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的赋学理论及其在创作中的实践意义

作赋的传统价值和当代意义有何不同？一、传统价值1. 传承经典文化作赋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之一，自古以来就承载着丰富的经典文化，通过赋文抒发情感，表现心境，传递哲理，体现着古人对世界的感悟和思考。

2. 训练文学修养在古代，作赋是文人士大夫的必备技能，能作出一首优美的赋文代表着作者的文学修养和才华。

作赋不仅要求文字精炼，还需要对词藻、音律有一定的把握。

3. 彰显个人风采古代文人通过作赋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情感，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更是展示个人风采和品德的表现，赋文中的言辞和意境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二、当代意义1. 文学传统的延续虽然在当代，作赋可能不再是主流文学形式，但对传统价值的继承和延续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学习和传承作赋的技艺，可以使当代人更好地了解和传承古代文化精髓。

2. 提高审美修养作为一种古代文学形式，作赋在当代可以成为提高审美修养的途径。

通过创作赋文，可以培养对文字的敏感度和表达能力，增加对文学艺术的欣赏和理解。

3. 传递当代价值观当代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通过作赋这种古老的形式，可以传递现代人对社会、人生、情感等方面的思考和认识，展现当代人的气质和情感。

综上所述，作赋的传统价值在当代依然具有一定的意义，虽然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变化，但是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依然值得我们去珍视和传承。

通过继承和发扬作赋这一古老文学形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体验古代文人的情感境界，同时也能够通过作赋这种文学形式传递当代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愿作赋在当代文学中继续发扬光大，为我们的文学传统增添新的光彩。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文赋》【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文赋》】《文赋》《文赋》，以其优美的诗的语言．巧妙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具体描绘了艺术创作过程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文艺现象，这种独特的论述方式及其精辟的美学思想，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卓见。

《文赋》的中心是论述了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

1、构思前的准备：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状态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的内容。

《文赋》开篇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玄览”与虚静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纷扰，全神贯注地进入创作状态，而“典故”就是指积累丰富的学养，这样构思活动才能顺利展开。

2、构思活动的情状：《文赋》生动地描绘了构思活动的情状；首先要进行丰富的想象活动，想象活动超越时空，无限丰富和广阔，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情与物在想象过程中的结合，是艺术构思的心然结果。

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以后，就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

为了寻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现在构思中形成的艺术意象的语言文字，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上天下地去寻找。

并且，这语言文字还要具有独创性。

3、灵感在构思中的作用：陆机认识到灵感的作用，认为灵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应顺乎自然。

陆机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陆士衡集》。

《文赋》把文体分成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且认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

陆机的文体论在曹丕《典论·论文》“四科八体”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十体”说。

其中特别是“诗缘情而绮靡”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

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

“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

沈约乐府诗研究在六朝文人中,沈约对乐府的研究最深、成绩也最大。

沈约不仅对乐府诗歌理论具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地创作了大量乐府诗,既包括郊庙歌辞等雅乐府,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乐府歌诗。

但从目前学界对于沈约及其诗歌研究的现状来看,主要关注沈约的“声律论”、沈约生平研究以及沈约的咏物诗研究,沈约乐府诗歌研究仍是薄弱的一环。

本文旨在通过对沈约诗歌理论及乐府观的梳理、雅乐府与一般乐府歌诗创作特点的分析,发掘沈约乐府诗歌创作的变革与创新,并对其乐府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给予恰当评价。

沈约的“声律论”在中国古代诗歌文论中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对沈约诗歌理论的梳理,主要关注与乐府关系密切的“四声说”及以“四声说”为主要内容的“声律论”提出的背景；关注与乐府诗歌语言浅切、自然风格相关的“三易说”；关注沈约的诗歌审美理想；关注沈约的文学史观以及乐府观等等。

在该部分内容中,对沈约诗歌理论的梳理不求面面俱到,对沈约“声律论”的分析也主要从与乐府创作相关的“四声说”、提出背景以及评价等几个方面来论述。

对沈约乐府歌诗的研究主要以文本分析为主,主要对沈约乐府歌诗创作的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点等进行分析。

其中重点分析沈约乐府歌诗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呈现出的特点,如乐府的体制创新、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等等。

