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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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研究》篇一一、引言王国维,中国近现代文化巨匠,其戏曲理论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力,对戏曲意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本文旨在通过对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的梳理和分析,探讨其理论内涵、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二、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概述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精神的深入研究上。
他提出,戏曲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意境的创造。
所谓意境,是指作品中呈现出的富有哲理性和感染力的艺术氛围。
这种氛围既来自于作品的外部表现形式,如舞台表演、音乐伴奏等,也来自于作品的内部精神世界,如人物形象、情节设置等。
三、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的特点1. 重视情感表达:王国维认为,戏曲艺术的魅力在于其情感表达的力量。
一部好的戏曲作品,必须能够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情节设置和感人的音乐来触动观众的情感,使其产生共鸣。
2. 追求意境深远:王国维强调,戏曲作品应追求意境的深远和宽广。
他提出,通过巧妙的舞台设计和音乐伴奏,将观众带入一个富有哲理性和感染力的艺术世界,使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感受到作品所传达的深刻思想。
3. 注重文化传承:王国维认为,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注重传承和发扬。
他通过研究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和艺术特点,提炼出其内在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为后世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的影响1. 对后世戏曲创作的影响: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为后世戏曲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许多戏曲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都受到了其理论的影响,注重情感表达、追求意境深远和文化传承。
2. 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王国维的戏曲理论研究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
他的理论不仅揭示了戏曲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特点,也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3. 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影响: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强调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第29卷第1期2003年1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29,No.1Jan.,2003[收稿日期]2002209208[作者简介]陈鸿祥(1940—),男,江苏南京人,《世纪风采》杂志社编审。
王国维在文艺美学上的三大论说陈鸿祥(《世纪风采》杂志社,江苏南京 210013) [关键词] 王国维;写人生;古雅说;游戏论[摘 要] 从1905—1907年,王国维撰写和译编了一系列文学、文艺鉴赏和美学论文,提出了“写人生”、“古雅说”、“游戏论”等三大论说,其侧重虽有不同却有其内在一致的美学精神,这就是鄙弃汲汲于功利,反对“饣甫饣 的文学”;试图化合“中西”,呼唤创造跻入世界文学之林的中国之“大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1;I20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03)0120085207 王国维从日本留学归国以后,应聘为罗振玉译编《教育世界》杂志。
所谓“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固然令他“酷嗜”,但他也未忘情于文学,更“酷嗜”着“纯粹之美学”,而且与他第二、三、四次攻读“汗德(康德)之书”大致同步。
他神游于中西文学艺术,继1904年发表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之后,在1905—1907年间,又相继撰写和译编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文艺鉴赏和美学问题的论著,提出了文学创作上的“写人生”,诗文鉴赏上的“古雅”说,以及美学理论上的“游戏论”等三大论说。
一、论述“屈子文学”,推重文学创作上的“写人生” 《屈子文学之精神》,是王国维广览先秦诸子,汲取其精髓,化合西说,而以屈原为中国“纯粹诗歌”之开先河的人物,畅发了他自己的文学见解。
就篇幅而言,此文仅3000字上下,但理论密度高,思想容量大,将其视为近代第一篇以全新的文学观点研究屈原的重要论文,也毫不过分。
《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研究》篇一一、引言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王国维的戏曲理论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戏曲意境理论,不仅为戏曲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后来的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本文将探讨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并分析其在戏曲艺术和理论研究中的价值。
二、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的核心思想1. 重视舞台与文字的结合王国维认为,戏曲艺术需要融合文学与表演的精髓。
其中,舞台的表演应真实而自然,而文字的描写则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这种结合使得戏曲作品在舞台上呈现出独特的意境。
2. 强调意境的审美性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特别强调意境的审美性。
他指出,优秀的戏曲作品必须具备引人入胜的意境,通过形象的描绘和情感的表现,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共鸣和感悟。
