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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M范式下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认知机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在DRM（错误相关记忆）范式下，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认知机制。
DRM范式是一种常用的心理学实验方法，用于研究人类的错误记忆现象。
通过操纵实验材料和学习条件，DRM范式能够引发被试者产生与其心境状态一致的错误记忆。
本文将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DRM范式下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产生机制，以期为错误记忆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依据。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DRM范式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背景，阐述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研究意义。
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即探讨DRM范式下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认知机制。
接下来，我们将对国内外关于DRM范式和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我们可以了解当前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然后，我们将详细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
包括实验设计、被试选择、实验材料、实验过程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
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和科学的数据分析，我们期望能够揭示DRM范式下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认知机制。
在结论部分，我们将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错误记忆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启示和发展。
二、文献综述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作为一个重要的认知心理现象，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DRM（Deese-Roediger-McDermott）范式下，这一现象的研究更是深入到了其认知机制的层面。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前人关于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研究进行综述。
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情绪与记忆交互作用的研究。
其中，心境一致性理论（Mood Congruence Theory）认为，个体的心境状态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加工和记忆，使个体更倾向于记住与当前心境状态一致的信息。
这一理论为心境一致性错误记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36卷第3期2021年3月靠R评乾曇俛学报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No.3Vol.36Mar.,2021DOI：10.16069/ki.51-1610/g4.202L03.017什么使记忆出错？——错误记忆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谭成慧1,幸琪琪2,宋欢织必(1, 2.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3.重庆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重庆401331；4.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四川内江641100)摘要：根据提取准确性，记忆可分为错误记忆和真实记忆，错误记忆是指个体在记忆中错误地把未曾发生过的事件当作发生过，或对事件的记忆与其本身并不相符。
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总结了影响错误记忆的年龄、人格和情绪等内部因素，以及呈现方式、预警提示、加工水平和时间压力等外部因素。
基于各种影响因素，以多样化形式呈现并注意信息的多元特征，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有意识的认知监控，同时尽量避免在高唤醒状态下记忆和回忆重要信息等应对策略能够预防错误记忆的产生。
关键词：错误记忆；影响因素；应对策略中图分类号：G4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21)03-0122-07记忆通常是可靠的，但有时候人们也会对自己并未经历过的事件产生错误的回忆，认为以前未发生过的事曾经发生过，或对事件的记忆与其本身并不相符，这就是错误记忆(false memory),也是记忆的主要内容之—[1]o Roediger和McDermott在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 FTT)和来源监控理论(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的基础上，提出错误记忆的产生是编码和提取两个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1]O目前对错误记忆的研究广泛采用的范式为DRM范式(Deese-Roediger-McDermott),包括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主要用于研究个体内部自发产生的错误记忆。
