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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司马迁简介司马迁，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司马迁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他撰写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后世尊称他称为史迁、太史公。
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
司马迁、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
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
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
当地名胜古迹很多。
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人。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
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一生只写了《史记》，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
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念"假"] 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
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为“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此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其中，司马迁和班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历史思想和表现形式对后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围绕这两位历史学家进行探讨。
一、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宝库。
他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应该恪守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严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这一点在他的《史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于他不惜舍弃一些神话传说和传闻，只保留真实的历史事实。
2. 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
他强调历史的价值，并通过历史对社会、人类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提取出了历史意义，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思想。
3. 对于社会制度的观察司马迁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对于社会的制度和变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在史记中，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为后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二、班固的历史思想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汉书》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述。
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宏大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其中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等等，而且他的书写手法非常宏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庞大和辽阔。
2. 历史的延续性班固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性的现象，过去的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并强调历史应该得到正确的诠释和理解。
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
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
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
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
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分别所著的《史记》和《汉书》在二十四史中有“双璧”之称。
司马迁与班固所经历的年代有180年之差，论及两人的异同地，恐怕是小同大异。
在此仅从时代背景、家世背景，著书目的，著书立场及史学观点五大方面进行探讨。
一时代背景：这里所说的时代背景主要涉及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内容。
见从政治上而言，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武帝的大一统政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强盛，虽然对外战争频繁，但国内总体是太平盛世。
而班固所处时代背景与之大体相同，历经光武又凡三代太平皇帝，汉室中兴渐趋于稳定阶段，正值国内安享太平之际。
所以和平安定的时代背景是首要的共同之处。
但两者又大有不同，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是西汉中叶，此时汉朝历经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汉武一朝达到极盛但而后渐显衰落之兆，司马迁著史就是在鼎盛趋于衰退之际。
再看班固，王莽之乱后汉室新建，光武一朝呈现中兴之治，班固著史正是从中兴趋于安定这一背景开始，与司马迁著史背景相差甚远。
再论文化背景上，西汉前期信奉黄老，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上确立了儒学正统观地位，司马迁正处于这种封建思想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下。
反观班固时代，儒学正统观已深植于封建统治的土壤中，大的时代背景的差异，必然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和班固治史的异同二，家世背景：司马迁与班固同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都是当时最有名史官，父辈优秀的治史基因都遗传给了下一代－司马迁和班固，他俩从儿时就得到父辈的谆谆教导，以及史学的熏陶，并都得到当时大儒的点拨，这足以使他俩为后来的著史打下了深厚的功低！这是相同的一点，再说不同的，是大大的不同，就家世地位的高低和显赫来说，司马迁更显得寒酸，其父谈只是个史官，迁也是袭其父职，做的最高的官也只是中书令，家底并不殷实，朝中更无人，以致于无钱赎命只得接受腐刑。
而班固，家世显赫，其父彪乃先朝元老，资格甚老，其弟超更是经营西域有功，深得朝廷宠幸，而自身又依附于掌朝的窦氏家族，也深得皇帝宠幸，可谓是八面玲珑，与司马迁的穷酸形成鲜明对比！三，著书目的：司马迁和班固著书的初衷都是继承父志，完成其父未完之事，司马谈欲著一通史，其子司马迁子承父愿，著《史记》；班固父班彪本作《续后史记》，而未完已卒，班固在《续后史记》基础上作《汉书》。
后汉书《班固传》译文赏析班固传【题解】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杰出的史学家，所撰《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开创了史学着作新例。
后世论史书，必举《史记》、《汉书》，论史学家一定会提及班固、司马迁。
本篇传记详细地叙述了班固修《汉书》的曲折经历，全面反应了班固的生平事迹。
此外，班固还擅长辞赋，以《两都赋》闻名于世。
汉章帝之时，曾在白虎观召集博士儒生讨论五经异同，班固据此编成《白虎通义》，其书为我国重要的经史典籍。
值得注意的是，范晔在此传记中，对同行的赞赏是极有限度的。
【原文】固字孟坚。
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1]而已。
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閤[2]，延英雄。
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苍纳之。
父彪卒，归乡里。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
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
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着述意，而郡亦上其书。
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3]，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
迁为郎，曲校秘书。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
帝乃复使终成前所着书。
【注释】[1]举大义：了解文章的主旨思想。
[2]开东閤（hé）：打开东向的小门。
比喻爱才。
[3]除：免去旧官，拜授新职。
兰台令史：汉代宫内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后世因称御史台为“兰台”。
【译文】班固，字孟坚，九岁的时候就会写文章，背诵诗赋。
长大后，便广泛研读群书，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术观点，无不加以深入探讨。
班固的学问并不是一个固定老师的单一学派，不在分章析句上下功夫，只是了解文章的主旨思想而已。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复习纲要填空：㈠汉代散文史传散文，《史记》（西汉司马迁）《汉书》（东汉班固）政论散文，《过秦论》《陈政事疏》（西汉贾谊），《论贵粟梳》（西汉晁错），《新语》（西汉陆贾）。
