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作者：蓝勇【内容提要】本文支持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
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唐代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复种指数提高，产出的多样性更明显；农作物单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也提高；水利建设成效显著。
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
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本文赞同8世纪中叶气候有一个由暖转冷过程的观点，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转寒造成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国北方建立区域性王朝，安史之乱是这个南下进程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经过南宋12世纪的再一次寒冷突变后，北方游牧民族则开始了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
【关键词】唐代/气候变化/兴衰【正文】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经济强盛，城市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幅员广阔，国力鼎盛，外夷四服。
对于造就唐代文明的原因，以往多从人为的因素出发去考察，从历史的积累和开明的君主去寻求原因，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
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气候温暖时期往往与兴盛的中国封建王朝在时间上相对应。
不过，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基础与文明昌盛的机理怎样？这种机理与历史的承传积累和开明君主的功用怎样？本文拟从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再者，治史者都知道，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王朝，而开元、天宝年间又是唐王朝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很令人玩味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是否与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有内在联系呢，这是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一1.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温暖时期竺可桢先生认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其主要是通过对梅树、柑桔物候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从物候学角度得出结论，后又用一万年挪威雪线、格陵兰冰块反映的气候特点作了应证。
（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2期。
）从此以后，虽有人对此作过一些修正（注：近年来，牟重行先生撰《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气象出版社，1996年），对竺可桢的观点和史料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商榷。
），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地理专著和教材都沿用竺老之说，将唐代定为温暖期。
如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张全翼、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等。
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线的推移》及台湾学者刘昭民《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等也支持唐代温暖说。
不过，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说法，否定了唐代温暖说。
满志敏便是一个代表，他首先在1990年出版的《历史地理》第8辑上撰《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对唐温暖期提出异议，提出唐代中期以后转冷新说，接着在施雅凤等主编的《中国气候与海平面》、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等书及《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进一步加以说明，主要理由是长安梅树、橘树、驯象带有人工保护措施而不能作为气候温暖的指示，并对农作物生长期作了重新解释。
同时列举了许多唐代寒冷的证据。
近来王铮等又提出唐代气候属于混沌(Choas)状态，气候不稳定（注：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
）。
笔者认为从目前的总的研究来看，唐代温暖湿润说证据更加充足。
(1)满志敏认为："因此，就唐代柑桔经济种植分布区与现代相比，并不能得出唐代中国气候暖于现代、气候带北移一个多纬度的结论。
"笔者认为满志敏先生没有将全国一级的土贡地点与分布北线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
一般而言，亚热带和热带经济作物成为全国一级的土产或土贡的地区的气候因子应是十分适宜这种植物而有相当的宽容度的，故才有好的品种成为土产、土贡。
如鄂州、襄州今天能种植柑桔但并不能成为全国等级的土质、土产的品质。
实际上据笔者研究表明，悉州位于川西北黑水县，今天该地几乎不产柑桔了，年均温9.1度，1月均温仅-1.0度，年降雨量为827.7mm，但唐代当地是柑桔的重要产地，具有土贡品质。
这说明该地区当时年均温比现在高4度左右，1月平均气温高3-4度左右。
同样，唐代巴州、绵州也是重要的柑桔土贡之地。
但今天虽然出产，却远非土贡品质。
(2)笔者赞同满志敏认为的用驯象、人工保护的梅树、柑桔、荔枝、竹类指示的气候特征的信度不高的结论，但在对寒冷气候指示记载的认同上与满志敏有一定的分歧。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黄河流域冬季"寒"、"大寒"指示北方寒冷气候的信度不高，因为一方面这里的"大寒"、"寒"本身没有定性，指示的温度可高可低；一方面，相反，中高纬度地区冬季"寒"、"大寒"反而更具常态，而不寒才显异常。
所以统计唐代这些地区"大寒"、"寒"意义本身并不大。
这就如统计中国南方地区夏季炎热一样意义不大。
