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若干思考肖晞2013-2-16 15:58:28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07年9期作者简介：肖晞，吉林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东北亚安全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就有关东北亚安全合作前途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第一是考察了作为东北亚安全合作背景的亚洲的未来秩序，也就是冷战后的亚洲是冲突还是合作的问题；第二分析了我们是否有必要在东北亚构建安全合作机制，集中在是要东亚合作还是东北亚合作的问题；第三就未来东北亚合作的可能的路径选择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简单提出了未来路径选择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东北亚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地区秩序作为大小国家并存、利益交叉的地缘政治热点，东北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①。
冷战时期这里曾是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前沿地带，后冷战时期本地区不仅冷战的“遗产”——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多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突出。
朝核危机的爆发和六方会谈的启动，既为本地区的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学者和政治家讨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兴趣。
本文就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合作的路径选择问题等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冲突还是合作：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历史进入后冷战时期，如何判断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我们探讨本地区合作的前提，但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分析离不开对东亚和整个亚洲安全秩序的判断②。
因此，本文首先就国际社会在冷战后对未来亚洲秩序争论的若干观点进行考察和初步分析。
（一）悲观主义：“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对亚洲未来秩序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后冷战时期的亚洲各国权力将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中释放出来，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亚洲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③。
冷战刚一结束时学界主要是从亚洲的国家属性出发预测亚洲会走向冲突，这些属性包括：亚洲各国经济和军事权力发展不平衡，从民主到独裁的不同政治体制，历史上存在的敌意，缺乏有效的国际制度制约等。
由于冷战刚结束时间不久，所以对冲突的表现预测比较广泛，例如，日本可能走向重新武装；中国由于权力增强而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台海冲突；朝鲜的导弹和核威胁；东南亚的武器竞赛和冲突；由广泛存在的领土、领海争端而导致的冲突。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的迅速、强劲崛起，西方学者从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将亚洲冲突的焦点集中放到中美之间，预测中国权力的扩大必然要求改变地区和国际秩序，中美之间将必然爆发体系性战争。
[1]在有关亚洲未来悲观主义的观点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也有较大影响。
在冷战结束不久的1993年弗雷德伯格就发表论文，认为后冷战时期一个趋向多极化的亚洲国家之间将走向敌对状态，与欧洲不同的是，后冷战时期的亚洲将是一个冲突的亚洲，其著名的观点就是“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④。
他论证的逻辑前提是：（1）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不会进入单极格局，也不会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多极格局，而是在地区层次上出现比邻且互动频繁的地区力量；（2）在后冷战时期，结构因素对冲突与和平并非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无论未来是两极格局还是多极格局，都不必然带来地区和平；（3）决定未来地区和平与战争的重要因素是非结构性因素，他提出将国家的属性、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密度与广度和战争的成本与收益等三个非结构性因素作为考察的变量。
弗雷德伯格随后依据这三个变量比较了后冷战时期亚洲和欧洲不同未来。
首先，从国家属性看，亚洲各国的政治体制复杂多样，没有像欧洲那样比较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另外，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的差异，领土争端和对历史的不同认知，亚洲国家之间的认同感普遍比欧洲低。
第二，从联系纽带看，亚洲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没有欧洲那样发达。
亚洲国家多向欧美国家拓展市场，扩大贸易，而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够发达且具有脆弱性。
还有，亚洲国家之间联系机制没有欧洲那样的制度化建构。
这除了制度化建设时间短、利益分配考虑之外，缺乏共同文化根基也是主要原因。
这些都不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
第三，从成本和收益看，尽管亚洲地区有多个核武器国家和被美国核保护的国家，表面看增大了战争的成本而增加了战争的收益，但这并不能完全制止常规战争。
战争的起因很复杂，并不完全依靠经济利益的理由。
而欧洲的一体化以及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实施，使得欧洲国家单独发动内部战争基本不可能。
总体上看，弗雷德伯格摆脱了沃尔兹的单纯结构主义观，从一种自由主义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亚洲国家的属性，包括国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相互依存程度以及对战争成本与收益的综合分析，认为后冷战时期亚洲冲突的危险增加，“欧洲的过去很可能成为亚洲的未来”。
但弗雷德伯格在冷战结束不久预测的亚洲冲突至今没有发生，反而冷战后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东欧、东南欧持续了多年的地区性冲突，波黑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几乎就是例证。
（二）乐观主义：“亚洲的过去将成为它的未来”？针对冷战结束后西方部分学者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亚洲问题，得出亚洲可能走向冲突的悲观主义观点，美国学者戴维康（David C. Kang）2003年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亚洲未来的框架，对亚洲未来基本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立场。
