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1901-1972）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
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长子。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梁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出生日本东京，1912年随父返国。
1972年1月9日卒于北京。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院研究世界建筑史。
1928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1933-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
1934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营建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
他还曾任中央研究员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教授、普林斯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等职。
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不朽贡献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以他身体和学术的最强壮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众多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对老匠师们的采访，写出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专著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众多的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为我国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这门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梁思成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竭尽全力，多方设法保护，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敌站区古建筑文物、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待解放地区古建筑文物领导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在战争中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保护北京的城墙、牌楼、北海团城等等竭尽了全力。
他还多次为文化部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古建筑工作人员培训班讲课，培训专业人才。
梁思成在二站期间，任站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时，于1944年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美军）编制敌战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并将其表明位置的同时，还建议盟军在战争中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称京都、奈良。
把那里的珍贵文物古建筑当作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来看待。
此事受到国际上普遍的称赞，日本报刊一再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建筑学界一代宗师，毕生为近代中国建筑学术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61年，他撰文教导清华学生“求学问需要精，但是为了能精益求精，专的更好就需要博。
”“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
”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梁思成先生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著名学者、清华国学院导师。
梁思成出生时，正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他的出生给这个动荡不安的家庭带来了欣慰。
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家回国，先住天津，后搬至北京。
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开始了8年的清华求学生涯。
清华求学期间，梁思成才华出众，爱好广泛，对音乐、美术、体育都有浓厚兴趣。
在全校运动会上，梁思成撑杆跳高曾获第一名。
他的器械运动技能精湛，马约翰先生晚年还记得梁思成当年体育是好样的。
梁思成在音乐方面有很好修养，他与黄自等人组织合唱团，学校成立管弦乐队后，他是第一小号手并任队长。
他的美术尤其出色，深得美术老师称赞。
曾被美术老师指定和闻一多、杨廷宝等人组织一个“研究艺术及与人生关系”的艺术团体“缪斯”，活跃了学校文化艺术氛围。
梁思成不但多才多艺，还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的中坚分子。
一次，梁思成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一名参议员当众道歉，在军乐队护送下凯旋回校。
由于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被同学誉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梁思成于清华毕业，1924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建筑，开始了作为建筑家的光辉生涯。
中国人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梁思成出生之时正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之际，在学校和家庭里都受到深切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外求学时，他看到外国博物馆收藏着不少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我国文物珍宝，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古代建筑文物都有妥善保护并有专门机构进行长期而系统的研究，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的，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
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他们的同仁，以简陋的交通工具，奔波于穷乡僻壤与山峦沟壑中，从事艰辛的古建筑踏勘与测绘调查，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
他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记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成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他克服生活和身体上的种种困难，历经数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著作，迄今此书仍以其先例精当、引文浩博、文字精炼而独树一帜。
同时他还用英文撰写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等。
李约瑟曾称赞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历史学家的翘楚。
抗战期间，美国曾有多所大学和博物馆邀请梁思成去讲学并给林徽因治病，但他回信：“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它，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正是抱着一腔爱国之情，梁思成、林徽因等历经磨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将深沉的爱与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
反对“半个人的世界”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先后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
梁思成培养、发掘和团结了一大批人才，他经常说“君子爱人以德”，并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普遍爱戴。
梁思成认为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体，他对文化的理解并非狭义的限于某些学科，而是涉及到更广更深的领域。
他主张建筑师必须有广泛深厚的文化修养，建筑师的认识领域要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是建筑师应当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他强调教育要“理工与人文结合”，认为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文教育缺乏，形成“半个人的世界”，只懂得工程而缺少人文修养的人只能算半个人，他反对“半个人的世界”。
在建筑系课程设置上，他有意识地加强专业课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认为学术修养要博精结合，“‘专’不等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牛角尖’里”。
“既有所专而又多能，能精于一而又博学；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求学上应有的修养。
”“为了很好地深入理解某一门学科，就有必要对和它有关的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否则想对本学科真正地深入是不可能的。
”梁思成先生将自己一生的心血投入教育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结出了丰硕成果，清华建筑系人才辈出就是对先生最好的汇报。
梁思成曾为拆除景德街牌楼而伤心落泪解放初期，人们出于对建设新城市的热忱，视老北京的城墙、城门和牌楼为阻碍交通、封建腐朽的废物，毫不怜惜地将其拆除。
帝王庙前的两座景德街牌楼，因发生过几次交通事故，被列入首拆范围。
著名古建专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向周恩来总理进言说，北京的古牌楼属帝王庙这两座形式最好，雕刻最精，晴天时衬托着阜成门，可以望见西山，落日余霞时景观尤为优美。
周总理答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954年1月8日，这两座明代牌楼还是被拆除了。
梁思成难过至极，伤心落泪了好几天(见梁思成夫人林洙所著《建筑师梁思成》)。
梁思成有句名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他说过，“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五十年弹指而过，时代在进步，观念在更新，人们终于明白古建筑是历史的载体，是文化的宿主，是城市的精华。
为了搬迁159中学，修复帝王庙，北京市和西城区政府共投巨资3亿多元，自2000年起，费时5年之久，终于使这座有着470余年历史、全国仅存的历代帝王庙恢复了原貌。
2004年4月8日，帝王庙举行竣工典礼，4月11日，迎来了孙中山孙女孙穗芳等首批海外游客1200人，共同拜谒了炎黄先祖。
4月28日，肃穆堂皇的帝王庙正式对社会开放。
梁思成百年祭梁思成如果活着，他是一百岁了。
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
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
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
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
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1957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
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
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
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
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
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
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1957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
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
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