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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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契约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及影响明代契约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及影响一、前言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尤以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活动的兴盛而闻名。
在这一时期,契约制度逐渐成为交易活动的主要手段,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
本文将从明代契约制度发展的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全面了解明代契约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二、明代契约制度发展的原因1. 经济发展的需要明代经济的繁荣和商业活动的兴盛为契约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需求。
随着商品流通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合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契约制度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产物。
2. 政府对契约制度的支持明朝政府高度重视商业交易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积极支持契约制度的发展。
明代官方通过颁布相关法令和条例,明确规定了商业交易的契约内容和程序,为契约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 社会需求的增长明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合作和互动日益频繁,需要一种相对稳定和可靠的契约制度来保障各方的权益。
契约制度的发展,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对契约的需求。
三、明代契约制度的影响1. 加强了交易双方的权益保障明代契约制度的发展,契约双方可以在签订合同前明确约定权益分配、责任和义务等事项,有效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契约的存在和执行能够减少纠纷的发生,维护交易双方的信用和声誉。
2. 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契约制度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通过明确的契约规定,商人之间的交易更加明晰透明,交易双方更加有信心,这有助于促进商业活动的频繁进行,推动商品流通的畅通和交易额的增加。
3. 提升了社会的信用度和法律观念明代契约制度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越来越依赖合同和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人们通过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用度和法律观念。
契约制度的发展对于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 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明代契约制度的发展,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简述《大明律》的主要特点。
《大明律》在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
它不仅继承了中华法系的优秀成果,而且突破了历代法典成例,表现出了许多自身特点。
一、开创性的体例变通粗读《大明律》,我们会立刻发现,它在体例上与其前历朝法典有十分明显的不同之处。
明以前的《唐律》等法典的体例以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为篇名,按违法行为的性质归类编排。
而明律则以六部职掌为序分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
这种顺序的编排,对中华法系法典编纂传统体例进行了根本的变革,并被清律所模仿,体现了明律有别于唐律诸法典的显著特征。
《明史·刑法志一》对明律的编修过程作了如下总结:“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
”从上述总结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大的修律活动主要在吴元年(1364 年)、洪武六年(公元1373 年)、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和洪武三十年(1397年),中间小规模的修律活动有洪武九年(1376 年)等。
但逐步形成明律以六部职掌分类体例框架的是“洪武元年律”和“二十二年律”。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很注意法律的编修工作,吴元年即命大臣编修“律令”,至洪武元年“律令”成,合刊之,因此称“洪武元年律”,计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
“可能是受了《元典章》的影响”[1],“元年律”没有按《唐律》体例,而是依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目。
到洪武六年冬十一月,朱元璋在重修明律时,接受丞相李善长的建言,在体例上“一遵唐旧”,将明律重新分为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十二篇,计六百零六条合为三十卷。
七年二月书成,是为“七年律”。
“七年律”在体例上比“元年律”明显是个大倒退。
