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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言”看晚明小说中通俗审美意识的兴起作者：牛玥来源：《都市家教·上半月》2017年第06期250107 山东协和学院山东济南【摘要】“三言”是宋元明三代最为重要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其中虽不乏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对市民阶层生活百态的描摹，这些市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趣事恰恰契合了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体现了晚明“民间化”、“市井化”的审美新格调，以及求实尚真思想下的经世意识这一新生审美势力兴起。
【关键词】“三言”；通俗审美意识明代是平民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通俗小说打破庙堂文艺独霸天下的格局，摆脱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束缚，逐步从边缘走向审美的中心地带，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就是这一时期的典例，其中的人物形象仪态万千、五光十色妆点着市民世界里的人物长廊，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蕴含了从事通俗艺术研究的艺术家在其时的审美意识论争中的理论映射。
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过程是迂回复杂的，晚明小说中的通俗审美意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表现在市民化的审美格调与经世治世的实学思潮的出现，它的兴起与发展对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全面革新与建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间”与“市井”的审美新格调“三言”犹如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然而细读之下我们发现，其中的文人雅士大多已褪去了耀眼的光环，他们不再附庸风雅，高昂着理想主义精神；也不再是演绎着诗情画意故事的主人公。
他们有的精于算计，有的卑微粗俗，有的甚至是猥琐不堪，一味贪图感官的享乐，混迹于市井小民之中。
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卷二》）中，庄子鼓盆而歌原为表达庄子对生与死的透彻见解，对“生死如一”的超然洒脱，而在小说里面，庄子却上演一出利用法术诈死来考验妻子感情的闹剧，致使妻子田氏最终羞愧自尽，而后庄子看透一切不再娶妻。
这样“神机妙算”的庄子看似技高一筹，清高孤傲，然而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声名和利益，上演不义之举，反映的是士人在当时动荡多变的社会中内心敏感、脆弱、多疑、狡诈的一面。
晚明文人的心灵困境与创作风格一、背景介绍晚明时期（公元1368年至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人。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晚明文人面临着独特的心灵困境和思想冲突，对于他们的创作风格和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心灵困境与思想冲突1.社会动荡引发的不安：晚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动荡频繁的时期，社会经历着战乱、官僚腐败等问题。
这些社会现象使得文人们感到彷徨和失落。
2.形势压制下的个体自由：由于政治压力和权力斗争，晚明文人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受到限制和打压，造成他们内心产生了巨大的自由度焦虑。
3.传统与现实的矛盾：晚明文人有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但同时也无法回避现实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变革。
在这种矛盾中，文人们苦苦思索如何保持传统精神与同时迎接现实世界。
三、创作风格的变革与特点1.题材拓展：晚明文人将目光从过去的传统题材转向了更广泛的现实生活，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百态、民生疾苦以及政治腐败等问题。
这种转变使得作品更具有真实感和时代气息。
2.写意和抒情相结合：晚明文人在创作中注重个性化表达，借鉴写意画法，将抒发内心情感与表达自身价值观相结合。
他们对于自然景物的描绘常常寄托着自己对社会命运和道德伦理的反思。
3.以诗为主体的创作形式：晚明时期，诗歌仍然是文人们最为擅长并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创作形式。
通过诗歌表达个体情感、批判社会现象并传递内心困境成为许多文人进行创作的主要方式。
四、代表性文人与其作品1.唐寅：唐寅是晚明时期的著名画家、文人与诗人，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对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的关切，以及内心困境和个体自由的探索。
代表作有《鼠石图》等。
2.杨慎：杨慎是晚明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与小说家，他通过批判社会上的种种弊端，表达了对人性之美和传统文化价值的追求。
代表作有《世说新语注》等。
五、影响与意义1.晚明文人对于创作风格和题材的变革开拓了后世文人的视野，并且为后来清代文人奠定了基础。
从“三言”中女性觉醒看明代士人的诉求冯梦龙笔下有着众多的觉醒女性，虽然这客观地表现了明代新思潮下的人性觉醒，但这些形象的塑造并不表示作家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主张解放妇女。
冯梦龙无意探讨中国女性的真正出路，而只是借“情”的理论教化苍生，以达到其“补天”的诉求。
小说中女性的觉醒更多的是下层知识分子对封建等级制的反叛及其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表现。
本文受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言二拍的人性觉醒研究”、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交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06WX59)。
“三言”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一座高峰，其中觉醒的女性群体形象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对女子聪明才智的赞颂与对其追求自主婚姻的热情肯定，展现的是作者进步的妇女观与婚姻观。
而结合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来看，这一群体其实是冯梦龙情教思想的载体，反映的是其“情教”的最终指向——“补天”诉求。
一、觉醒群体——“三言”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在我国传统政治生活中是缺位的，相应地，正统载道之文中女性也是缺位的。
小说作为演绎人生的重要文体，虽然无法回避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但其中的女性多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三国演义》中貂蝉是男人施行美人计的工具，《水浒传》中女性是被丑化的群体……这些女性或被作为工具或被作为陪衬，其本身并不是表现主体，甚至没有做“人”的价值。
中国文学长廊中并非没有抗争的女性，但这些抗争的先驱或黯然殒命或只在另一个世界实现虚幻的理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封建家长制的铜墙铁壁下化蝶双飞；杜丽娘为了追求心中的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坚持自己的追求。
