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北平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

“复员”时期的红十字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共举办过七届红十字周，分别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复员”时期(即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

从七届红十字周的整体情况看，举办红十字周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宣传，以推动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

在红十字周举办期间，红十字会趁机扩大征募运动――即征求会员、募集基金的活动，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成效。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1946-1948年每年的10月1日至10日分别举办过三届红十字周。

与前几届不同的是，这三届红十字周被正式确定为中国红十字会法定的宣传周与征募周。

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周期间如何开展活动、举办的成效如何，至今尚无人探究。

本文拟对“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周的目的、活动概况及成效等进行全面研究，笔者认为，“复员”时期的红十字周活动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红十字会征募运动的开展，对宣传红十字会事业、增强红十字会力量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举办红十字周的目的中国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周无非是进行宣传，以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吸引更多的人支持红十字事业，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

红十字会是民间团体，“其人力物力来自社会，用之社会，所谓‘取之于众，用之于众’，而且取之于有力有钱之人士，用之于贫病不幸之大众”。

所以，民众的支持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基础。

红十字会在“复员”时期对于民众的支持尤感迫切。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服务领域扩大，需要更多的会员和基金作为基础和保障。

中国红十字会的传统工作为战场救护和灾变救济，抗战时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战场内外的救济救护，工作范围较窄。

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参照了国外一些先进红十字会的做法，扩大了工作范围，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除传统的救济救护外，又加强了青年、妇女工作，而且更加强调防患于未然的积极性工作。

这样，对于人力物力的需求则空前增强，因此更需要赢得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

二是资金方面更为困难。

抗战胜利后，国外红十字会及海外侨胞对红十字会的捐助减少，红十字会要进一步发展事业，需要借助自身的力量，达到良性运行。

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中国近代红十字会的诞生与发展红十字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它不仅仅是国际社会上知名的医疗救助和慈善组织，也是许多影视剧中常见的公益团体，更是许多爱心人士捐助善款、物资的主要渠道之一。

不过，尽管许多人都曾与红十字会有过交集，却并不一定熟悉它的诞生与发展历程。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近代慈善团体的早期历史。

从疑惑到呼吁——近代红十字会的在华活动及国人心态之转变早在1863年，国际红十字会就在瑞士诞生了。

这一组织选择在瑞士召开第一次会议，并以瑞士国旗为蓝本，将红地白十字改为白地红十字，作为红十字会的标志。

这既有向主办方表示敬意与谢意的含义，也有取意瑞士的永久中立国立场的深意。

可以说，国际红十字会自一诞生起，就是个充满人性关怀的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之父让·亨利·杜南雕塑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学日益得到国人的重视。

但是迫于列强欺侮的危亡形势，学习西方的角度更多的还是军事技术、器物等，后来才转到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

向红十字会这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确实关注的人比较少。

这也不难理解，民族危亡之际救亡图存才是当务之急，知识分子以挽救国家民族为己任，一时间还无暇顾及国际红十字会运动。

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已经导致中西方的文化隔阂与思想观念产生了绝大差异。

十九世纪末，战火时常笼罩着古老的东方。

期间，一些传教士和红十字会组织开始致力于救扶难民和抢救伤员。

起初，国人面对这些无私的行为显得十分费解，多半怀着朴素的感激之情来看待。

红十字会工作者在牛庄（1985年）真正使我们发生转变的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援活动。

当时中日交战，由于对日本的轻视而缺乏准备，清军伤亡惨重，战火燃及辽东本土，平民百姓也难逃幸免。

在此期间，一些在华传教士也积极开展救治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传教士魏伯斯德。

魏伯斯德通过租用客栈来救治伤兵，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红十字医院。

中国红十字会简介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

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建会以后从事救助难民、救护伤兵和赈济灾民活动,为减轻遭受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的民众的痛苦积极工作，并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于1950年进行了协商改组，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1952年中国红十字会恢复了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席位。

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协助政府履行《日内瓦公约》、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开展民间外交、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保护人民生命与健康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实效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使中国红十字事业有了法律保障。

2004年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聘请国家主席胡锦涛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选举彭珮云继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事业2005-2009年发展规划》。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有31个省级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和新疆建设兵团分会，铁路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有7万个基层组织，团体会员单位12万个，志愿者113.2万人，会员总数2398万人，其中青少年会员1549万人。

