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订立契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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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买卖契约形态宋朝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也是商业繁荣的时期,买卖契约在宋朝的货物交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面将从形态、特点和指导意义三个方面,详细介绍宋朝买卖契约。
首先,宋朝买卖契约的形态多样,常见的有书写的文书和口头约定两种。
对于高价值的交易,一般会使用书写的文书来确定交易双方的权益和义务。
这样的买卖契约一般由双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共同撰写,注明商品的名称、数量、质量、价格、交付地点和交付日期等要素,同时还要注明交易双方的责任和权益,以及违约的处理办法。
这些契约经过双方认可,并加有印章等形式的确认,具有法律效力。
而对于一些小额交易,双方之间一般会进行口头约定,并以见证人为证。
其次,宋朝买卖契约具有一些特点。
首先是注重明确交易的标的物。
宋朝的买卖契约非常注重明确交易的标的物,其名称和数量都要详细注明,以保证交易的公平和准确。
其次是强调交易条件的协商和约定。
买卖契约中还会详细注明交易双方的权益和义务,以及违约的处理办法。
同时,宋朝买卖契约还注重交付地点和交付日期的确认,以确保交易的及时性和可控性。
此外,宋朝买卖契约还注重交易双方的信用,通过见证人或者印章等形式来加强契约的约束力。
最后,宋朝买卖契约对我们现在的商业交易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买卖契约注重明确交易标的,这给我们提醒了要在商业交易中注重明确交易的对象和要求,以避免产生纠纷。
其次,买卖契约注重交易条件的协商和约定,这告诉我们在商业交易中要明确各方的权益和义务,并约定好违约的处罚措施,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
同时,买卖契约注重交付地点和交付日期的确认,提醒我们在商业交易中要注重及时交付和履行合同。
最后,买卖契约注重信用,这也是我们现代商业交易中需要重视的一点,只有建立起信任和信用,才能实现长久的合作。
综上所述,宋朝买卖契约的形态多样,特点鲜明,同时对我们现代商业交易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今天的商业活动中,我们可以借鉴宋朝买卖契约的精神,注重明确交易标的、约定交易条件、确认交付地点和日期,并建立起信任和信用,以实现商业交易的稳定和长久发展。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
中国的契约制度历史悠久,早在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出现。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的买卖契约称为“质剂”,借贷契约称为“傅别”。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易的频繁,契约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和丰富,以适应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朝代的契约制度也有所不同,唐朝的大宗商品买卖需要签订“市券”之类的契约,并经过官府“公验”;宋朝的不动产买卖契约需要具备四项要件,典卖契约需要具备五项要件。
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在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古代和约的签订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身处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那时候,各国之间战火纷飞,百姓们苦不堪言。
我呢,是一个小小的史官,有幸见证了一场重要的和约签订。
那一天,天空格外湛蓝,阳光洒在两国交界的广场上。
两边的士兵们严阵以待,表情严肃,可眼神里却透露出一丝对和平的渴望。
我们这边的大王,身着华丽的王袍,威风凛凛地坐在马车里。
他的眉头微皱,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决策。
而对面敌国的君主,也是一脸的凝重。
终于,双方的代表走上了谈判桌。
我们这边的大臣拱手说道:“尊敬的邻国君主,这场战争让两国的百姓都受尽了苦难,不如咱们就此停战,签订和约,还百姓一个安宁。
”敌国的大臣也连忙应和:“是啊,是啊,咱们都打累了,也该让大家过上太平日子啦。
”
就在这时,敌国君主突然提高了声音:“那这和约的条件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我们的领土可不能少半分!”我们大王一听,脸色一沉:“哼!你们挑起战争,还有理了?”
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我身边的一个小兵悄悄地跟我说:“这要是谈崩了,又得打仗,我可不想再上战场了,我还想回家抱抱我的娃呢。
”我心里也跟着一紧。
好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和妥协,和约的条款终于定了下来。
双方君主在和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广场上响起了欢呼声。
士兵们欢呼雀跃,有的甚至激动得抱在一起。
我听到一个老兵对旁边的新兵说:“孩子,咱终于能回家啦,能过上安稳日子咯!”
