果(2011 ASCO, Abstract 7505),MetMAb联合特罗凯可明显提高MET表达阳性NSCLC患者的PFS和OS,使这类患者死亡风险降低近3倍,可见TKI与MET抑制剂联合也是值得探讨的一种治疗模式.5.4 T790M特异性TKI 当不可逆EGFR-TKI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时,研究者开始思索是不是直接抑制T790M基因突变可行.目前针对T790M基因突变特异性的抑制剂如CO-1686、AP26113 和WZ4002正在进行临床前和I期/II期临床研究.CO-1686是一种口服、共价、小分子化合物,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抑制肺癌EGFR 基因突变细胞系H1975 (EGFR L858R/T790M)和 HCC827(EGFR 19DelE746-A750)的生长,目前处于I期/II期临床研究中;AP26113(NCT01449461)是一种合成的、口服的TKI,具有抑制表达L1196M(ALK)和T790M的NSCLC的活性,该药尚处于I期/II期临床研究中,已发现其主要副作用是疲劳、恶心、腹泻和肝毒性.WZ4002[43]苯胺酸骨架更适合T790M突变基因的空间构象,其与T790M突变型的亲和力是与野生型的100倍,其作用机制与抑制EGFR、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 AKT)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 regulated kinase, ERK1/2)的磷酸化有关.WZ4002对含T790M基因突变的NSCLC细胞系有较高的抑制能力,在T790M基因突变肺癌鼠模型中也明显抑制肿瘤生长,该药目前仍处于临床前研究中.5.5 其它针对旁路激活途径的药物热休克蛋白90作为一种分子伴侣,有利于维持EGFR敏感突变的空间构像,应用热休克蛋白90抑制剂可以使EGFR降解.体内和体外研究[44-46]发现热休克蛋白90抑制剂可以使含T790M基因突变的NSCLC细胞系EGFR-PI3K-Akt-mTOR信号通路完全被抑制.目前热休克蛋白90抑制剂AUY922与厄洛替尼联合治疗获得性耐药NSCLC的I期剂量爬坡研究正在进行(NCT01259089).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向我们展示了克服T790M耐药的一种新的思路.6 结语综上所述,T790M基因突变是导致EGFR-TKI耐药的主要因素,但T790M基因突变确切耐药机制尚不清楚.目前T790M基因突变对预后有一定的判定作用,但对EGFR-TKI疗效的预测作用现有研究结果尚不一致.针对T790M基因突变的检测方法种类繁多,如何优化检测方法,提高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帮助临床医生进行治疗决策,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之一.现有的临床实践仍然是根据临床特征进行耐药后治疗选择,随着T790M基因突变耐药分子机制的明确,如何根据分子发生机制的不同选择治疗方案将是未来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相关文献】1 Kobayashi S, Boggon TJ, Dayaram T,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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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肺癌杂志2014年12月第17卷第12期Chin J Lung Cancer, December 2014, Vol.17, No.12·860··综述·非小细胞肺癌中microRNAs 与EGFR-TKIs继发性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段晓阳 史健【摘要】 近年来,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靶向治疗中,尤其是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基因突变的患者,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 )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临床治疗,但EGFR-TKI 耐药的产生不仅影响药物敏感性,甚至出现疾病进展,成为制约其疗效的主要瓶颈。
微小RNA (microRNAs, miRNAs )是一种非编码蛋白的RNA ,参与转录后水平基因的表达调控,最近研究发现,miRNAs 参与了EGFR-TKIs 耐药,影响肿瘤细胞对吉非替尼的敏感性。
本文就NSCLC 中miRNAs 与EGFR-TKIs 继发性耐药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进展做简要的综述。
【关键词】 肺肿瘤;MicroRNAs ;EGFR-TKIs ;继发性耐药Advance in MicroRNAs and EGFR-TKIs Secondary Resistance Research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Xiaoyang DUAN 1, Jian SHI21Graduate Student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Hebei Province Cancer Hospital,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Corresponding author: Jian SHI, E-mail: shijian6668@【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targeted therapy,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 mutations, EGF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 more and more come in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but EGFR-TKI resistance not only influence the drug sensitivity, appear even disease progression, become the main bottleneck of its curative effect. MicroRNAs (miRNAs) is a non coding RNA and protein involved in regulating gene expression in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Recent studies found that miRNAs involved in EGFR-TKIs resistance, which affect the sensitivity of tumor cells to treatmen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briefly advance in miRNAs and EGFR-TKIs secondary resis-tance research in NSCLC.【Key words 】 Lung neoplasms; MicroRNAs; EGFR-TKIs; Secondary resistanceDOI: 10.3779/j.issn.1009-3419.2014.12.07作者单位:050000 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段晓阳);050000 石家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史健) (通讯作者:史健,E-mail: shijian6668@ )近几年,肺癌在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即使在发达国家,5年相对生存率也仅为16%[1]。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
发表时间:2018-03-26T14:12:59.277Z 来源:《心理医生》2018年6期作者:乔鲜丽
[导读]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具有一致性,通过外周血CTC的检测可作为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重要依据。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肿瘤科山西长治 046000)
【摘要】目的:探究分析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
