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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一节两汉文化思想背景略述一、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与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逐渐浸入整个社会层面和人们的观念当中，这当然是出于汉代封建帝国的需要。
然而，汉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人常说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是，整个汉文化思想还是深深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诞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谶纬迷信共置一处，组合成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
二、经学发达与辞赋繁荣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故汉代以阐释和宣扬儒家学说的经学盛行，这尤其体现在文艺思想领域，汉代经学家说诗成风，《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诗的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大家，现所见只有毛家著述，其文艺思想主要体现为将诗学纳为经学的附庸，以今天话说是文艺政治学。
但是汉代的文学艺术实践并非象意识形态的儒学专制和经学理论的没有生气，楚地文化的影响在汉文学艺术实践中尤为突出，如汉代赋体文学的繁荣，其祖宗便是楚辞，汉赋是楚、汉文化相互影响，融为一体所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它既适应于汉朝封建帝国大典：“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又融入了楚辞“激岩淋漓，异于风雅”的特征。
第二节《礼记·乐记》中的文艺观一、论音乐的产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摘要：屈原《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屈原作为中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对于两汉文人也有较大影响，在汉人对他的各种崇高评价中，不难看出他在国人政治、道德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屈原;《离骚》;政治;道德;文化引言屈原是战国中期楚国人，是我国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及他的作品对汉以前的文人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而在两汉这种新的历史环境下却逐步发展壮大，其高度的政治才能，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的人格和强大的文学创作能力都使汉文人钦佩不已，而其坎坷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忠君爱国的思想更使汉代文人引以为榜样。
西汉文人对屈原及他的作品《离骚》的评价与东汉相比，西汉文人主要侧重于对屈原的政治与道德方面的评价，而对于文章本身的文化内涵评价甚少，西汉文人多评价屈原为而东汉文人则侧重于对屈原文化地位以及诗歌内涵的评价与道德人格方面的评价。
对于西汉与东汉文人对屈原及他的作品《离骚》的评价的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个体原因西汉时期文人对屈原的评价与东汉都有着个体原因，西汉时期的贾谊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有着坎坷的政治经历，所以对于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过于集中在对于政治角度评价，和对于屈原的个人遭遇的评价。
司马迁则是政治坎坷，身体遭逢迫害，政治方面颇多不忿，而遭遇方面与屈原有有些相似，且他是史家，故而对于屈原的评价躲在政治角度和生活遭遇方面，对于屈原的道德情操又深感钦佩，所以对于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政治角度与道德情操的角度。
扬雄则是因其40岁开始出仕，而后政治道路坎坷，而其在四十岁之前致力于文学的创作，所以其对于屈原的评价集中在对其文学成就的钦佩，对于他的道德情操也深表钦佩，对于他的政治方面的评价少一些。
所以，西汉文人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大多侧重于对他政治角度的评价和道德角度的评价，对他文化做平的评价略少一些。
东汉时期班彪因经历了朝代的变更所以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多在于文化角度。
第二章两汉文学批评汉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大一统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为文化包括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
两汉文学批评在先秦文学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性以及表述方式都有很大的进展，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理论成熟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概述两汉文学批评是在两汉文化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两汉文化的基本特色和发展走向，制约着两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色及历史走向。
汉初的黄老之学、西汉中期之后的经学、东汉的谶纬之学都对两汉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两汉时期的文化背景两汉的文化是紧紧围绕汉帝国政权的巩固发展和如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实用性。
汉代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从重黄老之学到独尊儒术即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发展成为经学，再到经学与谶纬之学合流而最终式微这样一个过程。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末农民起义以及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提倡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这种治国方略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正是这种“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发展，政治得以巩固。
陆贾是汉初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著名思想家。
他在《新语》中说：“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所有各家都有缺点和错误，惟独道家兼各家之所长而没有任何片面性和弊病，黄老思想的声誉由此达到了顶峰。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代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政策显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政权巩固，经济繁荣，武力强大，也要求思想上树立适合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
