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有关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可以记录以下几点：
1. 汉代政府的组织：汉代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

中央政府分为三公和九卿，地方政府分为郡和县。

皇帝是国家元首，但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宰相是政府的领袖。

2. 汉代选举制度：汉代采用特殊选举制度，政府下诏征求特殊人才，大家可以举荐人才，也可以自荐。

同时，汉代有定期选举，如孝廉，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3. 汉代经济制度：汉代对工商业者采取节制资本的政策，同时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4. 汉代兵役制度：汉代国民兵役为全国皆兵制，兵种分为到边郡作戍卒、在原地方服兵役、特殊人才可以选拔为特种兵。

5. 汉制得失：在政治制度方面，汉朝实行周朝的分封制和封建制，导致诸侯势力膨胀，中央政府权威受损；在文化方面，汉朝崇尚儒学，推行礼教，建立太学，设立经学，培养士人。

这些措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是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的一些内容。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沿革、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一门学问。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世政治的基础。

以下是对汉代政治得失的概括：1. 郡县与封国并存：汉代实行郡县制，同时又有封国制。

这种并存体制在初期确实起到了稳定政局、平衡各方势力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国势力坐大，对中央构成威胁，最终引发了“七国之乱”。

2. 内外朝制度：汉代实行内外朝制度，即宰相领导外朝，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皇帝亲掌内朝，负责决策大政。

这种设计旨在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朝权重，外朝形同虚设，反而削弱了皇权。

3. 察举与征辟：汉代实行察举与征辟制度，前者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向上推举；后者是中央或地方长官直接征聘人才。

这一制度为汉代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权贵世家掌握了察举与征辟的大权，形成了世族门阀，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

4. 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一政策有利于统一思想文化、强化儒家道德伦理对社会的渗透与影响。

然而，也限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造成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衰退。

5. 监察制度：汉代设立刺史、督邮等官职，负责巡视地方、监督司法活动。

这一制度对维护地方治安、监督司法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这些官职的监察效果有限。

综上所述，汉代政治制度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成功之处在于维护了政局的稳定、选拔了优秀人才；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有效解决封国问题、内外朝问题、世族门阀问题以及思想文化多元化衰退等问题。

这些得失对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两汉政治制度之得失言中国文化史者，每推美汉唐，以其声威文教，远播东西，足以发扬中国民族之精神于世界文化史之林也。

汉之文化，质胜于文，民族之生命力极强。

其时印度思想未输入，文化思想，典章制度，尚承先秦一脉而为中国所固有。

典章制度，大率沿秦之旧，因革损益之巨，则一变于文景，再变于武帝，三变于东汉明章之世。

总汉家政治制度之优点言之，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大小相维，内外相统，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

中央以三公之职为重；丞相上佐天子，总理庶政，太尉掌全国军政，御史大夫察举朝廷遗失、官吏非法。

皆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所谓“遂万物之宜者”（陈平对文帝语），盖三公之职，在使政治社会得其平衡而已。

若国家遇有灾异，及政不治，则认为阴阳失佛教入华之时代，传说分歧。

两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向为我国所公认为佛教入中国之始。

然明帝虽曾奖励此新来之教，而其重要自不如后世所推崇之甚。

且佛教最初入华之经典《四十二章经》之流行，汉晋间始与太、易、老、庄相表里，故佛教思想不能归入与汉代文化思想相提并论。

《汉书》卷四十《王陵传》：文帝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

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

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上亦问左丞相（陈）平，平曰：各有主者。

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和，咎在三公，而三公亦引为己职，大则策免，其甚者则自杀。

此时政教犹未分也。

地方政治如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以及教化之责，则寄其重任于郡太守。

太守为吏民之本，故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

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后汉亦重其任，或以尚书令仆射出为郡守，钟离意、黄香、桓荣、胡广是也。

或以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

故人得各精其能，吏称其职。

当日堂陛之间，亦不甚阔绝，太守常得召见，或赐玺书。

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武帝赐会稽太守严助书：“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

