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关键词：水神裁判治水法律起源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读过沈兼士《鬼的原始意义试探》后，致函沈氏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法”正是这样一个字，对它的破解，即可作一部关于法律起源的文化史。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本身表现的事实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探寻中国远古初民时代法律文化事实和观念，以期有助于理解“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
一关于“水”与法律的关系，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东汉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说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理解。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作了解释，在“水”下注曰：“说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段玉裁是信服和支持许慎的解释。可见“平之如水”的解释既能长期沿袭流传而不被怀疑，确实是有一定的认识依据。从造字结构来看，古“灋”字是由“水”、“廌”“去”三部分合成的，对照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基竹简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认识依据可以进一步检索《说文解字》：“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凡水之属皆从水。”由此可见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水”的主要指示特征为“准”，参照段玉裁注可知，“水”当时普遍取“平”“准”之意。但是关于法字中的“水”旁是“平之如水”之说受到当代少数学者提出的怀疑和新的解释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一、蔡枢衡先生认为，“水”当指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即今之所谓驱逐。二、武树臣先生提出“水”的原始功能是
禁忌与流放，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三、苏力先生以为“水”旁，可以理解为古人强调法象流水是自上向下颁布的。他们均怀疑“水”表示“公平”“正义”的抽象含义。以上诸家大胆怀疑，又小心求证，使我们对“法”字的认识挣脱了迷信经典的好古传统，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探索的阶段。许慎在观念上没有突破时代流行看法的情况下，又缺乏上古材料验证（证明或证伪）他的解释，可能犯了以他生活时代的认识代替“法”字发生时代的事实的错误。对于“法”字中无意表现的事实，可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可能作了“参了水”的解释，因而出现若干疑点，而且他忽略了“法”对于探寻法律起源的价值，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现在，随着地下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有了更生动、更确凿的认识条件，从而可能恢复“法”字所隐涵的古史原貌，并可见“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
二在出土的上古文物中，甲骨刻辞有“御廌”的字样，周代的铜器铭文正式出现“灋”字。周初彝器《盂鼎》、《师酉簋》、《克鼎》、《恒簋》铭文均刻有“灋”字。由于金文所用质料和书写手段的关系，其象形程度往往高于甲骨文，金文“灋”字更有利于我们探索造字取象的原始意义。通过比较金文“灋”字的几种写法，可以确证，“法”是由“水”“廌”“去”三部分构成，但三者位置并不固定，是一组形象的组合。这三者构成“灋”字的原始依据。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追寻“水”的故事，找到在上古初民生活中“水”与“法”的原始。“水”在中国文明发轫时期给初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意识觉醒。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大地民众皆区萌于夏禹之时。”丁山明确提出“《尧典》洪水即中国历史的起点。”透过中国古老的经典我们仍可以管窥一些上古“洪水”的消息：“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益稷》）“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由于洪水规模浩大，声势威猛，先民们无不为之震恐色变，惊惧不已。洪水泛滥，山林丘埠都被淹没，“大益横流，无有丘阜高陵，尽皆灭之。”人们的生存空间剧减，大家纷相奔走河岸、争夺山头，原有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的氏族分立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争战时有发生。在中华民族的众多民族中都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梦魇。对照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加美士》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追述“大洪水”开始的，希伯来名著《旧约·创世纪》也是从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开始。他们都描
述了古老的洪水故事和在洪水面前战战兢兢、震慑恐惧的心理状态。由于“水”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如此重要，而水的神威又如此超乎人的想像，中华民族把水奉为文明之源。在古人眼里看来，洪水等自然力的巨大威力不可捉摸，他们只好归之于神灵的行为，并乞求神灵保佑，于是原始宗教和神话产生了。水既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命根子，而洪水又是如此可怕，人们普遍认为江河湖海都有神主宰。“水”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物。中华族对水的崇拜似较其他民族更甚，于是人们想象出超人的水神、水伯、水母、龙王等等，。水神：“集于天地而产于万物，产于金石而集诸生，故曰水神”（《管子·水地》）水伯：“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海外东经》）水母：“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王褒《九怀思忠》）由于水神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当人们遇到难以决断的争执纠纷时，就求诸水神--投诸于水，让水神裁判。这也许是“水”与“法”建立起的最初最直接的。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记载：“或跃于渊”、“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就透露出“水神”裁判的信息。