至洪武九年冬十月,朱元璋又命大臣胡惟庸、汪广洋重修明律,修订的结果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在体例上可能有变动,尤其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 年)胡惟庸党案后,丞相制度被废,六部权力加重,因而对明律“名例”贯于篇首、以六部职掌分类的体例的最后确定肯定有重大影响。
明清契约的结构、功能及意义1.引言1.1 概述明清契约是指明朝和清朝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制度,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契约具有明确的结构和功能,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约束和保障双方权益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契约的结构包括契约的基本要素和契约的格式和形式两个方面。
契约的基本要素包括合同的当事人、合同的内容和合同的约定条款。
当事人是指参与契约的各方,包括买方、卖方和中间人等。
合同的内容涉及到交易物品、交付时间、价格和付款方式等具体事项。
约定条款则是对于当事人权益、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方面的约定。
契约的格式和形式则是指契约的书写形式和签订程序等规定,常见的有契约文书和签字盖章等。
明清契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约束和保障双方权益两个方面。
首先,明清契约作为一种法律规范,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通过契约的约束力和法律制裁,可以有效防止经济纠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其次,明清契约作为一种法律文书,可以约束和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双方在签订契约时,对于交易的具体事项和权益有明确约定,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受损害的一方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保障和赔偿。
明清契约的意义体现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彰显社会等级和地位两个方面。
首先,明清契约作为一种商业行为规范,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契约的存在,建立了一种安全可靠的商业交易环境,吸引了更多的商业资本和技术投入,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
其次,明清契约还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地位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往往与社会地位和身份相关,一些富商大贾、地主豪绅通过签订大量的契约来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总结来说,明清契约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制度,具有明确的结构和功能,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约束和保障双方权益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明清契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明清时期商业交易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
明朝契约制度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其独特的契约制度而闻名。
在明朝,契约制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明朝契约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合同自由。
在明朝,个人之间的交易和约定是自由的,不受严格的政府干预。
这为商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鼓励了私人财产的产生和交换。
个人和商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买卖、租借和雇佣等各种经济活动,这使得社会经济得以繁荣。
明朝契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契约的法律效力。
契约在明朝被视为一种法律文件,受到法律保护。
当事人在签订契约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制定契约条款,并通过签字或印章来确认契约的有效性。
一旦契约生效,双方都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这种法律保护使得契约在经济交往中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有助于推动商业和社会的发展。
明朝契约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诉讼程序的重要性。
在明朝,当契约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起诉和诉讼程序来解决纠纷。
明朝的法院设立了专门的法官和审判机构来处理契约纠纷案件。
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会依法审理案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并根据法律判断案件的结果。
这种诉讼制度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公正和公平的解决纠纷的途径,增强了契约的可执行性和稳定性。
明朝契约制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对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明朝契约制度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自由的经济活动和有力的法律保护使得商业和贸易得以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这为明朝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其次,明朝契约制度也对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产生了影响。