对沈约郊庙歌辞(雅乐府)的分析主要围绕沈约郊庙歌辞不久即被梁武帝废弃的历史事件,分析沈约郊庙歌辞在内容、形式、语言上的创新及特点。

并对沈约郊庙歌辞被废弃的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个人恩怨等进行探究。

最后对沈约乐府创作的成就进行总结。

主要从沈约乐府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沈约乐府与徒诗之间的关系和乐府诗歌审美情趣的改变三个维度,对沈约乐府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沈约乐府创作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文在写作上力图摆脱沈约研究的“声律论”中心,将沈约乐府研究放在乐府诗歌系统及乐府史系统中加以考察。

在坚持乐府诗歌传统的同时,关注沈约乐府创作的新创及变革,关于沈约乐府诗歌与文人徒诗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把握乐府诗歌发展到沈约这里呈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向,对沈约在乐府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恰当的评价。

“赋体物而浏亮”作者：陈矞欣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09期摘要：陆机的《文赋》以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和富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理论而闻名于世。

我们知道，作家的文学观念通常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这些文学观念又反过来影响作家的创作实践。

本文试图用《文赋》中提出的赋学理论“赋体物而浏亮”来观照陆机的赋文创作，分析其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

关键词：陆机文赋赋学理论创作实践西晋大家陆机的传世名篇《文赋》是对文学创作过程进行探讨和总结的著作，是陆机在总结自己与“才士”创作的基础上写成的。

《文赋》开篇写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

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

每自属文，尤见其情。

”所谓“才士之所作”既包括前人的创作，也包括入晋以来大量作家的作品。

而“每自属文”，则指陆机自己的创作实践。

因为常常感到“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故而作《文赋》来探讨创作的规律。

自朱自清先生揭示陆机“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的要义后，“诗缘情”说的重大理论价值才为世人所公认，但是朱先生的另一句话“他（陆机）还说…赋体物而浏亮‟同样扼要地指出了…辞人之赋‟的特征——也就是沈约所谓…形似之言‟”[1]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作为西晋最优秀的赋家之一，陆机总结的“赋体物而浏亮”在其创作的赋文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陆机论赋，未必否认其有“缘情”因素，但明确强调“体物”是赋的本质特征，这在中国赋学史上是第一次，与“诗缘情”一样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不仅因为诗和赋在文章众体中居于重要地位，将诗赋置于“十体”前席予以比较，还因为诗赋的关系困惑着众多赋论家。

诗赋固然“欲丽”，但二者毕竟分属不同文体，那么，其根本区别究竟何在？古人对赋体文学特征的认识始于宋玉。

《古文苑》中有一段评论《大言赋》的文字：“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

”[2]这体现出赋在描写意象时的夸张和以巨大为美的特征。

宋玉之后，枚乘在《七发》中论道：“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

汇编历代赋论的价值与意义赋论作为古代文论的重要内容，可与诗话、文话、词话、曲话、四六话一起构建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料的宝库。

诗话、词话和文话均起源于宋代。

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鼻祖，作于宋神宗熙宁四年（ 1071）致仕退居汝阴时期；第一部词话是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词》，约成于元丰初年；第一部四六话要数王铚的《四六话》，编成于宣和四年（1122）；而今存第一部文话著作当推南宋干道六年（1170）成书的陈骙的《文则》，它是我国最早的辞章学专著，实已不为说部所限了。

自此以后，历元明清三代而至于今，汇纂类丛书层出不穷，如诗话有清代何文焕的《历代诗话》（27 种）、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 29种）和《清诗话》（ 43 种），近人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 34种），今人则有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等。

（甚至域外诗话诸如日本、朝鲜诗话也有汇纂之书，如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词话方面则有唐圭璋的《词话丛编》（ 1934 年初版60 种，1986 年修订版增补为85 种）、朱崇才的《词话丛编续编》（ 38种）；文话方面有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143 种）。

即便是在古代文论史上较为晚出的曲话、小说话，也多有汇纂之作，如曲话有蔡毅编着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48种）、俞为民等的《历代曲话汇编》（其中专著近120 种）；小说则有丁锡根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黄霖、韩同文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清泉主编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録》( 文言笔记小说部分) 等。