《乾卦》“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的亨有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讼卦》是诉讼的专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川”，即对俘获物的占有发生争议不能和解，应投诉于大人，不要使用跳入大河的神明裁判，亦可见《周易》制作时代“水神”裁判渐渐衰落之势。对照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许多原始部族都存在类似的借助“水”神进行裁判和惩罚的法律现象。水神裁判应该说是古老的神明裁判中流行较广的一种，我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也有调查记录，如景颇族遇到疑案，难以决断，可请山官等人主持，以“闷水”决曲直：当事人双方各沿一竹竿潜入水中，以在水中停留时间最长者为胜。非常类似在南洋的尼亚士族人中流行的沈水神判也是这样进行的：纠纷是双方均沉于水中，最久者得胜，淹死者即有罪，死是神对他的惩罚。由此可以推测，“法”字的“水”，是根据原始宗教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形成的“水神”裁判习俗的取象。“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法最古老的渊源。因此，“水神”的神明裁判可以说是“水”在法律起源阶段的主要意义。
三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从洪水到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诚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
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事实上，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说是上古洪水和治水活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法律的起源。国外学者过去认为“文明起于大河”，主要指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催生了文明。但是，在中国古代则意味着江河带来的洪水灾难，江河灌溉水利工程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尧舜禹时代治水主要是为了对付洪水灾难，而不仅仅是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抗洪救灾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工程。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组织起强有力的治水机构――从治水联盟到治水联合体，最终催生了超经济的国家的出现，即如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11]中国国家和法的产生是以上古洪水和治水为契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治水导致中国法律的早熟。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多次提及治水，并强调：“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如前文所述，某些根本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则是史前的命运）也许是由治水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12]韦伯的学生、美籍德裔著名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更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但是他主要是从灌溉农业的认识出发，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经济形式是治水农业，“治水农业包含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它促使耕作加强，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合作”。[13]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必须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他们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尚书独载尧以来”。相传尧部落地势低洼，最易受水患。大面积泛滥成灾的洪水超越了单个的酋邦部落的范围，为了防治水患，尧部落积极活动，与黄河流域的其他部落组成治水联盟。《尧典》说：“（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致地说明了尧创建治水联盟的经过。尧主要地是运用神权和族权，建立起治水联盟，成为最高首领，但是对于参加治水联盟的各部落“未有分职”，治水联盟的组织建设尚不完善。他对于治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于是“ 咨四岳”，“四岳谓四方诸侯”（《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岳应是各部
落首领，四岳一致推荐鲧主持治水，尧舜只得同意，说明尧舜的权力，还没有达到专制擅断的地步。“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期。…十七年而崩，…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治水需要更为有力的组织，舜组织治水联合体。舜基本上承袭了尧的地位，继续领导治水联盟抗击洪水。由于治水是当时首要的大任务，舜上台以后第一把火，就是严惩主持治水而无功，反而给一些参加治水联盟的部落带来严重灾难的鲧，“殛鲧于羽山”，并且将一些不合作的部落酋长加以惩治。接着重新整顿治水联盟，“设官分职”，任命禹为司空，主持治水，任命皋陶为士，主管刑罚和治安，契为司徒，主管思想教育，弃为后稷，主管农业，…实际上，舜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把治水联盟改造朝着治水联合体迈进。为了加强治水联盟的联络和沟通，尧舜时期是天子巡狩，至于大禹而变为诸侯朝会，“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尚书·尧典》），“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朝诸侯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因为治水中不同部族各自的利益不一致，禹不得不发动频繁的武力征讨，统一治水各方的利益，保障政令畅通。据古籍记载：“禹攻有扈”（《庄子·人间世》），“禹伐有苗”（《墨子·非攻下》）。“禹伐共工”（《荀子·议兵》）。“禹伐曹、魏、屈骛、有扈，以行其教”（《吕氏春秋·召类》）。“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汉书·刑法志》）“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荀子·成相》）“禹征有苗的直接原因，与治水有关。”这大约是“刑起于兵”的历史原形。过去史家只反复致意“刑起于兵”是中国法律起源的路径，却没有注意动兵的原因，因而未能深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治水活动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禹动员九州数万百姓，从而把整个社会的力量都集中与洪水搏斗。治水联合体的组织进一步加强。“夏后氏官百。”（《礼记·明堂位》在氏族基础上建立了的整个酋邦治水联合体社会，国家政权的雏形开始形成，出现专职司法官员，最高司法官员为“大理”基层司法官为“士”或“理”并且建立了监狱，称为“圜土”。《周易》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洪范》为中国最古老的法典，相传为大禹治水时上帝所赏赐，以后夏商周皆遵用此法。《尚书·洪范》：“维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怿，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洪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法律理念和基本原则，是中国法律文化史上的