但在“三言”中，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她们不再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安排，开始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参与生活。
1.婚恋观的改变是主体表现对于不能参与社会生活的古代女性来说，婚姻是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婚恋观的改变最能体现女性意识的觉醒。
首先，“三言”中的女性选择婚姻对象时，已突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有了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
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研究晚明诗人心态与诗歌研究晚明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诗人们面临了明朝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这些事件对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明诗人的心态和他们的诗歌研究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
晚明时期的政治动荡给诗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在此期间，明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不稳定导致了多次起义和战乱，这对于诗人们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他们眼见着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坎坷。
因此，晚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重要元素。
他们以诗歌作为表达情感和探索人生的媒介，借以抒发内心的痛苦和对时局的触动。
在晚明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独特的心态。
尽管生活在动荡的时代，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崇高的道德意识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他们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身的反省，使得他们的诗歌更具深度和内涵。
他们试图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念，表达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
他们关注人类的苦难和命运的无常，思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晚明诗人的诗歌研究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他们对诗歌的研究和创作有着很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
诗人们深入研究古代文献和诗词理论，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与束缚，开拓新的表现方式和艺术结构。
他们不断追求创新和变革，以自己的才情和想象力塑造出新的诗歌形式和风格。
他们多样性的创作手法和形式，让晚明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晚明时期的诗人心态与诗歌研究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了对现实的思考与对社会的关注。
他们的心态和研究也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诗歌技巧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和形式，也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从晚明诗人的心态与诗歌研究中获得启示。
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我们也可以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和创造。
“三言”、“二拍”反映的时代内容在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下，“三言”、“二拍”表现了不少新的时代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可称为晚明市民文学的代表作。
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
在“三言”中，经商已被视为正当的职业，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
“三言”、“二拍”的编者对商人的感情也与以往传统的观念不同，“二拍”中的一些作品更注重描写商人的逐“利”而不是求“义”，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
这种不是从道义的角度而是直接从经商获利的角度去描写商人，去赞美他们的囤积居奇、投机冒险、积极进取的商业活动，确实更贴近经商活动的本质特点，更准确地反映了晚明商人势力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歌颂婚恋自主，张扬男女平等的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也最脍炙人口。
而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这种男女爱恋之情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莘瑶琴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爱的基础之上。
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
“三言”、“二拍”所表现的这种婚恋自主的精神，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冲动，而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情故事时，还具有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而且赞颂了女性为追求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就是一个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典型。
在“三言”、“二拍”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旨在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三言”、“二拍”的作者在鞭挞奸臣、贪官、酷吏和种种社会恶势力时，主要是用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观照的；当他们在刻画一些“清官”形象时，较多地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那些贤明的“青天”，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２［作者简介］王新博（１９９５－），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明史。
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王新博（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２４）［摘要］明中期以降，发生了许多与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而士人群体的活跃也使得这种变化更加强烈。