在契约制度下,个人之间的交易和约定是平等和自愿的,这要求当事人遵守契约并履行承诺。
这培养了人们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此外,契约制度也推动了法律意识的形成,人们开始重视法律的约束和规范,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然而,明朝契约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特点和影响研究中国古代契约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特点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影响。
一、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特点1. 重视形式古代中国契约制度对形式要求极为严格,一般需要由当事人双方或代理人亲笔签字,并附上自己的印章或印鉴。
此外,还需要双方宣读合同内容以确认双方明确理解,并且需要见证人在场作证。
这种对形式的重视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契约的严格约束,旨在维护契约的有效性和当事人的权益。
2. 讲究信用中国古代契约制度非常强调信用问题。
在签订契约时,当事人需要郑重保证自己的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诚信是成功商业关系的基石,讲究信用的契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3. 契约分类古代中国契约主要包括租借、买卖、借贷、雇佣等多种类型,每种契约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这些分类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多样性,同时也为不同类型的交易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和保护。
二、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影响1. 促进经济发展古代契约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契约制度的约束下,商人和个体经济主体之间可以进行规范的交易,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市场的运作,并促进经济的繁荣。
契约制度的存在也提升了商人和个体经济主体的信心,增强了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 维护社会秩序古代中国契约制度的规范性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契约作为一种法律约束,能够有效防止和解决争端和纠纷。
当事人通过契约的形式明确自己的权益和义务,并在契约中约定了争议解决的方式,这将有助于降低社会冲突的发生,并增强社会的和谐稳定。
3. 影响法律制度演变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发展也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契约制度的完善和法律规范的制定,为后来封建国家的法律制度打下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契约制度也随之演变,逐渐与封建法律制度相结合,成为后来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乡约的特点
明朝乡约是明朝法律体系中的典范精神,也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乡村经济管理方式。
明代乡约的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依法治乡。
乡约的核心是实行以“自治”为主体的法律治理,以乡镇干部、乡兵、百姓组成的有关管理机构为中心,统筹组织选举乡约修定、建立,细化任务职权,统一实施,构建科学、公平、合理的乡村管理体制。
二是实行民主管理。
乡约以民众参与为核心,强调以“政民共治”为思想原则,努力
营造开放、民主的和谐效果,由政府、农民和村民的联合决策组成的干部政府下的乡村民
主治理机构管理乡约。
三是以诚信为本。
乡约以普法、教育民众和普遍参与为基础,以乡村诚信文化为奠基,以乡村的治理实践为具体行为,将乡村中的信用文化和社会规范制度融汇贯通,努力打造
社会道德氛围良好的民俗适应性乡村治理体系。
四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
乡约以乡村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建立以廉洁自律、共
同责任和公安维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着力实现乡村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生态文明
绿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五是坚持保护贫困人口。
明朝乡约注重保护农民、穷人以及困难型社会人群,充分体
现了农民约法的独特价值追求。
总之,明朝乡约有着自上而下实施、依法治乡、实行民主管理、以诚信为本、建立可
持续发展管理模式以及坚持保护贫困人口等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古代农村
治理发展的一大精华,对当今的乡村改革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契约制度的特点
1 明朝的契约制度
明朝的契约制度是一种在某项协定下,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法律性文件。
它协调了当事人之间权力的分配,如时间、空间和数量,还有其他特殊专业性。
明朝契约主要以婚姻、金融、物资、经营和文书等生活交换方式以及宗教礼仪等文化表述方式为主,契约同时在民法范畴中具有法律性。
2 宋代契约制度
宋代契约制度,又称宋制契约,宋代契约是以宋代刑法为基础,开创性地构建起了源于房地合同的契约文书的法律制度。