宝贵文献。从上古洪水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通过以上材料，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秘力量（“法”）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刑”）。“法”字本身却以它“无意表现出的事实”，将“水”有关的传说故事起来，悄悄传述着它古老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转引黄巽斋：《汉字文化丛谈》，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页。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武树臣：《寻找最初的“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1期。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98年第7期。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页。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参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政治法律卷》《周易》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有关更多情况，可参见夏之乾：《神意裁判》，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5页。埃德文·梅耶·列布《苏门答腊的历史和人民》，林惠祥译，《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季刊）1960年第3期。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8，159页。[1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8页。[12]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第页。[13]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古代法律之起源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学号：13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中国法制史 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及特点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把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中国法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法系之一，曾经焕发着活跃的生命力，为世界所赞美。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其中，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道、墨、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要理解中华法系的博大精深，必须了解她的起源和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特征 正文：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伴随着国家文明的昌盛而开始了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辉煌历程。经过此后几千年的积累与回旋，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从相对粗略和幼稚的简单法条，发展成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风格特异、义理精神的庞大的法律体系。那么，中国古代法律是怎么起源的，又有什么特征呢？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出了法律产生的原因，那么中国法律的产生就必然有一个渊源。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其中包括中国法律起源的方式、时间。对此问题，古今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在学术界比较受推崇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习惯法。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反映。原始习惯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由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2．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第一章中国法律的起源和夏商法律制度 早期五刑：墨、劓、膑、宫、大辟。 刑起于兵，兵刑同制。 夏商的神权法思想是法律的思想基础。 王命包括誓（约束）、诰（告诫）、命（君主的命令）等多种形式。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可能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五刑是其主要内容。 汤刑一般指商朝法律的总称。 夏商五刑：墨、劓、髌、宫、大辟。 大辟即死刑，宫刑即男子去其势、女子幽闭的刑罚，髌是断足或者砍去膝盖骨，劓即割掉鼻子，墨刑在面部或额上刺刻特殊标注之后，再染以墨的刑罚。 刑罚原则：刑不株连、疑罪从轻、不杀无辜、过失从轻 中央司法官，商称司寇。 神判和天罚是夏商司法审判的特点。 夏朝监狱为圜土、夏朝末年称之为夏台、商朝监狱有羑里。 简述原始氏族战争对我国法律起源造成的影响：阶级分化，原来的氏族社会行为规范，后来便成为了法律。氏族首领的职权演变为统治者，建立了权力机关和法律机构。原始社会末期也确立了不少刑罚罪名及处置方法。有法官和审判的存在。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早就了法律。部落军事首领掌握着军事权利，这就必然对原有的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制造成破坏。 