东汉政论散文：包括王充《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王符《潜夫论》愤世嫉俗之作，对当代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
仲长统《昌言》碑文游记：蔡邕《郭有道碑》《陈太丘碑》马第伯《封禅仪记》（现今见到的最早游记）。
书信体散文：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仁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抒情散文，叙事说理散文）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王充，王符，仲长统。
㈡汉赋赋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骚体赋，高祖初到汉武帝初，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第二，汉大赋，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答客难》王褒《洞萧赋》杨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第三，抒情小赋，东汉中叶以后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东汉辞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东汉）述行赋：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东汉）抒情小赋：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西汉）扬雄四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他的《蜀都赋》是后世京都赋之先声。
司马迁生平：壮岁漫游；泣受父命；李陵之祸；发愤著书《史记》体例：纪传体通史，十二本纪（帝王史），十表（诸侯史），八书（专门史），三十世家（贵族史），七十列传（人物传记，最有文学价值）共130篇。
其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是：本纪，世家，列传司马迁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体例：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各家论司马迁撰《史记》宗旨评议叶庆兵【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30)19【摘要】历史上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有诸多说法，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完成父志说、实录说、谤书说、发愤著书说、成一家之言说等。
这些说法有一些依据，但往往失之偏颇，不能概括《史记》全部内容。
对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应该有整体思维，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同时不能持一成不变的观点，要实事求是，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去探讨其撰史宗旨的变化。
%On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about why Sima Qian wrote this book. Some people think Sima Qian wrote this book to fulfill his father’ s last wish, while others think he just recorded history honestly. In addi⁃tion, some researcher say Sima Qian wrote Historical Records to release emotions or“create a philosophy of one’ s own”. Some peo⁃ple even think he just wrote this book to defame the Han dynas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se options are correct but they can’ t reflect all contents of it correctly. On this subject, we should consider Historical Records as a whole and be honest to combine with Sima Qian’s whole life.【总页数】8页(P40-47)【作者】叶庆兵【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济南250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4【相关文献】1.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J], 金久红2.我为司马迁而歌，我为《史记》而狂--我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心路回忆[J], 朱枝富3.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新收获——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史记研究会第二届年会评述 [J], 朱枝富4.司马迁《史记》著述宗旨述论 [J], 雷震5.论司马迁撰史宗旨 [J], 朱枝富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司马迁和班固历史观差异比较[终稿]](https://uimg.taocdn.com/3a33705068eae009581b6bd97f1922791688be06.webp)
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XXX大学2021年度汉语言专业《中国古代文论》期末考试总复习填空题及答案（一）一：两汉。
1、司马迁在刘安评价屈原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离骚》“ 怨”的特点，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2、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根据历史上伟人的事迹，更概括出“ 发愤著书”说，这种说法正是在他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3、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4、《汉书》的《儒林传》、《艺文志》都认为汉代治《毛诗》的是毛公，他是赵人，为河间王博士。
因此，《毛诗序》的作者当是卫宏。
5、教材指出：《毛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的原则，而在揭露和批评现实黑暗方面，又必须“主文而谲谏”，明显地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保守性的一面。
6、《毛诗大序》还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7、《毛诗大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8、《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9、王充自述他写作《论衡》的主旨是“ 疾虚妄”（《佚文篇》），这也建立在其自然论的基础上。
10、王充在《论衡》多处提到“增”，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妄增，即是说假话；二是妥增，则是在不悖事理的前提下，对语言表达来一点夸大其辞的修饰，对事情描摹得更鲜明。
这种“增”就很像文学创作中的夸张手法。
二：先秦。
1、孔子的文艺观主要见诸于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他言行记录的著作《论语》。
2、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4、孔子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基本理论，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思想分析历史文化学院10级历史师范（2）班勾倩22201031301116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晋魏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壮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
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读通鉴论】卷03○景帝〖一〗甚哉名义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为鍼铓剑刃以刺人于隐者也。
故名以生实，而义不在外。
苟违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战乎心。
夫欲有所为，而无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败。
吴太子之谏王濞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
”以此疑田禄伯，不遣循江、淮入武关，而坐困于下邑。
其不信禄伯而因以败也，则太子任其失。
藉令假禄伯以兵，而禄伯且反也，亦未可知。
是两穷之术，而姑保其可疑。
太子固曰“王以反为名，兵难以借人”。
名不正，义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铓刃，常不去于肺肝。
是以无名无义而欲有为于天下，即以之攻无道而不克，况以之犯顺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
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隳功，信之而祸亦起。
苻坚以不疑而亡于慕容垂，安庆绪以不疑而亡于史思明。
吴太子之言，固天理显露之一几，以震小人而褫之，恶能强哉！恶能强哉！〖二〗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
”则文帝未尝须臾忘制吴也。
故几杖之赐，欲以销其雄心而待其自敝，非玩也。
中有所恃，则可静以待动，而不为祸先，无已，则固有以胜之矣。
柔而不陷于弱，本立焉耳。
黾错者，焉知此！迫而无以应，则请上自将而身居守，有亚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竞而不知自强之术，两者异出而同归于败。
