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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
及长，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延英雄。
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荐桓梁、晋冯诸人，苍纳之。
父彪卒，归乡里。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
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
显宗奇之，除兰台令史，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时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群僚。
议者或以为匈奴变诈之国，无内向之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
设后北虏稍强，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上策。
”固后以母丧去官。
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①，与参议。
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朝见天子，宪遣固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之。
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
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
（选自《后汉书·班固传》，有删改）材料二：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②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选自司马迁《报任安书》，有删改）[注]①此时，一直渴望建功立业的班固已五十八岁。
②司马迁自称。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回信，信中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表明了自己决心放下个人得失而完成《史记》的想法。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王萍
【期刊名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99(000)004
【摘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总页数】6页(P48-53)
【作者】王萍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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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
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
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
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
2019年辽宁省大连市高考历史二模试卷一、单选题（本大题共12小题，共48.0分）1.《礼记•大学》记载：“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简而言之，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
由此可知（）A. 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性B. 分封制是家国同构产生的制度根源C. 血缘纽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基础D. 国人追求社会的稳定和家族的和睦2.张汤是汉武帝时实行严刑峻法的重要人物。
司马迁评价“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将其列入《史记•酷吏列传》。
东汉初年的班固则评价“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其后”，将其独立列入《汉书•张汤传》。
这一变化反映出（）A. 东汉执政理念存在去法家化倾向B. 评价历史人物受儒家思想影响C. 班固对张汤的评价比司马迁客观D. 东汉政治环境比西汉更加恶劣3.秦汉时期，漕运为东西方向，漕粮通过黄河、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唐代，漕运线路由秦汉时期的东西向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的变动。
宋元明清时期，漕运则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
漕运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是（）A. 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B. 关中自然环境的恶化C. 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D. 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4.明清时期，苏州既是物货所出之地，又是物货所聚之处，盛产的丝绸、布匹、书籍、各种日用品和工艺品输往全国乃至海外。
同时从全国各地输入各种手工业原料、居民粮食等，担负着转输全国各地商品的职能，与海外市场也有着频繁的联系。
据材料可知，明清时期（）A. 全国性中心市场形成B. 政府的对外政策开放C. 国家放弃了重农抑商D. 经济重心转移至江南5.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已国商民。
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安已国律例核办”。
这一约定（）A. 为日本侵华创造了条件B. 说明清政府已深谙近代外交C. 表明中日逐步走向联合D. 表明双方未意识到司法主权6.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北京，以及东北等租界相继开办了一些以解决照明为主的公用电业。
司马迁自述写作《史记》宗旨的名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写作《史记》的宗旨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迁希望通过研究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从而成就自己独特的学说。
这也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标和追求。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巨大，体系完备，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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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
《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汉朝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非常重要的史书，称其为断代史是因为他主要记录了西汉这一代的历史，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中间的将近两百五十年的历史。
《汉书》中有纪十二篇，主要记载了西汉诸位帝王的事迹，还有表八篇，传七十篇，还有志十篇，主要记载的是汉朝的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现象。
《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的体系，但是不同于《史记》的是，《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
而断代是这种方式也被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是官方正史所用的体系。
《汉书》是除了《史记》之外又一部地位非常突出的史学经典，他记录了西汉当时各个阶层人物的真实状态，秉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而且《汉书》也继承了《史记》中为少数民族列传的传统，其中《汉书·西域传》中记叙了今天的新疆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的历史，还有许多中亚和西南亚国家的历史，到今天，这些历史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料。
但是《汉书》中的思想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主，班固还说司马迁不是用儒家的价值观去评价人物是不正确的，这也是《汉书》中存在的一个缺点。
班固咏史
班固有一部传世的名作《汉书》流传后世，除此之外班固写的诗生活常识分享。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复习纲要填空：㈠汉代散文史传散文，《史记》（西汉司马迁）《汉书》（东汉班固）政论散文，《过秦论》《陈政事疏》（西汉贾谊），《论贵粟梳》（西汉晁错），《新语》（西汉陆贾）。
东汉政论散文：包括王充《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王符《潜夫论》愤世嫉俗之作，对当代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
仲长统《昌言》碑文游记：蔡邕《郭有道碑》《陈太丘碑》马第伯《封禅仪记》（现今见到的最早游记）。
书信体散文：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仁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抒情散文，叙事说理散文）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王充，王符，仲长统。
㈡汉赋赋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骚体赋，高祖初到汉武帝初，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第二，汉大赋，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答客难》王褒《洞萧赋》杨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第三，抒情小赋，东汉中叶以后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东汉辞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东汉）述行赋：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东汉）抒情小赋：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西汉）扬雄四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他的《蜀都赋》是后世京都赋之先声。
司马迁生平：壮岁漫游；泣受父命；李陵之祸；发愤著书《史记》体例：纪传体通史，十二本纪（帝王史），十表（诸侯史），八书（专门史），三十世家（贵族史），七十列传（人物传记，最有文学价值）共130篇。
其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是：本纪，世家，列传司马迁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体例：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从《史记》①《汉书》②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
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
《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③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
”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12年后，陈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鹿，走向前台，形成了秦汉之际游侠参与社会生活的壮观场面。
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多样，游侠又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都对他们的活动做了记载和评价。
一、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伊始，司马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既已存亡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
