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一、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经典性的重新审视文学经典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开放性的话题，关于它的定性，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在界定文学经典性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一些专家坚持从纯粹美学的角度，认为永恒性和普遍性是文学经典的内在本质，这种对于文学的美好设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尽管他们并不否认文学外部力量制约经典的现象，但是他们仍然力争文学具有内在规定性、超时空性、永恒价值性。
另一方面，从文学社会性的角度来说，经典的建构、解构、重构是一个动态的、多因素参与的历史过程，这种文化领域的研究，例如大众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他们则将经典重新置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考察，认为经典是在特定研究背景下出于特定的目的而建构的经典，这种极端的权利批判是对文学自身独创性和审美价值的否定。
对此，有不少专家游离于两种经典观中，他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间的决然和对立是研究者想像的，虚构的，实际上文学经典正是处于两种力量的巧妙平衡中，相互补充。
如今已仙逝的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作为学界的泰斗，他在重视文学内在价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同时，也强调了文学外部因素的重要性。
作为本书的理论性指导和前提，黄书泉老师在这里引用了童庆炳先生的观点：“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
童先生在著作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构成文学经典性的六要素：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的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影响、研究批评的价值倾向、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
在此基础上，黄老师创造性地将其归纳为艺术审美价值、思想社会价值、市场消费价值三个层面。
这三种价值维度的统一是文学内在本质规定性和外部社会因素的融合，这二者间的关系界定也是相当中肯的，为全书的书写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考察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经典性提供了价值尺度和留存依据。
这种价值维度的考察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历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于文学史存在的意识形态、思想的高度集权化等缺陷也进行了相当切实的批判，不能将政治作为社会黑暗面的遮羞布，这种重新建构文学经典的尝试和成功无疑是值得借鉴和赞赏的。
现代文学的建构活动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是随着社会发展进程而发展的，而中国现当代文学正处于中国社会剧烈激荡的时期，所以在文学上的政治印记比较重。
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同中国古典文学相比，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径的局限性，过分的注视政治使得文学忽视了自然性创作。
人在社会生活中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做到“天人合一”，故而中国古典文学中就有很多注重自然的作品，而在现当代文学中，自然被边缘化了，只有少量的作品中才有体现，比如沈从文的《边城》。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中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体现了作家的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所以这些文学作品又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倾斜，将世界或是社会描述成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并不是那么客观公正。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乎一个时期就是一种声音，但是文学的发展应该是大放异彩、百花齐放的，而不是所有作家都表达一种声音、一种欲求。
当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才开始走向多元化的声音了，文学界呈现出大放异彩的光芒。
随着21世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领域掀起了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话题，那么，究竟何为经典，这些经典的构建是由全民选举产生，还是由权威专家评判产生，还是个人意志的选拔?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经典文本与文学阐述的颠覆经典文本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它必须有着深刻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那些经典文本在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中不断的被人们阅读、评判、筛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知识进行传播。
比如说中国的四大名著，它不要人们去评定，它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种经典，已经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并在社会成长中不断的在这些经典文本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寻找人存在的价值。
而且，这些经典文本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里去阅读，总能给人不一样的感受，就如毕淑敏的一篇文章《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作者在自己8岁、18岁、28岁、38岁、48岁时读安徒生的《人鱼公主》这篇童话故事，每次都有不同的人生感悟。
现当代文学论文(5篇)现当代文学论文(5篇)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众多的“文”形成了特定的“史”，因此，以“文”为点进入文学史，是学好文学史的关键，也是让文学课堂富有生气的方法之一。
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外国的文学教学始终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解读，古代文学中的“批注法”与“点评法”可以证明文本学习的重要性。
20世纪20至50年月在英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批判”派也强调文本的重要性，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
文学的感性及其人文关怀都是在详细的作品中体现的，同学的文学修养及其力量的培育也是在对文本的分析解读中形成的。
因此，解读经典既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史”的学问点，也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保证。
不能为了学问的积累而忽视了同学发散思维力量的培育。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培育同学对文学作品的爱好。
目前，由于网络、影视等媒体的发达，纸质文本的阅读受到很大的冲击，同学阅读量不足和同学不爱读是如今文学课教学中的普遍现象。
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先选择同学爱读的还是选择文学“史”爱选的，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