3. 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戏曲意境的构建中,王国维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他认为,传统文化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只有在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三、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在戏曲艺术中的体现1. 创作实践中的运用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许多戏曲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都借鉴了这一理论,通过舞台与文字的结合、意境的审美性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2. 作品分析的范例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也为作品分析提供了范例。
通过对经典戏曲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理论的内涵和价值。
例如,通过对《红楼梦》、《西厢记》等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在舞台表演、文字描写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卓越表现。
四、王国维戏曲意境理论在理论研究中的价值1. 为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为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一理论强调了舞台与文字的结合、意境的审美性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为文艺批评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依据。
2. 丰富了文艺理论宝库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丰富了文艺理论的宝库。
国家开放大学电大《文论专题(本科)》2020-2021期末试题及答案国家开放大学电大《文论专题(本科)》2020-2021期末试题及答案一、单选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1.孔子的文艺观是他的( )思想在文艺方面的鲜明体现。
A.仁学 B.礼学C.诗学, D.义学2.为强调“大美”之自然、本真、天放的独特禀性,庄子从比较的角度说到“三籁”之声。
其中除了“地籁”、“人籁”还有( )。
A.“灵籁” B.“物籁”C.“神籁” D.“天籁”3.《文心雕龙》风格论集中于《体性》篇。
依刘勰之意,作家的创作个性包括有才、气、学、( )等四个方面的因素。
A.习 B.质C.识 D.力4.《沧浪诗话》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 )是全书的理论核心。
A. 诗评 B.诗体C.诗法 D.诗辨5.“境界”一词,早在汉代郑玄为《诗经·大雅·江汉》作笺注时已经用到,在那里是指( )。
A.地域的范围 B.教义的造诣修炼层次C.诗歌的内涵 D.诗人的精神情怀6.郭沫若曾在《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的<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肯定王国维“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将王国维的( )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称为“中国文艺研究史上的双璧”。
A.《文学小言》 B.《屈子之文学精神》C.《宋元戏曲考》 D.《人间词话》7.黑格尔说;“艺术之所以异于宗教与哲学,在于艺术用( )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
A.科学性 B.理性C.感性 D.目的性8.关于艺术批评,克罗齐的看法在总体上是( )的。
A.文化主义 B.实证主义C.殖民主义 D.女性主义9.“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艺术”中,尤其是文学中有三组原素,它们是人物性格、遭遇与事故、风。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文艺理论观初探王国维《人间词话》在20世纪初期于《国粹学报》连载,历经一个世纪后,这部词学著作的光芒愈加灿烂夺目。
文艺理论界对它的解读,远远超出了词学的范围。
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选取其文艺理论观的两个方面做了论述,并简要地探讨了《人间词话》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意义。
一、《人间词话》中的文艺理论观概述(一)“境界”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
”可见,王国维将“境界”视为衡量词作水平的最高标准。
因中国文论自古有“意境”之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发表之前也曾撰文谈论“意境”,故历来学界中有将“境界”与“意境”等同的趋向。
笔者认为,“境界”在《人间词话》中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王国维谈论境界,主要侧重三对关系。
1.“真”与“境界”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境界”概念做了解释:“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否则谓之无境界。
”从中可以看出,“真”与“境界”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真”的概念又与“自然”息息相关,凡能描写生活真实、传达真实情感的,即为“自然”。
从“真”与“自然”的近似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指的不仅是内容上的真,也是艺术表达效果上的“真”,文学作品给人自然流露之感,方称得上“真”。
“真”的反面是“隔”,不能自然地传情达意,即为“隔”。
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境界”理论:内容真实,而且具有自然流露效果的文学,才是有境界的文学。
2.“造境”与“写境”《人间词话》中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的观念,从中可以看到西方艺术论对于王国维的鲜明影响,王国维提到“理想派”与“写实派”,这个概念的生成同西方绘画有莫大的关系。
“造境”与“写境”的说法,可以视为对“真”与“境界”之关系的进一步说明。
王国维注意到,在文艺创作上存在现实派与理想派的区别,虚构作品表达的是真实的理想,所以虚构作品也可以有境界,属于“造境”而非“写境”。
但是,王国维又进一步表示,“造境”与“写境”也并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是具有深刻联系的。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现代性姓名:杜军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徐鹏绪20040401Y618505青岛大学硕士论文论文题目:论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现代性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杜军指导教师:徐鹏绪教授王国维文艺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对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文艺理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但由于偏见及历史等原因,这座宝藏一直未能得以最充分的挖掘。