宋代的契约制度分为买卖、借贷和特殊合同等三大类,在当时具有广泛的运用价值。
3 宋代契约制度的特点
(1)宋代契约制度由于受宋法制影响,规章、订立以及执行均有宋法的约束;
(2)契约制度在宋代具有明显的融合性特点,具体表现在当时的民间宗教文化及法律规范的融合;
(3)宋代的合同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契约遵循着“实行前先及时定义”的原则,保证了合同的有效性;
(4)宋代的契约是以情势熏陶的形式出现的,双方当事人有主观
性的表述,使契约容易理解和执行;
(5)另外,宋代也提出了“私章”制度,将比较复杂的合同形式
简化,人们只需要签署章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合同,这也使得宋代契约
制度变得更加方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的契约制度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宋代的契约制度给中国的合同制度法赋予了强大的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特点和影响研究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特点和影响研究中国古代契约制度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氛围中,从而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契约的表现形式、契约原则、纠纷解决方式及效力保障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表现形式以民间惯例为主,成文的书面形式比较少。
此种现象是在我国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具有强烈的历史局限性与文化局限性。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的直接统治只及于州县,再往下,有各种血缘的、地缘的和其他性质的团体,如家族、村社、行帮、宗教社团等等,普通民众就生活于其中。
这些对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有着绝大影响的民间社群,无不保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而且,它们那些制度化的规则,虽然是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我们视为法律。
当然,这些法律不同于朝廷的律例,它们甚至不是通过国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权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统称之为民间法[1]。
民间法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但其实质都是一种民间惯例。
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民间法是封建法律的补充,具有官府与民间共同认可的法律效力。
中国古代法律在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上,通过以禁止性、惩罚性为特征的刑法典的性质和形式来表现;对违犯民事法律法规的行为均采用了法律责任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非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这样,在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民事法规也具有刑事法规的特征。
于是,民事法规与刑事法规不分,民事法律均采用刑事法律的形式并与刑事法律一起规定在刑法典之中。
从而也就顺理成章的造成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规范缺乏,而法律典籍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也呈现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
直到晚清修律前,还没制定过单一的诉讼法。
有关诉讼的法律规定或散见于律典,或见于条例,从形式上看,不仅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没有明显的区分,就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也同样没有严格的划分,这种状况决定于中国古代的国情,反映了关于法律体系的认识水平与立法技术的水平。
明代民间契约文书中的“闽契”作者:徐嘉露来源:《中州学刊》2021年第06期摘要:明代福建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发现遍及福建省绝大多数地区,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不仅具有种类的多样性、称谓的复杂性、格式文书与实务文书的互動性等特点,而且具有紧贴民间交易公平的价值取向、保留交易习惯的传统规则、地方契约规范经验的广泛传播等意义。
明代福建地区的土地文书在明代全国契约文书集群中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地位。
关键词:闽契;明代;契约文书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123-09从宋代对民间土地管理推行“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政策开始,土地自由买卖逐步成为民间财产交易的普遍行为,契约文书便成为民间土地交易中被广泛使用的工具。
明代初期废除宋、元时期对民间土地交易行为的种种限制,使明代民间土地交易在契约格式与内容的设定及书写方面得以自由发展,因此明代各地土地契约文书便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特征。
本文拟在对发现及收藏数量规模日益增多的明代福建地区土地文书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福建地区土地文书的格式、内容及其特征进行讨论,以期发现明代福建地区土地文书在明代全国土地契约文书集群中的独特价值。