如今回想起来,那场和约的签订,真的是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中国古代社会契约制度的演化契约,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采用书面形式约定权利义务和条件的一种法律行为。
契约制度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也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过程。
一、古代契约形式在古代的契约形式中,主要的是口头约定和祭祀契约。
口头约定主要在交易过程中使用,但与书面契约相比,由于没有书面形式的证据,当事人的权益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祭祀契约是一种假神之名,真人之实的契约形式。
古代人认为神是处理罪恶的,所以想借助神的威势,使契约更具有约束力。
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书面契约逐渐成为主要的契约形式。
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以牌证为载体的契约,商代时期的商业贸易契约和租佃契约,列举了许多约定和对违约的处罚。
到汉代,书面契约的形式已变得日臻完善,常见于房屋买卖、租赁、借款、质押等领域。
汉朝时期的《汉书•作法志》中,许多契约样式已经具备了现代契约的主要构成要素。
二、古代契约特点中国古代契约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特点。
在古代社会中,契约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的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和忠诚度是决定契约执行结果的最主要因素。
此外,在古代社会契约中,一般采用神圣仪式来加强契约的约束力。
如在《大典》中,借款契约前须进行的诸多祭祀仪式在现代看来似乎是纯属迷信。
在经济方面,古代的契约制度充满了长期契约的影子,一些工程建设项目、贸易等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因此需要较为复杂的契约形式,以保障合作关系长期稳定。
此外,在古代还存在农契和官契两种类型的契约。
农契主要是关于土地使用和耕作等事项的契约形式,而官契则是指行政性质的契约。
三、契约演化趋势随着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契约制度也开始出现了趋于现代化的特点。
在战国时代的《战国策》中,关于租佃契约的约定已经比商代更为详细、复杂。
秦汉时期,《平准铺粮事史》记载了完善的契约制度,将契约用于控制平价粮的流通。
同时,随着贸易活动的发展,经济契约不再是人际关系的延伸,而是一种交易工具,约束关系的力度相对减弱,契约的主张也由“以诚为本”上升到“以利为主”。
北宋时期的民事契约主要包括买卖契约和租赁契约两种类型。
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赊卖两种,绝卖是一般买卖,赊卖则采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物的价值。
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在订立契约时,特别强调家长在契约制定中的作用,如法律规定“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家长对财产的处分权,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
”
租赁契约分为对人畜车马的租赁和对房宅的租赁。
以房屋租赁为例,宋代法律规定很详细:“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
”此外,为了确保契约的履行,宋代调整契约关系的制度也比较详备,从契约的订立、时效、违约的处理、担保、履行等方面都有很多强制性的规定。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如有需要,建议查阅相关文献。
汉代契约的发展历程汉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秦朝末年和汉初时期。
在秦朝,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大和统一的法律制度,契约并不常见。
但随着秦朝的覆灭和汉朝的建立,契约制度逐渐兴起。
在汉初时期,契约主要是私人之间的约定和协议,用来约定土地、财产和商业交易等事项。
这些契约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存在。
此时期的契约并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和约定来制定。
然而,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的法律改革给契约制度带来了重大的发展。
武帝推行了法令大全,将各类法规和律令编纂成册,明确了契约的法律效力和责任。
这一举措使契约成为法定的约束工具,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据史书记载,汉代契约形式多样,包括购买、租赁、借贷、雇佣等各种交易形式的契约。
这些契约通常采用文字记录,约定双方的权益和义务,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
此外,为了保证契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汉代还发展了印信制度,即当事人用印章盖章来认可和证实契约的合法性。
汉代契约的发展还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黄金时代之一,经济繁荣,商业交易频繁。
为了促进商业和贸易的发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商业法律和规定,为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外,汉代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也与契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农民通过契约租种土地,获取农业生产和经济利益。
在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汉代契约的发展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
汉朝初年,契约的法律地位相对较弱,更多倚重于社会风俗和道德约束。
然而,随着汉武帝时期的法律改革和政权稳定,契约制度逐渐得到完善和规范,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汉代契约的发展历程表明了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法律制度的进步。