现代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但这个概念诞生之日起,对其内涵的论争就没有停止过。
本文从理清现代性的内涵入手,结合王氏思想时代背景,从启蒙特征和审美特征两个方面阐发王氏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分析其形成原因,讨论其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本文共分四部分:“现代性”概念的阐释、王国维文论的两种现代性、两种现代性形成原因以及王氏文论现代性的启示意义等。
引言重在廓清“现代性”的概念。
“现代性”是现代的性质或状态。
对于启蒙精神所代表的价值的肯定或否定构成了两种现代性:理性至上、科学万能、发展进化和进步观念所代表的“启蒙现代性”和高举反理性大旗、恪守审美与艺术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悲观主义代表的“审美现代性”。
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分支,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同样受到两种现代性的冲击与影响。
对王国维文论现代性的探讨也是从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层面上展开。
启蒙现代性表现在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及批评论和自觉的学科意识三个方面。
王王国维非功利的纯文学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文学作品对人的情感愿望的真实描写,强调创作主体的作用:强调文学批评内容和形式的科学化、理性化:进步的文学史观等。
审美现代性表现在重感性、强调直观;悲观主义心念和对悲剧的推崇;以艺术为宗教以及游戏式的审美心念等。
对王氏文论两种现代性形成原因的探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不能忘情于世的积极入世心态使他虽然存超功利的理想和人品,不肯涉足于政治生活,却仍然对人世怀有深刻的感情,不愿放弃对大众的启蒙。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王国维(1877-1927)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哲学思想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国近代哲学先驱”。
王国维的思想以“格物致知”、“格物”为核心,主张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达到对天地万物的全面把握,从而使人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修养。
本文将从王国维的生平、思想核心和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论述。
一、王国维生平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聪颖,深受家庭教育的熏陶。
后来考入清华学校学习,展现出过人的才华。
他先后赴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留学,深入研究东西方文化和哲学,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体系。
回国后,王国维曾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务,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王国维的一生饱受挫折和磨难,最终于1927年在北京逝世。
二、王国维哲学思想核心1. 格物致知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对事物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以求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真正理解。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事物的认真观察和研究,才能获得真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这一思想源自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经典如《易经》、《孟子》等的深刻阐释和理解,他在研究这些经典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这一独特的思想理论。
2. 文化自信王国维主张中华文化的自信,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胸怀。
他特别推崇中国古代经典文化,认为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王国维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和发扬光大,希望能够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觉醒做出贡献。
3. 文化整合王国维主张将东方和西方文化融合起来,形成新的文化体系。
他希望通过研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他认为,只有通过把中西文化整合起来,才能真正推动世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和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格物致知”思想启发了一批思想家和学者,引领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了独特的哲学智慧。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王国维(1857-191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
其学术思想涵盖文学、哲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深受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的影响,他不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更对西方哲学有着独特的洞见。
本文将对王国维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论述,探讨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
他广泛研究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孟子》和《大学》等经典著作,深刻地理解了其中的道德、伦理、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思想。
他也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包括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的思想。
这些哲学思想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精神文化的内涵王国维强调文化的内在精神和道德观念,他认为文化是精神与道德的表达,是一种社会精神的载体。
