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法律的起源

法制史：中国法的起源与夏朝法律概况一、中国法的起源中国法律的起源问题是一种众说纷纭的问题。

迄今为止，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吸取中国本土资源，依据《尚书》等古籍的记载，认为中国法律产生于黄帝和舜时代；一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将法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考察。

还有些学者试图从文化学的立场，对中国法律的起源进行解释。

分别考察，盖有五种。

（一）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几种观点。

1、法源于天说。

最早见于《尚书》。

《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意思是，天惩罚有罪的人，用五种刑罚惩治五类罪人。

《大禹谟》：“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

2、刑起于兵说。

《史记。

律书》：“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考证》谓语本《吕氏春秋·荡兵》篇。

按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

故《商君书·修权》篇曰：“刑者武也”，又《画策》篇日：“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荀子·正论》篇以“武王伐有商诛纣”为“刑罚”之例。

“刑罚”之施于天下者，即“诛伐”也；“诛伐”之施于家、国者，即“刑罚”也。

《国语·鲁语》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

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晋语》六范文子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

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战，刑也；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

”《尉缭子·天官》篇曰；“刑以伐之。

”兵之与刑，二而一也，杜佑《通典》以兵制附刑后，盖本此意。

杜牧《樊川文集》卷—○《孙子注序》亦云：“兵者，刑也。

刑者，政事也。

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

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途，曰：文、武。

”(《管锥编》(一)第285页)概括言之，兵与刑的联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兵”是“刑”的手段。

用甲兵、斧铖对敌对部族大行杀伐，这是最大的刑罚；用刀锯、钻凿截人肢体、毁人器官，这是中等的刑罚，此主要针对所辖部属；鞭打是最轻的刑罚，主要施于内部集团成员。

中国法律的起源与特点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在汉代，中国由上古时期至汉朝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宪法制度，
以内政法则为基础。

内政法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民众权利等领域，其内
容主要体现在《后汉书》《汉书》等古籍中，是古代中国法律的重要载体。

汉朝时期，随着政治体制的完善，中国古法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出现了许多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施政方面的法律，如
《律历志》、《律令》、《政出》、《户部章程》、《文献》等，这些法
律正式定义了汉朝法律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执行方式，并由宫廷对其进行
审核和执行。

此外，汉朝还将法律的职能向社会各阶层扩展，在社会各种争议中发
挥作用。

比如《裁判文书》记载，汉代以来，开始建立司法实体，通过实
施司法程序，来审理各类纠纷，对争议的解决提供司法保障。

二、中国法律的特点
1、《左传》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中国法律的根本思想。

传统的中
国法律是以礼义为基础，以尊卑礼仪为框架，以礼仪、律法为手段，以安
定民众为目的，以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

2、法律具有稳定性。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1.礼源于祭祀：指中国古代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礼”，最初起源于原始祭祀活动中形成的礼仪规则。

2.刑始于兵：指中国古代的刑法及以刑法为基本内容的法律，最初起源于战争或军事活动的某些需要，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活动中产生的军法。

3.特点：（1）中国法律的的起源主要是通过“刑始于兵”和“礼源于祭祀”两条基本途径完成的。

（2）氏族血缘纽带强韧，法律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色。

（3）表现出民族大融合的特征。

（4）民事法律相对滞后，刑事法律相对发达。

二、夏商西周法律制度1.立法指导思想：夏商：天命观与天罚观西周：（1）以德配天，敬天保民（2）明德慎罚：明德，就是主张德治，提倡德教。

慎罚，就是要求在运用刑罚时做到审慎、宽缓。

要求统治者对民众以教化为先，不以刑杀为要，先教化后用刑。

（3）礼治思想（“出礼入刑”原则；“亲亲”、“尊尊”原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原则）2.立法活动：（1）禹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内容以习惯法为主。

（2）汤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是商朝法律的统称。

两次规模较大的刑法制定和整理活动，一次在商灭夏后，一次在商朝中后期，后一直沿用至商朝灭亡。

（3）吕刑：主要内容是规定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刑罚的原则。

将赎刑作为核心内容。

体现了西周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

（4）九刑：一种解释是指周朝的刑书，主要立法精神在于严厉打击危害国家统治与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

另一种解释是指墨、劓、剕、宫、大辟、流、赎、鞭、扑九种刑罚。

3.部门法制：（1）宗法制：是指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其中，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等级制的一项核心内容。

宗法制不仅确立了各级贵族之间的地位，而且把宗法结构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2）五刑：墨刑：又称黥刑，在脸上刺刻后再涂上墨的刑罚。

劓刑：割掉鼻子的刑罚剕刑：又称刖刑，砍去腿脚的刑罚宫刑：又称腐刑、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幽闭宫中。

中国古代法制法律的起源及制度中国的法制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经过四千多年没有中断的发展，以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资料充实著称于世。

最早记载中国法制内容的是夏、商、周：时期的古籍《尚书》。

最先使用“法制”一词的是春秋时期的史籍《左传》和《国语》。

中国法律起源于传说时代，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途径有二：一是自黄帝时便日益频繁的部落战争，导致了“刑”的出现，即古人所言“刑出于兵”。

这种以军事首长权威为后盾的“法”是后世刑律之源。

二是部落时期的庄严的祭礼导致了“礼”的形成与发展。

这种以神权为后盾的“法”，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即包括了国家的典章、家族的规约、民间的习俗，也包括了人们对法的价值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法的精神与核心之所在。

中国法律在形成时，特色已然形成。

源于战争的刑，格外重视法的威慑力，手段也极为残酷；源于祭祀的礼，则带有浓厚的血缘亲情，手段也较为温和，融残忍与温情为一体也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

一、夏代法制法律和国家是相互依存的，有国家就要有法律。

伴随着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夏朝奴隶制法律也就应运而生了。

夏朝法律制度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军事活动有关，与刑罚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代有“刑起于兵”和“兵刑同制”之说。

“刑起于兵”的“刑”是指法律，是说法律的起源与战争有关。

“习惯法为主要法律形式，出现了制定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1、法律制度“禹刑”《禹刑》是夏朝法律的总称。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法，基本内容如下：墨、劓、膑、宫、大辟五刑2、刑事法律规范夏刑三千条，因史料缺乏，已难考证，只从片断记载中可以看出，有以下罪名：（1）、“昏、墨、贼”。

《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云：昏、墨、贼，杀。

”昏是“恶而掠美”，墨是“贪以败官”，贼是“杀人不忌”。

即抢劫罪、贪污罪、故意杀人罪，昏、墨、赋三罪，都依法当杀。

（2）、不孝罪。

《学经·五刑章》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一、,起源特点中国法律起源促成了中华法系的伦理精神,给中国古代刑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1、关于中国法的起源,通说认为“法起源于礼”。

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

夏王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

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此后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即以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为基本模式，历史统治者均以家长或父母自居而视民众为不懂事的幼儿，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了。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和伦理道德规范同时当做调节社会的基本手段，结合使用。

法律与道德之间缺乏明确的分界，二者互为表里。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为了维护专制王权以氏族奴隶制的严酷统治，镇压被奴役部族和平民、奴隶的激烈反抗，夏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利用刑法手段来稳固奴隶制国家政权，这使得刑事法在形成初期的夏朝法律中居于首要地位二、法律起源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1、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

道德律和制订法的相结合,是中国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是礼与法关系的真实写照。

《晋书·刑法志》称“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这种制度最能体现中国封建刑法的伦理化特色,对后世封建刑法影响极大。

礼与法进一步融合,儒家经典进一步法律化, 《唐律疏议》所确立的立法指导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标志着中国封建刑法儒家化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