简论《十七史商榷》的史料学成就张勇【摘要】王鸣盛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善于从旧有的史书中发掘出新的史料,并且运用考古材料和实地访问的方式验证、补充正史记我的不足.在中国古代史料学上有巨大贡献.【期刊名称】《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22)001【总页数】3页(P35-37)【关键词】十七史商榷;史料学;贡献【作者】张勇【作者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六盘水,553001;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阳,55002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5清代学者王鸣盛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经学、史学上贡献巨大，论述颇丰，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便是《十七史商榷》（以下简称《商榷》）。

此书凝聚了王鸣盛一生治史的心血，耗费二十余年功力才写成。

全书共一百卷，以札记方式写作。

每卷又分成若干小标题，分别叙述一事或考证一事。

有时小标题再分段、分条。

全书论述几千个问题，涉及到从史记到五代史的十七部正史的各个方面。

长期以来，学者大多是全面论述王鸣盛的史学成就，对《十七史商榷》的专题研究，也包括在其中。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的从全书内容结构上入手[1]，有的从考据学角度，分析此书的方法及所取得的成就[2]。

也有人专门研究书中的史评问题，阐述史评产生的原因[3]。

或是剖析王鸣盛在书中对史评的矛盾看法[4]。

不过，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笔者还没有见到专门从史料学角度来论述《商榷》的论著。

本文试图揭示此书在史料学上的意义和成就。

王鸣盛在《商榷》自序里自认全力校勘了十七史，他对这十几部书，按照年代顺序，由远及近，从古至今，一部一部的阅读、校勘。

通过仔细认真的校读，王鸣盛从史书中找出很多前人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

充分发掘出前人习见的史料中所蕴涵的研究价值。

特别是正史中述而不明，记而不详的材料和事实。

试以《十七史商榷》中卷五《韩信兵法》条为例来说明。

韩信不光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同时也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钱穆来源：《视野》2017年第17期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

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

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

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

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

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

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

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细来研究。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

