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
提出：
构建橄榄式分配格局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温家宝总理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撰文，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而不应是“金字塔型”、“哑铃型”或者是“倒丁字型”。我国构建“橄榄型”社会任重道远，既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又要培育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要以深化改革为根本推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进扩大中等收入群，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更多能产生中等收入的职业和岗位，建立更广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加大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投入，为“扩中”提供基础，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为“橄榄型”社会建设提供体制保障。同时，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作用为补充，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共同促进“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形成。
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要害。因为很显然，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细细想来，其实都是和贫富差距过大有关。从已经建立起“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国家的经验看，调节分配收入的手段无非是三种：一是初次分配，主要指工资；二是再次分配，主要指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向社会提供的各种福利保障；最后则是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事业。在这三种分配形式中，初次分配最为关键，可以说是整个分配格局的基础。但中国在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初次分配最为严重。要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是要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按照上
述标准划分出来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并没有明显提高。这是因为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一直处于相对的低收入状态。同时，由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低于平均增长速度，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的比重会随之增加；加上近几年资产价格的暴涨，产生了部分暴富人群，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第一是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在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如果经济增长仍然是更有利于富人收入增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第二是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从现有居民收入分布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路径是低收入群体不断升级，上升为中等收入群体，这种升级的基础是其收入增长超过平均增长速度。如前所述，低收入群体主要为农民，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有效办法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两个转移：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第三是发展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是与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分不开的。对于一个绝大多数劳动力只是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国家来说，试图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是不可想象的。
如何做：
首先，要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调节高收入，一是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二是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例如，要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等等。
其次，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是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也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 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的群众。在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如果经济增长仍然是更有利于富人收入增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就必须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为了缩小收入差距
，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我们必须处理好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第二， 当前，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加强国家的调控和指导，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确保企业职工工资能够正常增长、足额发放。
第三， 从现有居民收入分布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路径是低收入群体不断升级，上升为中等收入群体，这种升级的基础是其收入增长超过平均增长速度。因此要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
再次，还要通过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力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使困难群体不仅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得到保障，而且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
此外，要发展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是与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分不开的。对于一个绝大多数劳动力只是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国家来说，试图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是不可想象的。
拓展：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尽管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属于“金字塔型”分配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名车及各种奢侈品一掷千金，甚至令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感慨“中国人真有钱”；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实现初步小康，还存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要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更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不断扩
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并非不鼓励人们致富，更不是剥夺富人的财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以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基础，因此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并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调节高收入，一是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二是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例如，要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的收入；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严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等等。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也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的群众。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必须处理好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当前，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加强国家的调控和指导，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确保企业职工工资能够正常增长、足额发放，确保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能够加快增长。此外，还要通过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力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使困难群体不仅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得到保障，而且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近日，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撰文，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有着庞大的中间层，社会资源配置较为合理，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不大，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格局。中国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之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非常必要。
然而，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如何认识中等收入者群体？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甚至社会改革中，又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
，构建“橄榄型”社会格局？本期时事观察，邀请两位专家，解析相关问题。
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
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唐钧）
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务之急
“现代化过程也是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政府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存在一个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群体有多大的规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这个群体的标准加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顾名思义，是指其收入水平处于整个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收入分布中间的人群。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群体的收入上下限要如何界定。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看，收入上下限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个群体的收入下限，应该等于全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而上限则高出平均收入两倍。
以2009年为例，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700元，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其上限则为32100元。由此计算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大约为30%。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按照相同的划分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还是大大偏低，比如，上世纪90年代
初期，瑞典的这一比重超过了60%。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以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据推算，在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相差甚远。
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其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相比而言，一些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低的国家总是经历更多的挫折和社会动荡，其发展的道路会更加艰难。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按照上述标准划分出来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并没有明显提高。这是因为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一直处于相对的低收入状态。同时，由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低于平均增长速度，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的比重会随之增加；加上近几年资产价格的暴涨，产生了部分暴富人群，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第一是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在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如果经济增长仍然是更有利于富人收入增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政府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之一是防范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第二是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从现有居民收入分布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路径是低收入群体不断升级，上升为中等收入群体，这种升级的基础是其收入增长超过平均增长速度。如前所述，低收入群体主要为农民，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有效办法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两个转移：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第三是发展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是与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分不开的。对于一个绝大多数劳动力只是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国家来说，试图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