中国红十字会主要职责备灾救灾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自然灾害的救助工作，除紧急阶段实施救援工作外，还进行灾后重建。

建立了沈阳、杭州、孝感、西安、广州和成都等6个区域性备灾中心，北京、上海、云南、湖南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省级备灾中心，部分地（市）也建立了备灾中心或仓库，储备救灾物资，培训救灾人员，备灾救灾网络已初步形成。

1928-1937年北平妇女救济研究〔摘要〕1928-1937年间北平底层妇女数量庞大，大批妇女救济机构应运而生，致力于对底层妇女的救助。

受经费来源的限制，妇女救济事业的规模难以扩大:受救济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妇女救济事业的成效也欠佳。

但少数民间妇女救济机构吸收了先进的妇女救济观念，对被救济妇女施以教育救济，在救济方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体现了现代妇女救济事业的发展趋向。

底层妇女救济问题必须依赖社会制度的改变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关键词〕北平；底层妇女；妇女救济〔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128-07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天赋人权理论的传入，一些进步人士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呼声，兴办女子学校、废除缠足、反对纳妾、妇女参政、改变发式服饰等运动方兴未艾，[1]妇女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知识分子纷纷译介西方女权思想和妇女解放理论、介绍欧美和苏俄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开始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现状。

[2]但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问题研究还只是进步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妇女的尝试，为数众多的底层妇女仍徘徊在这一时代浪潮之外。

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各种社会慈善机构是如何救济这些底层妇女的?这无疑是研究民国时期妇女生活史应该关注的问题。

笔者之所以选取1928-1937年间的北平妇女救济事业作为考察底层妇女生活状况的切入点，主要基于两种考虑：其一，城市底层妇女是社会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她们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遗忘，因而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但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少数妇女曾受到慈善机构的救助，而救济机关在救助过程中进行了登记记录，所以保留下了一些关于这些被救济妇女生活状况的材料。

这批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为了解当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景象、还原被救济妇女群体的面貌，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其二，1928-1937年间，北平妇女救济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以卫道为宗旨的全节堂、崇节堂、保节堂等妇女救济机构，逐渐被以扶助贫弱为目的的妇女救济院、妇女习艺工厂取代，而大批民间慈善团体也纷纷建立，并在妇女救济事业上进行了有益的探事。

北平育婴堂发展轨迹作者：李金娟来源：《北京档案》2022年第06期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來。

民国时期的北平，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婴幼儿的养育、托育是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此背景下，公育制度开始起步，创办儿童救助机构、托儿所或由儿童慈善机构转型发展为托儿所便成为一种应对方案。

我们从北平育婴堂的创立、发展演变便可窥一斑。

1917年育婴堂创立时具有浓厚的慈善济贫色彩。

基于北平弃儿数量增多且当时缺乏本土婴幼儿收养机构的考量，京师总商会会长陈遇春等人以基本金两万元发起成立了育婴堂。

育婴堂最初设在崇文门外，次年为改善育婴堂地势环境，迁到地安门外东不压桥。

育婴堂创设之初的定位主要在于收养穷黎，且收容婴儿数量有限，当时堂内婴儿有“五六十人之多”[1]。

“每月除市政公所捐助四百元外，则别无进款，……收容婴儿也不过数十人之谱。

哺养仍用人乳、糕点，米粥等物，住处不过还是土坑；至于卫生，设施当然太差”[2]。

1919年春之后，为改善卫生设施条件，育婴堂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拆除土坑，人乳之外配备牛乳，以及铺石灰地、安置火炉等简单的环境改造。

但在环境改善后由于经费拮据，业务一度陷于停滞。

1927年，官厅原有之四百元补助久不发放，该堂几陷于绝境。

直到1928年春，在“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社会慈善家朱子桥将军的支持下，育婴堂才又渐有起色。