一、明代福建土地契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明清时期福建地区民间契约文书最早被发现于民国时期,1939年夏,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省永安县黄历乡发现一箱民间契约文书,“约有百余纸之多”①,皆系永安当地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契约文书,以土地买卖、典当契约为主。
从1958年开始,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林汝南、陈增辉、林祥瑞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杨国桢、陈支平等先生在福建全省范围内对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文书进行了一次广泛收集。
经过20多年,福建师范大学搜集的民间契约文书已有4750余件,厦门大学搜集的民间契约文书也有3000余件。
这些契约文书以清代、民国时期为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明代契约文书。
20世纪90年代末,陈支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卢增荣等人先后对福建各市、县再次进行了调查走访,新发现了2300多件民间契约文书。
明代民间契约习惯与民间社会秩序明代民间社会的契约主要包括乡规民约、合同约和单契,明代民间契约习惯不仅规范了民间社会组织内部管理秩序,而且调整了民间社会的人身权利义务关系和民间民事行为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
明代民间契约习惯是明代乡村社会自发形成的民间法习惯,因此对民间社会秩序的调整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作用。
标签:明代契约;契约习惯;乡约近年来,随着大量明代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整理出版,学者依托明代民间契约文书所进行的研究效果显著①。
本文拟通过对明代民间契约文书的内容、民间契约习惯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约束和规范以及明代政府对民间契约习惯的尊重的探讨,来说明明代民间契约习惯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维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发现明代民间社会秩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
一、明代民间契约习惯的内涵“契约”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魏收《魏书》《鹿悆传》中②,但是该书的“契约”为两军对垒时的停战协议。
具有传统社会“契”的含义的“契约”最早出现在《唐律疏议》和《涑水纪闻》中。
《唐律疏议》《户婚门》“为婚妄冒”条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男女、嫡庶、长幼,当时理有契约。
”③《涑水纪闻》记载:“武宁节度使王德用自陈所置马得于马商陈贵,契约俱在。
”④武宁节度使王德用买马与马贩子陈贵签订的“契约”应当就是现代民法中的契约。
明代民间社会的“契约”包括“契”和“约”两类内容。
“契”是民事行为当事人双方在处分人身权、财产权时所签订的法律文书。
张传玺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分“单契”和“合同契”⑤,“单契”是指买卖、典当人身、财产权利过程中出卖、出典方当事人向买受、典受人出具的证明文书,(张传玺先生认为出具契书的一方是债务人,似不准确。
例如在一份土地买卖契书中,出卖方应依约交付土地,买受方应依约支付价款,双方当事人都有向对方履约的义务,即都是债务人,也都是债权人。
)此类文书一般只有一份,由买受方收执,作为取得标的物权利的凭证,故称“单契”。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明代民事契约习惯不仅在范围上包括人身财产权益法律关系的各个方而,同时在契约当事人方而表现为三而性,明代民事契约习惯还具有合同文书、所有权证明文件等多种功能作用,在构成要件上则表现为高度完备性,在功能、形式上则具有多样性,在权益分配方而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性和自愿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明代民事契约法制度代表了中华法系民事契约法律制度的优秀成果。
范围上的普遍性首先,在明代物权法律关系的方方面面,契约无处不在。
不动产物权主要就是土地所有权和房产所有权。
在明代,无论土地、房产的交易、典当行或者租赁,都以契约的方式展开。
明代的土地包含田地、山地、坟地(也存有表示坟地为山地的)、荒地等。
房产则包含宅基和地上建筑物。
与宋、元相同,明代的土地交易全部使用签订契约的形式顺利完成。
与宋、元相同的就是,明代官府对民间土地房产交易的管制更太少。
在宋、元,民间土地房产交易的对象具备特定性,即要先反问邻亲,邻亲不卖时就可以向邻亲以外的人交易,以保护宗族的利益。
就现有史料看看,明代的这种管制则显著增加。
即为当事人只要至官府税契、过割,交易犯罪行为终告顺利完成。
也就是说,只要官税有着落,土地房产可以不受限制民主自由地交易。
明代土地房产交易习惯除了一个特点,就是为了平衡租佃关系,业主可以在收买土地时将佃户一并迁移给买家,即为玉井随其田跑,甚至房屋买卖也相同程度地存有这种现象,这就是中华法系交易崩出租民事法律规则的体现。
在明代,土地不仅可以交易,而且可以典当行。
但是典与买的价格差距甚远。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土地价格不断下跌,以致田主收买土地生气约打听价以及以买作典、过活不分后现象十分注重,由此引起了许多诉讼官司。
为了维护田主的权益,官府往往诉至买家打听价,向原田主交货一定差价补偿以满足用户田主的建议。
为明晰土地权益迁移方式,防止纠纷,民间土地交易契约便发生了多种形式,不仅存有买地契,除了活卖契、绝卖契,甚至还出现了找价契。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根本特征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根本特征[摘要]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开展、定型五个阶段,呈现出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各方面特征;可见,虽然我国古代民事立法相对刑事、行政、经济立法相对薄弱,但契约制度在历史长河的淬炼中,已经趋于成熟和完备。