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

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

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

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

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

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

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

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

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

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

析《十七史商榷》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析《十七史商榷》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刘玲内容提要《十七史商榷》是乾嘉时期的考史名着.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校勘错讹,考证史事,为史学研究正本清源;二是诠蒙解滞,指示治学门径,开导后学;三是不囿成见,评论史家,史书得失,分析史事是非曲直,发前人之覆;四是引古筹今,经世致用.其不足之处是考订存在疏漏,史事存疑较多以及评论尖刻失当等.关键词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学术成就局限性《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乾嘉学者王鸣盛归乡退隐后历时二十四年写成的考史扛鼎之作,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有人称其"为读史者必读之书","读史者之津梁"①,"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足为读史者津寄"⑨,"得王氏之说,每每雾解而冰释";但也有人指出其不足,以为王氏"生平着作,考证疏略者往往而有"⑨,其结论"未免武断"⑨,等等.本文试对《十七史商榷》的史学成就及其局限作一分析.学术成就王鸣盛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原则,对自《史记》到《新五代史》的历代正史进行了全面考订,《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兼论史家,史书,史事的是非曲直,与同时期的其他两大考史着作——《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相比,有其突出特色,这就是:"钱书考订,鲜及议论;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是书."(一)校勘错讹,考证疑难《十七史商榷?序》开宗明义地说明书名取义:"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以成是书,故名《商榷》也",显然,对各正史文字错讹,事实乖谬,记载疏漏,文句含糊,版本真伪的勘订是《十七史商榷》的重点.以卷五十四为例:全卷共47条,其中校勘14条,考证17 条,"校讹订逸居十之七八".《十七史商榷》校核涉及书目很多,除对十九正史的史文进行逐条校勘外,对前四史的注文,即《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以及《三国志》的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也进行校核,此外,"凡与相涉之书,如《刊误》,《补遗》,《补汉兵志》之类, 亦兼论其得失".王鸣盛在校勘错讹的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对所考史实的贯通.为方便读史者对史实系统把握,王鸣盛对记载零散或模糊的史实进行钩稽贯穿和梳理.以卷九十六《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条为例,王鸣盛旁征博引,对五代各朝国土大小的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再如,在卷四十,卷六十四和卷八十一,八十九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中正,都督刺史和唐代的官阶勋爵,南衙北司等问题作了详细而透彻的说明,"辨晰致为分晓".