〖三〗周亚夫请以梁委吴，绝其食道，景帝许之。
梁求救而亚夫不听，上诏亚夫救梁，而亚夫不奉诏。
于是而亚夫之情可见，景帝之情亦可见矣。
委梁于吴以敝吴，而即以敝梁。
梁之存亡，于汉无大损益；而今日之梁为他日之吴、楚，则敝梁于吴而恃以永安。
亚夫以是获景帝之心，不奉诏而不疑。
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谢梁而缓太后之责也，故可弗奉诏而不疑也。
呜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
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荣已长，而太后欲传位于梁王。
景帝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探太后之旨而姑为之言也。
窦婴正辞而太后怒，则景帝之惎梁久矣。
司马迁和班固的区别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司马迁和班固区别首先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两人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都非常的深远，也都被奉为是史学的经典。
但是二人也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也都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上。
《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一个差别也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另外，《史记》可以说是一本私人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外孙将《史记》呈给皇帝，《史记》才得以被广泛的阅读。
而《汉书》则不然，因为在成书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班固在写这本书，到后面《汉书》都已经有一些国史的味道了，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着很大的差别。
另外司马迁和班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思想差异，司马迁时期，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推倒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司马迁在评价很多历史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单单用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来做单一的评价，而是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
而班固则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班固则成为这个运动的产物。
班固已经把儒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具有排他性，因此班固开始批评司马迁没有用儒家的思想来对人物进行评价。
任何时候，思想的单一都会造成闭塞和极端，所以这也是班固和《汉书》的一个缺点。
思想的多元化也能够使文章更加的生动、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显然在这一点上《汉书》和《史记》比起来尤为不足。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班固是《汉书》的作者，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汉书》和《史记》都是我国四史之一。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说班固对司马迁写史记的评价。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这句话，出现在班固的《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以及他的著作《史记》的评价。
原句是：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很多关于是非判断方面是存在一些错误的。
比如说伦天仁大道是先讲的黄老之后说的六经。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
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
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似联袂而出。
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那么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
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
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
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
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成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
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
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
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
可是今日我们一翻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
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
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假设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
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假设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
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中国古代的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传承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和《汉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思想。
而其中关于游侠传的内容，更是以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史学家的著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本文将从《史记》和《汉书》的游侠传入手，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
他的《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纪传体（记述历史实事）和表（编制历代君臣的年表）两部分组成。
他以王侯将相和大事为主线，通过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从五帝到西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的历史，并通过编纂历代君臣的年表，展示了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汉书》在史学思想上有一些差异。
班固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他的《汉书》是一部以编年体为主要形式的纪传体通史。
不同于《史记》以王侯将相和大事为主要叙述对象，班固更多地关注汉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风貌，着重描写汉朝君臣的生平事迹。
在《汉书》中，班固强调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关系，并对历史人物的品德进行评价，试图通过历史的批判和启示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游侠传是《史记》和《汉书》中一个共同的篇章，它记录了古代中国游侠精神的发展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游侠传以陈胜吴广、刘邦和项羽等人为代表，反映了他们在战乱年代中的英雄事迹和传奇故事。
另一方面，在班固的《汉书》中，他以陈汤、陈平和翟方进等人为主要对象，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们的游侠行为和为国家辅助和维护的情念。
虽然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思想上有一些差异，但他们都致力于通过历史的研究和记录来展示古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司马迁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力求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而班固则更加关注历史人物和道德修养的关系，试图通过历史的反思来提高人们的品德。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汉书》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且强调,“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史》《汉》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汉书》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
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
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辞难知”,却又“其实易行”(《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