然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辞赋的偏见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赋话类著作一直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虽然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辞赋研究、辞赋创作和批评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赋论资料整理也出现了徐志啸的《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高光复的《历代赋论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陈良运、王以宪等《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何沛雄的《赋话六种》（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出版社1982 年版），王冠的《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版），此外还有单部赋话的校证本，如《雨村赋话校证》（詹杭伦，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版）、《历代赋话校证》（何新文、路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等。

沈约辞赋研究沈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生活在南朝宋齐梁时代，生活阅历十分丰富，见识颇为广博，在当时的文坛享有盛誉，其作品也被后世广为传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沈约的辞赋作品,由于六朝文献的严重散失,其中大部分已经佚去,现在的所能看到的,只有从唐代欧阳询所编的类书《艺文类聚》中辑出的十篇辞赋的片断,和《梁书沈约传》所收录的《郊居赋》一篇全文了。

历来学术界对于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年谱、声律论、《宋书谢灵运传论》、《宋书》的史学价值和诗歌作品等几个方面，而对其辞赋的关注则相当少，导致对于沈约辞赋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将重点深入研究沈约的辞赋，希望能够系统、全面地呈现出沈约辞赋的创作背景、历史传承、思想内容和其中所体现出了文学创作理论，包括声律论和文章“三易”说，希望能够引起对沈约辞赋的相对重视，也使对沈约的研究进一步趋向全面和完整。

绪论，对沈约研究的现状进行简单梳理，指出有待提高的地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

第一章，结合沈约所处的社会环境、生平经历以及辞赋内容，对沈约的现存辞赋进行创作实践的考证，以便结合创作背景更好地理解辞赋中表达的情感。

接下来把具体的辞赋作品按照题材分为四类，进行细致解读，通过细致研读辞赋原文，全面理解其思想内容，深刻领悟其情感内涵。

第二章，根据沈约的相关文学创作理论，对沈约辞赋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分析，从其声律之美、赋的诗化倾向和“三易”文学创作观中发掘辞赋的独特艺术魅力。

其中声律之美主要得益于押韵、对偶、双声叠韵、平仄等的成功运用，赋的诗化主要体现在同题诗赋创作，赋中运用五言律句，诗赋唱和等方面。

第三章，重点研究沈约辞赋的历史继承，包括对楚辞的继承、对咏鸟传统的继承、对潘岳《闲居赋》和谢灵运《山居赋》的继承。

对楚辞的继承体现在骚体句式、虚词使用、词语沿用和写作手法等方面。

从《反舌赋》和《天渊水鸟应诏赋》两篇咏鸟赋中可以看出对前代咏鸟传统的继承，《郊居赋》中写实性的写景手法借鉴自谢灵运的《山居赋》，而赋中表达的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又与潘岳的《闲居赋》如出一辙。

展/示/联/家/风/采骈文辞赋对联2019.E I 骈文辞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概况文丨李牧童虽然辞赋是有汉一代之文学，但学者赵逵夫认 为，若从艺术成就来看，汉魏南北朝才是辞赋发展最 为充分和成熟的辉煌时期。

这一时期的辞赋特色，首先是抒情化的回归，辞 赋的主流是风格清新的咏物抒情小赋。

其次，从语 言形式来看，辞赋的骈偶化很明显，出现了一种新的 赋体——骈赋。

从表现题材来看，纪游和两性情爱 主题的辞赋大量出现，并有不少同题赋作，诗赋合流 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一些赋作出现了五七言诗句揉 合的现象。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辞赋理论的发展成 熟阶段，产生了像《文心雕龙•诠赋》这样系统化理论 化的学术著作。

究其成因，一则汉末以来的党锢之祸和黄巾起 义等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整个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 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残酷的权力斗争，政局极不稳 定，文人士大夫人人自危，大都避谈政治，厌世自 保。

儒家礼乐那一套已经分崩离析,代之而起的是 老庄及佛教思想的盛行。

《晋书》中描述当时的社会 风气道：“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 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油为通，而狭节信；进仕 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 勤恪。