方法:以我院2015年6月—2017年11月收治的80例N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在治疗前后测定患者外周血CTC以及肿瘤组织EGFR,回顾分析相关资料。
结果: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一致率为77.5%。
结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具有一致性,通过外周血CTC的检测可作为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肿瘤组织EGFR表达;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R7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8)06-0056-02
肺癌作为常见的恶性肿瘤,根据临床统计资料显示,在男性恶性肿瘤中,肺癌发病率以及死亡率居于首位,在女性恶性肿瘤中,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于第二位,因而肺癌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质量的主要疾病。
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大多数人员没有定期健康体检习惯,因而大多数肺癌患者在确诊后基本已经处于中晚期,常规放化疗的治疗效果有效,生物靶向治疗为肺癌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其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络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在肺癌治疗中已经逐渐得到了应用,这一新技术改善了肺癌的治疗现状,在采用EGFR-TKI治疗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属于疗效预测的重要指标,EGFR发生突变的金标准为肿瘤组织,但是肿瘤组织的获取难度较大,因而对于EGFR-TKI敏感患者的筛查成为肺癌治疗中的一个关键[1]。
为明确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进而依靠外周血CTC检测作为反映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参考。
本文结合我院收治的NSCLC患者,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1.临床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2015年6月—2017年11月收治的80例N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通过细胞学或者病理组织学确诊,所有患者中男性患者52例、女性患者28例,年龄43~75岁、平均年龄为(60.6±3.6)岁;在病理类型方面,18例鳞癌、62例腺癌;在TNM分期方面,9例为
ⅢB期,71例Ⅳ期。
所有患者临床诊断、治疗、护理等相关资料完整,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于EGFR敏感突变阳性患者在治疗中采用EGFR-TKI,对于化疗耐受性较差的患者,经患者同意后,采用EGFR-TKI实施治疗,综合患者个体差异从盐酸埃可替尼片、吉非替尼片以及厄洛替尼片中选择一种进行治疗。
在治疗前后测定患者外周血CTC以及肿瘤组织EGFR表达。
其中外周血CTC采用流式细胞技术实施检测。
肿瘤组织EGFR表达检测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具体操作由我院专业医师完成。
1.3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1)外周血CTC中EGFR表达;(2)肿瘤组织中的EGFR表达;(3)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分析
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整理的相关数据实施分析处理,计数率(%)表示,计量资料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分别用卡方、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为P<0.05。
使用Kappa检验不同指标的一致性,其中Kappa>0.75表明具有高度一致性,Kappa在0.40~0.75之间表示有良好的一致性,Kappa<0.40表示一致性较差。
2.结果
2.1 外周血CTC中EGFR表达情况
80例NSCLC患者中EGFR表达在5.5~50.0之间,平均值为24.6,低于24.6的属于低表达,高于24.6的属于高表达,按照这一标准评价后,43例属于高表达(53.75%)、37例属于低表达(46.25%)。
2.2 肿瘤组织中的EGFR表达
80例NSCLC患者中,52例属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高表达(65.0%),28例属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高表达(35.0%)。
2.3 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
在EGFR高表达方面,外周血CTC为43例,肿瘤组织为52例,外周血CTC和肿瘤组织同时高表达的有39例,将肿瘤组织中的EGFR表达作为标准,则采用CTC实施检测的敏感度为75.0%(39/52),特异性为82.1%(23/28),阳性预测率为90.7%(39/43),阴性预测率为63.8%(23/36),EGFR表达的一致率为77.5%(62/80),经过Kappa检测分析后显示,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一致性较好,数据见表。
表 CTC和肿瘤组织中EGFR表达相关性分析
3.讨论
肺癌已经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存质量的主要疾病,临床统计资料显示,肺癌的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肺癌中约有84.0%的患者属于非小细胞肺癌,因而对于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现阶段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靶向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得到了应用,在对患者治疗效果预测以及评价过程中需要了解EGFR的敏感突变。
尽管肿瘤组织可用于EGFR敏感突变的检测,但是对于大多数晚期患者而言,在肿瘤组织获取过程中患者需要承受较大
的痛苦,同时能够得到的肿瘤组织十分有限,部分患者甚至不能获得肿瘤组织标本。
这一问题影响到生物靶向治疗在肺癌中的应用。
CTC是从肺癌的原始病灶或者转移病灶上脱落的肿瘤细胞,在脱落后可进入到外周血循环,一定程度上能够加速肿瘤的播散。
随着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认为肿瘤组织的替代物存在较多可能,比如:分泌物、体液、外周血等,当然这些都是可能,还需要通过相关研究去证实。
CTC属于众多可能替代物中的一种,与生物靶向治疗过程中获取肿瘤组织相比较,CTC能够重复性获取和检测,操作简单同时可操作性更强。
有学者对外周血游离DNA实施检测,结果发现肿瘤组织中的EGFR突变状态和外周血检测到的EGFR突变状态保持一致[3]。
本研究中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在EGFR表达的一致性方面达到了77.5%,有较好的相关性,表明外周血CTC可以作为肿瘤组织检测的替代。
综上所述,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具有一致性,通过外周血CTC的检测可作为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朱颖,江波,杨承纲,等.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CTC与肿瘤组织EGFR表达的相关性[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7(29):32-38.
[2]徐静,徐执政,叶乔,等.HRM技术检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中EGFR基因突变与靶向药物治疗疗效的研究[J].现代实用医学,2017,29(09):1143-1145.
[3]沈立,沈红,杜兴冉,等.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外周血EGFR基因检测与肿瘤抗原标志物的临床意义[J].临床肺科杂志,2017,22(04):614-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