![司法询问中错误记忆研究综述[论文]](https://img.taocdn.com/s1/m/ece48bd75022aaea998f0f5a.png)
司法询问中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摘要为了进一步了解心理学领域中对错误记忆的研究，本文将从证人错误记忆的概念界定、研究范式、理论基础以及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简要地介绍了证人错误记忆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司法询问证词错误记忆中图分类号：b842.3 文献标识码：a0 引言司法审判过程中，目击证人的证词往往对裁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当今有关人类记忆的大量研究发现，人类记忆并不是对过往经历原封不动的再现，而是一种伴随着错误和歪曲的重构性过程。
这不禁让人开始怀疑司法审判中的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激起了心理学工作者与法律工作者们对这一研究的关注。
1 证人错误记忆的概念界定错误记忆是指人们对没有出现过的事件的回忆和再认，以及对经历过的事件的错误回忆。
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基本情况：①对从未发生的事件的错误回忆和再认；②将不同客体或事件的特征或元素错误地结合；③歪曲记忆信息。
2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证人证言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证人错误记忆的发生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目前，对于错误记忆的研究存在许多研究范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误导信息干扰范式，kassin-kiechel范式，想象膨胀范式，质询暗示性范式等。
2.1 误导信息干扰范式loftus 和palmer的误导信息干扰范式是证人记忆研究中的经典范式之一。
在这一研究范式的实验程序中，具体的操作如下：先让被试观看一段撞车事故的录像，随后要被试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两车_____时，它们的时速是多少？”有些被试的问卷中划线部分添加的动词为“碰撞”词，而第二组被试的问卷中为“撞毁”，第三组被试不接受提问。
结果，提问时看到“碰撞”一词的被试的估计汽车的时速大约为34.0 英里，提问时看到“撞毁”一词的被试估计汽车的时速大约为40.8 英里。
一周以后，再对这三组被试进行提问，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上次录像中，你看到撞碎的玻璃了吗？”结果，“碰撞”组中14%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撞毁”组中32%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控制组中只有12%作了肯定的回答。
错误记忆现象中的内隐性探究摘要本实验使用计算机及PsyTech心理实验系统，通过呈现40个外国著名人物和普通百姓的译名，要求被试对呈现的人名中的著名人物作出见过与否的判断，来探究导致错误记忆的内隐社会认知因素。
被试为华东师范大学本科二年级的10名学生。
结果表明：外显记忆指标和内隐记忆指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5.2 人物的性别因素对内隐记忆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错误记忆内隐社会认知1 引言错误记忆是人类记忆中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但是错误记忆的研究始于Bartlett (1932) 的“幽灵之战”, 不过当时对错误记忆的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
后来随着记忆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开始对错误记忆产生兴趣。
他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中, 错误记忆司空见惯。
真正对错误记忆进行量化研究的是Deese（1959），后来在Rodiger 和McDermott 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完善，形成了经典的DRM 研究范式，该范式主要用于关联性错误记忆的研究。
DRM范式所揭示的因联想过程而导致的错误回忆和错误再认更是成为错误记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根据发生机制不同可分为无意识知觉研究范式和误导信息干扰范式以及Kassin－Kiechel范式。
后来研究者发现除了关联性错误记忆外, 还存在多种其他类型的错误记忆, 它们的发生机制各不相同, 于是相继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由于DRM范式可以成功地引发错误记忆, 近年来研究者们采用范式的多种变式和控制各种不同的实验变量考察了影响错误记忆的多种因素, 发现词表容量、呈现方式、间隔时间、测验效应、重复学习、预警提示、年龄因素、词表特性等都对错误记忆有重要影响, 从而使我们对错误记忆的理解不断深人。
除了控制各种不同的实验变量考察了影响错误记忆的多种因素之外，Dodhia 等人（1999）认为，在众多错误记忆理论中，隐含着两种基本的错误记忆范式：一是误导信息范式，指外在的错误信息误导错误记忆的发生。
1 引言当一个人错误地声明一个新词或一个新的事件他以前见过时, 错误记忆现象就发生了。