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详细勘订和系统梳理,"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樗葛,地理职官,眼昧心瞀,试以是编置于177江箍笋干2009.6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王鸣盛所做这些"去古人之一非,成史籍之信美"的工作,对后人阅读史书扫除障碍大有裨益.(--)诠蒙解滞,开导后学十九正史中有许许多多令人费解的字,词和文句,对此的诠解,也是王鸣盛"商榷"的重点之一,此类例子俯拾即是.如卷五十四《苍兕》条对"苍兕"的解释:"'苍兕',主舟楫也."还有如卷三十五《自博》条,卷三十七《柴门》条,卷六十三《七官》条,卷六十八《逋峭》条,卷八十二《内样巾子》条,卷九十一《阿跌》条等.除解字释词外,王鸣盛还阐释一些学术问题和现象.如卷六十七《经,史,子,集四部》条,对经,史,子,集的由来,演变进行了阐释说明;卷二十七《师法》条,阐释了"汉人说经重师法"的现象;卷七十六《尊号谥法庙号陵名》条即是对谥号,庙号以及其中含义的解释.经王呜盛诠解之后,这些艰涩的字,词,句及问题不再难懂.为方便读者,王呜盛在考稽每部史书之前,习惯先对着作者生平,编纂经过,流传版本,注释等情况逐一介绍.如《史记》部分就有《史记集解分八十卷》,《索引正义皆单行》,《子长游踪》,《史记所本》,《史记创立体例》,《十篇有录无书》,《褚先生补史记》,《徐广音义》,《裴注所采》,《索引改补皆非》等条目,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条目对史书的概况预先有个了解,这是王鸣盛重视目录的具体体现和运用.为了便于后学检稽,少走弯路和节省时间,王呜盛在考辨问题时,注意介绍其他相关书目.如卷十三《天文志元注》条有这样的介绍: "《天文志》,师古竞全卷无注,其中讹字及与他书不同者颇多,宜以《史记》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甘石星经》,诸史《天文志》参订之."此外,王鸣盛对其反复论及但分散在多处的问题加以索引,如在卷九十五《郭崇韬安重诲皆枢密兼节度》条论及宰相一职时说:"唐宰相制度已详第七十四,第七十六,第八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方便人们贯穿考察.对治学方法的总结,是王鸣盛为后学诠蒙解滞的又一体现.《十七史商榷》对如何读书,如何】78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等皆有总结,提出了很多经典律则.如主张史书编纂要以"载事实,明劝戒"⑩为原则;强调目录学为"学中第一要事"@,"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⑥.总结出致误类型及原因多达十余种:"积画致误"⑩,"相涉致误"⑥,"相似致误","音近致误"⑩,"脱简致误"④,"笔误致误","妄改致误"@,"据误本致误"④,"传写致误"@等,这些皆是经验之谈,对启发学者的勘误思路,引导读者发现问题帮助极大.(三)评论史家史事,辨其得失曲直《十七史商榷》虽以考据为主,但其中也不乏评论内容.议论与考证相穿插,其中既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议论,也有对各史得失,史家素质的评论,考史与论史相得益彰.王鸣盛评论史事,历史人物,一个突出之处在于他从不囿于成见和流俗之见,而是在对历史背景和史实分析后自主得出结论.卫青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战功赫赫,历来对其褒扬有加,但王呜盛认为其"用兵制胜皆竭民力以成功"④,不值得大书特书.对被称作"江左夷吾"的王导,王鸣盛认为其难副盛名:"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④对王叔文的评价更显王鸣盛的卓识独见.对王叔文在唐顺宗时期领导的"永贞革新",历代学者一直指责不断,新旧《唐书》皆视王叔文为"小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又加上"奸诈","朋党专恣","弄权纳贿","欲夺兵权以自固"等恶名,王呜盛在透视这段历史后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指出:"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⑨.清史家李慈铭称"此论千古巨眼"④.对陈寿所着《三国志》后人褒贬各异,有人批评陈寿帝魏不帝蜀,时有曲笔回护,评论人物有挟私泄愤之嫌等,唐代史家刘知残也批评陈寿"借米而方传",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④.王鸣盛认为这些评论有失公允,专设《陈寿史皆实录》条,以1200字的篇幅,为陈寿力辩.魏收所着《魏书》,一直被视为"秽史",王鸣盛则不以为然, 他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析《十七史商榷》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特存,则又不可解"④.