契约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的交易和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同时,汉代契约的发展也是中国古代法律观念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周的契约制度
西周的契约主要有三种形式:
1、傅别: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契约。
其形式是在券书中央书写一个大中字,再从中一分为二,收执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各持一半内容和半个中字;
2、质剂:调整商品交易关系的买卖契约。
凡人口、牲畜之类的大宗交易谓之大市使用长券,即质;
日常器具或珍异之类的小宗交易则称为小市,使用短券,即剂。
质剂的形式是,在同一件券书上书写内容相同的一式两份契约,再从中一分为二,收执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完整的契约内容。
质和剂的区别有:
(1)形状不同,质较长,剂较短;
(2)买卖的对象不同,质用来买卖牛、马、奴隶等有生命的物品,剂用来买卖兵器、车辇、珍异物品等没有生命的物品。
3、书契:广义书契指一般文字或文书,狭义书契专指契约。
狭义书契又分广义和狭义。
广义泛指一般的契约文书凭证,狭义特指不付利息的赊贷契约文书。
一般来讲,书契特指不发生孳息利率的赊贷契约。
论中国古代契约制度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对古代契约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的考察,进而总结了这一制度呈现出的特征,并试图对该制度的形成原因做出一番具体的分析。
标签:古代契约;特征;成因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03502我国古代契约法律观念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在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与封建统治者努力寻求各种方式对老百姓进行有效统治相对应,民间社会一直都在寻求一种自力解决各种纠纷的途径。
汉代时,民间社会就有“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说法。
1 中国古代契约法律制度的嬗变我国古代契约法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在原始社会发展的晚期,契约观念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契约的法律雏形就开始出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古代契约法也开始逐步完善。
在整个世界的契约法历史中,我国古代契约法具有独特的特点,值得我们现在加以认真的对待和研究。
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在西周时期,当时人们把民事契约称为“傅别”、“书契”或“质剂”,相应的,西周统治者为了管理的方便,在官员设置上设有专门的官员对契约行为进行管理,这种职位叫做司誓、或者是叫做司约、司盟,同时在一些商业中心,为了交易更好的进行,西周统治者在市场内设立了相关的市场管理者,这些史实充分的证明了在西周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对认识到了契约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契约不仅对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有深入影响,而且对统治者维护有效统治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但我们也应该承认,西周时期的契约观念必定要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还非常落后这一客观事实的影响,西周时期的契约观念还只是契约的一种最初雏形,它的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封建专制统治,土地成为了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官僚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这种社会环境使得契约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土地的交易过程中。
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演变轨迹分析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演变轨迹分析一、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演变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萌芽时期——西周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私有财产的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比夏商的社会商品经济活动更加频繁,出现古代契约的雏形,如质剂、傅别、借贷契约。
1. 质剂。
《地官·质人》:“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指的就是在买卖过程中,大的买卖用质,质是较长的契券,用较长的竹简书写,如买卖牛马、奴隶;小的买卖用剂,剂是较短的契券,用较短的竹简制成,通常用于较小的买卖,如:买卖珍异、兵器。
当时的质剂都是官方管制下由市场管理人员“质人”制作的,这说明此时官方已经开始对市场贸易进行早期的干预了。
2. 傅别。
《周礼·天官·小宰》:“听称责以傅别”,“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
”傅别,是关于借贷方面的契约,形式也是在竹简上写字,然后一分为二,借贷双方各执一半,竹简中的文字是半文。
傅别平时是借贷关系成立的依据,而一旦发生纠纷又会成为诉讼的证据,这为后世的法律要求证据提供了借鉴。
3. 借贷契约。
国家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正常的借贷契约行为,如:违法者会被处以刑罚。
《周礼· 秋官·朝土》:“凡民间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
”《周礼·秋官·司约》:“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总体来说,西周时期契约种类较少,但是相对于夏商来说内容较为完备、形式比较灵活。
而且西周时期利用契约形式来调整经济活动,为秦汉时期的契约制度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初步发展时期—秦汉秦汉时期因为牛耕与铁制农具的进一步推广,再加上国家的统一,社会开始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