对错误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潜在的记忆过程, 但二十世纪中期以前, 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对正确记忆的报告上，仅把错误当作方法学矫正的对象。
对于错误记忆的研究得益于1959年Deese的实验, 他描述了错误记忆，但并未在记忆研究者中形成广泛的兴趣。
直到1995年，Rodiger 和McDermott 的工作才使更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错误记忆现象寻求更多的理解。
2 错误记忆研究范型2.1 集中联想程序范型Roediger 和McDermott 复制并扩展了Deese的成果, 形成了Deese-Rodiger-McDermott(简称DRM) 研究范型, 这是一种集中联想程序范型，学习阶段呈现的词表具有集中在未曾呈现的关键诱饵(critical lures)上的语义联想。
例如, 由“线、别针、缝纫、锋利、尖、刺、顶针、干草堆、痛、伤和注射”组成的词表,“针”就是关键诱饵。
随后被试接受由学习词、关键诱饵、无关的未学习词组成的再认测验。
对于学习词, 研究者能观察到较高的正确再认率;对于未学的关键诱饵,也能观察到较高的错误再认率。
2.2类别联想程序范型还有一种类别联想程序的范型, 学习阶段的词表是分属不同类别的名词范例。
例如,词表上属于“阅读材料”这个类别的范例是“小册子、喜剧书、期刊、杂志”。
正确再认和错误再认都随着在学习过程中同一类别范例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有时候错误再认率甚至超过了正确再认率。
3 该领域的研究情况错误记忆现象被研究者们复制了无数次, 也引发了相当多的附加研究。
包括被试变量、方法学变量、意识过程或自动化过程对于错误记忆的影响的研究;图片刺激材料的错误记忆的研究;对错误记忆的信号检测论分析;对错误记忆的神经过程研究等等。
3.1 被试变量对于错误记忆的影响Schacter等人(1996)观察到,与正常的控制组相比, 健忘症者只有极少量的词表项目再认,以及很少的错误再认。
陈辉：记忆为什么会出错？⼀席演讲⼤家下午好，我叫陈辉，来⾃浙江⼤学⼼理系。
我在过去⼗⼏年⾥⼀直在研究⼈的记忆，尤其是错误记忆。
⾸先我想在这⾥跟⼤家分享⼀个关于错误记忆的经典案例。
这个案例是⼀个真实的案例，它发⽣在美国加州。
⼀个叫艾琳的⼥孩，她有⼀天突然回忆起来说，⼆⼗年前她的⽗亲强奸并且杀害了她的⼩伙伴苏珊。
苏珊遇害是⼤概在1969年的⼀个真实的案件，当时警⽅也找到了她遇害的⼫体，但是⼀直没能破案。
正是因为艾琳的指控，她的⽗亲弗兰克林后来被判⼊狱。
⼤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年之后才回忆起这个案件呢？当时有很多⼼理咨询专家，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说当⼈在遭遇⼀件⾮常痛苦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为了回避，有时候会主动压抑那部分记忆，所以他们也把这种记忆称为“被压抑的记忆”。
她的⽗亲弗兰克林是第⼀个因为“被压抑的记忆”被判⼊狱的⼈，这在美国应该算是⼀个⾥程碑的案件，因为在这个案件之后爆发出了很多类似的案件。
⼤家觉得这种所谓的被压抑的记忆靠谱吗？当年因为弗兰克林⼀直不认罪，然后⼀直上诉，所以后来警⽅重新调查案件，结果发现艾琳的很多记忆确实是有问题的。
⽐如说她的⼝供前后有很多不⼀致的地⽅，更重要的是后来她的妹妹证实，当时艾琳是在做⼼理治疗催眠的过程中回忆了那个事情。
所以基于很多的证据，后来法院重新判她的⽗亲⽆罪释放，但是那个时候她的⽗亲已经在监狱⾥⾯待了⾜⾜六年之久。
这是⼀个错误记忆导致的悲剧的案件，它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艾琳这样⼀个记忆完好的正常⼈，有时候也会出现记忆的错误，⽽且错得很离谱。
⼤家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会这样呢？要想回答我们的记忆为什么会出错，我们⾸先要知道记忆是如何运作的。
记忆的运作过程跟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过程⾮常相似。
我们知道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过程，是通过像⿏标、键盘这种设备给计算机输⼊信息，计算机再通过信息的编码把这些信息转化成可识别的信号，然后再把这些信号存储在内存、硬盘等地⽅，随后有需要的时候再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
收稿日期：2008-10-08作者简介：姜丽娜，（1981-），女，汉，浙江金华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学专业司法心理学方向博士生；罗大华，（1936-），男，汉，福建武平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应柳华，（1981-），男，汉，浙江衢州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姜丽娜1，罗大华1，应柳华2（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8）（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证人证言是最常见的证据之一。
证人证言对于法官和陪审团辨别真伪，了解案情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证人证言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
即使对一个自愿陈述案情，并力求真实反映案情的证人来说，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感知、记忆和陈述案情发生错误，而提供与案件事实和情节不符的证言。
因此，证人错误记忆的问题成了心理学工作者与法律工作者研究的热点。
本文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包括以下内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范式、理论假说及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发展历史对于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才渐趋成熟。