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适应了这种思想转变的需要，因而为汉武帝所采纳。
由此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被尊为“五经”，并由政府设立“五经”博士，广泛传播儒家思想，由此而兴起一门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的学问，即“经学”。
屈骚批评与汉代儒道思想汉代的屈骚批评使先秦古籍中不见记载的屈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确立了屈骚的经典地位及屈骚精神的基本品格。
而儒道思想作为通贯汉代的两大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必然要作用于汉代这场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与此相应屈骚批评的发展又充分显示了汉代儒道两家思想动态的演变过程。
标签：屈骚批评；儒道思想；嬗变儒道思想是通贯汉代的两大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汉代关于屈骚的批评也正是在儒道思想的支配作用下而进行的。
正是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指出：“围绕着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价，可以看出汉代美学思想的变迁”。
汉代屈骚批评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儒道两种审美意识绌补兼综的过程。
对汉代屈骚批评的过程，以往学者多按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对汉代屈骚批评的简述，基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以贾谊、刘安、司马迁为代表，他们对屈骚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了崇高评价。
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前期，主要代表是扬雄和班固，对以刘安、司马迁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贬斥和批评。
第三阶段以王逸为代表，通过对班固的驳斥而给予屈骚以积极的重新的肯定。
然而若从儒道思想的演变与屈骚批评的发展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我们亦可以把其划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为西汉初年，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以“君臣俱欲无为”的道家(黄老)为主体，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黄老思想也必然要影响此期的屈骚评价。
贾谊拉开了汉代评屈的序幕。
他感叹自己在政治遭遇上与屈原的相似。
故作《吊屈原赋》，伤屈亦自伤。
他在这篇作品中说“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
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风伏窜兮，鸱枭翱翔。
闯茸尊显兮，谗谀得志。
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对屈原之正道直行而遭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屈原捐介刚直的人格表示敬慕，并用一系列对比鲜明的比喻来揭露批判造成屈原不幸的那个世道。
但另一方面，贾谊对屈原眷怀故国、守志不移思想行为也表现出了不解和责难，他认为屈原可以“隐处”、“自藏”、“远离浊世”，“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一批评，显而易见，是在汉初黄老思想的作用下，所表现出的道家全身远害、消极避世的思想观念。
屈骚评论中汉代士人忠君观念的演变作者：王凯波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03期[摘要]汉代各个时期的屈骚评论显示了汉代士人的忠君观念，这种概念并非线性的静态推进，而是呈现出动态的曲折变化，反映了汉代士人在君臣关系上由质疑走向亲和再到依附最后转向疏离的发展演变过程，深刻地展现出汉代士人在“家”、“国”、“天下”、“个人” 之间的关系中寻找自我价值的心路历程，甚至可以说是士人悲剧性人生心态的一种自我呈现。
[关键词]屈骚评论；汉代士人；忠君观念[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3-0085-03[收稿日期]2014-04-20[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屈骚评论与汉代文学思想研究”（ 11YJC751075）[作者简介]王凯波，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两汉是奠定中国古代士人在长期的大一统的君主政体中如何维系自己人格与精神世界的时代。
此时，士人由先秦时代较为自由的身份，转变为大一统专制王朝的臣民身份，忠君观念成为士人共同认可的政治道德观念。
然而汉代士人的忠君观念，并非线性的静态推进，而是呈现出动态的曲折变化。
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论，就提供了一个解读其忠君政治心态演变的重要线索，清晰地展现出汉代士人忠君观念演变过程。
汉代最早对屈骚做出评价的是贾谊。
贾谊所处的西汉初期，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大一统局面并未完全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聘贤治民的特点。
贾谊对屈原行径的解读，正反映了处于此时的汉代士人对君与臣关系的理解。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高度赞扬屈原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谗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洁精神。
在表示同情与敬仰之后，贾谊对屈原的遭遇不幸也颇有微词：“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贾谊《吊屈原赋》）贾谊对屈原眷怀故国、守志不移思想行为表现出不解和责难。
汉代屈原作品接受中所体现的文学观作者：李敦庆来源：《文教资料》2009年第18期摘要：屈原及其作品在两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及评论中都留有痕迹。
本文从屈原作品对汉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同阶段评论者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两方面探讨两汉文学观念的演变。
关键词：两汉屈原作品文学观两汉文学在其发展中体现出了由汉初注重情感抒发到向儒家思想靠拢的总体趋势。
这一趋势一方面体现在汉人的文学创作中，即其创作目的由抒情向“润色鸿业”和讽喻当下统治者发展。
将作品中的自我情感压抑在内心深处，以致于在作家作品中很难发现个人化的东西。
另一方面体现在文学批评中，即汉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由重视作品盼隋感发展到把政治功利作为文学评价的第一标准。
这两种趋势都可以从汉代对屈原作品的接受中得到反映。