[2]（P57-85）康的观点基本立足点是亚洲国家的历史特殊性，不能完全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预测亚洲的未来，主要来自于欧洲经验的西方国际关系不能充分解释亚洲的现实和未来。
进入21世纪后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因此预测亚洲未来在很大程度需要预测中国能否得到和平发展，国际社会是否允许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是否会采取均势战略应对中国的崛起。
针对这些问题，康在文章中强调了亚洲历史的特殊性。
亚洲的历史表明，当中国强大时，亚洲秩序就稳定；而当中国虚弱时，亚洲就会陷入混乱和战争。
冷战结束后10多年来，我们并没有看到亚洲国家采取均势战略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
历史上具有等级制（hierarchy）特色的东亚国际关系比西方更趋向于和平与稳定。
亚洲各国由于历史和地缘战略考虑，并不会自动去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均势战略，而更有可能采取追随战略。
未来亚洲秩序不会出现均势（balancing）局面，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等级形态。
这种等级形态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不同，但它可以给亚洲带来比较和平、稳定的未来。
（三）亚洲的未来依靠规范管理针对上述两种相对的观点——亚洲未来会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战争或者再次出现前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等级制状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著名学者艾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教授提出亚洲既不可能陷入无政府战争状态，也难以构建前威斯特伐里亚的等级制度，亚洲未来的不安全因素需要依靠共享的地区规范、不断增加的地区相互依赖和制度性的联系渠道去管理。
[3]（P149—164）阿查亚首先对康的一些观点和论据提出质疑，认为亚洲历史秩序很难说是等级制的，这种秩序也不能说是和平的。
今天的亚洲国家并不都没有对中国采取均势战略的意图，如印度，追随中国战略在民族主义上升的亚洲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阿查亚认为康提出了与悲观主义不同的亚洲秩序值得肯定，但从历史决定论出发试图认为亚洲未来可能会走向历史上的等级制则是需要否定的。
在民族主义上升、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已经很成熟的今天，亚洲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的可能的等级制度。
针对弗雷德伯格的悲观主义观点，阿查亚认为他恰恰忽视了在亚洲正在兴起的经济相互依赖和规范对缓解地区权力结构不平衡所带来疑虑的作用。
尽管可能存在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在现实主义看来也会成为冲突的源泉，但亚洲地区的历史表明亚洲可以通过制度性规范管理这些潜在的冲突。
尽管亚洲的区域制度结构发育不及欧洲成熟，没有建立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但它至少可以通过规范（如不干涉规范）把大国的发展纳入到地区制度框架中，约束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可能采取的单边主义作风。
这也有助于缓解各国的疑虑和导致地区冲突的安全困境。
冷战结束后的亚洲历史表明，亚洲没有陷入弗雷德伯格的无政府战争状态，尽管存在导致冲突的不稳定性因素，但通过双边关系或多边制度协调，基本遏制了冲突演化为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可能。
在民族主义上升、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主权平等与主权独立制度基本为亚洲各国普遍接受的今天，康的观点也很难为亚洲国家接受，甚至中国也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笔者认为阿查亚重视相互依赖和地区规范、制度等因素在缓解亚洲冲突进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有比较强的说服力，也具有很大操作性。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在区域与次区域层次上已经开始启动并正在进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机制、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证。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讨论在东北亚地区构建某种安全合作机制在理论和经验层面是可行的。
二、是东北亚合作抑或东亚合作：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在东亚安全合作进程中，东盟国家的主导作用比较明显，从最早的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10+3”机制，到2005年召开的东亚峰会，都显示了这一特色⑤。
相对来说东北亚合作机制比较落后。
那么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是否有必要独立构建一个东北亚的合作机制？特别是我们是否有必要超越于东亚峰会之外进行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努力？本文从以下几点分析认为有必要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第一，从问题领域看，东北亚地区安全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任何超越于本地区之外的制度安排都难以奏效，必须通过区域内国家合作予以解决。
东北亚地区聚集着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力量中心——美、中、日、俄，大国间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战略目标差异较大，历史和现实的矛盾错综复杂。
该地区不仅存在权力博弈中的安全困境现象，而且还存在很多地缘政治热点，主要包括民族和国家分裂的统一问题，如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中国的统一问题，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如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的划界问题、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俄日的北方四岛争端等。
这些问题多是二战或冷战的遗留问题，大都属于传统安全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零和博弈性质，极大地制约了有关各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和相互信任度的提高。
上述因素既凸现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问题与挑战，同时也显示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必要性。
因为，无论是双边层面的问题还是地区的多边问题，甚至是有些国家的国内问题，如中国的发展对区域内国家的影响，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对相关双边关系的影响等，都会在区域内产生多重影响。
因此，迫切需要各方在地区层面上进行协调，共同面对和解决。
第二，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协调”与东南亚地区的“小国合作”分别建立在不同地区的“区情”之上，其差异表明了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创制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