早在1841年，德国的司法官布拉维尔在他的论文《直接证人证言的不可信》中认为，由于知觉、回忆和陈述时判断的错误，以幻想补充知觉、推理与知觉的混同，再认时判断的错误，调查记录的无意识伪造等，使证人证言不可信[1]（6页）。
Cattell 1895年的实验也涉及到了证人的错误记忆问题，在实验中，他故意给大学生提出误导性的问题，并让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指出自己到底有多大把握[2]（3-23页）。
1900年法国的A ·Binet 提出了自我暗示与外在暗示的概念，对出于真实的记忆改变的错误内容摘要：证人证言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证人错误记忆的发生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文章回顾了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主要探讨了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并讨论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范式；理论假说中图分类号：D F7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09)03－0001－082009年6月第21卷第3期四川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Police College Jun ．,2009Vol．21No．3*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项目名称：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06JZB0011*此项目得到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此文系子课题“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实验研究”的部分成果。
报告与出于社会认同的错误报告作了区分，认为后者包括取悦成人的成分，是不会持久的。
他和德国W·Stern对证人证言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
理由是：1.在观察过程中多有错误；2.从观察向法庭陈述期间，记忆形象多有变形；3.询问时问答失当，容易歪曲真情。
Binet的《被暗示性》（1900）和Stern的《证言心理学论文集》（1902）成为证言心理学这门学科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代表作。
关于证人早期研究的另一名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心理学家H.Münsterberg，他在其所著《在证人席上》（1908）一书的部分章节中谈到了证人错误记忆问题。
他指出，最容易造成证人记忆错误的因素不是当时经验中发生的错误，而是有缺陷的再现。
1909年至1912年，Guy Montrose Whipple在《心理学通报》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一些证人记忆的经典性研究。
自20世纪初之后的几十年间，证人心理学的研究陷入了低潮。
1932年，F C Bartlett出版了题为《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书中介绍了他对记忆的一系列实验研究。
尽管当代心理学者对Bartlett在错误记忆研究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研究对当时的心理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Sporer（1981）对这个沉寂时期的解释是，“对于证人记忆的实验性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复杂的法庭现实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信息加工理论的提出，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又带来了记忆研究的飞速发展。
20世纪70年，随着记忆研究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股证人研究的热潮。
在这一时期，尤以Loftus等人的研究最为引人瞩目。
她于1979年出版的《证人证言》一书，已经成为证人证言心理学方面的经典性著作。
可以说Loftus等人的研究是错误记忆研究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975年，Loftus[4]（560－572页）的一项研究表明，给予误导信息的被试所作的证言的准确性低于给予中性信息的被试所作证言的准确性。
此后，许多学者采用了Loftus等人的研究模式对证人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事后的误导信息会引发证人的错误记忆。
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者们开始关注错误记忆的个体差异。
他们认为在证人研究中，个体受暗示性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个体受暗示性研究的代表人物是Gudjonsson。
Gudjonsson将受暗示性定义为个体在受质询时接受误导信息的倾向。
1984年，Gudjonsson等人制定了古德琼森受暗示性量表(Gudjonsson Suggestibility Scale，简称GSS)来测量个体的受暗示性。
发展至今，古德琼森受暗示性量表已有两个版本（GSS1和GSS2），在测量个体受暗示性方面，是目前最权威的量表之一。
Gudjonsson的研究与Loftus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先学习，再呈现误导信息，最后进行测验。
20世纪80年代以后，Gudjonsson等人用GSS进行了一系列的测量，结果表明在同样的询问条件下，高受暗示性个体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干扰。
由于Gudjonsson的杰出贡献，他被人们公认为证人研究领域的卓越人物。