简述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①刑起于兵，兵刑同制。中国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同族之间以及同外族的战争。②原始风俗转变为法律。③血缘纽带关系影响之深。④维护部落首领的政治权利的集中和强化。 简述夏商立法思想以及立法活动的情况：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拳发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立法活动：①王命（誓、诰、命）②禹刑③汤刑④官刑 简述夏商法律制度的基本情况：法律内容出于秘密法状态。已经出现比较完备的刑事法律体系。产生了我国早期的经济法规，反应国家管理和调节社会生产各方面的程度。军权至上，神权法思想渗透至深。 第二章西周法律制度 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天罚思想、明德慎罚（缓和阶级矛盾，对周初的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有益的环境）、礼治思想（维护等级猪肚、预防犯罪、防民） 《吕刑》西周中期的重要刑书，主要内容是规定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刑罚的原则。适用刑罚的总原则为明德慎罚。赎刑是其核心内容，可以用钱财代替或抵消其刑罚。 西周礼制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 西周刑罚区分故意过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眚、非眚，非终、惟终） 西周刑罚遵循世轻世重的原则。用刑灵活，因时而异。 我国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礼与刑的关系：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两种手段：①出礼入刑，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礼的本质特征） 西周契约制度：大宗买卖用长劵，称为质；小宗买卖用断券，称为剂。“傅别”也是一种书面契约，在借贷活动中使用。
法制史：中国法地起源与夏朝法律概况 一、中国法地起源 中国法律地起源问题是一种众说纷纭地问题.迄今为止，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吸取中国本土资源，依据《尚书》等古籍地记载，认为中国法律产生于黄帝和舜时代；一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地国家学说，将法地产生与国家地产生联系在一起考察.还有些学者试图从文化学地立场，对中国法律地起源进行解释.分别考察，盖有五种.b5E2R。 （一）关于中国法律起源地几种观点. 、法源于天说.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意思是，天惩罚有罪地人，用五种刑罚惩治五类罪人.《大禹谟》：“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p1Ean。 、刑起于兵说. 《史记.律书》：“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考证》谓语本《吕氏春秋·荡兵》篇.按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故《商君书·修权》篇曰：“刑者武也”，又《画策》篇日：“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荀子·正论》篇以“武王伐有商诛纣”为“刑罚”之例.“刑罚”之施于天下者，即“诛伐”也；“诛伐”之施于家、国者，即“刑罚”也.《国语·鲁语》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晋语》六范文子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战，刑也；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尉缭子·天官》篇曰；“刑以伐之.”兵之与刑，二而一也，杜佑《通典》以兵制附刑后，盖本此意.杜牧《樊川文集》卷—○《孙子注序》亦云：“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途，曰：文、武.”(《管锥编》(一)第页)DXDiT。 概括言之，兵与刑地联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兵”是“刑”地手段.用甲兵、斧铖对敌对部族大行杀伐，这是最大地刑罚；用刀锯、钻凿截人肢体、毁人器官，这是中等地刑罚，此主要针对所辖部属；鞭打是最轻地刑罚，主要施于内部集团成员.其二、“刑”是“兵”地条件.为组织开展军事行动，必须创制和实施一些号令.《易经.师》：“师出以律”.就是说，军队出征、打仗要遵守号令.这个号令就是法.后来成为军法.法律有暴力特征和强制属性，古人已认识到了.RTCrp。 、法源于苗民说.苗是南方地少数民族.《尚书.吕刑》篇：“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法刑同意，刑起于兵.5PCzV。
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王田田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基本的特点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古礼产生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西周时周公制礼使礼系统化、规范化。而古代的法律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经历春秋战国至秦朝时，礼和法各自发展、演变。汉初是引礼入法的一个起点，为礼和法的融合开辟多种渠道。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礼法的结合不断深化和完善。至唐朝，礼法结合已臻于成熟和定型。自此，“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传统彻底贯穿于整个传统法律文化，并成为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礼的产生法的产生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中国）之一，以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起步的标志的话，中国古代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中，传统法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指在中华传统法律中，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1这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许多多的体现。那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中，礼和法是怎么产生的？礼和法又是怎么结合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一、礼的产生 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西周前的礼称为古礼。