从楚文化及屈原作品对汉人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看，汉初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与形式都受到楚文化或屈原作品的影响，下面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情感抒发。
汉高祖起于楚地，对楚文化怀有一种独特的感情，我们可以称之为乡土情节，在《汉书》中多有高祖好楚声的记载，《汉书·礼乐志》：“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不仅用于宗庙的房中乐为楚声，高祖自己也创作诗歌，而这些诗歌最大的特点也是带有楚地色彩。
《史记·高祖本纪》云：“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高祖以布衣起家，提三尺剑而为天下主，在《大风歌》中我们读出了刘邦统一天下后的自得和酬躇满志，但在其中也隐含着他统一天下后内心孤独与无所归依的惆怅。
其情感与屈原作品中个性化的情感抒发是相一致的，一为情感的真挚表达，一为情感的悲凉格调。
汉武帝《秋风辞》在情感色彩上与《大风歌》相似。
帝王如此。
文士何论焉?汉初文士贾谊受屈原影响最为明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
作者： 于浴贤[1]
作者机构： [1]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出版物刊名：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2-37页
主题词： 屈骚;骚体赋;汉人;接受;传播
摘要：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
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
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惠，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
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江西社会科学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邓新华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
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
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关键词]汉儒；屈骚评论；经学接受；文学接受的异化[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100－05邓新华(1953—)，男，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
（湖北宜昌443002）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项目批准号：05BZW006）的阶段性成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由于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为理想而献身的高尚情操，加上丰富大胆的想象和精彩绝艳的文辞，对历代进步文人精神境界的塑造和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然而关于屈原的人品与作品，却在汉代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是这场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对屈原及其作品发表过或褒或贬的意见。
尽管通过这场争论，以刘安、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一方的观点和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屈原的伟大人格、屈原《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但由于论争双方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作为论争的思想武器，这就使得汉儒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始终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屈骚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
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一在汉代，最早对屈原的思想和为人作出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
刘安一生喜爱文学，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用力甚多，著有《离骚传》和模仿楚辞的许多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已经散佚，但在班固的《离骚序》中却保留着刘安评《骚》的一个片段：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污JIANGXI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癆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P585）在这里，刘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屈原当时所处的楚国，国君昏庸，奸佞当道，屈原与祸国殃民的“党人”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虽然最终“美政”的理想不能实现，自己还身遭流放，但它不改与邪恶势力斗争的初衷，最后以死殉国，其人格的高尚确如淮南王所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但是，刘安认为屈原的《离骚》既有《国风》言情而不过度的特点，又有《小雅》怨刺而不乱政的个性，明显遵循的是儒家诗教的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刘安用“好色而不淫”和“怨诽而不乱”的儒家经义来概括《离骚》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与屈原作品的实际内容并不相符。
且不说屈原的《离骚》通篇表达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同反动腐朽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与儒家所谓“好色而不淫”和“怨诽而不乱”的伦理道德原则毫不相干，仅仅就是诗篇中一些表达诗人身殉理想、以死明志的诗句，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等，就足以证明屈原的《离骚》已经完全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经义的藩篱。
范文澜先生指出：“《楚辞》的真价值并不在于符合儒家的经义，恰恰相反，正在于不受儒家经义的拘束。
”[2](P283)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刘安用“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儒家经义来比照和评判屈原作品，开了“尊骚为经”的先河，这也成为汉代屈骚接受的基本取向。