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 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 洽通 的目的则在于证明 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 史记 的撰著;班固在 汉书 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 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 史通 六家 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 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 汉 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史记 、 汉书 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 汉书评林 汉书总评 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 太史公自序 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
他曾 学天官于唐都,受 易 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
在著名的 论六家要旨 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
在他看来,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 其辞难知 ,却又 其实易行 ( 史记 太史公自序 )。
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
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 世典周史 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其自幼诵读 左传 、 国语 、 世本 等古代典籍。
司马迁曾向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表示,要矢志继承父业,撰成通史著作,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 春秋 。
对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家庭的司马迁来说,由于他父亲的职业和修养关系,也由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贯彻到了他后来的史学活动之中。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自幼聪慧好学, 九岁能属文,诵诗书 。
16岁入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 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 ,且 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 ,因此颇为时儒所钦佩( 后汉书 班固传 )。
班氏一家,在西汉二百余年间,先是边地豪富,后来成了儒学世家。
班固出身于官僚地主兼外戚家庭,与东汉皇室关系密切,而且他 家有赐书,内足于财 ,这与 后世中衰 的司马迁家世有很大不同。
其父班彪是 汉书 的最初写作者,又是著名的 王命论 的作者。
西汉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各种割据势力也乘机而起,刘秀称帝之时依然是 天下云扰 。
为给东汉皇朝寻找理论依据,班彪 乃著 王命论 以救时难 ( 汉书 叙传 )。
他在 王命论 中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通篇都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经学思想。
如同 论六家要旨 之于司马迁, 王命论 也极大地影响了班固的学术思想和史学生涯。
班固在 汉书 叙传 中全文照录了 王命论 ,并进一步发挥了汉承尧祚的思想。
汉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撰集为 白虎通 。
成于班固父子的 王命论 和 白虎通 ,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两根得力支柱。
家学渊源的差异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司马迁和班固在治史宗旨上的不同。
二司马迁和班固都曾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著史宗旨。
在著名的 报任安书 中,司马迁表述了自己撰述 史记 的旨趣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而班固也在 汉书 叙传 中说: 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 汉书 ,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记、表、志、传,凡百篇。
二人提出的著史宗旨,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
根据二人的表述,这种异同大体表现在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三个方面。
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关于 天人之际 、 古今之变 、 一家之言 的态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了士大夫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生活在这一氛围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史载司马迁曾以董仲舒为师,深谙今文经学理论,并熟悉天人感应之说,因而在天人问题上,司马迁还是吸收了不少儒家经学思想。
关于古代帝王,他沿袭了今文经学许多神学迷信的说法,如谓黄帝 生而神灵 , 有土德之瑞 ;帝颛顼 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 ;帝喾 生而神灵,自言其名 ( 五帝本纪 )。
在论证秦朝统一时,他说: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 六国年表序 )此外,刘邦母亲梦与龙交而生邦( 高祖本纪 );汉朝的建立 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 秦楚之际月表序 )所有这些,意在说明刘邦得天下,是天的意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谓的天,除了上述神灵之天的含义外,更主要的还是指支配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盲目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司马迁进一步探索了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他说: 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予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 魏世家 )在司马迁看来,凭信陵君个人的力量,不管他有何等的王佐之才,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天。
司马迁对孔子颇为尊崇,甚至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第二部 春秋 ,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甚至对儒家的某些学说提出了异议。
孔子说伯夷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 论语 述而 )。
司马迁在 伯夷列传 中却大唱反调,质问那些品行不端、做尽坏事的人,为什么能富贵利达、安富尊容地度过一生;而那些正道直行,具有奇才异能之士,为什么却遭苦受难终身?并对天道有知的观念提出疑义: 或曰: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 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不同意天道可以干预人事的说法,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 天道 并不能最终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决定历史变化的原因取决于人性,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这是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 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项羽本纪 描写项羽失败时,自称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
司马迁则批评他 自矜伐功,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从而指出其失败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
在述及蒙恬之死时,司马迁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倾向。
这与儒家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的说教是相左的,说明司马迁虽然尊崇孔子,精通儒学,但在许多问题上又大异其趣。
受黄老思想和 荀子 的影响,司马迁认为人性的内容就是趋利避害,争权夺利。
在 报任安书 中,他提到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对儒家所谓父子恩情出自天性的说法,司马迁也表示了怀疑: 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
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 卫康叔世家 ) 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 扁鹊仓公列传 )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汲郑亦云,悲乎! ( 汲郑列传 引翟公话)从天而降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饱尝了世态炎凉,认识事物更为深刻: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者? ( 报任安书 )从中我们亦可感受到一种异常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以一史学家,本注重天道问题。
他的 究天人之际 ,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尽管他没有彻底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影响,但他更多的是继承了道家的思想因素。
道家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否定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他曾经说过: 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能)求之也,天道自然。
(王充 论衡 命禄 引)又说: 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 悲士不遇赋 )体现了老庄顺应自然的人生观。
较之汉儒拘牵于谶纬灾异感应之说,司马迁应该说更为高明一些。
我们再来看班固。
前引班固的话中可以看出,尊显汉室,构建刘汉皇朝承自天授的体系,是班固著史的宗旨。
班固生活的时期,正值东汉国势鼎盛,现实政治需要 宣扬汉德 ,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巩固当朝政权,这也是时代向史家提出的重要课题。
班固不满足于 史记 将汉代 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认为 大汉当可独立一史 (见 太平御览 卷六 三引佚名 后汉书 ),又不满意当时的学术风气,认为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 书 ,咏殷周之 诗 ,讲羲文之 易 ,论孔氏之 春秋 ,罕能知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 ( 后汉书 班固传 )。
所以,他将 究汉德之所由 作为著述的一个重要任务,于是乃有 汉书 之著。
班固的天人思想折射出的尊汉精神是贯穿全书的。
他在班彪 王命论 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出一个刘汉皇朝出自天授的系统。
典引 说: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 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这就建构起刘汉皇朝来自神授的理论体系。
班固宣汉的理论源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