礼不仅起源早，而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所谓“礼也，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礼”字的初文，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即作“豊”；战国以后加上加上了“示”旁，作“禮”；后来简化称为“礼”。“礼”字的初文从双玉、从鼓之形。3古代中国人最初“行礼以玉”，祭祀时往往以鼓作乐；古籍中又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4这表明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玉和鼓则是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活动的代表物。 《礼记·礼运篇》对于礼产生于祭祀有以下描述：“夫礼之初，起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饮，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种充满宗教性的原始习俗，就是礼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生老病死都充满了神秘感和敬畏感，因此古礼与天地鬼神相通是很自然的。由于礼具有迫使人人遵守的普遍强制性和约束力，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礼被统治者改造成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夏商朝的主要法律思想为“恭行天 1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许慎：《说文解字》。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中国法制史论文 中 国 法 律 的 起 源 及 特 点 系别：人文社会科学系 班级：1132法律事务 姓名：王阿珍 学号：201121603204
摘要：第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刑起于兵 （二）法源于礼 第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引礼入法，法礼结合 2.家庭本文，伦理法制 3.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 4.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5.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不分”。 关键词：定罪量刑、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典体例
【正文】：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刑起于兵（二）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黄帝“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型用刀锯，其次用钻，薄刑用鞭折”（《国语·鲁语》）苗民“五刑”：蚩尤时代，“苗民弗用灵，惟作无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尚书·吕刑》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尚书·吕刑》） 皋陶象刑：所谓象刑，一种观点认为；象是象征之义，象刑是让人穿着不同色质的衣巾服饰，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示耻辱与惩戒。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象是画像之义，象刑就是绘制受刑人身着不同衣巾服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饰的画像，象征处以不同刑罚，以公之于众引为鉴戒。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
时礼成为确是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 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 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 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 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礼法结合的具体表现是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由正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法律道德化，出礼而入于刑。礼与法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制文明。 2、家庭本文，伦理法制。 3、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 4、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5、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不分”。
古代法律之起源 集团公司文件内部编码：（TTT-UUTT-MMYB-URTTY-ITTLTY-
姓名：蔡怿非 班级：文法学院法学一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颇具伦理人情意味。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
中国法制史 课程代码：LAW 101 课程名称：中国法制史 英文名称：The Legal History in China 课程性质：本学院必修，其他学院选修 学分课时：3学分，54课时 主讲教师：李俊教授 所属院系：法学院法学基础理论系 办公室：宁远楼704 电话：64493003 邮箱：lijun665@https://www.doczj.com/doc/5113330496.html, 教学对象：法学院一年级本科生，其他学院各年级本科生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师生互动 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依参与课堂讨论的情况、出勤情况等评定 期中考试，开卷考试 期末考试，闭卷考试，笔试 其中平时及期中成绩占30%，期末考试占70%。 