刘安之后，汉代一些重要的批评家如司马迁、扬雄和王逸等，尽管他们对屈骚的具体看法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尊骚为经”，从而使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一开始就步入了经学的轨道。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就直接因袭了刘安的上述观点：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志契，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癆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P399）司马迁引述刘安有关《离骚》兼备《风》、《雅》之长的话，说明他和刘安一样，也是以儒家经典《诗经》作为评价屈原作品的基本参照；他将《离骚》与《诗经》相提并论，其用意还是为了抬高《离骚》的地位；他称屈原的人格和作品“与日月争光可也”，也明显是承接刘安而来。
但司马迁对刘安的意见也有进一步的发挥，他称《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这实际上是肯定屈骚在讽刺批判黑暗现实和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对文学的讽谏教化作用的强调，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经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司马迁尽管也吸取了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但他如此看重屈骚在讽谏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充分说明和刘安一样，儒家经义仍然是司马迁认识和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出发点。
西汉末年参与屈骚争论的代表人物扬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经学家，他对屈原充满同情，也非常喜爱屈原的辞赋，甚至还写过模仿《离骚》、《惜诵》、《怀沙》的作品，但他也是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的人。
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在论及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时曾经说过：“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
”[3]（P63）尽管现有的各种《文心雕龙》注本对刘勰所引扬雄语的出处都语焉不详，但刘勰离扬雄的时代毕竟要近一些，因此他指出扬雄以为《离骚》与《诗经》在体制风格上的一致还是可信的。
这就说明，扬雄在“尊《骚》为经”这一点上，与刘安、司马迁并无二致。
至于在屈原及其作品的有关争论中和扬雄处于对立面的东汉末年的王逸，更是自觉地从儒家思想出发，旗帜鲜明地把屈原的《离骚》抬到与儒家经典同样的高度。
据班固《离骚序》和《汉书·淮南王安传》记载，刘安所作本为《离骚传》[1]（P572），但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则改称“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1]（P613），并且他自己还撰写了《离骚经序》。
这也充分说明，在王逸的心目中，《离骚》已然成为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儒家经典。
以上所论说明，汉代参与屈骚争论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都“尊《骚》为经”，都以儒家的经典《诗经》来比照屈原的作品。
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表明，在汉儒的心目中，屈原的《离骚》首先并不是一部由情感、想象和形象交织而成的文学作品，而是宣传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原则的经书；这也同时意味着，汉代的屈骚评论从一开始，就不是运行在文学的轨道上，而是运行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江西社会科学2011．6在经学的轨道之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汉代的屈骚评论者无一例外地都从儒家经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来认识和理解屈原及其作品，这就先在地决定了他们对屈骚的接受不可能是文学的接受，而只能是经学的接受。
二既然汉儒把屈原的《离骚》看成是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儒家经典，那么顺理成章的就是，他们对屈原的《离骚》也必然要采用汉儒阐释《诗经》的办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理解和阐释屈原的作品，我们不妨以班固和王逸这两个分别代表肯定派和否定派的理论家的观点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作为东汉前期声名显赫的经学家，班固的儒学立场十分坚定，对屈原的否定也最彻底。
在《离骚序》里，班固公开批驳和否定刘安、司马迁对屈骚的肯定和赞扬，认为“过其真”、“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不仅如此，班固还对屈原的人格予以严厉的指责：且君子道穷，命矣。
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
[1]（P585）班固在这里不仅批评屈原未能做到全命避害，明哲保身，把屈原同楚国恶势力的正义的斗争说成是“露才扬己”，而且还批评屈原在受谗遭贬时不该指责子椒、子兰等奸佞党人，更不该责怨怀王，因为这有违“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
显然，班固在这里是从儒家温柔敦厚、明哲保身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来诋毁屈原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班固不只是以此来评价屈原及其作品，对司马迁也是如此。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儒家以外的思想，这就引起班固的不满。
他在《汉书·司马迁传》里一一列举《史记》离经叛道的罪状：“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
”进而班固还对司马迁的人格大加指责：“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
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1]（P574）由此可见，儒家温柔敦厚、明哲保身的伦理道德原则是班固评价包括屈原、司马迁在内的一切历史人物的唯一准则。
班固站在儒家温柔敦厚、明哲保身的伦理道德立场对屈原的人格予以贬抑，东汉末年的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则针锋相对地加以反驳：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1]（P613）王逸上述这段话无疑是针对班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发的。
在王逸看来，若像班固所主张的那样“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可求得“终寿百年”，但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只能是“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屈原的伟大就在于他的这种“杀身以成仁”的精神。
针对班固对屈原“露才扬己”的指责，王逸也进行了分析和批驳：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近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