契约制度在西周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与完善。
秦汉契约制度在西周基础上的一些创新举措: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区域——市肆,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交易场所,促进了商品的交换。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是指古代中国社会中对契约行为的规范和制度安排。
契约制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在商业交易、土地转让等经济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在家族关系、官僚体制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本文将从契约的起源、形式和影响等方面来介绍中国古代契约制度。
首先,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形态,契约制度在这个社会形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契约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当时的封建社会已经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宗法制度,人们开始通过契约来约定土地的使用权和转让权。
契约制度的起源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同时也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各方的权益。
其次,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形式多样。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形式包括“告状状”、“立言状”、“写文契”、“立约状”等。
其中,“告状状”是一种以口头形式进行的契约,各方在亲友或见证人面前陈述自己的意愿和约定;“立言状”则是通过书面形式进行的契约,各方详细记录自己的意愿和约定;“写文契”是指通过书写的形式进行契约,通常由当事人亲自撰写并签字盖章;“立约状”则是以官方机构为见证,双方通过书面形式缔结契约。
这些形式的契约制度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对契约制度的重视和规范。
最后,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契约制度的出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契约制度为土地的转让、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易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流动和经济的繁荣。
其次,契约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相对封闭,官吏们通过签订契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保证自己的承诺和责任,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另外,契约制度在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和互动方式。
总结起来,中国古代契约制度作为一种对契约行为的规范和制度安排,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与法律发展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与法律发展可以说是充满着独特的特点和历史背景。
虽然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像古希腊和罗马那样有成熟的法律体系,但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想交流中,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些相对稳定和有效的契约制度和法律形制,对后世法律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主要通过纸文书记录并将约定的事项予以明确,以确保各方的权益得到保障。
这种制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且在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而相比于西方古代的更强调口头协商的契约制度,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更注重书面记录和官方认证。
其次,中国古代的法律发展也和国家治理的特点有密切关系。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君主专制为核心,治理者拥有绝对的权力。
因此,中国古代法律往往是由统治者制定和实施的,不太注重公众的参与和意见的反映。
这使得法律本身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过程中,更加依赖于统治者的意识和政策取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缺乏独立性。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也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具体法律实施中出现了一些相对公正和公平的现象。
例如,在唐朝时期,法律的制定和审判逐渐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官员的地位和权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限制。
此外,中国古代法律发展还与社会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中国古代,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强调仁爱、礼仪和道德规范,这些思想成为了古代中国法律理念的重要基石。
例如,古代中国的刑法主要以教育为目的,强调善恶分明的尺度,而非简单的惩罚和报复。
另外,中国古代的契约与法律发展还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
在商业发达的宋代,商人们依赖契约来确保交易的安全和公平。
宋代制定了一系列商业法律,为商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经济环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和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总结起来,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与法律发展具有独特的特点和历史背景。