出勤要求：整个学期缺勤超过5次者不得参加考试 使用教材：李俊、刘夕海编著《中国法制史》，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参考书目：1、《论语》(学而、为政、八佾)等篇； 2、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名例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课程简介 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制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特点、本质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它是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全国法学学科本科学生14门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同样，中华法制文明也具有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等特点，其影响曾远及相邻东亚各国，因此被称为“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今天，学习中国法制史，其主要价值在于：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认识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法制建设国情的把握；同时，学习中国法制史将有利于充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完善其法学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教学内容 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部分主要对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特点和意义进行讲解，同时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学习方法、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介绍，使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课程有一个宏观的基本了解，为进入具体问题的学习作好铺垫。 1、中国法制史学科特点和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2、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方法。 【教学时数】3课时 第一讲中国法律的起源与夏、商、周法律制度的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讲主要介绍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途径和影响，夏商法制概况以及西周法制的主要内容。目的是让同学们了解中国法制发展源头的不同特征及其原因，为把握中国法律的后期发展奠定基础。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中国法律的起源及特点： 关于起源的几种观点： A 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习惯法 B “刑起于兵” C “刑起于苗民” D 源于司法审判 特点： A 较多的由国家来行使裁判权，基本不采用自力救济的方式（如决斗） B 借助鬼神来树立法的权威 夏 法律形式：1习惯法（主要） 2制定法（禹刑——夏的刑书|法律体系的总称） 3誓（君主在战争期间发布的紧急军事命令|神圣坚定，不可撤回或更改） 中央最高司法官——大理 司法地方司法官——士 基层——蒙士审判原则：与其杀无辜，宁失不轻，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夏代设置了监狱 法律内容：1《甘誓》 2皋陶之刑：昏、墨、贼、杀 （“贪以败官”为墨，“墨”是贪得无厌, 败坏官纪；“杀人不忌为贼”，“贼”是 肆无忌惮的杀人） 3 《禹刑》 4奴隶制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商 法律形式：1不公开的刑书（汤刑|商代奴隶法制泛称） 2誓（同夏）（《汤誓》） 3王与权臣的命令文告 训 法律：1《汤刑》商代成文刑书（狭义） 2《官刑》商代惩治国家官吏犯罪、违纪与失职行为的专门法律 法律内容：《汤誓》：军事法规 《官刑》：三风十愆 刑罚形式：1肉刑——墨（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刖/剕/膑、宫、大辟（死刑）2流刑——与后世不同，多为驱逐出境 3赎刑——罚财产代替原有刑罚 4徒刑——做苦隶 最高——司寇 司法低一级审判官——正、史 地主与基层审判官——士、蒙士定罪特点：天罚、神判作为权威的基础。 西周审判制度：（重要案件）三级审判——史与正的审理→司寇复审→三公参听的再审→报商王批准
指导思想：以德配天，敬天保民 天命天罚（夏）→明德慎罚 礼刑结合 礼与刑：礼：周礼 刑：九刑 九篇刑书 九种刑罚 墨、劓、剕、宫、大辟、流、赎、鞭（用鞭子打）、扑（板子打） 吕刑 定罪量刑的原则 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 “三赦之法”：——幼弱、老耄、蠢愚 “罪不加刑”：1对老幼特别照顾 2只是不加肉刑 2罪疑从轻、罪疑从赦 赦：减刑 刑→罚/罚金→免役 区分故意（非眚）与过失（眚） 惯犯（惟终）与偶犯（非终） 刑事政策： 刑罚世轻世重 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根据国家的 具体政治情况、社会环境等因素来决定用刑的宽严与轻重 “刑新国, 用轻典；刑平国, 用中典；刑乱国, 用重典” 刑名与罪名 《周礼》——墨、劓、宫、刖、杀 《吕刑》——墨、劓、剕、宫、大辟 刑名 《九刑》——墨、劓、剕、宫、大辟、流、赎、鞭（用鞭子打）、扑（板子打） 贱役——为官府做苦隶 刑人——受过肉刑的人有些社会职业不能从事，只能去为官府做事，不如奴隶 犯王命——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罪名 杀越人于货——抢掠财物、劫杀人命 放弑其君 ——尊尊 民事规范 西周对民事关系的调整, 大都归之于礼, 民事法规极不发达. 一 所有权 土地与臣民均归周王所有 公田和私田客观存在 西周后期出现比较激烈的土地私有化 二 债和契约 债：因契约而产生的债（主要） 因侵权和损害赔偿产生的债 契约：“质剂” 使用于买卖关系中的契约形式。民间买卖奴隶、牛马和兵器、珍异之物, 要通过“质人” 成立“质” “剂”. 质人是市场管理人员. 买卖奴隶、牛马使用较长的契券, 称“质”; 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较短的契券, 称“剂”. 质、剂皆由官方制作。 “傅别” 使用于借贷关系中的契约形式。 “傅” 即债券, 债券一分为二称“别”. 债权人执左券, 债务人持右券. 春秋时期审理这类纠纷, 大多要债务人以右券与债权人以左券相合, 以作判断. 三 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正妻）多妾（侧室） 基本原则 同姓不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纳采：男方请媒氏携礼物到女方家提亲 问名：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氏问明女子生辰身份，并卜于祖庙问吉凶 三宥之法：过失、弗治、遗忘 三刺之法：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 赎刑作为一个制度的适用, 应当是从西周开始的