相反，如统计北方地区"冬无雪"和中国南方地区冬季江河"封冻"之类才更有气候指示性。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朱士光、王元林统计唐代关中地区16个年份冬无冰雪，认为"这在我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来说明唐代温暖是较可信的。
台湾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认为："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数都比较少，而冬无雪的年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
有关专家据物候和柑桔分布研究也表明，唐代年平均气温平均比现在高1度左右。
（注：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一书引：Shen wenhsiung,changes in China’s climate,Bulletinof the American Meteological society,Vol.55,No.11,Nov,1974.）吴宏岐还谈到杨仁怀等研究2000年来海平面的变化与气温波动，也表明8至10世纪为一个温暖期，当时年均温约高于现代1度左吉，称为"小高温期"；又据于希贤、段万倜、龚高法等研究的物侯、雪线、植被等情况综合认为唐代年均气温高于现代1度左右，气候带纬度北移1度左右。
（注：吴宏岐等《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3)唐代的区域气候研究结果也是如此。
有的学者从河南历史时期寒冷变化看出，隋唐时期是"以暖为主，而后期转寒"。
（注：盛福尧《初探河南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七辑。
）陈家其等建立的2000年以来江苏温度变化指数曲线表明，在相对较温暖时期持续最久的是7、8世纪，即唐代中期以前，其间很少冷冬记载。
（注：陈家其等《江苏近二千年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年3期。
）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北界比现在高2个纬度，由此可推论当时长江上游地区年均气温比现在高1-2度左右。
（注：蓝勇《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据郭声波研究认为唐代成都有荔枝生长，但南宋就没有了。
（注：郭声波《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寒冷气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
）另唐代张籍《送蜀客》诗有："木棉花开锦江西"，知唐代成都有木棉生存，不论这种木棉是木棉属的木棉或是棉属的树棉，都是一种喜温暖的植物，今天成都这两种植物都没有自然状态的生存，可说明唐代成都气温应比现在高。
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根据杜甫在成都作《咏雨》诗谈到阴历四月梅雨型天气，认为现在成都春夏之交已经没有梅雨天气，也可见唐代成都比现在更温暖多雨。
据《新唐书》和《蛮书》关于云南柘蚕生长期来看，一般是正月生而二月茧。
我们知道，蚕对温度要求十分高，月均温低于20度便可能受到影响，最适温为16度到21度，气温降到7.5度以下便进入休眠状态。
这样可以看出蚕的适温期比现在提早许多，说明当时云贵高原年积温比现在高。
对《蛮书》卷7记载的曲、靖州以南和滇池以西的农作节气，历代争论较大。
笔者取昭通坝子、滇池坝子两地节气对比看出，唐代水稻是阴历三四月播种，八月收获，而现在这些地区是阴历四月底播种，十月才收获，可见现在水稻生长期推迟并拖长，说明现在云南地区一定时期内活动积温下降，可供作物生长的的时期缩短。
(4)唐代不仅温暖，而且是一个十分湿润的朝代。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统计了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表明唐代是一个旱灾相对较少的时代。
陈高庸《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下册统计表明，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灾害中水灾比例最高的时期，这可能与当时降水丰沛有关。
吕蔚光《华北变旱说》（《地理》第一卷2期，1937年）认为汉唐时期塞外河水普遍丰于今日。
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
（注：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年1期。
）可见唐代气候确实比较湿润。
总之，现在看来唐代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属于温暖湿润的时期是可信的。
2.温暖湿润的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一）气候变化对历史时期中国农牧生产的影响王子今先生曾对秦汉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两汉间的气候由暖到寒的转变，正与移民运动的方向由西北而东南的转变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趋势，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与江南的户口消长及河患消长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相关性。
（注：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化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这说明气候变化对秦汉社会发展影响十分明显。
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对高纬度的东亚游牧地区（大漠南北）、中纬度的中国传统农业区（黄河流域）和低纬度的南方开发不足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响巨大且各有侧重。
(1)对高纬度东亚游牧区的影响。
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气温波动和降雨量的变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
至今草原地区的"白灾"仍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在生产力更低下的中古时期，传统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
研究表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雨量相关系数达0.68。
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雨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的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