他主张要从文化的内涵中辨明文化的真正价值,强调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人的教化与启迪的作用。
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是非夜航,兴哲保身,修身是斯文之本,兴国是雅思之经,三者无一者存。
”可见他提倡修身、兴国、兴哲的理想,以培养道德修养,推动国家兴盛。
2. 诗教一致的美学观念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提出了“诗教一致”、“神与形合一”的观念。
他认为真正的诗意在于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文化的内在精神不仅体现在诗歌、文学之中,也融入到人们的道德修养与处世态度之中。
在他的美学观念中,诗与教合一,以文学教化人心,正所谓“授名其道,帮助其辅”,并将这种美学观念贯穿到他的诗论、绘画论等各个学术领域中。
3. 大美的追求王国维在美学上提出了“大美”的观念,认为真正的美应该是“大美”,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美。
他认为,真正的美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超越,是一种境界的升华,而不只是形式的装饰。
他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意境、神韵、人生境界进行独到的分析,强调大美的内在品质和高尚价值,从而提出了“大美”的美学理念。
五戏曲和小说一样,在古代被视作“君子弗为”的“小道”,甚至被正统文人斥为“俚俗淫靡游荡无益”。
到了近代,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才对它们的美学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小说自身的地位。
天谬生、蒋观云等人也十分重视戏曲的社会教育功用,视之为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55 ] 。
王国维对戏曲的重视,更多的是以学者身份从事研究,而不是向社会呼吁。
从1908 年到1912 年的四年之间,他先后完成了8 部专著,即:《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又称《宋元戏曲考》) ,另外还有十几篇文章,他将扎扎实实的考据与戏曲史的宏观论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开天辟地第一人。
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将《宋元戏曲史》与《中国小说史略》称作“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这种评价并不为过。
20 世纪对王国维戏曲批评的研究,与其“境界”说相比,显得冷落了许多。
1949 年以前专论文章只有3 篇,即: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载《新潮》第1 卷第1 期(1919年) 、贺昌群的《王国维与中国戏曲》,载《文学周报》第5 卷(1928 年) 、王玉章的《〈宋元戏曲史〉商榷》,载《文史哲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5 年) 。
1950 年以后也只有20 余篇,数量有限。
1983 年,关于王国维所说的“戏曲”与“戏剧”的概念引起一场争论。
任中敏认为,“戏剧”是大范围, “戏曲”是小范围,大可包小,小不能容大。
所谓“真戏剧”或曰健全的戏剧必须有主题,除娱乐外,对观众还必须有教育作用[56 ] 。
此后不久,叶长海撰文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表演艺术概念,而“戏曲”则是一个文学概念。
所谓“真戏剧”是指唱、念、舞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而“真戏曲”则是符合以歌舞演故事的“真戏剧”需要的剧本[57 ] 。
查全纲等人不同意叶长海之说,他们根据叶长海的引文以及王国维之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进行反驳,指出叶氏的结论站不住脚。
查全纲等认为,“戏剧”和“戏曲”的差别在于:“戏曲”被认为是成熟的戏剧形式,而“戏剧”则是“非尽纯正之剧”,所谓“真戏剧”就是“戏曲”,相比之下,任中敏之论更符合王国维原意[58 ] 。
“戏曲”与“戏剧”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实际上牵涉到中国戏剧历史从何时写起的大问题,在这场论争中,研究者都能做到由微观的材料着眼,由小见大,探讨宏观问题,虽然有的文章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研究的方法都是可取的。
中国戏剧何时形成的呢?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曾有所论述,不过因为没有明确指出形成时代,故而引发了“宋代”、“元代”等几种说法。
林风确信王国维所说的“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的论断是科学的预见,中国戏曲的形成应当以宋元南戏作为主要标志[59 ] 。
周锡山也持“宋代”说,他指出,学术界有关王国维确认戏曲成熟于元代的说法是对王国维观点的曲解。
周锡山从《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命名“宋元”之词入手,加以推断,视角相当独特[60 ] 。
冯健民则认为王国维关于“中国戏曲形成于元代”的观点是大体可信的,综合性全面程式化的确立正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61 ] 。
“悲剧”的概念最早是由王国维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他在《红楼梦评论》以及《宋元戏曲史》中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悲剧观。
谭松林分析了这一悲剧观的内涵,他认为王国维的悲剧观以悲剧应描写和反映现实人生,从而有益于现实人生为出发点,揭示悲剧作品描写人生痛苦的价值之所在,引导读者敢于直面悲剧作品中展示的人生深处的苦痛,实际上有力地鞭挞了封建文学中瞒和骗的团圆主义。
不过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以及叔本华悲剧主义哲学影响,王国维的悲剧观中也搀杂了不少消极成分[ 62 ] 。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以《红楼梦评论》为切入点,阐析了其悲剧理论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54 —75 页) 。
周锡山《王国维曲论三义之探讨》指出,王国维将悲剧美和宏壮美紧密结合,突出“崇高”的戏剧美学观,他的悲剧观对叔本华戏剧美学已做出重大的发展,突破了西方美学的樊篱,显示出我们传统文学的民族特色。
王国维重悲剧而抑喜剧,薄讽刺而重幽默,这是客观事实。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认为,王国维的喜剧观在理论上颇似霍布“突然荣耀”说与席勒“剩余势力”说的一种混合,再往上溯,可以推到柏拉图(76 —90 页) 。
张健对王国维的喜剧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引起学界的关注。
他探讨了王国
维对于喜剧、讽刺和幽默的总体看法,不仅指出其喜剧思想内在的矛盾性,而且阐释了这一喜剧观念在中国传统喜剧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63 ] 。