”儒家重视群体，老庄强调个体，个性的觉醒造 就了文学的自觉，抒情化的冋归成为了大势所趋。

而两性关系本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食色性 也”，两性情爱题材成为表现主题之一，也自在情理 之中。

其次，魏晋时期汉语声律学得到系统发展，尤 其是南齐永明之际，周顒、沈约等人倡导“四声八病”之说,并将其应用到诗文创作之中，对辞赋的骈偶化 乃至律化影响颇大（骈赋和骈文虽然都是骈偶化的 文字，但其主要区别在于，骈赋是有韵之文，而骈文 则是无韵之文）。

李调元曾说道：“永明、天监之际，吴均、沈约诸人，音节谐和，属对密切，而古意渐远，庾子山沿其习，开隋唐之先躅。

古变为律，子山实开 其先。

”(《赋话》）这一时期的辞赋发展，又可以大致分为建安正 始、两晋、刘宋、齐梁陈隋等几个阶段（按：学者叶幼 明的分法）。

论中古时期对于赋体本质的认识彭安湘【摘要】从赋学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中古赋论是仿习汉代赋论格局并沿袭其论题展开的,但在赋本体论的问题上,它较之汉代赋论更多地接触到了赋体本质.概而论之,一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入手,认为赋是物感人心,体物探意的体现；二是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讨论,认为赋是赋家内心情志的流露；三是从赋文学艺术形式着眼,认为赋是“美丽之文”的代表.它们从不同角度显示了中古赋论重情、尚美的理论特征,并深化了人们对赋的文体本质和形式要素等审美特性的认识.【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1【总页数】5页(P11-15)【关键词】中古;赋体本质;"体物浏亮";"以情纬文";"美丽之文"【作者】彭安湘【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什么是赋？这一涉及本体论的问题，自赋产生以来就不断有人进行探求。

汉代即有“不歌而颂谓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赋，铺也，敷布其义谓之赋”(刘熙《释名·释书契》)等表述。

然而，它们或论赋与诗的区别，或是单纯的训诂释义，并没有触及赋体的本质。

尽管“靡丽、皓侈、广博”、“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枚乘《七发》)，“辞胜事则赋”(扬雄《法言·吾子》)类表述已隐含着从创作角度探寻赋文体性质的意向，但在重赋之功用的汉代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可以说，汉代不同身份的论赋者，对“赋”这一本体问题的探讨，尚处于认识的外围，或者说仅处于认识的朦胧阶段。

从赋学理论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中古(AD196——AD618) 赋论是仿习汉代赋论格局并沿袭其赋论论题展开的，但它又是在中古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生发的，故对汉代的赋论又多有引申、补充、偏离或超越。

浅谈《诗经》“赋”、“比”、“兴”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任何一篇作品都有它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诗经”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赋”“比”“兴”。

下面分别来说说它们的含义。

“赋”，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郑玄在《周礼》注言：“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者。

凡言赋者，直陈君之善恶，更假外物为喻，故云铺陈者也。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赋就是直接叙述写作事物的方法，它不借助于更多形象化的修辞手段，而是直截了当地铺陈叙述，把要表达的内容有层次地叙述出来，给人们以明确、完整、清晰的印象。

“比”，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比则是用其他的事物作比拟或譬喻的写作方法，它是用形象的事物来打比方，增强诗的感染力。

“兴”，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兴是一种先借自然界的事物起个头，然后借以联想，写出诗人内心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

《诗经》中运用兴的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中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来比喻青春少女，赞美她的美貌，祝福她婚姻美满。

且又烘托出少女出嫁时的欢乐气氛。

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象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凄凄，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等景物渲染出一种凄远气象，以此来烘托所思不见的怅惘心情；写芦苇上霜露的变化来暗示时光的流逝，使人意会到他（她）已经在秋水畔徘徊了一个清晨。

三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中三章的开头都是“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与下文控诉殉葬制度没有什么联系，它只起到协调韵律的作用。

这是对“兴”的浅析。

其实，《诗经》中的赋、比、兴往往都是结合使用的，有的一首诗赋比兴都有，有的一首诗或赋、比连用，或比、兴连用，或赋、兴连用。

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诗歌的表现艺术，对后世诗歌的传承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