虽然古代中国并没有像古希腊和罗马那样具有成熟的法律体系,但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和法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各方的权益,并对后世法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1篇一、引言契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在我国,契约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在唐代,契约的法律规定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唐代契约法律制度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也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本文旨在探讨唐代关于契约的法律规定,以期揭示其特点及意义。
二、唐代契约法律制度概述1. 契约的概念在唐代,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基于自愿原则,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契约种类繁多,主要包括买卖、租赁、借贷、赠与、合伙、承揽等。
2. 契约的法律效力唐代法律规定,契约一旦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当事人应当遵守契约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否则,违约方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契约的形式唐代契约形式多样,主要包括书面契约和口头契约。
书面契约是指以文字记载的契约,如买卖契约、租赁契约等;口头契约是指以口头形式达成的契约,如借贷契约等。
三、唐代契约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1. 契约的成立条件(1)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唐代法律规定,订立契约的当事人应当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订立的契约,无效。
(2)意思表示真实:契约当事人应当基于真实意愿订立契约,不得欺诈、胁迫对方。
(3)不违反法律法规:契约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否则无效。
2. 契约的主要内容(1)主体:明确约定契约当事人,包括姓名、身份等。
(2)标的:明确约定契约标的物,如货物、土地、房屋等。
(3)权利义务:明确约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标的物的交付、使用、收益、处分等。
(4)履行期限:明确约定契约履行的时间。
(5)违约责任:明确约定违约方的责任,如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
3. 契约的变更与解除(1)变更: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协商一致变更契约内容。
变更后的契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解除:在特定情况下,契约当事人可以解除契约。
如一方违约、不可抗力等。
中国古代订立契约的方式中国是世界上契约关系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早在西周时,就有了一些对契约的界定,如《周礼》中就有“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周官·小宰》)。
取予,是指财物所有权——取—予的转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应以书契为凭。
宋人王昭禹说,“载于简牍谓之书,合而验之谓之契。
”书契在卖买交易中又称为“质剂”,在古代使用简牍书写的时代里,总是将交易内容一式二份同时写在简牍两边,然后从中间破别开来,两家各得其一,检验时两片验之相合称为契合。
这种书契长形者称为质,多用于大型交易;短形者称为剂,多用于小规模交易。
如果当事人在契书上手书文字,或刻画印痕以为鉴证者,又称之为“傅别”、“符别”,或称之为“莂”。
现存最早的契约,是近三千年前镌刻在青铜器皿上的《周恭王三年(公元前919年)裘卫典田契》等四件土地契,将契约文字刻写在器皿上,就是为了使契文中规定的内容得到多方承认、信守,“万年永宝用”。
所以订立契约的本身,就是为了要信守,就是对诚信关系的一种确立。
诚信,是我国所固有的一种优良传统,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民族美德,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里,是伦理道德内容中的一部分。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这是说“诚”是天地间运行的一种法则,而追求诚是人的法则,是人对天地间这一法则的尊崇和效仿,它要求着人具有真实毋欺的品性。
“信”也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即言出要兑现,孔子要求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即要身体力行,说话算数。
“信”就是指遵守承诺、诚实不妄的品格,被儒家列为“五常”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中的一种。
随着官方契约制度的确立,民间也相应形成了一套乡法民约。
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代的文书中写有“准乡法和立私契”(《唐咸亨五年(公元674年)王文欢诉酒泉城人张尾仁贷钱不还辞》,《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卷,第269页),这是说民间私人之间订立私契,都是遵循的“乡法”。
宋朝的买卖契约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繁荣、富庶的时期之一,也是商业发展迅速的时期。
在宋朝,买卖契约起着关键作用,它在交易过程中起到了规范、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作用,以下是对宋朝买卖契约的内容进行生动、全面、有指导意义的介绍。
一、契约的形式宋朝的买卖契约通常以书面形式存在,使用纸质契约或木牍,以保证契约内容的完整性和证据力。
契约一般由买卖双方当事人亲自签署,并经过公证人、证人等的见证和确认,确保契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二、契约的内容宋朝的买卖契约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 买卖双方的信息:契约中会具体写明买卖双方的姓名、住址、身份等身份信息,以确保双方身份的真实性。