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世典周史”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其自幼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典籍。
司马迁曾向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表示,要矢志继承父业,撰成通史著作,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
对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家庭的司马迁来说,由于他父亲的职业和修养关系,也由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贯彻到了他后来的史学活动之中。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自幼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
16岁入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且“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时儒所钦佩(《后汉书・班固传》)。
班氏一家,在西汉二百余年间,先是边地豪富,后来成了儒学世家。
班固出身于官僚地主兼外戚家庭,与东汉皇室关系密切,而且他“家有赐书,内足于财”,这与“后世中衰”的司马迁家世有很大不同。
其父班彪是《汉书》的最初写作者,又是著名的《王命论》的作者。
西汉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各种割据势力也乘机而起,刘秀称帝之时依然是“天下云扰”。
为给东汉皇朝寻找理论依据,班彪“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汉书・叙传》)。
他在《王命论》中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通篇都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经学思想。
如同《论六家要旨》之于司马迁,《王命论》也极大地影响了班固的学术思想和史学生涯。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并进一步发挥了汉承尧祚的思想。
汉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撰集为《白虎通》。
成于班固父子的《王命论》和《白虎通》,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两根得力支柱。
家学渊源的差异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司马迁和班固在治史宗旨上的不同。
二司马迁和班固都曾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著史宗旨。
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表述了自己撰述《史记》的旨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班固也在《汉书・叙传》中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记、表、志、传,凡百篇。
”二人提出的著史宗旨,既有一定的继承性,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
根据二人的表述,这种异同大体表现在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三个方面。
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的态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了士大夫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生活在这一氛围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史载司马迁曾以董仲舒为师,深谙今文经学理论,并熟悉天人感应之说,因而在天人问题上,司马迁还是吸收了不少儒家经学思想。
关于古代帝王,他沿袭了今文经学许多神学迷信的说法,如谓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五帝本纪》)。
在论证秦朝统一时,他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六国年表序》)此外,刘邦母亲梦与龙交而生邦(《高祖本纪》);汉朝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序》)所有这些,意在说明刘邦得天下,是天的意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所谓的天,除了上述神灵之天的含义外,更主要的还是指支配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盲目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司马迁进一步探索了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他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予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世家》)在司马迁看来,凭信陵君个人的力量,不管他有何等的王佐之才,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天。
司马迁对孔子颇为尊崇,甚至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甚至对儒家的某些学说提出了异议。
孔子说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却大唱反调,质问那些品行不端、做尽坏事的人,为什么能富贵利达、安富尊容地度过一生;而那些正道直行,具有奇才异能之士,为什么却遭苦受难终身?并对天道有知的观念提出疑义:“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不同意天道可以干预人事的说法,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道”并不能最终决定人生的吉凶祸福,决定历史变化的原因取决于人性,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项羽本纪》描写项羽失败时,自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司马迁则批评他“自矜伐功,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而指出其失败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
在述及蒙恬之死时,司马迁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倾向。
这与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是相左的,说明司马迁虽然尊崇孔子,精通儒学,但在许多问题上又大异其趣。
受黄老思想和《荀子》的影响,司马迁认为人性的内容就是趋利避害,争权夺利。
在《报任安书》中,他提到“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对儒家所谓父子恩情出自天性的说法,司马迁也表示了怀疑:“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
……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卫康叔世家》)“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
”(《扁鹊仓公列传》)“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汲郑亦云,悲乎!”(《汲郑列传》引翟公话)从天而降的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饱尝了世态炎凉,认识事物更为深刻:“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 者?”(《报任安书》)从中我们亦可感受到一种异常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由上可以看出,司马迁以一史学家,本注重天道问题。
他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尽管他没有彻底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影响,但他更多的是继承了道家的思想因素。
道家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否定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他曾经说过:“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能)求之也,天道自然。
”(王充《论衡・命禄》引)又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悲士不遇赋》)体现了老庄顺应自然的人生观。
较之汉儒拘牵于谶纬灾异感应之说,司马迁应该说更为高明一些。
我们再来看班固。
前引班固的话中可以看出,尊显汉室,构建刘汉皇朝承自天授的体系,是班固著史的宗旨。
班固生活的时期,正值东汉国势鼎盛,现实政治需要“宣扬汉德”,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巩固当朝政权,这也是时代向史家提出的重要课题。
班固不满足于《史记》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见《太平御览》卷六○三引佚名《后汉书》),又不满意当时的学术风气,认为“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知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后汉书・班固传》)。
所以,他将“究汉德之所由”作为著述的一个重要任务,于是乃有《汉书》之著。
班固的天人思想折射出的尊汉精神是贯穿全书的。
他在班彪《王命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出一个刘汉皇朝出自天授的系统。
《典引》说:“太极之原,两仪始分……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这就建构起刘汉皇朝来自神授的理论体系。
班固宣汉的理论源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