关于司马迁的学术倾向,自班彪,班固父子提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非难以后,很多人都因循此说,以为司马迁的思想宗旨是崇道而抑儒,王鸣盛第一个明确提出"司马氏父子异尚"的论点,以为《论六家要指》论述"孔不如老",只代表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谷梁》,而子歆明《左氏》也",并举出司马迁称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作为证明,很能说明问题.王鸣盛的这一卓识,不仅对于评价《史记》这部不朽名着和研究两汉思想史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后人拓展研究司马迁的思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引古筹今,经世致用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书中对舆地沿革,历代典制,赋税,吏治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重视,折射出王氏"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王鸣盛考证"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自言:"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一切典故无所不考,而其所尽心者,地理也."@"建置沿革,事之大者""不可无考".@原因是:"地理既明,千古形势情事皆如目睹,然后国运之强弱,政治之得失,民生之利害,人才贤否,皆可口讲指画,不出户庭而知四海九州之远,立乎今Ft而知数千百年之久,皆在是矣."@对事关民生问题,也考论极详.如卷十二《常平仓》,《敛散即常平》等条,王鸣盛从汉代常平仓人手一直考察到唐宋社仓,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兴废利弊,指出常平仓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猾吏贪胥上下其手",弊端丛生,转而成为与民争利的工具.王鸣盛还对耿寿昌提出的"常平法"与桑弘羊"均输法"做比较,得出常平之法旨在利民,而均输之法,"尽笼天下货物,贵卖贱买,则直与民争利矣"的结论.而且,王鸣盛还注意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联系,考察各自的利弊得失.如把历代常平义仓之法与清代的义仓相比较@,综合考察历代钱币得失,得出今盛于昔的结论: "五铢之制,唐,宋以下盖悉用之矣.东吴顾氏云:'五铢钱十枚,当今之一两弱.'窃谓今以十钱为一两,如顾氏说,则今钱即五铢钱也,即有不同,大约轻重不甚相远.但彼一面文,一面漫;今则两面有字,式既周正,文又明晰.自三代,秦,汉以下钱制,莫善于此!"④显然,王鸣盛希望从前人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引古筹今,经世致用的意味非常明显.局限台湾学者李宗侗在比较清代三大考史着作时指出:"王氏学问不如钱,故其考证稍欠精密;而其综合能力不如赵,故对一代特征常不能详列并举."@其他学者在评价《十七史商榷》时也时有微词,诸如:王氏"生平着作,考证疏略者往往而有"④,结论"未免武断"④,等等.平心而论,这些评论并非空穴来风,《十七史商榷》在其取得成就的同时,确实存在若干不足.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更显突出:(一)考证疏漏《十七史商榷》有些条目存在差池.仅第一条,陈垣就指出错误四处,即把《汉书?艺文志》, 《太史公》百十篇误为"汉志《史记》百三十篇",把裴驷《史记?集解》乃合百三十篇为八十卷误为"裴胭集解则分八十卷",把李'7开公误为"李沂公",把桐孙误为"桐丝".诸如此类的错误在《十七史商榷》还可以举出许多.如,《旧唐书?地理志》:"雅州荣经,县界有邛徕山,九析,故铜山也."《十七史商榷》校:"案,也当作地."⑥今案《通典》卷一七六载:"百丈,有邛来山,本名邛旅,邛水所出,又有九析坂,汉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此而回."王氏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只据文句逻辑及"也"与"地"二字形近而迳改,失之草率.再如卷九十《尊韩非宋祁笔》条,王鸣盛断言:"韩子在唐虽名高,及唐末已少问津者,直至欧阳公方表章推重.宋祁手笔与欧公迥不同,《李蔚传》末论赞痛辟佛教,此欧阳公笔也",李慈铭指出"此等未免武断".其实很多失误不是因王鸣盛武断,而是因资料不全,限制了结论.有例可证:卷一《史记所本条》,王鸣盛据《汉书?司马迁传赞》,指出《史记》的资料来源,并对《楚汉春秋》进行考证,但就该条目所列题目而言,有点文不对题,因为《史记》所反映179江箍笋干2009.6的许多材料王鸣盛并未提到,如司马迁根据《秦纪》和六国史书,汉朝政府档案,实地访问等获取的资料,这些体现在《秦本纪》,《六国世家》,《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曹丞相世家》等篇中,并未被王氏所采录.