2. 商品的描述:契约中会准确描述交易的商品名称、数量、质量等相关信息,以确保双方对商品的认知一致,避免后续纠纷。
3. 价格及支付方式:契约中明确标明商品的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细节,确保双方对交易款项的支付方式和期限有明确约定。
4. 交付方式和时间:契约中会详细规定商品的交付方式和时间,确保双方对交货时间和方式的理解一致,避免交货延误。
5. 违约责任:契约中通常对违约责任做出明确规定,例如违约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违约金或违约方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等,以确保契约的履行。
三、契约的有效性宋朝的买卖契约在法律和制度上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对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签订契约,买卖双方可以明确各自的权益和责任,提前预防和解决潜在纠纷。
然而,契约的有效性还需要依赖于社会公信力、政府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保障。
宋朝时期,政府大力倡导社会规范、鼓励商业发展,保障法律的公正实施,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对现代社会的指导意义宋朝买卖契约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现代商业交易中,买卖双方可以借鉴宋朝买卖契约的形式和内容,签署书面契约,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同时,明确商品描述、价格、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细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交易纠纷的发生,维护双方的权益。
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特点和影响研究我国古代契约制度的特点和影响研究中国古代契约制度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氛围中,从而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契约的表现形式、契约原则、纠纷解决方式及效力保障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表现形式以民间惯例为主,成文的书面形式比较少。
此种现象是在我国特有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具有强烈的历史局限性与文化局限性。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的直接统治只及于州县,再往下,有各种血缘的、地缘的和其他性质的团体,如家族、村社、行帮、宗教社团等等,普通民众就生活于其中。
这些对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有着绝大影响的民间社群,无不保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而且,它们那些制度化的规则,虽然是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我们视为法律。
当然,这些法律不同于朝廷的律例,它们甚至不是通过国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权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统称之为民间法[1]。
民间法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但其实质都是一种民间惯例。
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民间法是封建法律的补充,具有官府与民间共同认可的法律效力。
中国古代法律在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上,通过以禁止性、惩罚性为特征的刑法典的性质和形式来表现;对违犯民事法律法规的行为均采用了法律责任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非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这样,在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民事法规也具有刑事法规的特征。
于是,民事法规与刑事法规不分,民事法律均采用刑事法律的形式并与刑事法律一起规定在刑法典之中。
从而也就顺理成章的造成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规范缺乏,而法律典籍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也呈现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特征。
直到晚清修律前,还没制定过单一的诉讼法。
有关诉讼的法律规定或散见于律典,或见于条例,从形式上看,不仅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没有明显的区分,就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也同样没有严格的划分,这种状况决定于中国古代的国情,反映了关于法律体系的认识水平与立法技术的水平。
简述西周的买卖契约制度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买卖契约制度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买卖契约制度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但在西周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将从契约起源、契约形式、契约内容和契约意义等角度简述西周的买卖契约制度。
契约起源西周时期,社会生产日益发展,买卖活动也随之频繁。
为确保买卖双方的权益,契约制度应运而生。
契约形式起初是以燃烧牲畜或祭品的方式来表示双方的承诺,后来逐渐发展成书面契约。
西周时期的契约书通常使用青铜器制成,包括铜甲、铜鼎、铜盘等,内容以往来事项为主。
契约形式西周时期的契约书通常包括以下内容:契约起草人的姓名、与交易有关的人名、地名、日期、买卖物品的数量、价格、质量、包装方式、交货地点、交货方法、付款方式等。
契约的形式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一般是以头联、题名、陈述、记账、验收和调解等几部分组成。