假如同学之爱与文学“史”之爱存在着很大的跨度，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行“过渡法”，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建一座可以走向彼此的桥。
先让同学列出自己喜爱的作家与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便对同学的观赏趣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时，查找两者的相像点。
比如说“十七年文学”中的《林海雪原》，现在的90后高校生很难宁静地读完这部“红色经典”，也不情愿读。
但他们对“英雄传奇”类的网络小说和网络嬉戏很感爱好，因此，先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谈起，谈报恩与报仇的观念，谈传统观念上英雄人物的形象，或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或是诸葛亮式的儒将。
逐步引出《林海雪原》中的“英雄形象”———少剑波，然后再分析这部作品，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影响。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它的基本特点是,运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及表达形式,对现当代的中国思想情感进行描述展现。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路径探索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
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
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
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
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
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
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
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
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
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
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
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
2007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an.,2007第36卷第1期Jour nal of Shaanx i N ormal U 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 n)Vol.36No.1 学术前沿: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陈学超(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 要: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学术视野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更多地看到文学经典生成的外部因素,看到每一个文学经典的特定的文化话语场,看到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之中。
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是通过纳入国民教育序列、编入教科书而实现。
文学研究者则可以而且能够通过文学史叙事体的作用,去影响集体无意识的主流文化,进而促使国家话语霸权顺应时代文化的潮流。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经典的价值维度,针对现当代文学经典选择中的种种问题,找出不应入史!、不应划为经典的诸种状况,以为文学经典建构之警策。
关键词:文学经典;现当代文学;国家话语权力;文学史叙事体;文学经典建构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7)01-0071-05收稿日期:2006-09-20作者简介:陈学超(1948∀),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2005年10月17日巴金的去世,标志着一个称作中国新文学!时代的完全终结。
到此,中国新文学!逶迤曲折地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讲究百年以后!再评说,那么,现在也许已经是我们清理遗产、评说经典的时候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讲授的经典作家,是以下六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鲁迅逝世百周年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会上,鲁迅被定为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一面旗帜!;郭沫若逝世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追悼会,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另一面旗帜!;茅盾逝世后,有人提出茅盾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三面旗帜!,于是,在他逝世3周年时也在人民大会堂开了纪念会。
这种旗帜论!的定位,这种国家权力运作,一再受到文学史叙事体(narratives)的颠覆。
有人将鲁(迅)、胡(适)并列;有人提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的新经典;还有人提出鲁、郭、茅,丁(玲)、艾(青)、姚(雪垠)的经典提名;有人挑选20世纪九位小说大师!,金庸排列第四,茅盾不在其列,引起轩然大波#;有人编辑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书系,采取了专家评选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给20世纪100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评分,结果贾平凹排名第六,为中国当前在世作家之首,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1];此外,有人编选了∃百年文学经典%[2];有人在评审中国文学的百年百优!&;有人组织网上投票遴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直至目前,学术界、教育界评选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热情仍在升温。
可是,评选越是热烈,越是众71 #&∋2002年3月香港∃亚洲周刊%组织网上投票遴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1998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评委会选出中国文学的百年百优!,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百年百部优秀文学作品系列丛书。
详见1994年王一川等编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该书选定的20世纪九位小说大师!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张爱玲、王蒙、贾平凹。
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个人的意志挑选?是热心者的浪漫想象?是一些专家的权威评审?或者是广大群众的集体投票,就可以完成的么?这种话语权力是由谁决定的?本文试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下的经典建构进行探索。
一、经典文本魅力与文学诠释颠覆在古典文学界,人们常常认为经典是其内部的艺术魅力使然,一旦确定往往是无法撼动的。
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界,人们通常更多看到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典也在变化,每一个经典都有一个特定的文化话语场,文学经典似乎都处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不断被建构。
是的,经典文本一定具有某种内在的、强烈的艺术魅力。
