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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脉络1、艰难跋涉的现代中国电影（1905—1949）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前为现代中国电影，后为当代中国电影。
现代中国电影是在极其困难的境遇下发展起来的。
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简陋的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它的发展必定是步履艰难。
（1）、中国电影初创起步阶段（1905—1931）电影传入中国最初是1896年8月11日，这天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标”茶楼首次放映，当时还被称为“西洋影戏”。
我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拍摄的由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纪录片《定军山》。
1913年，由郑正秋编导的影片《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片。
它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不幸婚姻，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具有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
20年代，中国电影畸形发展。
表现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影片公司纷纷出现。
全国十多个沿海城市，大小电影公司达175家，上海占141家。
真正像样的只有3家，即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三足鼎立。
表现二：大批粗制滥造的影片纷纷出笼。
本时期生产影片1000多部，占我国解放前的半数。
但内容都大体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集中反映，神怪武侠和诲淫诲盗的东西大量充斥影坛，如《黑衣女侠》、《荒村怪侠》、《火烧七星楼》等。
这一阶段，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戏剧家进入影坛，拍摄出一些具有进步社会意义的影片。
如欧阳予倩的《天涯歌女》、洪深的《爱情与黄金》、田汉摄制的《到民间去》。
电影拓荒者郑正秋编导的《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最后的良心》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写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批判了寡妇守节等封建道德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2、进步电影的曲折发展阶段（1932—1937）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
1932年初，上海地下党成立了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后又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
1932年拍出的进步影片有《十九路军抗日战史》（纪录片）、《共赴国难》、《战地历险记》（抗日故事片）、《火山情血》、《自由之花》（社会生活故事片），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已从脱离现实向反映现实转折。
中国武侠电影断、续间的发展流何双百【摘要】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最负盛名的类型片种,武侠片几乎拥有和中国电影一般长的年龄,它在中国丈化中和文学作品一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武侠电影从京剧、武术、文学中直接汲取了内在品格,从西方动作电影和喜剧电影中汲取了某些表演形式.在经历了一个孕育、变化的历史过程之后武侠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样式,在几代中国电影人的不懈努力下,武侠电影几乎成为华语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品牌.【期刊名称】《电影评介》【年(卷),期】2010(000)001【总页数】2页(P17,20)【关键词】武侠;类型电影;流变【作者】何双百【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中国武术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
建立在中国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根基上的武侠电影，在经历了一个孕育、变化的历史过程之后，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样式和特定的观众心理市场，而无论从“基于复现的人物、主题、布景、情节和图象来界定”[1]或是从“三要素”[2]的定义来考查，都应该被视为初具类型表征的存在。
武侠片“类型程式”[3]的获取，主要采用的是从传统(民间和民俗化了的)历史传奇故事(戏文、评弹、评书、古典话本小说)中挪借化用的途径。
这些历史传奇历经承传所沉淀下来的核心程式。
[4]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它“既作为美学约束，也作为含义的源泉而运作”[5]是重复生产炮制而无接受顾忌的基础性模本。
在此基础之上，武侠片创作又突出特别适合电影视觉表现的那些“微观细部”(诸如香艳逸事、趣味打闹、功、名、利、禄)，由此达成了武侠片商业类型化的“装配”。
中国武侠电影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车中盗》为始，武侠电影在中国影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所发展出的“武——舞”(武木套路化、表演化、循门派变化等)展示系统和一整套隐喻性的“对映\隔离”标志系统使武侠片表现的武林、门派、功夫、奇情……既完整地对映着社会、党派集团、行业营生、人世恋情……同时又可自主游离，甚至可以向志怪、志异(奇观化、神话化)的向度拓展。