其中头联指契约双方的姓名和财产,题名指交易名称和时间,陈述部分说明买卖的各项内容,记账部分说明付款时间和方式,验收部分表示买卖物品质量的检验,调解部分则表述对于争议的解决方式。
契约内容西周时期的买卖契约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了各种物品的买卖,例如土地、房屋、牛马、农具、粮食、布匹等。
买卖契约还可以规定期限和免责条款,以保障双方的权益。
此外,契约还包括各种形式的抵押、质押和保证等条款,如担保卡、抵押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等。
契约意义西周时期的买卖契约制度对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维护了买卖双方的利益,让交易更加公正、有序。
其次,契约制度也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在土地争议、采办质量问题等方面,契约可以发挥调解的作用。
最后,契约制度的确立也为中国历史上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为后世的依法治国、重视契约履行奠定了基础。
结语西周的买卖契约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完善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步。
作为现代人民,我们也应当从中学习经验,注重契约精神的传承,以更加互利互惠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发展。
宋朝雇佣契约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雇佣关系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宋朝时期,雇佣契约是保障雇佣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
本文将从雇佣契约的背景、形式、内容、法律保障及其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背景宋朝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雇佣关系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关系。
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普遍存在着雇佣现象。
而雇佣契约则是为了规范雇佣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法律文件。
二、形式宋朝的雇佣契约分为口头契约和书面契约两种形式。
口头契约通常是在雇主和雇工之间达成的一种口头协议,而书面契约则是将雇佣关系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并由双方签字盖章。
书面契约较为正式,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和可信度。
三、内容雇佣契约通常包括以下内容:1.雇主和雇工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籍贯、住址等;2.雇佣期限,包括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3.工资待遇,包括工资标准、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4.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5.违约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等。
四、法律保障宋朝时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雇佣关系的合法权益。
例如,《宋刑统》中规定了雇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权益。
此外,宋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劳动监察机构和劳动仲裁机构来处理雇佣纠纷。
五、实践在宋朝时期,雇佣契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较为落后,雇主和雇工之间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其次,由于社会经济的波动性较大,雇佣关系也存在着不稳定性。
此外,一些雇主在雇佣过程中存在着欺诈行为,这也给雇佣契约的执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针对这些问题,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以解决。
首先,政府加强了对雇佣契约的监管力度,保障了雇佣关系的稳定性。
其次,政府通过宣传和教育等手段,加强了雇主和雇工的法律意识,减少了欺诈行为的发生。
最后,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雇工的权益,例如限制工作时间、保障工资待遇等。
六、结论宋朝的雇佣契约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规范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中国古代订立契约的方式
中国是世界上契约关系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早在西周时,就有了一些对契约的界定,如《周礼》中就有“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周官·小宰》)。
取予,是指财物所有权——取—予的转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应以书契为凭。
宋人王昭禹说,“载于简牍谓之书,合而验之谓之契。
”书契在卖买交易中又称为“质剂”,在古代使用简牍书写的时代里,总是将交易内容一式二份同时写在简牍两边,然后从中间破别开来,两家各得其一,检验时两片验之相合称为契合。
这种书契长形者称为质,多用于大型交易;短形者称为剂,多用于小规模交易。
如果当事人在契书上手书文字,或刻画印痕以为鉴证者,又称之为“傅别”、“符别”,或称之为“莂”。
现存最早的契约,是近三千年前镌刻在青铜器皿上的《周恭王三年(公元前919年)裘卫典田契》等四件土地契,将契约文字刻写在器皿上,就是为了使契文中规定的内容得到多方承认、信守,“万年永宝用”。
所以订立契约的本身,就是为了要信守,就是对诚信关系的一种确立。
诚信,是我国所固有的一种优良传统,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民族美德,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里,是伦理道德内容中的一部分。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
娄上》)这是说“诚”是天地间运行的一种法则,而追求诚是人的法则,是人对天地间这一法则的尊崇和效仿,它要求着人具有真实毋欺的品性。