[关键词]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特征一、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历史考察西周是契约制度的萌芽时期在西周中后期,由于私田的开垦,经济快速开展,民众生活殷实起来,大量的民事交易行为出现,交易的标的物有奴隶、牛马等,土地因为国有的原因不能进行买卖。
(二)秦汉是契约制度的形成时期秦汉时期经济开展较为迅速,由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确实立,土地在民事交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民众交易的对象也复杂起来,不仅包括土地、农产品,还包括奴婢、房屋、牛马、铁器等,同时契约关系也复杂起来,例如买卖、借贷、租赁、担保等。
(三)晋唐是契约制度的开展时期在晋唐时期,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商事交易频繁。
例如,行业种类增加,城市、邸店数量繁多,海陆贸易兴盛等。
(四)宋元是契约制度的成熟时期宋元不再坚持重农抑商,朝中出现了代表商人利益的官商共利的主张,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开展。
唐朝的永田制和口田制因土地兼并而逐渐衰落,这使得土地买卖和租佃制愈加普遍,而相应地,土地房屋的买卖契约此时更加标准和统一。
(五)明清是契约制度的定型时期明代大局部民事标准以历代标准为根底,但是债务关系更加兴旺,债的制度设计更加全面,不动产买卖、典当程序更加简明,“契约如律令〞的观念在明代仍然有着公信力。
清代商事交易逐渐频繁,民事主体间缔约行为成为常见现象。
交易标的丰富多样,凡交易均以契约为证,且按照特定的格式书写。
二、中国古代契约法的伦理特征追求正当利益,天经地义大量契约的出现说明中国古代民众在追求自我利益之时充满渴望,且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不管处于社会底层还是上层,人们都不会因为不平等不自由而放弃对利益的追求。
契约种种见证民生契约二字,从字面上来解释,“契”是证明买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
“约”,就是约定。
相关各方共同订立并遵守的条约文书就是契约。
契约一般可分为买卖田契、房契、财产的继承契约、过子契约、分家契约、典契、当契、借契、保证契约、拆契等等。
笔者收藏的契约,主要有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分析三个时期的契约的特点,也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环境。
明清契约以墨楷书写为主,民国时期开始出现印刷的契约。
契约纸质以宣纸为多,也有布质或绢绸质地。
如果是宣纸的话,明朝的纸质较薄,清代、民国的纸张则比较厚。
契约的钱款在明朝以贯计数,清朝以吊计数,到了民国,则以元计数,纹银以两计数。
另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对我国财产大肆掠夺,强买强卖,兼有不法分子一物双卖,甚至原财产持有方已经卖与他人,由于外国人的介入与外国人又有了二次交易。
外国人廉价从国人手中买卖土地房屋等财产,鉴于此种情况,官府在房契,田契上盖有抵押典当与外国人无效的朱红印章。
田契田契就是田地的过户契约,上边首要标明土地的坐落、四至、面积、数量、价值、钱款的交接、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姓名等资料,并由买卖双方、中人、证人、代笔人签名画押。
注明卖方出让田契的原因,常见有“因国课失误”或“因国课无出”字样,可见当时赋税之重。
农民不得不卖掉赖以生存的土地,“苛政猛于虎”可见一斑。
一般田契由买方请文笔好的人书写在宣纸或绢绸上,能简明扼要地写明事情的内容,并请当地德高望重的士绅做证人,见证事情的全过程。
在当时法律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代笔人也必须尽力标明财产所有者均一致同意出售。
例如田地如果由寡居人出卖就注明“率子卖地”,年轻人卖地若有老母在堂,田契中亦要注明“奉母命卖地”字样,表明他母亲也同意这桩买卖。
在双方达成契约后,买方备好酒席,一是答谢中间人游说劳碌之苦,二也是向外界宣告买卖的结果,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不过,这种民间书写的契约称为“草契”,俗称“白契”。
明代民间契约习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契约发端于先秦时期,从秦汉金石、竹木简券形态,经过南北朝、唐宋纸质契约的发展变化,到明代初期,无论材料、格式,或内容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阶段。
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有力推动了契约制度在民间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和普及。
明代民间契约习惯不仅遍及财产关系领域、家庭关系领域、人身关系领域,而且在工商贸易领域以及民间社会管理领域都普遍出现了契约现象。
明代民间社会的契约从民众观念的树立到民间实践的普及、从契约格式的多样化到契约内容的高度完备,明代民间社会的契约已经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境界。
明代民间财产交易契约的格式要件和契约内容设计是明代民间契约形制的代表。
明代财产契约的交易对象包括不动产土地、房屋以及不动产组成部分的“田骨”、“力坌”的买卖、租佃、典当等。
土地租佃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永佃权”的产生都是通过租佃契约来完成。
甚至民间不良风俗的找价行为也要订立一件合法有效的契约。
动产交易的对象则包括耕畜、船只以及其他小件生产生活工具的买卖、租借、典当和交换。
在明代民间社会,通过对明代民间契约的内容观察,作为用益物权的财产的“典”和“当”、“租”和“赁”是有区别的。
明代民间社会财产契约习惯的多样化还体现在以签订契约的方式对财产的管理。
民间财产的管理又称“合同”或者“合约”,具体包括共有财产管理合同、地界勘查合约和土地换耕契约。
体现相邻权的互助、互利的“地役权文约”在明代社会已经出现。
在明代,家庭财产分配和人身管理已经实现契约化。