论述武侠电影发展特性一、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简介从2000年的《卧虎藏龙》到2011年末的《龙门飞甲》，是中国武侠电影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创了一种新的面貌、气象与格局。
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电影市场愈发火热起来。
从2002年之前的不足十亿，到2010年的突破百亿，中国电影用八年时间完成了超过10倍的增长，基本每年保持30的增速，中影集团老总韩三平预言，在将来的七到十年，中国电影票房将达到350亿到400亿[1]。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中，武侠电影占据了一个很显著的位置，每年上映的华语大片，大部分是武侠电影，还有一些中小成本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之所以如此受宠，作为类型片，它有明显的模式和规则。
陈墨在《武侠电影漫谈》中谈到，武侠电影的三个基本元素，一是武，二是侠，三是传奇。
这三个元素，就是武侠电影的规则与模式，观众已经完全熟悉此三元素，但观影的期待心理，又促使他们不停地寻找这三个元素。
陈墨说，武打、侠义、传奇使华人观众如痴如醉，心旷神怡，也就是观众的期待心理得到了落实及武侠电影本身的刺激与精彩[2]。
新世纪以来，由于市场浪潮的刺激，许多导演投入到武侠片的拍摄之中，再加上政策的宽松，许多港台导演北上，与大陆的资金人力汇聚，更是增加了武侠片的拍摄力量。
大陆如张艺谋的武侠三部曲，冯小刚的《夜宴》，陈凯歌的《无极》，港台的如徐克的《七剑》、《狄仁杰》、《龙门飞甲》，陈可辛的《投名状》、《武侠》，张之亮的《墨攻》，于仁泰的《霍元甲》，李仁港的《见龙卸甲》、《锦衣卫》、《鸿门宴》，袁和平的《苏乞儿》，叶伟信的《叶问》系列，陈德森的《十月围城》等等，这些都是武侠电影票房中的佼佼者。
二、探析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的新特征新世纪以来的武侠电影，出现了大量的作品，笔者一直是武侠电影的忠实观众，在此结合自己的观影经验，试析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的一些新的特征。
一风格多样化新世纪之后的武侠电影，受李安《卧虎藏龙》成功的影响，追求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动辄投资数千万，甚至上亿。
632020第19期中国武侠电影，以“武”为形，以“侠”为魂，是形魂一体的银幕审美升华。
自1905年《定军山》中京剧艺术家谭鑫培饰演黄忠的武打动作起，就已经为中国电影的武侠探索开辟了道路，发展至今经历了早期尚武、侠义升华、市场推动、视觉奇观、复归超越5个阶段。
在这一百余年的探索中，武侠电影在审美上逐步形成了以阳刚之美为底色，兼具悲剧英雄般的沉郁和江湖游侠般的飘逸等中国古典意蕴之美，而这一切还要从“侠”之文化源泉谈起。
一、溯源：银幕侠客的文化由来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少林寺》（张鑫炎，1982）引得万人空巷，彪炳银幕史册。
《少林寺》表现了反抗暴政的民间抗争与义薄云天的正义保卫，唤起了人们内心对“侠义”精神的共鸣。
这是“侠”文化在影像时代的精神投射与社会反响。
这种投射与反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之源。
墨子提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其对“义”的强调适应了社会底层锄强扶弱的需求，这些来自民间底层的追随者被称为“墨侠”。
到了秦汉，原先的“墨侠”转为江湖游侠，依然秉持着“义”的旨归，以江湖方式来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因此受到民间底层的崇尚。
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朱家、剧孟、郭解、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七个汉代游侠的事迹，也凸显了其义薄云天、锄强扶弱的本质特色。
这些“侠”的精神旨趣都流淌于今天的银幕世界。
譬如，在电影《英雄》（张艺谋，2002）中，四个段落围绕“刺秦”展开，并由“人剑合一”“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至“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的三个层次精神升华，以“剑”为喻，将“武”与“侠”的关系层层剥茧，最后将心中“大义”推向极致，即对天下的义。
这也是影片情节由精心策划刺秦而最终放弃刺秦的缘由所在。
由秦汉至盛唐，经历了若干次改朝换代和群雄逐鹿的乱世，但是“侠”文化经久不衰，“从司马迁到班固，从曹植到李白，从王公贵族到下里巴人，文人墨客无不向往快意恩仇的公平正义，无不崇尚书剑飘零、行侠仗义的豪放潇洒。
在中国的文化里，广大被剥削压迫的屁民们，一直梦想着被四大救星拯救：神仙，明君，清官，侠客。
神仙难求。
明君难有。
清官难遇。
但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之士并不罕见，于是“侠客”就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传奇，是广大平头百姓最后的心理依仗，作为在电视出现之前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工具，武侠电影自然广受欢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有了大救星，海晏河清，侠客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从1950年起，中国内地禁绝武侠电影。
但是在还处在水深火热的殖民统治的香港地区，侠客梦还有着强大的生存土壤，二战和内战后，大量的文化工作者和电影人避居香港，给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文化基础和行业人才，香港电影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电影重镇，“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特有的类型，自然是香港电影历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武侠电影这种比较阳刚硬气的电影，一直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大火十年，然后萎靡十年，接着改头换面，再次占据主流，然后再次消沉……如此循环。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端，是1949年秋天，从一个叫胡鹏的导演开始的。