“信”也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即言出要兑现,孔子要求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即要身体力行,说话算数。
“信”就是指遵守承诺、诚实不妄的品格,被儒家列为“五常”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中的一种。
随着官方契约制度的确立,民间也相应形成了一套乡法民约。
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代的文书中写有“准乡法和立私契”(《唐咸亨五年(公元674年)王文欢诉酒泉城人张尾仁贷钱不还辞》,《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卷,第269页),这是说民间私人之间订立私契,都是遵循的“乡法”。
所谓“乡法”,就是指民间世代承袭的习惯法,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以诚信待人处事。
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民间各类契约看,其方式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立券契本身的防伪:最早的契约,较大型重要者,常镌刻于青铜器皿上,一旦成立,即难于作伪。
在用简牍作书写材料的时代里,人们想出将契约内容一式二份写在同一简上,并写上一“同”字,并从中剖开,交易双方各执一半,当两份合在一起时,“同”字的左半与右半是否完全相合,就成了验证契书真伪的标志。
如不写“同”字,由当事人立契时另写其他字,或在简契上刻画成一些痕迹,然后一分为
二,验证时将二契合在一起,符契相合了就是真契。
当书写材料演进到纸质书写后,契约书便写在纸上,仍采取一式二份的做法,然后将二契各折叠一半,用两契的背面相对接后,写上“合同”,如此“合同”二字的右半在一契纸的背面;其左半便在另一契纸的背面。
只有当两契背面的“合同”字完全吻合,才证明都是真契。
近年在吐鲁番新出土的一件《高昌永康十二年(公元477年)张祖买胡奴券》券背,就留有“合同文”三字的左半(柳方《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这是实物的证明。
这种方式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在继续沿用,如《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祁门县方茂广出伙山地合同》的款缝上,用大字写有“今立合同贰本,各收壹本,日后为照”诸字的左半(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第1041页)。
其次是在契文上由当事人的“署名为信”或“画指为验”:在订立契约时,双方当事人均应该在契文中亲自署名,或在契尾签名方始有效。
不会写字的,也应在自己姓名位下亲自画上签押,或画上自己中指节印痕,有时还注明“手不解书,以指节为明”(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卷84页《唐西州高昌县赵怀愿买舍券》),这些都是为了证明此契的可信度。
这种方式发展到近代,则由刻好的个人印章所替代,或捺上自己的中指指纹印为凭。
第三是订立契约时,应有第三方人士在场,而且必须在契约上写明备案:如《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广汉县节宽德卖布袍券》,在券简尾就写有“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第33页)。
这是说,节宽德在订立卖布袍券时,候史张子卿、杜忠都在场见证此事。
“沽旁二斗”在有的券契上写作“古酒旁二斗皆饮之”、“沽酒各半”、“沽各半”等,这是在契券订立完成、沽酒酬谢在场者,交易双方各承担一半沽酒钱的意思。
汉魏以后,这些订契约在场的旁人等,都有了专门的称呼,如“时人”、“书券”等。
在高昌王国时期,券尾的称谓通常是“倩书”(书写券契者)、“时见”(当时亲见者)、“临座”(面临在座者)。
到了唐代又有一些新变化,在契尾除了契约双方主人签名押署外,还有“知见人”或“见人”,另外还有“保人”。
“保人”的作用不同于“知见人”,他不仅知见了券契的订立,而且要担保契约义务人完成自己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契约义务的连带责任。
这类保人,到了清代,常称为“中保人”,除了担保责任外,还起从中介绍的作用,故有时又称“中保说合人”。
由上看来,无论订立何种契约,除当事者双方外,总是要邀请第三方到场,以起一种人证的作用,即证明契约的有效性。
第四,事先讲明违约受罚的种种规定。
在汉代简牍式的券契中,还不大见有违约受罚的文字记载,在进入到十六国时期的纸质契约文书后,便有了违约加倍受罚的记载。
如《前秦建元十三年(公元377年)七月廿五日赵伯龙买婢券》中以中毡七张买一名八岁幼婢,券文说:“有人认名及反悔者,罚中毡十四张,入不悔者”(《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五册第212页)。
此后便成为一种惯例,常常在券契中写有“二主和同立券,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入不悔人。
”虽然这是预防性文言,却是对契约出现非诚信行为的一种警示。
到了唐代,对于涉及钱财交易一类的契约关系,其违约惩罚性的追讨是很严厉的。
如《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张善熹於左憧熹边举钱契》,张向左借了银钱二十文,契文中体现,债权人得到了举债者家属和财物的双重保证,一种是由妻儿、保人还贷;或者以家财、菜园抵债。
在古代的契约中,常常在契文中写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和立契,画指为信”。
在大多数情况下,民间契约在乡法民约的制约下,都能正常地运行。
但是,靠单纯道德性的乡法来贯彻诚信原则,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
面对这种局限性,就必然要求用法律手段来制裁、惩罚违背契约者。
例如法制比较完备的唐王朝,就有对“负债违契不偿”者的法律惩治,其律文规定是:“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
各令备偿。
”(《唐律疏议》卷26杂律)对于“负债违契不偿”一语,《疏议》文解释说:“欠负公私财物,乃违约乖期不偿者。
”若是“负百匹之物,违契满二十日,杖七十;百日不偿,合徒一年”。
法律既维护债权人的权宜,同时也维护债务者的正当利益,如对掣夺家资抵债的行为,也不是可以随便进行的。
唐律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针对此律,《疏议》解释说:“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
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
”违契不偿,用掣夺家资的办法来抵债,官府并不反对,但必须报告官府,经官府判断以后才可进行,否则,超过了契约中的财物数,就要对掣夺者以强盗受赃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