(二)存疑过多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存疑待考,反映了史家谨慎的态度,但存疑过多也会造成读者的不便,况且很多时候王呜盛已作了多方论证,离做出结论只差一步,但王呜盛却停止进一步的深究,而以"存疑"处置,未免让人遗憾.傅增湘对此有所表达:"于疑误夺失之处,或取证本书,或旁稽他籍,咸能推断以识其乖违,终难奋笔以显为刊正,则以未获多见旧本,无所取证也."在《十七史商榷》中,只考证不刊正的条目确实不少,现略举几例:王鸣盛在考《晋书》时发现东晋王,谢两家人取名时的不同,"或四人同名,或三人同名,或二人同名,共五十四人,俱王氏.其谢氏同名者惟二人耳,此二事俟再考".卷五十四《营阳王》条发现《南史》有"废少帝为营阳王"的记载,考之《通鉴》与之相同,而《宋书》作"荥阳",王呜盛说:"未知孰是."王鸣盛在对《宋书?州郡志》所载"广州刺史,领郡十七"考辨后言道:"而今数之实十八,多一郡.又凡各州所领之郡皆书某太守,不言郡,独此州之末书乐昌郡,不言太守,皆未详."④《晋书?桓彝传》中有"彝寻出石确"句,王呜盛对后人认为"确"为"头"或"跪"的说法持反对意见:"愚谓此必宣城郡地,作'石头'者谬,作'跪'亦不类.'确'字《说文》卷九下《石部》无",但王鸣盛最后也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诸如"未知孰是"④,"未详","存疑备考"⑩的字样在《十七史商榷》中不胜枚举.尽管王鸣盛主张"有疑则阙"是正确的,但以考证为主的书中存在大量没有考辨结果的条目,的确容易被人质疑.对《十七史商榷》存在的问题,当时人钱大昕也曾委婉地建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闻已刊成,或有讹字,且未便刷印,乞得样本寄下."@钱大昕以让王鸣盛再看看《十七史商榷》是否还有错讹为名,希望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在刊行前再加以完善,可是王鸣盛对钱大昕未加理会, 他说:"其不及尽改者,总入《蛾术编》可也."@这180种看似不精益求精的做法,可能与王鸣盛对"精" 与"博"的态度有关,在他看来,"精"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博".王鸣盛曾论:"博亦大难事,特不可与兰艾同收,玉石混采者道耳."@又言:"李琰之尝论崔光博而不精,刘芳精而不博,学之欲兼精博也难哉!要以钞缉荟萃,备下学之考稽,博为首重矣."@这正与吴派惠栋所持观点一致,他们认为:"注史与修史异,注古史与注近史又异.何者?史例贵严,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群书大备,注古史者遗籍罕存,苟非博采兼收,何以离同合异哉!"吴派学者往往好古而博涉,又由于目录,版本,校注,辑佚,辨伪诸学,愈往前古,所得愈真,非泛览博涉不足以治其学,非纵观历代不能够定其是非;又吴派学者多兼治史,治史不同治经,非参稽大量史料难以断其是非,剔其讹误.所以,可能因王呜盛追求治学的博广,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十七史商榷》的精审.(三)评论苛刻现代史学家陈垣指出:"王西庄好骂人,昔贤每遭其轻薄,如谓刘向为西汉俗儒;谓李延寿学识浅陋,才短位卑;谓杜元凯剽窃;蔡九峰妄谬;又谓陈振孙为宋南渡后微末小儒;王应麟茫无定见."④王鸣盛在评论古人时,经常用词刻薄,一些治学严谨,成绩卓然的学者也遭王鸣盛的奚落.如评论陆德明,张守节是"无知之辈",陈振孙是"小儒",郑樵是"妄人"等.尤其对颜师古,李延寿,吴慎,欧阳修等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嫌"之太过.王鸣盛认为《(新唐书)纠谬》"掎摭烦碎, 吹毛求疵",还直言吴慎是"我所嫌者".因不认同颜师古所注《汉书》,竞评论颜师古"学识本不甚高,又已老悖,故舛谬颇多,此注以左氏为司马迁,竟如不辨菽麦者"@.对李延寿,王鸣盛更是屡讥其"庸且妄也","真无耻"@.鸣盛在讥讽别人时,往往随心所欲,诸如"捧腹绝倒","喷饭满桌"等词汇充斥于《十七史商榷》的字里行间,让人反感;即使对王鸣盛一直称颂有加的李慈铭也曾愤然道:"先生持议颇有过苛者,如痛诋张守节,李延寿等为妄诞,又言宋人若王应麟等,皆无学识, 欧,宋《新唐书》亦力斥其猖狂,虽所举皆当其失, 析《十七史商榷》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而言辞太激,多过其分,殊无儒者气象,此不能为先生讳者."@又言:"王氏此等语最可厌,盖王氏本生寒家,又早岁归田,故尚不脱大气,如此等皆所谓自累其书也."王鸣盛学问早成,为人自负,率直,坦荡,敢于发前人未发之议论,值得称道,但对前人任情褒贬,批评过于苛刻则显过分,是其不足.(四)观点偏颇王鸣盛喜欢评论,好下断语,受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偏颇之论.如卷六十四《外国传叙佛教》条,王鸣盛写到:"(沈)约之叙述佛教於《外国传》中,亦差可,若魏收作《释老志》,则可笑.