胡鹏，广东顺德人，1910年生于上海，30年代来到香港，从事导演工作，一生拍过200多部电影。
1949年秋的一天，胡鹏乘渡轮从九龙赴香港岛，在渡船上闲着无聊，拿了一份报纸翻看，读到了一篇以黄飞鸿为主角的连载武侠小说，触发了灵感，既然以黄飞鸿为主角的小说广受欢迎，何不把它拍成电影？正巧有个新加坡商人愿意投资，于是胡鹏就组建电影公司，开拍了粤语电影《黄飞鸿传》（上下集），在1949年冬天上映，电影广受欢迎，由此开启了黄飞鸿这个中国武侠电影史上最著名角色的传奇。
二战后百废俱兴，香港的普通大众以吃饱穿暖生存为主，电影市场并不成熟，在50年代的香港电影行业里，第一流的影院是外语片，票价最贵，档次最高，其次是国语片，票价中等，寓居香港的内地人喜欢看，最次的就是粤语片，制作粗糙，档次最低。
黄飞鸿作为广东名家，土生土长的粤语英雄，天然受到粤语电影的青睐，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黄飞鸿电影清一色的是粤语片，同样的，武侠电影，唯一的名字就是“黄飞鸿”，除此之外，再无别家。
中国功夫电影史第一章，武侠电影的第一次浪潮作为中国动作电影的最初形式，武侠电影在中国影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武侠电影之所以能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就能兴起，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千百年来侠义小说的风行，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每一次武侠电影的浪潮，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武侠小说都有很大关系，如20世纪30年代的平江不肖生、王度庐、还主楼主，60年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他们的作品都直接带动了当时武侠电影的兴起。
在《火烧红莲寺》之前，有资料记载的武侠电影已经有很多了（胶片早已失传），不过这些电影大多改编自《水浒传》、《七侠五义》这类古典章回体小说，故事内容也都是百姓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直到上海的明星公司在1928年出品了《火烧红莲寺》之后，武侠电影的第一个黄金年代，才被正式开启。
《火烧红莲寺》被明星公司一拍就是18集，这个数字放到今天也是足够骇人的。
这部掺杂着神话鬼怪，天人交战的魔幻电影，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由于电影在那时还属于新兴事物，观众对于电影的幕后技术知之甚少，所以很多观众都认为世间真的有神怪魔法存在，武术家们也的确可以御剑飞仙。
国民党政府在30年代初查禁了“红莲寺”系列电影，武侠功夫电影的浪潮逐渐转移到了香港。
抗战结束以后，香港的电影工业逐渐复苏，大量的电影工作者都从内地南来，这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最初的繁荣期。
香港电影在4、50年代出现的功夫热潮，多少也可以说是内地功夫电影热潮的一种延续，当时最火爆的系列电影就要属《黄飞鸿》是头一号了，永远都是关德兴饰演黄飞鸿，石坚出演和黄飞鸿作对的恶霸，曹达华饰演梁宽，这么几位恒久不变的主要演员，成就了香港观众心目中恒久不变的经典人物。
关德兴版的《黄飞鸿》电影在当时可是招财法宝，那时电影公司的老板只要是缺少资金了，就会开拍《黄飞鸿》电影，因为它肯定会大卖特卖。
关德兴前后一共出演了在77部电影中扮演了黄飞鸿这一人物，他几乎成为了黄飞鸿的同义词，香港影迷对他的喜爱至今未曾消褪。
新世纪中国武侠电影的审美流变的特征探讨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中国武侠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开始掀起第一个浪潮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
历史和社会的变迁，致使武侠电影在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诠释，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像风格。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改革，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兴起，武侠电影的发展已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运用高科技手段，巨资邀请明星加盟，资本和人才资源的跨区跨境优化配置组合等等，推动了武侠片更迅速地占领国内市场，扩大海外市场，基本上所有的知名大导演纷纷“试水”武侠片类型。
如，以李安的《卧虎藏龙》为发轫，继而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何平的《天地英雄》，徐克的《蜀山》、《七剑》、《龙门飞甲》，陈凯歌的《无极》，张之亮的《墨攻》，李仁港的《见龙卸甲》、《锦衣卫》、《鸿门宴传奇》，叶伟信的《叶问》、《叶问2》，袁和平的《苏乞儿》，麦兆辉、庄文强的《关云长》，陈木胜的《新少林寺》，陈可辛的《十月围城》、《武侠》，苏照彬的《剑雨》，陈勋奇的《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影片相继问世。
武侠电影在叙事策略、人物塑造和情节模式等方面与传统武侠电影比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笔者认为，在新时期，武侠电影呈现出的影像奇观化、游戏化和娱乐化的趋向，必然会促使武侠电影的审美体验宽泛化。
但同时，这种审美转向也带来了种种附着在“泛美学”化之中的消极因素和电影作者内心的焦虑性诉求。
“我们这里所谓的‘泛美学’化主要是指经典美学范畴内美学所倚重的‘意义’指向、人文精神的价值表述、文本中应产生的深层心理效应正逐渐淡化、模糊化或变得难以做出确切的界定，甚至表象与内涵、文本与意义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游离、断裂。
”①本文试图反思新世纪武侠电影的这种“泛美学”化趋向，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潜在的焦虑性，进而提出自己的理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