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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王芸生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
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王芸生(l901一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
，“芸生”这个名字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他将之解释为：“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
”他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
王芸生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郊区，早年家贫，曾在天津当学徒。
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
1925年五卅运动中，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因鼓动爱国情绪，进行反帝宣传而受通缉，1926年3月被迫停刊，南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猛进》等周刊与《和平日报》。
1926年底回天津，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经常给《华北新闻》写社论。
1928年，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
从此，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职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
《大公报》的前3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提起王芸生，马上都会联想到《大公报》，人们称他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可见王芸生与《大公报》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应《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之请进入《大公报》，成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
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文人论政：新闻舆论监督无法超越独立王永亮中国政法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者方汉奇说：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摈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
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
1新闻学者吴廷俊认为，同“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相比，“文人办报”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议政而不参政。
文人办报，办的是政治性报纸，其内容似与政治家办的报纸相仿；但在议政的目的上，它不像政治家办报那样是为了牟取政治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议政来为国家尽到自己的一点“言责”，此外别无政治目的。
因此，文人办报对于政治，只“议”不“参”，只停留在“言”的程度，不进入“行”的阶段；只求通过评论影响政治形势，不直接染指政治活动。
第二，经营不为营利。
文人办报，报馆是经济实体，其运作似与企业家办报相仿；但在经营的目的上，它不像企业家办报那样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经营来谋求事业的发展，以便善尽其论政的使命。
因此，文人办报对于赚钱，只以维系生存与发展为度，决无个人敛财之心。
2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所以振兴中华更是近代文人论政的主题。
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
一、文人论政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特别主张学习西方，多开报馆。
他说：在中国，有人辱骂主笔是“斯文败类”；在西方，则称誉报纸是“政府监督。
”3英敛之反复强调，报纸不是一般消遣性读物，而是国家的耳目，国民的喉舌。
所以它的责任：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
4 19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
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
”《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
传媒与社会/谈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兴起原因◎李凯旋[摘要]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投身于言论报国的伟大事业。
文人论政的兴起有着极为复杂的动因，其中，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状态是影响文人论政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关键词]文人论政成因知识权力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鸦片战争 时的封建中国，发展迟滞，民生凋敝，如何变法图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夙愿。
以报纸为阵地，议时政、开民智 成为当时文人与封建势力抗争的主要途径。
从1874年王 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 1948年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至少绵延了 75年。
在文人论政传统下，中国近代的报刊作为观察者和评论者，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反思和研究文人论政的历史，对今天的新闻人来说，依 然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与权力的博弈是文人论政中反映出的一条主线。
权力生产出知识，知识的存在又巩固了权力，从而催生出新的知识。
本文以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为视角，对文人论政兴起原因稍作探究。
再满足一般性的档案信息服务，迫切需要档案管理机构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是一种以利用者为中心，能满足利用者个体需求，给利用者带来便利的服务方式。
个性化的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个性化：一是实 现服务时空的个性化，即根据利用者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满足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二是呈现服务方式的个性化，即根 据利用者个人喜好及专业背景开展档案信息服务；三是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即面对不同利用者以同一问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使利用者能够各取所需、各得其益。
个性化 档案信息服务的实质在于找到档案信息与利用者个别利用需求的契合点，它不仅能带来注意力效应，而且还可增强利用者的忠诚度和依赖感。
档案信息服务是面对利用者的服务，只有得到了利用者的肯定，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因而 要重视和提供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这对提高档案信息服务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大公报》与《申报》的新闻理念分析《大公报》与《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报纸。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
同样是百年老报的《申报》其办报实践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及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念。
文人论证与新闻专业理念看似不同，但都是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从而使社会更加民主繁荣。
这对今天的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大公报》的文人论证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代始于189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诸多方面的制度性突破，其中现代报业的兴起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
《大公报》适逢其时，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大公报》并不以简单发布“消息”为满足，它始终抱有一理想，即“形成真正之舆论”，而真正的舆论，必须“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
”《大公报》践履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倡导“文人论政”。
所谓的“文人论证”，《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里道出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这段话提示《大公报》追求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感；第二，舆论的独立健全。
第一方面指示，《大公报》以文人的社会参与为舆论基础，而实际也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为其提供舆论资源；第二方面指示，《大公报》始终怀抱新闻自由主义期待，而实际上这种期待尽管略显尴尬，但毕竟造就了它的舆论品格，使其享誉报林。