家庭财产管理分配契约习惯中的分家文书以“拈阄”的形式完成,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公平理念,分家契约习惯中的“特留份”规则使明代民间社会的需要照顾的特殊人群有了财产保障,而财产继承契约习惯中的“过继文书”则将无子家庭的财产继承与“宗祧”承继有效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传统家庭的财产与宗法延续的统一。
在限制妇女法权地位的明代,女子可以通过契约方式实现继承权。
明代民间财产赠与契约中的“遗赠抚养文约”将受赠财产权利与履行抚养义务结合起来,使无子老人的生养死葬有了保障。
{合同法律法规}明朝的法律制度合同法律法规:明朝的法律制度引言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朝代,其法律制度对中国法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明朝,合同法律法规得以建立和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和规范。
本文将探讨明朝的法律制度中与合同有关的法律法规。
明朝合同法律法规的起源在明代早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合同法律法规逐渐形成并得到重视。
明太祖朱棣在位期间,制定了《大明律法》和《律令集解》等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了对合同的基本规定。
此后,明朝各个皇帝对合同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合同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合同的主体和形式明朝的合同法律法规明确了合同的主体和形式。
在明朝法律中,合同一般是由买卖双方或者债权人和债务人自愿达成的书面约定。
合同的主体可以是个人、商人、农民等,没有明确规定只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订立合同。
而合同的形式要求是具备文字形式,并且需要充分的表达双方的意思以及明确约定各项权益和责任。
合同的内容和效力明朝的合同法律法规对合同的内容和效力进行了规定。
合同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不能违背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
同时,明朝法律规定,合同的效力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和诚信原则。
即合同一旦成立,各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合同违约和争议解决明朝的合同法律法规对合同违约和争议解决也做出了规定。
合同违约的情况下,明朝法律规定,对于违约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赔偿。
同时,明朝法律还规定了一些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包括私下协商、调解和起诉等。
明朝合同法律法规的影响明朝的合同法律法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合同法律法规奠定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为后世合同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结论明朝的法律制度中的合同法律法规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规范。
由于明朝的合同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人们能够更加安心地进行经济交易和契约活动。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极其发达,明代民事法律关系的各个方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契约习惯的规范和调整。
研究明代契约习惯,对深入了解中华法系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笔者拟从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及其与明代制定法的关系入手,对明代民事契约制度进行一些探讨。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不仅在范围上包括人身财产权益法律关系的各个方而,同时在契约当事人方而表现为三而性,明代民事契约习惯还具有合同文书、所有权证明文件等多种功能作用,在构成要件上则表现为高度完备性,在功能、形式上则具有多样性,在权益分配方而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性和自愿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明代民事契约法制度代表了中华法系民事契约法律制度的优秀成果。
范围上的普遍性
首先,在明代物权法律关系的方方面面,契约无处不在。
不动产物权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房产所有权。
在明代,无论土地、房产的买卖、典当或者出租,都以契约的方式进行。
明代的土地包括田地、山地、坟地(也有称坟地为山地的)、荒地等。
房产则包括宅基和地上建筑物。
与宋、元相同,明代的土地买卖全部采用签订契约的形式完成。
与宋、元不同的是,明代官府对民间土地房产交易的限制更少。
在宋、元,民间土地房产交易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即要先问邻亲,邻亲不买时才能向邻亲以外的人交易,以维护宗族的利益。
就现有史料看,明代的这种限制则明显减少。
即当事人只要到官府税契、过割,交易行为即告完成。
也就是说,只要官税有着落,土地房产可以不受限制自由地买卖。
明代土地房产交易习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了稳定租佃关系,业主可以在出卖土地时将佃户一并转移给买主,即佃随田走,甚至房屋买卖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这是中华法系买卖不破租赁民事法律规则的充分体现。
在明代,土地不仅可以买卖,而且可以典当。
