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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名词解释法兰克福学派：指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术团体的一个文艺理论学派。
其核心是黑格尔的美学，但同时也深受现代欧洲哲学尤其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以探讨文学本质为主题。
其创始人是海德格尔、韦伯和马尔库塞。
其中韦伯最具有代表性，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论成果：在黑格尔美学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如本质论、认识论、知觉与意识的关系、感性和知性的区别等问题，形成了以知觉学、精神哲学为特征的独特的“新黑格尔主义”。
提出，要使文学成为真正的艺术，不能只满足于摹仿生活，而应该寻找到文学自身的内容和规律。
基本观点：韦伯(alfredweb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
他的思想虽然继承和发扬了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并将它用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之中，但其影响远远超出这些领域，尤其是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因为他发明了著名的韦伯命题和理论，即“科学是一种研究方法”，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
韦伯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理论模式，社会的结构、制度、运作、演化、发展、变迁，无一不是一种理论模式，而且是可以用一种理论模式来概括和解释的，这种理论模式就叫做理论。
实际上，这就是理论的客观性原则。
因此，他强调社会学研究要以客观理论为前提。
韦伯还将这种社会学理论，用于历史研究、政治学、宗教研究、法学研究等诸多领域，成为19世纪德国极其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他对于理论的强调、他对理论的客观性，以及他所倡导的用客观理论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使得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理论的科学化开辟了道路，使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另外，韦伯还是一位“文化批评”的代表，他所谓的文化，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指的是特定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狭隘的理解为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的传统文化。
韦伯指出，每一民族都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所以，民族的文化就像血液一样渗透到民族的骨髓之中。
法兰克福学派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内部涌起了一股波澜，出现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在第二国际后期，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哲学等方面全面批判、修正马克思主义，否认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企图以庸俗唯物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代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面对这股修正主义狂潮，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梅林及德国党的理论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出面还击，责无旁贷。
然而，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欠准确，在反对修正主义思潮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里，考茨基表现尤为明显。
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否认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及主体性。
更为甚者，他对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提出否定看法，从而在维护马克思主义时僵化、凝滞了马克思主义，无意中为这股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场理论中的混乱争吵，似乎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得到了历史的裁决：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有可能通过暴力来实现。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马克思所预测的欧洲资本主义总体革命未能实现，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投入其中的欧洲工人运动未能成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些理论家，如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开始思索失败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种"左"倾思潮。
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它便在党外发展。
这股思潮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不过，这个概念出自于梅洛-庞蒂于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梅洛-庞蒂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卢卡奇发表于1923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有两大趋向，一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是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
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而得名。
这个流派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
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由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
刚开始，研究所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对各种不同观点兼容并蓄，理论脱离实际，学院气太重，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作为和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
霍克海默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决定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克服过去单纯研究哲学、忽视社会现状的偏向。
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从不同学科领域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如卜洛克、格罗斯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文塔尔等，先后被吸收参加了该研究所工作。
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几经周折，迁居美国，坚持对法西斯主义批判。
战后应西德政府之邀，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等人于1949—1950年返回德国，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同实证主义社会学展开论战，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
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
其主要理论论题，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家”进行了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
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
法兰克福学派简析在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有或科学、或荒唐、或恒久、或短暂的思想闪现，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历史太久，翻看对我们影响较深的近代思想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占了较大部分。
而细究当代西方文学又可见，经历过马克思的科学论断、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以及尼采的行动哲学等思想风暴，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在之前人文主义、现实批判等思想的影响下诞生了法兰克福现实批判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这个学派的名称来源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创办于1923年。
1931年，霍克海默担任了所长。
他在一篇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
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
霍克海默尔并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研究宣传自己的思想。
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哈贝马斯等人。
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研究中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单向度文化”的概念以及“机械复制”理论。