2、《申报》的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在早期的新闻学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
“忘我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本文从文献资源收藏的角度对《大公报》的历史发展与功绩、版本与装帧以及入藏国家图书馆的经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推动百年《大公报》研究的深入。
其次，客观评价了《大公报》的历史功绩。
《大公报》不仅培养造就了一代报人，其不偏不倚的办报方针更是赢得了国人的尊崇，开创了“文人论政”的辉煌时代，在我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标签：大公报；发展；功绩；版本与装帧；国家图书馆；收藏经历《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是至今仍在香港出版发行的一份报纸，已历经110个春秋，并由此成为世界上寿命最长的中文报纸。
20世纪初，清政府腐败没落，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状态。
当时的社会中受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影响，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天主教徒英敛之先生（1876-1962年），恨国家不振，满怀文章报国之志，创办了《大公报》。
从那时起《大公报》饱览世事，历经百年沧桑，用文字记下了一个世纪来国家的衰落与复兴。
穿越百年光阴，《大公报》曾经桀骜不驯、汪洋恣肆，如今渐渐归于平静，但它留下的财富和思索，越来越弥漫于后人心间。
《大公报》创刊之初即以直言敢谏而著称，由此开创了中国民营报刊自由主义的先河。
英敛之选用“大公”二字为报名，其解释是“忘我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并要“扩大公无我三怀，”“移风易俗，民富国强”。
也就是说“忘己无私是大公”——这就是《大公报》办报宗旨。
这一宗旨始终为各时期《大公报》事业的继承者所膺服，薪火相传，坚持不懈。
报名“大公报”三字，由著名学者兼翻译家严复题写，并一直沿用至今。
创刊号定在1902年6月17日也是有其用意的，因为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
其后《大公报》各地方版的创刊日期也别具深意，如它的汉口版创于1937年9月18日，香港版创于1938年8月13日，选择这些特殊的日子正反映了创办者砥砺民族，勿忘国耻的深刻用意。
一、《大公报》发展简述《大公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英敛之时期（1902-1916年），是由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
文人论政——新记大公报的最大特色摘要：《大公报》作为近代及其重要的报纸之一，对于近代中国都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
新记大公报时期则是《大公报》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而文人论政则是这段时期大公报的最重要的特色。
研究文人论政，了解当年《大公报》报人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
关键词：文人论政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新记大公报与文人论政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壬寅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大公报进入新记大公报时期，而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这一时期（1926年至1949年）。
而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的最大特色正是文人论政。
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和总经理张季鸾就曾说过：“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然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而大公报的四大特色分别是社评、星期论文、新闻通讯和副刊，而其中的社评和星期论文都体现了《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色。
而无论是正版还是副刊，《大公报》所传播的信息都透着对时局的关注，对政治的钟情。
新闻史上的“文人论政”，实际上是报人以新闻职业的方式从事时事评论。
文人论政的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
而《大公报》对于文人论政的解读是“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
”在近代社会，文人论政的形成有很多因素。
从内因来看，千百年来，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儒家的原则为依归，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怀。
言论报国、文章报国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成为他们热切追求的理想和勇于担当的责任。
86试论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以新记《大公报》为例白天航（兰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摘 要：文人论政传统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的标志特征一直被学界广为讨论，关于其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笔者认为两者是一种相对的启蒙关系。
因此，本文从文人论政的发展历程，文人论政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启蒙关系和文人论政对当今新闻舆论监督的影响和启示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二者的关系。
并以近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民营大报——新记《大公报》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关系。
关键词：文人论政；新闻舆论监督；新记《大公报》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9）03-0086-01一、文人论政的演变历程在中国近代报刊中，文人论政始于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并在此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首创论政之风。
［1］其中，《弢园文录外编》凝结了其新闻思想和大量的政论，目的是宣传变法主张，即“立言”。
王韬在“文人论政”的演变史上首开言论自由的风气。
发展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1896年梁启超首创《时报》，时务文体风行一时。
之后《请议报》的“国闻短评”，不仅是“时评”的启蒙，而且具有早期新闻监督的意味。
梁启超在日本避难期间，思想慢慢趋向成熟，不断完善自己的办报内容和形式。
其在《新民丛报》中将“时评”这种新的体裁应用于日报。
至此，评论文体经历了“时务文体”“国闻短评”和“时评”等发展阶段。
高潮开始于新记《大公报》时期文人论政代表人物张季鸾，他的“三骂”（《跌霸》《呜呼领袖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是文人论政的重要表现。
此外，范长江、徐铸成等名记者也先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总编辑王芸生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
结束于《观察》周刊被国民党查封。
［2］1946年储安平到上海创办《观察》。
他的政论逻辑感较强，言语方面稍显尖锐、针砭时弊，通过媒介将自己的言论传播出去，并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批评国民政府和各方面的力量。
传媒史话85青年记者·2015年1月上中央广播的性质。
3.对外广播，加强国际宣传中国人民广播的对外广播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
1947年9月11日，已转移到邯郸的陕北台增加了英语广播节目，每天20：40～21：00播出20分钟。
功率一千瓦，开始曲是意大利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
这个节目开播时作了自我介绍：“我们要通过这个电台……向讲英语的世界各地播送有关中国时事的简明真实的报道。
”北平、天津、上海的外国记者，正是依据每天20分钟的英语广播,了解并传播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我军各个战场的胜利。
支援前线，在战争环境中发挥有效“战斗力”解放战争中，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为胜利做出突出贡献，成为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广播战争形势的发展，作正面、积极、鼓劲的战情报道，“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发挥了鼓舞士气的强大作用。
《解放长春》（1948年10月20日）、《解放郑州》（1948年10月22日）等消息报告前线胜利的喜讯，鼓舞士气；《祝蒙阴大捷》（1947年5月9日）、《祝鲁西大捷》（1947年5月20日）等评论正面鼓劲，积极推动战争进展；《战局的转折点》（1947年4月17日）等陕北台的广播，对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作乐观的预测，鼓舞前线将士的斗志。
为前方官兵服务的《记录新闻》 、《对解放军广播节目》，成为协助解放军官兵的忠实朋友。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红色广播在节目中注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动员支援前线，为前方输送战斗力；对国民党军的广播，分化瓦解了敌军。
广播成为一种软性杀伤力，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邯郸台听众众多，在国民党军中也有一定影响。
曾任黄维兵团第18军军长的杨伯涛说，黄维、谭道善、胡琏等最头痛共产党无线电台的广播，凡是蒋介石掩饰惨败、不能听到的重大军事消息，可以从共产党邯郸广播电台听到。
对共产党广播的声音，越禁止收听，越有人想听，于是偷着……凡不愿挨饿、白白送死丢命的官兵，径直跑向解放区投降，有的则不愿再打了，深藏在掩蔽部里，等待解放军到来，举手缴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