但是典与卖的价格相差甚远。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土地价格不断上涨,致使田主出卖土地后悔约找价以及以卖作典、典卖不分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引发了许多诉讼官司。
为了保护田主的权益,官府往往判令买主找价,向原田主交付一定差价补偿以满足田主的要求。
为明确土地权益转移方式,避免纠纷,民间土地交易契约便出现了多种形式,不仅有卖地契,还有活卖契、绝卖契,甚至还出现了找价契。
土地所有权交易契约之外尚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契约,即赔田契,
这种契约的出现说明当时穷人无钱置地,也可以参与到土地经营行列,为明土地权益转移契约增加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明代动产交易习惯除即时银货两清之市场日用品交易外,大宗的货物交易或使用权转移也普遍使用契约形式完成,如牲畜、车船、磨碾交易或租赁使用。
在《考释》中就收有一份某年雇驴契,虽然这份契约的年份无法确定,但是明代中期的此类契约明显增多。
据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考证,明代耕畜买卖己有了通行的契式。
杨氏是研究明代契约的大家,根据其书中描述,可见其见过的明代契约类书极多,因此其下结论说明代大宗动产交易及典雇己普遍使用固定格式的契约应是很可信的。
其次,明代的人身权益法律关系方而同样存在诸多契约习惯。
明代的契约习惯在人身民事法律关系方而的体现主要有婚姻、继承、收养以及劳动力的雇佣等方而。
关于人身劳动雇佣行为的契约在宋代己出现,但从现存史料看宋代的雇佣契约当以要契、私券的方式出现,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立券的目的应是雇工为家庭生产生活服务。
至明代,这种雇佣的方式和范围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所雇佣既有家庭生活,又有农业生产,更有手工作坊的工匠。
从时间上,既有短工、忙工,又有长工。
这些形式不同的雇工,都以口头的或书而的形式与雇主订立契约,并且就长工而言,有明一代,一般都要订立书而契约,未写立文契的只是些例外。
并且,这些契约与其前代(宋、元)时的文券有本质的区别,即宋、元时代的文券、要契实质上具有家长向富人出租、典卖儿女人身的性质,而明代的雇佣则明显具有平等主体之间合约的性质。
在这些契约习惯中雇主称雇工为长工,称短工为凡人。
长工因长时期在雇主家吃、住、劳动,因此称雇主为家长,但是此处的家长是因契约而产生,其听从家长指挥的范围也是由契约事前约定,因此与由血缘而产生的家长有本质的区别。
而短工则不受雇主任何约束,与雇主平起平坐,依约劳动并领取工值。
明代的契约习惯及其发达,与明代的国家制定法相表里,形成了明代发达的民事法律体系。
(一)明代民间契约习惯与官颁契约格式相补充
尽管明代民事契约习惯是在继承前代民事习惯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契约格式上官府对民间契约习惯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采取法定契式、官颁契式与民间习惯契式相结合的方式。
法定契式即《大明律》条文直接对民事法律行为契约格式的设定。
如民间婚姻行为,《大明律》在男女婚姻条中对婚书的内容进行了全而的规定。
官颁契式的范围主要体现在不动产交易等方而。
官方之所以关注并干预不动产交易,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证政府的税收,更重要的是确保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官颁契式即红契,即印有官印的格式契约文书,其制发和使用方式是,由户部制发契约格式,地方巡抚、按察用印编号并由府、县发里甲
收管,民有交易即可领取使用。
民间习惯契式即白契,多在单契字据以及动产、人身契约方而使用,当然在土地买卖等不动产交易方而也很多,张传玺《考释》所收明代土地交易使用白契比例较大。
但到崇祯八年之后,为保证税收,官府开始强制民间在进行土地交易时,全而使用官颁契约。
因此说,明代的民间契约的使用系官颁契与民间习惯相结合,也就是说无论是红契或白契都是有法律效力。
所以,明代民间契约习惯规则是明代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明律》典卖田宅等条所要限制和打击的只是交易契约成立后不到官府税契和过割从而偷逃税款的行为。
(二)明代法律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虽然明代民间缔结契约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
明代法律对民间契约习惯的限制主要体现如下。
一是对违法契约习惯的限制。
如不动产交易方而的虚钱实契的行为,要受到刑事追究。
二是对违礼契约习惯的限制。
如前所述明代法律及明代的契约制度的统一性,以共同维护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为目的。
因此任何有违儒教伦理的契约行为都要毫不例外地受到法律追究。
如立契典雇妻女的行为,虽然契约双方当事人自愿立契,但是由于这种有伤社会风化的行为对儒家礼教和家庭秩序起到破坏作用,《大明律》对其专门设定了刑事处罚条款。
三是对社会陋习契约行为的否定。
由于受元代风俗的影响,明初民间陋习契约行为广泛存在,如民间借贷到期不还准折人口现象。
为了对此类陋习契约行为进行限制和打击,《大明律》专门在《户律》中设立违禁取利等条款。
(三)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法律地位
虽然明代没有国家立法机关专门制定契约法的成文法典,但从上述可以看出,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明代民事契约习惯法律制度是极其发达和完善的,从官府对民事契约习惯等私法规则的承认和保护看,明代民事契约习惯在明代民法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法律是社会秩序规范和控制的工具,广义的法律渊源观点认为,法律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
明代民事契约规则是明代制定法和习惯法有效结合的表现。
笔者认为如果这种私法体系(含不成文法)能够有效地规范和控制社会民事法律秩序,完全的制定法就没有介入的必要。
因此说尽管明代没有成文的专门的民事法典,但由于明代存在完善的民事契约习惯法律制度,这种契约法与《大明律》互为表里,有效地维护了以礼为核心的明代民事法律秩序。
因此就历史发展的阶段看,认定明代民法制度不发达是没有事实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