二、研究范式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产生了许多研究范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误导信息干扰范式，KK范式，想象膨胀范式，质询暗示性范式。
（一）误导信息干扰范式。
Loftus和Palmer（1974）[5]（585-589页）的研究中，设计了误导信息干扰范式（misinformation effect paradigm），成为证人记忆研究中的经典范式之一。
这一研究范式的实验程序是：首先，给被试看一段关于事件的录像或幻灯片；然后，再以文字或提问的方式向被试呈现关于事件的信息，其中一组被试得到的是关于事件的真实描述，即中性信息；另一组被试得到的是关于事件的错误描述，即误导信息；最后，进行记忆测验。
具体的实验操作如下：先让被试观看一段撞车事故的录像，然后让被试回答：“当两车时，汽车的时速大约是多少英里？”划线部分填碰撞（hit）或撞毁（smashed），第一组被试，提问时用“碰撞”，第二组被试，提问时用“撞毁”，第三组被试不接受此问题的提问。
结果，“碰撞”组估计汽车的时速大约为34.0英里，“撞毁”组估计汽车的时速大约为40.8英里。
一周以后，再对这三组被试进行提问，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上次录像中，你看到撞碎的玻璃了吗？”结果，“碰撞”组中14％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撞毁”组中32％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控制组中只有12％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项实验表明人们极易受到暗示，而产生错误的记忆。
继Loftus之后，心理学研究者采用该范式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揭示了误导信息对人的干扰效应。
该研究范式也在之后的几十年的大量的实验研究中得到了研究者们不断地修改与完善。
（二）KK范式。
1996年Kassin和Keiche[6]（125-128页）提出了KK范式（Kassin&Keiche paradigm），这一研究范式与误导信息干扰范式的不同在于它要通过实验者的操作才能得以实现，主要是研究人们对于自己行为的记忆是否会受到外在信息的干扰。
实验的具体程序如下，先要求被试在电脑上输入所听到的字母，并被告知千万不能碰触ALT键，否则系统程序就会崩溃。
在被试输入字母一段时间之后，计算机发出了剧烈的碰撞声（这是实验设计的一部分）。
接着主试就指责其中的一半被试碰触到了ALT键而使数据丢失。
结果表明，在被指责的被试中，其中69％的被试承认曾经碰触过ALT键，甚至有13％的被试还回忆出了具体的细节，并且这些承认碰触过ALT键的被试，大多都伴有强烈的内疚感。
这一实验说明，人们对于自己行为的记忆很容易受到外在信息的影响，并且发现在错误记忆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压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后有很多学者利用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虚假供述方面。
虚假供述在心理学上分为：自愿型、强制依从型、强制内化型。
利用KK范式对证人错误记忆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强制内化型的证人①。
Gudjonsson等人（1982）认为强制内化型证人错误的证言的产生是由“记忆怀疑综合征”（MDS）导致的，具体解释为：人们表现出对自己记忆的强烈怀疑，从而导致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外界提示和暗示的影响[7]（253-269页）。
卡辛莱茨曼讨论了强制内化型虚假供述发生的两个独立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高受暗示型的类催眠状态”；第二个过程是“自我概念”的变化[8]（683-701页）。
（三）想象膨胀范式。
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 Paradigm）是指通过让被试想象经历了某件未发生过的事情，而提高他们相信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的程度。
经过多次想象，被试对想象事件产生了熟悉感，使他们认为事件确实发生过，从而引发错误记忆。
想象膨胀范式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提供给被试一份列有多项童年事件的生活事件清单(Life Events Inventory，简称L EI)，要求被试判断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每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至少间隔两周后），要求被试想象清单中的某些事件。
第三阶段，要求被试再次填写生活事件清单，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实验主要根据想象事件发生过的可能性评分值的前后变化来分析想象膨胀，从而确定错误记忆的发生情况。
Thomas和Loftus(2002)[9]（423-431页）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事件都会由于想象的次数增加,而产生更明显的想象膨胀。
Thomas、Bulevich和Loftus(2003)[10]（2512页）的实验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研究发现错误记忆随着想象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另有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想象能够增加被试对那些没有发生过的事件的信念，从而引发错误记忆。
想象膨胀范式一提出，引起了心理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并将这一研究范式应用于证人证言这一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