在这些学者眼里，传媒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批判的社会理论是其主要特征；之后三十到四十年代，对科技的“悲观主义”思想占了上风，成为其思想的主要特征；五十到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影响力上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其中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受到青年学生的狂热崇拜和极度推崇；而1969年以后，内部研究成员观点的分歧日益严重，研究所逐渐分化解体，法兰克福学派的组成和影响都逐渐衰落。
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它的出现及其影响力对于20世纪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人们对于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多元性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也逐渐走进了中国，并在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试图对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分析。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概述法兰克福学派是二十世纪5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个社会研究小组。
由于研究课题多涉及广泛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因此该小组成员多具备较强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和特长。
该小组的创始人是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阿多诺、埃里希·弗兰克福特、赫尔曼·马尔库塞和弗里茨·纽曼等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兴趣主要涉及功利主义，教育政策和文化产业等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了批判性思想和社会理论，以此来探究和解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异化问题，即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脱节和失衡问题，不公正和剥削问题等。
因此需要通过批判性思考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领域中，最为知名的是其对于文化产业的探究和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文化产业是一种商业化的、工业化的文化形式，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消费者的需求来实现经济利益。
而这种商业化的文化形式所带来的是人们对于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物质或者政治因素的忽视，从而使得现代文化成为了一种失去内在价值的商品，而这种商品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都是无可挑剔的。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在中国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文化多元性的加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也渐渐走进了中国，成为了中国西方思想研究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和智者们也开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一现象推动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被引进到中国，对中国学术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一种争论和反思现代化的文化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曹卫东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转型，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亮相，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
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批判也相继登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更叫人目不暇接。
但是，必须承认，这些批判大多都是应景应时式的，多少有些走马灯的味道。
于是，人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反思。
追根究底到了一定的地步，似乎又得出了这样一个共识，认为造成时下大众文化批判走调的罪魁祸首是法兰克福学派。
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天大的误会。
过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个别人物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实践，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批判，实在是有悖于其精神和原旨。
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只是在某个具体时刻集中对大众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和批判，而且还是个别人为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阿道尔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对文化工业所作的论述了。
我们姑且把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差异性大于同一性的松散团体看作一个整体。
那么，他们共同的兴趣，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点，就是现代性批判。
即使是阿道尔诺的那些有关大众文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都是为他的理性批判和社会设计服务的。
比如说，他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著作肯定要比他有关勋伯格和马勒的音乐、瓦格纳的歌剧等的论述来得重要；况且，就是在从事大众文化批判时他也并没有一味地停留在个案研究上，而是不失时机地升华到社会理论的高度，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前期准备。
因此，我们或许首先应当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看作一种介于社会理论与哲学话语之间的批判理论，一种对待现代性的哲学立场，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其理论精髓和思想实质。
为此，我们不妨多多关注他们在方法论、认识论、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如霍克海姆的《工具理性批判》、阿道尔诺的《认识论元批判》、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等，而不要老是把眼光紧紧盯在那些虽不是无关紧要，但决非举足轻重的文化批判著作上面。
再说，我们也没有必要一提到法兰克福学派，就光想到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而对另外两个并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的人物缺乏兴趣，置若罔闻。
我说的这两位是霍克海姆和哈贝马斯，人称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双H"。
真正能够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并且将这种批判精神一以贯之的，恰恰是霍克海姆和哈贝马斯这两位相互之间并不和睦，甚至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师徒。
他们的理论并非一个“文化批评”所能概括得了，说得绝对一点，他们的理论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文化批评”不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关系微乎其微。
他们本人对于“文化批评”这一概念也不予接受，还间或作了尖锐的批判，如霍克海姆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对现代艺术的社会属性所作的阐述，以及在工具理性批判意义上对大众文化所作的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
我们不惜笔墨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所谓的“文化批评”之间划清界限，是为了把研究和接受法兰克福学派还原到它本来的理论语境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地确定其历史效果。
我觉得不妨从以下两个层面即本体论和文化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加以清理。
而对于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天壤般文化差异的我们来讲，它在文化际意义上的历史效果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
但前提依然是首先要搞清楚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对法兰克福学派在汉语世界中的有效性加以检验，首先必须澄清其在西语世界中的有效性。
关于在西方的有效性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们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所自觉，并开始认真去做了。
一九八四年，在Ludwigsburg举行了题为“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的研讨会，分为哲学、社会理论和美学三大研讨主题，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徒子徒孙们对他们先辈所从事的那部分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并不十分关切。