《南史》以僧宝志人《隐逸》,《旧唐书》以一行人《艺术》,则尤欠妥,此辈纪表志传中实无可位置",这段话明显存在问题:王鸣盛反对佛道,说明他生活态度积极,不迷信,但他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沈约,魏收等人作《外国传》和《释老志》,指责《旧唐书》不当以一行人《艺术传》⑩, 则有悖史书记实原则.佛道的流行乃是客观现实,历史既要反映社会现实,就不能没有对佛道的记载,魏收作《释老志》正是他对史学的一大贡献, 至于各代名僧,自然都应写入史传,这样正反映特定时代的精神和社会风气,王鸣盛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封建史家,治经治史必然会采取封建道统立场,所以,《十七史商榷》中,有些论点不仅陈腐,保守,甚至反动.王鸣盛仇视农民起义,认为黄巢之罪,"寸磔不足以蔽其辜"⑩;视女子为祸根,认为干宝《晋纪总论》"以妇女淫妒为风俗所由坏,实能深探祸本"@.这些反映出王鸣盛的主观偏见.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提出了很多书法义例和观点,但其中有前后抵触,自我矛盾的现象.如先指出《志》中所载户口人数统计时间应遵循"志宜据最后为定"@的义例,"志例应载极后(一朝代),非极盛"@,但后又认为《汉书》关于户口数之以极盛时数计合乎"史法":"凡史家志地理者例有户口数,《汉书》言元始,是据一朝中极盛之数言之,此史法也"@,前后矛盾.再如,王鸣盛常言读书之难,评论者应有容人之非的雅量:历史典章故事"无时不改,是以书之史籍,纷若乱丝,使人眩目"⑩,"予乃慨然叹读书是天下第一难事,且莫讲到考核,只此一引述间,展转迷惑至是,若必求备,则千古几无一读书人.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说"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可恶"@;但他自己又不能容人之非,经常发出苛刻的评语.他曾表明"予所着述,不特注所出,并凿指第几卷某篇某条,且必目睹原书"④;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全书这样做的地方并不多见.余论王鸣盛这位乾嘉时期吴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一生勤奋向学,手不释卷,着述颇多.早年王鸣盛就以《尚书后案》名噪一时,奠定了在经学领域中的地位,然其对于后世影响最大,最为人们称道的还是《十七史商榷》.在清乾嘉三大考史名着中, 《十七史商榷》所居位置突出:《廿二史考异》精于考证,多了一份乾嘉时代特色,而史论稍显不足;《廿二史札记》长于钩稽史事,多了一份史论元素, 而又少了一份乾嘉考据特色;《十七史商榷》则兼有史考,史论之长,既有浓郁的考据色彩,又不乏对史学理论的构建;既反映了清代考据的学术氛围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体现出历史学研究本身发展的要求,所以,作为乾嘉这一特定时期的史学着作,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更具代表性.台湾史家杜维运曾言:"乾嘉时代学人之治史,王氏最足为典型人物."④梁启超也说:"清代一般史学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庄之《十七史商榷?序》是足以代之0"④《十七史商榷》成就突出,最突出点还是它对"致用"的追求,这种致用既表现在"标举以诒后人"@的学术"致用"上,也反映在"引古筹今"对现实社会的经世"致用"上.关于学术"致用",王鸣盛在解释"商榷"含义时即有明确表达:"商度虽仅粗略,而初学观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希望通过自己学术成果——《十七史商榷》这一"划桨"为后学"史海"泛舟提供帮助.也就是说,通过学术的实用性来加强学术上的"致用"效力,这种"致用"的目的体现就是:校181江癌肇干2009.6勘文字错讹,考证疑难,为后人读史,治史提供方便;"考""论"兼备,大量史法,史事评论,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多方启迪;诠蒙解滞,总结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以及关于史书体例,叙史的简繁和史书的撰写方法,足为读史者之津寄.《十七史商榷》实际具有工具书和学史指导用书的功效,后学据此参照读史,可以"雾解而冰释".《十七史商榷》虽然也是以"考史"为主务,但王鸣盛却把考据这样一项机械性的工作赋予了思想性,无论是从考证内容还是从对史实的"议论", "褒贬"中都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王鸣盛反对无意义考释,他说:"三刘氏作《刊误》,而昆山吴仁杰斗南又作《刊误补遗》,是当为《刊刊误》矣. 今予于吴氏再为饶舌,则又当为《刊误补补遗》矣. 展转驳难,纸墨益多,岂不无谓而可笑!人生世上,何苦吃饱闲饭,作闲磕牙!"④他的校勘,不是全面校,而是发现问题的重点校.身处文化高压和。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评论中国历史悠久，政治制度演变复杂。

