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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其中，司马迁和班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历史思想和表现形式对后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围绕这两位历史学家进行探讨。
一、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宝库。
他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应该恪守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严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这一点在他的《史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于他不惜舍弃一些神话传说和传闻，只保留真实的历史事实。
2. 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
他强调历史的价值，并通过历史对社会、人类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提取出了历史意义，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思想。
3. 对于社会制度的观察司马迁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对于社会的制度和变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在史记中，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为后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二、班固的历史思想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汉书》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述。
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宏大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其中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等等，而且他的书写手法非常宏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庞大和辽阔。
2. 历史的延续性班固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性的现象，过去的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并强调历史应该得到正确的诠释和理解。
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
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
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
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
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
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
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
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
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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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
《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汉朝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非常重要的史书，称其为断代史是因为他主要记录了西汉这一代的历史，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中间的将近两百五十年的历史。
《汉书》中有纪十二篇，主要记载了西汉诸位帝王的事迹，还有表八篇，传七十篇，还有志十篇，主要记载的是汉朝的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现象。
《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的体系，但是不同于《史记》的是，《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
而断代是这种方式也被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是官方正史所用的体系。
《汉书》是除了《史记》之外又一部地位非常突出的史学经典，他记录了西汉当时各个阶层人物的真实状态，秉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而且《汉书》也继承了《史记》中为少数民族列传的传统，其中《汉书·西域传》中记叙了今天的新疆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的历史，还有许多中亚和西南亚国家的历史，到今天，这些历史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料。
但是《汉书》中的思想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主，班固还说司马迁不是用儒家的价值观去评价人物是不正确的，这也是《汉书》中存在的一个缺点。
班固咏史
班固有一部传世的名作《汉书》流传后世，除此之外班固写的诗生活常识分享。
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同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分别所著的《史记》和《汉书》在二十四史中有“双璧”之称。
司马迁与班固所经历的年代有180年之差，论及两人的异同地，恐怕是小同大异。
在此仅从时代背景、家世背景，著书目的，著书立场及史学观点五大方面进行探讨。
一时代背景：这里所说的时代背景主要涉及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内容。
见从政治上而言，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的黄金时代，武帝的大一统政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强盛，虽然对外战争频繁，但国内总体是太平盛世。
而班固所处时代背景与之大体相同，历经光武又凡三代太平皇帝，汉室中兴渐趋于稳定阶段，正值国内安享太平之际。
所以和平安定的时代背景是首要的共同之处。
但两者又大有不同，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是西汉中叶，此时汉朝历经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汉武一朝达到极盛但而后渐显衰落之兆，司马迁著史就是在鼎盛趋于衰退之际。
再看班固，王莽之乱后汉室新建，光武一朝呈现中兴之治，班固著史正是从中兴趋于安定这一背景开始，与司马迁著史背景相差甚远。
再论文化背景上，西汉前期信奉黄老，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根本上确立了儒学正统观地位，司马迁正处于这种封建思想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下。
反观班固时代，儒学正统观已深植于封建统治的土壤中，大的时代背景的差异，必然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和班固治史的异同二，家世背景：司马迁与班固同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都是当时最有名史官，父辈优秀的治史基因都遗传给了下一代－司马迁和班固，他俩从儿时就得到父辈的谆谆教导，以及史学的熏陶，并都得到当时大儒的点拨，这足以使他俩为后来的著史打下了深厚的功低！这是相同的一点，再说不同的，是大大的不同，就家世地位的高低和显赫来说，司马迁更显得寒酸，其父谈只是个史官，迁也是袭其父职，做的最高的官也只是中书令，家底并不殷实，朝中更无人，以致于无钱赎命只得接受腐刑。
而班固，家世显赫，其父彪乃先朝元老，资格甚老，其弟超更是经营西域有功，深得朝廷宠幸，而自身又依附于掌朝的窦氏家族，也深得皇帝宠幸，可谓是八面玲珑，与司马迁的穷酸形成鲜明对比！三，著书目的：司马迁和班固著书的初衷都是继承父志，完成其父未完之事，司马谈欲著一通史，其子司马迁子承父愿，著《史记》；班固父班彪本作《续后史记》，而未完已卒，班固在《续后史记》基础上作《汉书》。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 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 洽通 的目的则在于证明 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 史记 的撰著;班固在 汉书 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 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 史通 六家 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 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 汉 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史记 、 汉书 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 汉书评林 汉书总评 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 太史公自序 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摘要：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
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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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观“侠”起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汉，两千年来，悲歌慷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悲剧英雄”。
游侠在古代中国一直是遭到排斥的，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伦理纲常的，在法家看来是挑战王权法治的，而在大多数史家看来则是扰乱统治秩序的。
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在《史记》中为游侠单开一篇，勇敢讴歌游侠的侠义精神。
东汉史学大家班固也在其《汉书》中为游侠立传，与司马迁的言论针锋相对，认为司马迁是“退处士而进奸雄”①，对游侠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本文仅从游侠传的角度分析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思想主张、评价标准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定义不同《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即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是太史公的经典之作，评论性的文字几乎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一，字里行间慷慨激昂。
在他笔下，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不是理想中的顺民或君子，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者所写的，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
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为私利、言必行、行必果、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坚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生命的一种人。
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的这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②而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将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等战国四公子归为“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继而，又将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借权弄私，败坏社会秩序。
司马迁和班固区别_班固评价司马迁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被奉为是史学的经典。
那两人有什么区别呢?班固对司马迁作何评价?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司马迁和班固区别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司马迁和班固区别但是二人也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也都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上。
《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一个差别也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另外，《史记》可以说是一本私人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外孙将《史记》呈给皇帝，《史记》才得以被广泛的阅读。
而《汉书》则不然，因为在成书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班固在写这本书，到后面《汉书》都已经有一些国史的味道了，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着很大的差别。
另外司马迁和班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思想差异，司马迁时期，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推倒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司马迁在评价很多历史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单单用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来做单一的评价，而是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
而班固则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班固则成为这个运动的产物。
班固已经把儒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具有排他性，因此班固开始批评司马迁没有用儒家的思想来对人物进行评价。
任何时候，思想的单一都会造成闭塞和极端，所以这也是班固和《汉书》的一个缺点。
思想的多元化也能够使文章更加的生动、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显然在这一点上《汉书》和《史记》比起来尤为不足。
班固评价司马迁班固是《汉书》的作者，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汉书》和《史记》都是我国四史之一。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说班固对司马迁写史记的评价。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这句话，出现在班固的《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以及他的著作《史记》的评价。
原句是：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很多关于是非判断方面是存在一些错误的。
从《史记》①《汉书》②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
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
《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③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
”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12年后，陈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鹿，走向前台，形成了秦汉之际游侠参与社会生活的壮观场面。
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多样，游侠又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都对他们的活动做了记载和评价。
一、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伊始，司马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既已存亡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
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