王国维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对戏曲的研究取得突出的成就,探寻其原因,主要是与其研究方法密不可分的。
首先,王国维受乾嘉学风的影响,重视戏曲的资料、目录的搜集、考辨,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在撰写《宋元戏曲史》前,写下一系列考订性专著、论文,即为明证。
其次,王国维曾广泛接触自然科学理论,培养严格的思维训练,同时他又具有丰富的外语知识,可以直接阅读西方著作,这使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远远超出了他的前辈学者。
最后,王国维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熏陶,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国戏剧史,在当时可谓独具一格。
王国维将中西结合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从而使研究工作超迈前贤,领导后学[64 ] 。
不少论者还谈到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贡献与不足,王国维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清晰地勾勒出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轮廓,从而在我国传统曲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戏曲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他对宋元戏曲的研究,既能“观其会通”,又能“窥其奥穴交”,从纵向、横向两个角度开展戏曲研究,在理论识见上有很多新的突破与创造。
然而,由于王国维对西方美学和文学思想还没有做到消化与改造,所以带来很多理论局限,他只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不能从中国戏剧作为融歌唱、舞蹈、表演于一炉的综合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价;他明显推崇元曲,对明清戏曲的评价却失之公允。
此外,由于戏剧史料的限制,他的戏曲论著尚欠周密和完备[65 ] 。
六回顾20 世纪的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缺乏一种富有深度的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
王国维不仅是一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还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古史、古文字学都有很多精深独到的探讨,他的史学和文字学著述中也散见出部分文艺观点,在治学方法上也有相通之处。
如果将这些与他的文艺思想相互参照,综合多种学科知识,探讨王国维在文学、美学上之贡献,一定会有新的创获。
另外,王国维属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一特定的时代,属于五四时期文人群体中的一员,尽管他所走的道路及最终的结局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他们毕竟同属于一个时代,同样吮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接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文人群体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可惜这方面的论文不多,尤其是深度论述不够,有些论者只是就事论事,列举一些表面现象泛泛而谈,未做深入探讨。
在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上,我们应当开展纵、横两方面的双向研究,一方面将他放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和美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一方面结合王国维在多种学科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并将王国维作为同时代文人群体的一员进行横向的、综合的探讨,使王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全面。
其次,对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白话运动的关系研究不够。
在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上,他将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引入中国,带来中国文学批评中本质的改变;他以文学作为探索人生问题的工具,有助于把文学从道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间接地启发了新文学运动中“人的文学”的提出。
他的一系列文艺思想对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立有着很深的影响。
对此,吴文祺、谷永、任访秋等人的论文都曾论及[ 66 ] ,但是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有些学者着眼于此,如温儒敏《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3期) 、饶本子《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及其它》(载《文艺研究》1996 年第1 期) ,蒋英豪刊载于《复旦学报》1997 年第2 期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一文也做了一些探讨。
不过在此领域,研究者今后还是大有作为的。
王国维在分析元杂剧时,推崇白话,倾向于文学的通俗性,主张文无雅俗,文无文白,客观上对五四以后的白话运动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点也当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最后,研究的视野尚待进一步拓展。
20 世纪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专著、论文数量不少,可是往往集中到王氏的几本专著上、集中到他的“境界”说之上,还有很多方面的研究近乎“空白”,需要填补,研究者的视野有待于开拓。
比如,王国维对自己的词作十分自信,他在《自序》中声称:“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67 ] 他从21 岁到50 岁共写下140 多首诗、111 阕
词,而结合王国维诗词创作来谈他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却寥寥无几。
王国维的小说理论除《红楼梦评论》以外,还散见于《文学小言》、《静安文集自序》、《人间词话》等著述之中,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据笔者所知只有1 篇,即周锡山的《王国维小说理论述评》(载《华东师大学报》1991 年第2 期) 。
王国维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其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方法有着紧密联系,对词,虽然出现一些论文,主要都是谈及他的戏曲研究,很少涉及其他方面,研究者尚可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