在这次讨论会上，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幕是，作为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和作为第三代代表人物的魏尔默联袂登场，共同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和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批判理论”或“法兰克福学派”所显示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同一性。
除了在纽约的几年外，他们从来都没有自称是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
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并且一如既往地称他们是一个学派，实在是他们巨大的历史效果造成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理论学说之间具有相当的亲和性的原因。
哈贝马斯指出，开放性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另一特色。
作为一种研究传统，批判理论的老老少少个个都没有被这种虚构的同一性所束缚，而是异常地开放，他们公开接受不同乃至相悖的理论传统，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等等。
哈贝马斯不无遗憾地指出，开放性和异质性造成了他们学说的历史效果的复杂性，因而不太容易为人们所把握，误解和曲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哈贝马斯话里话外，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已经陷入了解释学的循环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解释学的问题。
我们从哈贝马斯本人的努力中可以理解的一点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所从事的是一种解释学的工作，其原委大概就在于此。
作为哈贝马斯的亲炙弟子，魏尔默除了强调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立场，一种批判立场的重要性之外，对他老师的意见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但他补充认为，批判理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哈贝马斯的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一方面他继承了早期霍克海姆及其同伴的社会理论纲领；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语言分析哲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因而在范畴上和早期批判理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有所区别。
有了他的理论，批判理论才找到了一条走出辩证法否定主义死胡同的出路”。
在魏尔默看来，哈贝马斯的理论综合了三大领域，即康德道德哲学的普遍主义、黑格尔社会理论的实在论以及韦伯后形而上学的经验论。
还有一点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和哈贝马斯在分析霍克海姆前后期理论差异时强调宗教（犹太教）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样，魏尔默在指出哈贝马斯后期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发生转变时也基本肯定了其神学意义。
师徒二人同台报告，一唱一和，甚为融洽。
这固然同当年霍克海姆和哈贝马斯师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法兰克福学派是有其内在认同和传统的，我们不妨学学批判理论惯用的“综合”方法，对哈贝马斯和魏尔默的观点加以概括。
首先是工具理性批判。
《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传统，揭开了工具理性批判的序幕，此后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圣〃布罗伊和托伊尼森继续从否定主义的角度定义理性，并在社会学范围内对资本的形式进行分析，在哲学领域里则继承了否定神学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建立起了交往理性概念，施奈德巴赫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交往理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的共同目的是要用交往理性矫正工具理性；在理性批判中，理性的他者的地位问题一直比较玄妙，也比较棘手。
赛尔对它是先批判，再接纳，用批判把理性及其他者协调起来，这样做倒是很得其先辈的真传。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诗学意义也不容忽视。
我们已经注意到，那次围绕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所展开的讨论关注的有三大主题，其中美学问题独树一帜。
阿道尔诺的《美学理论》奠定了批判理论的诗学意义的基础，随后斯丛迪、伯格夫妇等矢志不移地对审美现代性作深入批判，尤其是P.伯格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先锋派理论》中还尝试建立一种批判诗学，国内对该书并不陌生，然而理解上却很有问题，大多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本评论先锋派的著作，其实，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就叫做“建立一种批判诗学”，作者在前言里说的更是一清二楚，他是要把批判理论应用于当代诗学重建。
此外，比较关注批判理论诗学意义的还有魏尔默和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等。
社会批判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核心。
到了当代，耐格特和克鲁格对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进一步加以批判，并努力建立一种针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奥佛和贝尔格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学说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理论浑然一体，共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法兰克福学派在作体系建构过程中从来没有忽视经验型的个案研究的重要性。
换言之，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一直重视把先验分析与经验基础有机地结合起来。
难怪人们称他们的理论是一种介于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准先验的理论”。
在这方面同样还是阿道尔诺充当了开路先锋。
他有关音乐和文学的评论著作堪称范本，厄佛曼则把他的方法运用到了结构主义社会化理论当中，邦斯的人种学方法论对此也有大胆尝试。
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社会批判，或是审美现代性检讨，都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终目的，他们反复探讨，苦苦追寻的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回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而且也回到了康德。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自身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对其历史发展逻辑的研究，业已形成了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特学科。
就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研究而言，值得一提的有杰以及杜比尔和维格豪斯等人的著作。
另外还有一大批集中研究单个成员或其代表著作的专题论著，如迈卡锡对哈贝马斯著作的坚持不懈的翻译和研究。
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始料未及的最大的历史效果或许还不在西方范围之内。
他们真的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理论能够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这块世界上最大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地域里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
他们一上来就不关心文化际的历史效果问题，截止到十多年前还是这样，这是他们的那种无法摆脱的西方中心论作祟的结果。
那次开会，他们也装模作样地邀请了一位中国学者忝居其中。
可是，我翻遍了会议资料，也未能找到这位学者的片言只语，只是在与会者名录中有他的大名而已。
但今非昔比，可以假设，如果他们现在再召集这样的讨论会，那么，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他们不会再无的放矢，随意邀请中国学者，二是与会的中国学者不会再一点声音都没有。
有迹象表明，他们如今态度已有较大的变化，并开始正视文化际的意义问题，比如哈贝马斯近来就着手检讨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对现代性设计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为之孜孜不懈的工具理性批判（首先是意识形态批判）在西方是个问题，在当前的中国恐怕也不失为一个问题。
就工具理性批判而言，我们必须把法兰克福学派放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把从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异化学说到霍克海姆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看作是一条线，统筹考虑。
事实上，从整个现代性批判来看，这只是一条明线，另有一条暗线贯穿于他们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清理过程之中，如果要往上追溯，可以一直追到赫尔德（Herder）和维科以及德国浪漫派的反现代化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对反现代化的两条逻辑思路的清理和批判，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少走弯路。
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所置身其中的资本社会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提醒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遭遇的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