晚明的社会变动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走向确实有一定改变，从中也能反思出中国古代历史晚期的种种问题。
本文着重以士人群体为主，探讨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士人群体的社会活动及心理动态。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士人；社会；心理［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３３０（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６－０６ 一、嘉靖年间庶民阶层风气的变化嘉靖年间社会风俗发生了很多变化，主要体现在由原来的淳朴节俭转为奢靡浮华，而且上行下效，官场上官僚阶层竞相奢靡，庶民群体也纷纷效法。
徐渭曾云：“吾乡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皆以富厚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于水陆之途．．．．．．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虽在襁褓，则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
”［１］（Ｐ５４６）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述了生活奢靡的变化，“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
”［２］（Ｐ３２０）可见从婚丧嫁娶，到衣食住行，这种由简而奢的变化已经为大众所接受。
很多明代士人感慨于风俗不淳、行为铺张，如方弘静曾叹道：“宇 承平久，里俗日益尚汰，蕞尔瘠乡，而与都会竞欲，过欲及”。
［３］（Ｐ２４０）事实上嘉靖以后风俗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不单单是奢靡浪费，更是对传统儒家社会的一种挑战和僭越。
明太祖初期，多次申明礼法的重要性，为此将乡饮酒制度推广，而在此时以乡饮酒为代表尊卑有序的场域，遭到了严重挑战。
“访得各府州县，有等无籍省祭官，及年老学霸生员，富豪义官，及罢闲吏典、退学生员等项，专一出入衙门，挟制官府，欺凌师长，害众成家。
从“三言”看冯梦龙的文学思想明清两代是小说空前繁盛的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小说不仅广泛流行于间阎百姓之中，而且受到了一批著名文人的关注，对长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批评尤为多见.短篇小说在明代末年，也渐成繁盛之势，最具代表性的当是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和凌蒙初所编的“二拍”，他们对民间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搜集、整理、刊行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同时，在评点及其序跋中也表达了他们的小说理论，在这方面，冯梦龙堪称代表.合称“三言”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可以说，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靠“三言”确立的。
一、“三言”中的商人观明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业和手工业日趋发达。
冯梦龙“三言”中的商业，商人观。
与传统儒家所信奉的，“重农轻商，轻财重义”。
强调的“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观念很不不同。
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
“三言”中不少作品，冯梦龙都把商人、手工业者作为正面人物。
把商人行为，手工业经济活动作为不可缺少的正当经济活动加以肯定，他热情地描写了人们的经商活动。
表现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称羡和追逐，甚至在一些篇章中还描写了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全过程。
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刘小官雌雄兄弟）中，作者写刘奇、刘方开设布店发财。
肯定了小酒店主人的急公好义，赞扬了小商人崇尚信义。
助人为乐的好品质。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汪革办铸铁作坊，开酤酒致富。
《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描绘了当时的手工业发展状况，歌颂了施复和朱恩这两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友谊和互助。
二、“三言”中的妇女观冯梦龙作为通俗文学家和小说理论家，首次提出了“情教观”的文艺思想。
“三言”的编纂及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无不反映他对真情的追求和通过真情教诲众生、改良社会的目的。
作品塑造出众多的妇女形象，并通过女性主题的开拓，揭露纲常名教及封建制度抹煞人性，践踏妇女尊严的本质和罪行。
晚明小说创作心态剖析摘要：晚明文人扎根于市民中间，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反映出特定时代环境下市民的心态，透过冯梦龙的“三言”，晚明小说创作的意识心态可见一斑。
关键词：晚明文人；意识心态；三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明代已日趋成熟了，无论内容、形式上均有了很大的突破。
从明初的历史小说《三国》、《水浒》，到明中叶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再到晚明的世情小说《金瓶梅》，无不标志着古典小说发展顶峰的到来。
特别是在晚明时期，小说内容在原来改编陈事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世情、人情的描摹，从颂扬英雄神魔到刻画市井细民，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等方面，更是大大促进了古典白话小说的发展，给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篇章。
世情、人情小说诞生于晚明决不是偶然的。
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晚明，我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到了最后的衰亡阶级，它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权奸横行，官场腐败，贵族阶级横征暴敛，社会道德沦丧。
反映在文化上则是反道学、崇尚真性情的社会思潮应运而生。
正是由于时局的动荡、社会体制的腐朽，相当一部分晚明文人失去了进取功名，安邦定国的仕途机会而失意非常，为生活所迫，“秀才没落，教乡学”，纷纷沦为普通市民并很快就加入到市井柳巷中去，与市民们同呼吸，共患难，深深地扎根于市民中间。
所以，晚明文人最能了解和感受市民的意识情感，并通过文学创作反映出特定时代环境下的市民心态。
当时出现了以郑元勋为代表的“自娱派”与市民文学唇齿相依，相辅相成。
“自娱派”大量吸取了市民文学的乳汁成长起来，很快就成为晚明文学的主流。
他们把自己游离于社会之外，追求倾心自然、清静无为，加之思想上深受市民意识的影响，很多地方近似于魏晋名士的放荡不拘。
自娱文人竭力鼓吹“随缘放旷，任性纵横”[1]，突出人的性格和主体性，破除一些观念对人的自由的束缚。
其实，这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导致的“纵欲思想”。
作家们以一种自娱的方式去摇撼“文以载道”的大树，追求个性解放，以一种虚无主义来突破世俗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