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治理模式——德治

鸠山报告鸠山报告是中国古代治国经典之一，被誉为“古代政治学”的集大成者。

它是鸠山所著，道家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曾经对中国历史和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

鸠山报告主要通过论述人治和德治两种政治方式来探讨如何治理国家。

人治是指依靠个别人物的能力和才智来治理国家，而德治则是指通过道德和仁爱来治理国家。

其中，德治被认为是一种更理想的治理方式，因为它追求的是以仁爱和道德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并强调君主的德行和修养对国家的影响。

鸠山在报告中提到了君主德行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君主的德行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气具有示范作用。

一位有道德修养的君主会带动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提升，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鸠山进一步提出了“王道”这一概念。

他认为，君主应该通过推行仁政、廉政、节俭等原则，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并引导人民保持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

只有君主将自身的德行放在首位，才能以身作则，深入影响国家和人民。

这就需要君主在行事过程中遵循融合仁爱、公正、廉洁和公共利益的“王道”，以实现治国理政的目标。

除了德治和王道的思想，鸠山的报告还提到了贤能和廉洁的重要性。

他认为君主应该任用贤能之士，给予他们适当的权力和责任，以推动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同时，君主必须秉持廉洁政治的原则，杜绝腐败和贪污现象，以维护社会公平和人民的权益。

在报告中，鸠山还谈到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他认为君主如果具备德行和贤能，那么其权力就是合法的，人民也会自愿地接受和支持君主的领导。

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君主的个人能力，更体现了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

君主应当尊重人民的权益，为人民谋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的心。

综上所述，鸠山报告是对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总结和探讨。

通过论述德治、王道、贤能和廉洁等概念，鸠山提出了一套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

这些思想和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指导了中国古代君主和政治家的治国思路。

鸠山报告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对于探索和建设美好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治理模式——德治摘要：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主要是德法并用的治理模式，其中德治占主要地位，在漫长的古代政治中，君主得控制德治的发展以期不让其发展为人治，又得适当为法治留下空间来保障德治的正常运行，这样的模式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代治理模式德治一、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在古代儒家看来，社会秩序的和谐状态，在根本上要靠人们普遍的道德养成。

法律惩治只能在罪恶行为发生之后，进行一定的惩处。

孔子认为统治“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也主张德法相济，内外兼施。

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荀子把“礼”和“刑”视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治之经，礼与刑”。

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最有效的统治方式莫过于以道德礼仪来化民向善，在道德教化失效之后，才能施行法律的惩戒。

我国古代的法律规范是道德规范的提升，实质是依附于道德。

这样一种政治方式，从德治的角度看，是借用法治的惩罚性手段强化德治效果;从法治的角度看，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形成了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

二、德治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道家对君主寄予厚望,文子道德: 天下安宁, 要在一人, 人主者, 民之师也。

上者, 下之仪也, 上美之则下食之, 上有道德则下有仁义, 下有仁义则无淫乱之世也。

故君主是臣民之师。

法家亦主张圣者为王为师。

君主为法吏之师, 法吏为臣民之师, 天下之人师法君主的法令。

[1]古代君主想要实行德治，结果在德治与人治中往往行效不当，将德治做成人治，结果人民的利益与权利并不能很好地被表达与行使，同时在德治中容易忽略法治效用，造成法律效能丧失，法治效力被边缘化，以至于社会动荡，对君主执政造成影响。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同法治思想根本对立的。

人们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来面目，因而是不正确的。

论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思想摘要：“德主刑辅”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基本经验的总结。

儒家法律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

而“德主刑辅”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核心，其基本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以礼仪教化为主，以刑事惩罚为辅。

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乃立国之本，把德治上升到关系国家强弱、治乱、兴亡的高度，对道德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儒家的重德传统渊源流长，其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理论化于汉代中期, 法典化于唐朝，并被其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继续尊崇沿用，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长期影响着中国的封建立法和司法活动，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明德慎刑；儒家；德主刑辅目录引言 (1)一、德主刑辅思想产生的渊源 (1)（一）“德主刑辅”的基本含义 (1)（二）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形成 (1)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 (2)三、汉代“德主刑辅”思想的制度化 (4)四、隋唐时期“德主刑辅”思想制度化的进一步完善 (7)（一）隋朝《开皇律》 (7)（二）唐朝法律“德主刑辅”思想最终成型 (7)结语 (9)参考文献 (10)致谢 (11)引言德法兼治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发端于西周、确立于西汉、巩固于唐代的“德主刑辅”是中国德法兼治历史传统的主导倾向。

德主刑辅是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我国封建社会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

在历史上，“德主刑辅”作为儒家治国理念已延续两千多年，本文从“德主刑辅”建立的时代背景谈起，研究了在中国古代为何要实行“德主刑辅”这一治国理念，着重讲了周公以德服天下，明德慎罚的思想，讲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仁爱思想出发，继承并发展壮大“德主刑辅”这一治国政策。