1928年同人商会接办育婴堂后，开始设立董事会，先是借用红十字会医院旧空房一所，筹资募捐、修葺房舍；其后又移址北海公园西侧西长口内养蜂夹道乙一号。

当时堂内设有育婴室三间（“冬有炭火，夏有纱窗”）、浴室厕所三间、调乳室一间（“调制豆浆牛奶之所”），以及膳食厅一间（“二岁以上孩童饮食之处”）、检验室一间（医师为孩童检查之地）；后因婴儿数量增多，育婴堂始设养病室（“调养轻微疾病与慢性疾病之处”）、隔离室（用以传染病婴幼儿养护）等，以进一步改善卫生条件。

此后，育婴堂逐渐成为北平历史上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一个民间慈幼机构。

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第一篇：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

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启蒙和起步阶段(1904-1949年。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人道危机不断,这为红十字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当时西方红十字运动的人道理念已经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相结合,为创立红十字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04年,为了应对日俄战争在华引发的人道危机,上海士绅沈敦和等人发起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即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后由清政府批准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国政府建立,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二是改组和发展阶段(1949-1966年,定位为全国性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红十字事业,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和推动中国红十字会的改组工作。

1950年8月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通过了协商改组事宜,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旨在推动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工作。

1952年,第18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承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全国红十字会。

改组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国内人道救助工作,包括组织医疗服务队,为群众治病、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7个志愿服务大队、666人参加战场救护;协助大批日侨回国探亲,协助遣返战俘等。

截至1966年,全国有县级红十字组织400多个,会员人数也增加到50多万,基层组织5000多个。

文革期间,保留和陆续开展了一些以红十字会名义进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三是恢复与重建阶段(1976-1993年,定位为全国性的人民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团体。

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红十字会开始恢复工作。

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外交部关于恢复红十字会国内工作的报告,“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中国红十字会各级组织逐步恢复建立工作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往昔中国红十字会名称及驻地变迁
1904年3月10日，“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正式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1910年6月，清政府将“中国红十字会”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会长驻留北京，会址仍在上海。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批准红十字会立案，定名“中国红十字会”。

当年9月底，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0月底，在上海又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统一大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分会章程》，分设北京总会和上海总办事处。

民国政府成立后，1928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迁往南京，总办事处仍留在上海。

1930年8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临时大会，更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8号）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南京危急，11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南京迁往重庆。

1938年春，总办事处由上海迁往香港。

1940年4月，设于香港的总办事处被撤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迁回南京，并于次年在上海、汉口、北平、广州、重庆等设办事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

次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迁往上海，与上海办事处合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十字会申请改组，并于1950年7月迁往北京，8月召开改组会议。

如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8号。

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目前我们的认识上还是有个误区，就是把人道和慈善划等同号，这个恐怕是不够全面的。

人道可以被认为是生命的底线，也就说人道事业所开展的工作，是不受任何政治派别、宗教、性别和信仰的影响，是对生命的挽救和抢救的过程。

红十字运动的第一基本原则是人道，诞生在150多年前，由瑞士的人道主义战士亨利·杜南提出了人道的概念，推动建立了遍及全球的国际人道法体系，即《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目前，《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是全世界签署国或者缔约国最多的一个国际条约，现在有195个国家参加。

人道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一个在战争、冲突、灾害的情况下，对生命抢救的过程，因此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

前段时间，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邀请，刚到阿富汗，这是一个已经有30年战乱的地区，进入坎大哈地区，看到了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在当地援建的一个医院，医院所在的地区被称为“中国地区”，覆盖了约350万人，在整个医院被抢救的伤病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塔利班的成员，所以对这个体会是非常深的，所以说人道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对生命的抢救，是生与死的问题。

所以像这样一个神圣的事业我是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为之工作，为之奋斗的，人道其实在我们中国来看，它思想的传播，精神的传播和旗帜的高高举起，应该是我们精神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红十字会这个组织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它实际上既不是一个隶属于政府的机构，也不完全是一个国际组织。

红十字会接受着三重赋权，第一个是政府赋予我们的权利，因为它必须去应对冲突灾害的问题，政府赋予中国红十字会以拯救生命、紧急救援等非常重要的职责；第二就是公众赋权，我们现在公众的捐款超过半数，这是一种委托，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第三是国际赋权，我们是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187个国际成员之一，所以必须是在国际的总框架下来认真按照国际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运作，因此这个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既要考虑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注重法律和效率，同时必须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一致，是有国际标准和规范的，所以我们这些年的改革是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