在古典文学漫长的阅读接受史中,那些精粹的文学经典文本,不断被评点,不断被筛选,不断被入史!凝固化,不断被社会传播知识化,一代一代的人们也就不断认同了这种近于固执的经典审美价值。
比如∃论语%之简洁深厚,∃孟子%之雄浑壮阔,∃老子%、∃庄子%之美妙精微,李白、杜甫诗歌之脍炙人口,∃红楼梦%之情真意切,乃至荷马史诗之哲理韵致,∃圣经%之深沉激越,等等。
这些经典似乎不再需要选择的功夫,有的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只要在沉静的心态下深入研究或者读出新意就行了。
难怪美国哈罗德(布卢姆教授秉承康德、席勒以来的审美自律性!原则,明确而不无偏执地指出: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不是由批评家、学术界或政治家来决定的。
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性,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
))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
![3]他绝对地只认可经过作家死后两代人证实的优秀作品自身的经典审美价值,从而把经典定位为一个一次性完成的审美创造系统。
与此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没有这样的基础,他们也不承认经典作家需要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的神话。
这样,在努力寻找它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过程中,经典泛滥!、经典颠覆!、经典难以共识!的语境,就使他们对文学经典形成的外部因素有了更多的关注。
他们既怀疑过去经典的永恒不变的价值,也不愿肯定当今经典对未来的预言性。
太多的实事使他们看到,文学经典的树立,离不开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群、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意识形态。
阿Q,这个麻木不仁、自欺欺人的贫下中农形象,这个只想把钱老爷的八仙桌搬到他的土谷祠里、把赵秀才的娘子夺到自己手里的革命者!,在中国民族民主战争时代,是不可能被推崇为文学经典的;柳青笔下的合作化的带头人梁生宝形象,在新时期往往被看做最虚假、最概念化的人物;写实主义潮流下,人们不承认郁达夫笔下沉沦、自杀的留日学生因为说了一句祖国啊,你快富强起来吧!就成了爱国主义的典型;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文学群体,也不会首肯∃丰乳肥臀%那赤裸裸的丑陋肮脏的描写的经典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其实大多是问题小说!,作家们大都把思想启蒙、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对当前问题!怀有特别的热忱,他们在∗我与时代大潮共生+的崇高感中,不断调整他们的视角,以便能够密切注意社会现实,追踪种种忽来忽去、忽生忽灭的问题![4]338。
赵树理就清楚地申明: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乡下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例如我写∃李有才板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
![5]同样,∃小二黑结婚%配合婚姻法宣传,∃三里湾%为合作化运动服务。
这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功利和动机,这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当前的! 实际的! 具体的!描述,很难走进人本质的意识,走进形而上,走进人类和自我的终极叩问,以致现当代文学者不得不不断地拨乱反正!,不断对先前推崇的所谓经典重新进行评鉴和诠释。
不断以新典范取代旧典范,这也许是现当代文学诠释的一种解放。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告诉人们,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经典,往往是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压迫;一种流派对经典的诠释,往往是对另一种流派的颠覆。
由此推及现代人的古典文学研究,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文学研究,同样也有诠释解放和经典颠覆的现象。
所以,我们只注重文学经典内在的艺术魅力,只承认经典普遍有效的美学法则,是远远不够的。
二、建构新文学经典的国家话语权力运作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不只取决于经典作品本身,72而且取决于形成经典的外部因素,诸种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当属其背后的文化霸权意识。
我们应当看清一个事实,即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是通过纳入国民教育序列、编入教科书而实现的。
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国家主流话语权力,是一个时期国家民族权力意志运作的结果。
比如儒家经典的确立,便是通过教育实现的。
孔子定∃五经%以授学子,到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成为封建时代至上的经典。
∃水浒传%这样的文学经典,清末之前,被称作诲盗!之作;到民国一二十年代,经胡适、鲁迅等学者的努力,白话小说被引入现代教育系统,随着胡适∃,水浒传−考证%、∃国语文学史%、∃国语文学史大要%以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出版,∃水浒传%逐渐进入大学教材和课堂,也逐渐确立了它文学的经典地位。
长期作为学校里的启蒙读物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通过一代一代教师讲授,学生诵读,广泛传播,越来越被知识化、大众化、经典化。
这些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程序,常常是由先觉的文人学士发起,逐渐为这一时期国家民族的主流文化所认同,以至得到国家权力的认可,最后通过国民教育的推广,才得以实现。
中国新文学经典,其实也是一种国家话语权力运作。
上世纪50年代初,由李何林、王瑶等学者倡导的中国新文学!教育,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随之一批带着浓厚革命色彩的中国新文学史!进入课堂,确立了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作家地位。
到60年代,文化革命!的酝酿和兴起,国家主流文化通过文化教育,使鲁迅、浩然的作品以及四个样板戏成为典范。
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唐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继出版,剔除了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那一类典范,回复了王瑶先生开创的经典范型。
此后,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意识形态的不断宽松,港台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新时期的学者们逐步打破近百年文学史近代、现代、当代!三段式的教学研究格局,建立新的二十世纪文学史!,也走出了王瑶新文学史的经典范型,使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徐志摩等一批作家作品进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才逐步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
记得1994年春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的第六届年会,钱理群等学者就发出现代文学必须经典化!急切呼声,现在12年过去了,经典却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难以取得共识。
看来现代文学经典化并不能仅仅由学者一呼而就。
现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国家话语权力,还表现在这一文学荣幸地!与政治结发生着亲密的关系。
然而,这种关系不是相敬如宾、平等相待的关系,而是文学被政治调遣、使唤、享用、支配的关系。
当然也有过不甘侍奉、附庸的不平和挣扎,然其结果往往是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的打击下落马、翻车、沉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