“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关键词：水神裁判治水法律起源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读过沈兼士《鬼的原始意义试探》后，致函沈氏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法”正是这样一个字，对它的破解，即可作一部关于法律起源的文化史。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本身表现的事实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探寻中国远古初民时代法律文化事实和观念，以期有助于理解“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 一关于“水”与法律的关系，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东汉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说文解字》十部上“廌”部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法，今文省。”“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理解。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作了解释，在“水”下注曰：“说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段玉裁是信服和支持许慎的解释。可见“平之如水”的解释既能长期沿袭流传而不被怀疑，确实是有一定的认识依据。从造字结构来看，古“灋”字是由“水”、“廌”“去”三部分合成的，对照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基竹简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认识依据可以进一步检索《说文解字》：“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凡水之属皆从水。”由此可见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水”的主要指示特征为“准”，参照段玉裁注可知，“水”当时普遍取“平”“准”之意。但是关于法字中的“水”旁是“平之如水”之说受到当代少数学者提出的怀疑和新的解释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一、蔡枢衡先生认为，“水”当指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即今之所谓驱逐。二、武树臣先生提出“水”的原始功能是
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法律起源于夏商。 西周奴隶制法律制度得到完善，开始确立定罪量刑的刑法原则：包括1.矜老恤幼原则； 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3、罪刑相当的原则；4. 罪疑从轻、从赦的原则；5、同罪异罚原则；6.刑罚世轻世重；7.罪人不及原则；8.罔厉杀人原则。这些受到“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源头。 春秋战国为适应动荡政局推行重刑主义原则。 秦朝首次以身高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保留西周的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增加了规定区分有无犯罪的意识的原则；教唆同罪的原则，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刑；集团犯罪、累犯加重的原则；自首减刑，消除犯罪后果减刑的原则；计赃论罪；诬告反坐等原则；特别是数罪并罚与从一重罪原则，可见中国当时刑法原则的先进性。 与秦不同,汉朝以年龄作为确定刑事责任的标准更为科学,另外还确定了上请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和恤刑原则,充分体现法律的儒家化，受儒家“德主刑辅、礼法结合”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定罪量刑基础上确立了有关官僚贵族司法特权的“八议”入律、“官当”制度，“重罪十条”的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形成体现了礼法结合，而留养制度确立，更为凸显中华法系的伦理色彩。同时，减轻老、小、女人过失犯罪的刑罚，显示了统治阶级的恤刑之意。 隋唐法律儒家化完成，进一步确立封建五刑制度，正式把十恶重惩原则写入法律，发展了八议、请、减、赎、官当制度，贵族、官僚减免刑罚，扩大了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区分公罪与私罪，完善了自首原则，规定自首减免刑罚。同时本着“徳礼为本、立法宽简、恤刑慎杀”等立法思想，规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完善之前就有的累犯加重刑罚，数罪并罚、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还提到了类推原则以及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两宋时期的刑事法律，加重了对危害国家安定和社会治安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的特权，同时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并制定大量的刑事特别法律重点打击盗贼，贪官，但后来变质，惩贪之法皆从宽。 元朝刑法原则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维护蒙古族特权，体现民族色彩。 明清刑事法律制度一脉相承。统治者为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致使刑罚又趋于严厉,加重处罚反逆之罪以及家属株连，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勾结，严惩官吏渎职与贪赃犯罪，加强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之前特别是唐律中的“自首”共犯的处理原则，公罪与私罪区别对待原则，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涉外案件处理原则，在明清中继承发扬，更为科学与合理。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确立起新的更为科学和规范的刑法原则 中国传统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演变过程，终于使近代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逐步得以确立。 纵观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呈现以下特点： 一、特权保护性 因社会等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使一些人在法律上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这就是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
第一章中国法律的起源和夏商法律制度教学目的：了解中国法律产生的原因及其过程。夏朝法律制度的概况。了解商朝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刑名、罪名和奴隶制“五刑”的确立。了解商朝继承制度前后发 展变化的原因。 教学内容：中国法律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夏商法律制度 教学重点：夏朝法律中的罪名及其含义；商朝的刑名和继承制度。 教学难点：夏朝的法律与原始社会的习惯的不同、商朝的继承制度 授课方法：讲授 教学时数：2学时 主要参考书目：朱勇著：《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何勤华著：《中国法学史》（一、二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第一节中国法律的起源 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这 其中包括中国法律起源的方式、时间。对此问题，古今的学者提出了很多 看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一、关于中国法律起源方式的几种观点 （一）法源于天说 此说最早见于《尚书》。《尚书·皋陶谟》中说：“天讨有罪，五刑 五用哉。”《尚书·大禹谟》中也说：“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把法 律看作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既反映了上古统治者借助神权的力量以增强法 的权威性的愿望，也反映了古人对法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认识和理解。 （二）法源于苗民说