尔后，又从群儒之首董仲舒的思想谈起，明确了“德主刑辅”观念的正式确立。

对中国法律传统中“德主刑辅”的思想内容、实现方式作了简要分析与阐述。

一、德主刑辅思想产生的渊源（一）“德主刑辅”的基本含义“德主刑辅”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基本经验的总结。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所谓德治，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

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深受德治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习惯于从人伦道德的视角观察和判断政治事物。

德治思想是儒家经世思想的核心，源于自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之精义，尤其是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

《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

儒家学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

德治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的。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民本思想，即认为人民是国家唯一的重心，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宁。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将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发挥。

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在总结夏王桀、商王纣灭亡的教训时说：“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

”尽管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以君为本，对民的重视是立足于君主的利益，为了君权的稳固和家天下的长久。

然而，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还是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的，客观上起到了使统治者更多地重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更多地考虑人民利益的作用。

德治讲求选贤任能。

贤人，即道德高尚而才能出众的人，是人中之杰，是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是国家之栋梁。

一个统治者自己贤能不足以将国家治理好，还需要一大批贤人，所以说：“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

”如果没有贤人相助，国君将一事无成。

孟子说：治国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处于领导位置上的应该是贤能之士，这样社会才能安定繁荣。

在选贤的原则上，韩非子提出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传统中国的治理概论在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儒家主张“以德治国”的治理文化，构建了社会稳定的礼治秩序，强调了德治教化的治理模式。

道家更加强调“道法自然”的治理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从自然哲学影响到政治哲学，强调统治者更应遵循自然规律，主张无为政治。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更加突出法律的重要性，不主张把国家治理完全寄托在圣贤的道德示范和百姓的道德自觉方面。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在治理形态和治理模式上融合了各家思想尤其是儒法两家治理智慧，并形成了“德主刑辅”为主导的治理文化。

这种“德主刑辅”治理模式本质上塑造了“礼法融合”的治理文化，一方面重视发挥“礼文化”的教化作用，涵养人心；一方面又突出“法文化”的制约作用，扬善惩恶，两者相辅相成，构筑了中国传统的礼法融合文化。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作为仁政王道追求的治国哲学，对政治价值确认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产生着根本的作用。

总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就是：倡导了“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的德政观，倡导了“以善养人、使民有耻”的教化观，倡导了“亲亲尊尊、重义轻利”的情义观，以及倡导了“重在调解、无讼息讼”的法律观。

“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的德政观在礼法关系中，德教的地位明显高于刑罚，“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明确“以德为主”，先德后刑。

道德也成为法律评价的准绳，“礼法”也被称之为“德法”，刑罚的适用一般都要建立在礼义的价值标准之上，因此，法律实际上是从属于道德的。

在实际运作中，历代王朝往往都要在开国之初修订礼制，以纲常名教的道德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并且通过修改礼制使其社会化，通过道德教化、风俗习惯等力求发生政教风化的实际影响。

“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实际上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了，这也是传统礼法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历史上，“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是促使道德法律化和法律儒家化的主要手段，儒家伦理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使儒家经义逐渐法典化。

“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的德政观其本质上要求两点，一是主张德政治理天下，二是为政者要有德。

试论我国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与德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时期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也应该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共同发挥应有的作用”。

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德治”“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如果不重视道德教育，一味地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

从汉代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有“独尊”的地位，因而“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论德治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讨论的德治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德治。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曾被界定为是一个一以德治国的国家，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不少历史人物和思想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论及过德治问题；其中，以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最为典型。

古代儒家以其特有的思路，提出了一系列的德治主张。

所谓德治即主张用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这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

孔子就明确指出，在德、礼、刑、政四种治国手段中，德、礼最重要，“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以后的不少思想家，都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观点，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封建正统治国思想。

应当看到，德治主张“为政以德”，“平政爱民”，施政要讲仁义道理，为庶民多做好事，这在历史上有它的进步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时封建专制苛政的残酷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疾苦。

但由于封建国家的伦理道德本质上是家族伦理道德的放大或社会化，“家者，国之本也”、“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等正是这种家庭血缘伦理的明证，因此其本质上仍然是人治。

中国古代的“德治”命题不仅仅是社会治理方法的概念，也是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概念。

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曾热衷于探讨这个问题，企图从中发掘出新的价值和意义，以便用来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问题。

“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

”[1]而今天我们实行的德治，主要是从治理方法上而言的。

由于德治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重新确定了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也充分说明了在当今社会，德治对于个人、社会、国家的不可获缺性。

今天的德治已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统一，德治已成为法治文明应有的内容。

1.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2.当今社会为什么需要德治近些年来，人们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有着越来越多的感触，从人们街头巷尾的议论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道德滑坡现象已是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