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唐宋明清，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既有继承也有变革。

在此过程中，有得也有失，有成功也有失败。

本文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进行评论。

二、夏商西周的政治得失夏商西周时期，政治制度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核心。

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得国家秩序得以维护，权力得以分散，有利于社会稳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势力崛起，中央集权逐渐削弱，导致国家分裂和战争频繁。

这是夏商西周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三、春秋战国的政治得失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各诸侯国纷纷进行改革，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这些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国家实力。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战争频繁，民生困苦。

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权，不惜牺牲人民利益，这是春秋战国政治制度的一大败笔。

四、秦汉的政治得失秦汉时期，政治制度上实行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制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推行法家思想、统一文字、度量衡等。

这些措施强化了中央集权，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然而，秦始皇的暴政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汉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推崇儒家思想，注重人伦纲常，维护社会稳定。

然而，汉朝也出现了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等问题，这也是汉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缺陷。

五、唐宋明清的政治得失唐宋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兴起，为士人提供了参政机会，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巅峰，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社会开始出现内部危机。

同时，封建社会的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官员贪污腐化、民生困苦等问题不断涌现。

这是唐宋明清政治制度的一大败笔。

六、结论综上所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复杂多样。

在政治制度演变的过程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各个朝代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但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序1.中国的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

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正。

2.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制度必须和人事相配合。

前言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

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事物发展的规律）内容概括：1.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2.汉代政府组织：1.皇室与政府 2.中央政府的组织3.汉代地方政府4.中央与地方关系3.汉代选举制度：“乡举里选”4.汉代经济制度：轻徭薄赋，盐铁政策5.汉代兵役制度6.唐代政府组织：1.汉唐相权比较2.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的分配 3.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4.尚书省与六部 5.唐代地方政府 6.观察使与节度使7.唐代考试制度 1.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2.唐代的科举8.唐代经济制度 1.组庸调制 2.帐籍制度 3.两税制9.唐代兵役制度府兵制10.宋代政府组织 1.中央政府 2.相权的分割 3.君权的侵揽 4.谏官与政府5.宋代地方政府11.明代政府组织 1.内阁制度 2.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3.明代地方监司官及督抚12.明代考试制度 1.进士与翰林院 2.八股文13.清代：部族政权 1.军机处 2.六部尚书 3.统制政策 4.民众的反抗运动 5.变法与革命1.家国同构：九卿，名义上说，都是皇帝的家务官，是宫职，而系统属于宰相；换句话说，便是当时政府的首长，宰相，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

本来封建（封邦建国）时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

但到了郡县时代，化家为国，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长。

封建时代，以家为国，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许多贵族家庭所分割。

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现在中国已经只剩了一家，就是当时的皇室。

这一家为天下共同所戴，于是家务转变成了政务，这个大家庭也转变成了政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极具洞见的著作，通过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治制度的梳理与剖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全貌与得失。

读完此书，我深受启发，以下是我的一些读书笔记和思考。

汉代的政治制度，在钱穆先生的笔下显得尤为独特。

首先是政府组织，皇帝与宰相各司其职。

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着主权；宰相则是政府的领袖，负责实际的政务处理。

这种权力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治的稳定与运行的效率。

然而，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郡与县，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发生了变化。

汉代的选举制度，以察举制为主。

这一制度在初期为国家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显现。

察举制的标准逐渐模糊，被世家大族所操纵，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汉代的经济制度，特别是赋税制度，经历了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的变化，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但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也引发了土地兼并等问题，为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其政治制度也有着显著的特点。

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使得权力更加分散和制衡。

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六部则分管具体事务。

这种制度设计，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决策失误。

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从州县两级变为道、州、县三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权力过大，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由盛转衰。

唐代的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考试科目增多，选拔范围扩大。

这为社会底层的人才提供了上升的通道，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和文化的繁荣。

然而，唐代的赋税制度，尤其是两税法的推行，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财政收入，但长期来看，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宋代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重文轻武的策略。

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中书省管行政。

这种权力的分散，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

而且，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过度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使得地方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往往无力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