此说见于《尚书》。《尚书·吕刑》中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此说和下文叙述的刑起于兵说，都直接表明了古人对刑罚起源的看法。 （三）皋陶造律说 此说在《尚书·舜典》、《左传》所引《夏书》以及《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等古籍中都有表述。皋陶在古籍传说中是尧舜时代的大法官，曾在创制法律和运用法律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此说反映了古人对法官造法作用的某种认识。 （四）法源于定分止争说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提出此说。《管子·七臣七主》中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都有类似观点。此说已从政治、经济角度考虑法律的起源问题，比以上诸说前进了一步。 （五）法源于习惯说 此说为现代法学者所持的观点。认为法律是由原始社会的习惯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先秦的礼包含有大量习惯法的内容，礼的起源与法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此说吸收了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丰富发展之中。 （六）刑起于兵说 此说在《易经》中已出现。《易·师》中说“师出以律”。指军队行动要遵守号令。《国语·鲁语》中更为明确地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
第一章中国法律的起源和夏商法律制度 第一节中国法律的起源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夏王朝诞生，产生于父系社会末期（据迄今发现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我们认为中国在尧舜时代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产生法律）也成为国家进行阶级统治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关系的工具 二、“法”“刑”“律”的含义 ?“法”迄今仅见的最早的是在西周金文中 商周人只知有“刑”而不知有“法”，大量引用“法”字是春秋之后的事 “法”的观念，产生于战国时期，其实践来源是春秋末期产生，战国时期得到蓬勃 发展的成文法运动。战国时期度量衡逐步统一，为了反映国家公布的“法”的行为 规范性质，逐渐出现了由“法”字和度、量、衡各字构成的词，表示严格、具体的 各种标准、规范。 ?商鞅“改法为律” 三、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1.刑起于兵，兵刑同制 2.原始风俗转变为法律 3.血缘纽带关系影响至深 4.维护部落首领的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强化 第二节夏商立法概况 一、立法思想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 宣言“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使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 原始自然宗教和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立法活动 (一)王命：包括誓、诰、命等多种形式 誓：意味约束 诰：古“告”字，其义为告诫 命：指君主的命令 (二)禹刑、汤刑 ?禹刑不一定是禹在位时制定的法，可能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以禹为名表示对夏族杰出祖先和开国之君的怀念和崇敬。 ?汤刑，一般指商朝法律的总称，和禹刑一样，以汤为名表示对上组杰出领袖和开国之君汤的怀念和崇敬。 (三)官刑 据古籍记载，夏商时已有约束和惩治官吏的官刑。 第三节夏商法律的基本内容
古代法律之起源 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姓名：蔡怿非 班级：文法学院法学一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颇具伦理人情意味。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礼法结合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关键词】：礼的产生、法的产生、礼法结合、唐律 一、礼、法的产生 关于“礼”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许慎《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说，卜辞中的“礼”像是用两块玉盛在器皿中去作贡奉，表现的是对祖先或上帝的崇敬。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礼”引申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则，形成了一套以区别尊卑贵贱亲疏为内涵的意识形态。再后来“礼”由宗族内部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而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到了西周以后，被进一步发展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政治思想。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一国之君；“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前者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权；后者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父权。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各种行为纳入礼所调整的轨道。后儒家为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增加礼的规范作用，把礼与高深不可测的天地相联，以天人合一来辩护礼治国、礼治民的符合天道。明礼、行礼便成为中国古代帝王贯穿几千年的治国方针。 法，有其词源和词义方面的起始和基本内容。在汉语中“法”成字的确切年代难以考证。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中所说法的古体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根据这一解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