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德符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

论沈德符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作者：李祥耀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03期[摘要]沈德符诗歌题材大致分为记事、咏怀、咏史、赠答等四类，这些作品喜好用典，文人气息浓重，也常用比喻、拟人、通感等手法，但作品散文化现象比较严重，部分作品尚有模拟之弊。

他认同竟陵派的“真诗”观，但反对竟陵派“枯瘦”的诗风；他推崇公安派，但对公安派好“奇”的倾向并不认同。

他主张学习唐诗之真“性情”，实现境、景与情、赋的完美结合。

沈德符的诗歌创作力主真情，诗学观公允、开放、包容，对晚明清初诗坛影响深远。

[关键词]沈德符；诗学；竟陵派；公安派[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6）03—0114—03沈德符平生好收集前朝典故，著有《万历野获编》一书；闲暇时亦好吟诗，著有《清权堂集》二十二卷。

晚明时期，诗坛流派更迭，喜好不一，沈德符以其独特的诗学风格自成一家，于明末清初诗坛影响颇深。

一、诗歌题材及创作特征沈德符的诗歌题材大致可分为四类：写景记事类、咏怀类、咏史类、赠答类。

沈德符的写景记事诗又分为山水、田园两类。

山水诗多作于出行途中及与友人出游之时，或写星月兼程之劳顿，或写携友出游之见闻，或写各地山水景色。

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沈德符的人生经历、行藏出处与精神世界，对考证沈德符的活动范围与活动轨迹有着很积极的作用，如《邯郸道中大雪》《邢州道中》《定州早行》《人都》等；另一部分诗作在描摹景物之时，也流露出内心沉重的感慨，如《过泗亭重游镇山书院志感》云：“幼失父兄孤学废，梦归丘垄寸心违。

”此类作品善以景写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沈氏对羁旅仕途的厌倦及对归隐田园的向往。

沈德符的田园诗多为乡居时所作。

作者以田园景色自娱，表现出一种闲适、淡然的心态，如《晚春园居十首》其二：正商单袂服谁宜，已是闺深梦浅时。

柳幕选声莺浪子，花房命侣蝶妖姬。

藓成文字云生石，竹逞婵娟月在枝。

定水一宵萍布尽，冶心无计皱春池。

沈德符一生仕途坎坷，功名之心渐灭，乡居时更好习陶渊明之作。

他的田园诗流露出南宋诗静谧、自然的风格，热衷于对田园景色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而诸如“皱春池”则体现出他好用典故的创作倾向。

沈德符的写景记事诗，不唯描摹景物，更喜情至之时随性而作，体现出一种随性而作的自由心态。

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沈德符喜好用典，未除宋人习气，如《赠范素娱校书八绝时新自金陵游吴约同入山看梅》云：“美人两队归倾宫，色主新临众艳空。

粉阵孙吴俱退舍，尽知小范在军中。

”此类作品多用典故，诗中充满人文意蕴，景物简单且富有情致，但仍留有宋人引经据典、矫揉锤炼之习。

作为一名史学家，沈德符创作了不少咏史诗。

此类诗作多暗含沈德符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见解及主观情感，如《邺中怀古八首》：横槊挥戈地，移钟易鼎都。

再兴湮赤伏，三辅畋黄图。

北面方辞县，东门已啸胡。

阿瞒真善算，遗毒晋诸孤。

（其一）名父无凡子，生能臣仲谋。

事宁惭舜禹，誉不借应刘。

伏魄铜台过，飞魂洛水游。

漳声含咽去，喟未极风流。

（其四）沈德符称曹操为“阿瞒”，对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深表不满，称此举“遗毒晋诸孤”，批判之意非常明显。

他对东吴孙氏的评价则以正面为主，“名父”“能臣”都可以看出他对东吴政权的赞赏。

当然，他的咏史诗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

以第一首诗为例，诗中不断作叙及曹操功过，叙事倾向明显；“方”“已”等虚词的使用，使得这首五律诗失去了律诗应有的工整与严谨，反而更像一小篇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的骈文。

另，《清权堂集》卷二十一收《臆史杂言》诗一百四十首，这一百四十首绝句既包含沈德符对于历史的见解、思考，也包含他对于文学的好恶判断。

如：贪欹玉树倚临春，慨慕金吾娶贵嫔。

同号丽华同作后，姓张福逊姓阴人。

（其一）南唐围闭佛无神，救苦声中礼战尘。

莫恨北僧工间谍，此城曾饿姓萧人。

（其四）前诗写阴丽华与张丽华同名且同为皇后但结局大相径庭的原因，沈德符将其归结为陈后主贪慕权财以致错娶；至于妻子，则是“福”的问题，福深则寿长正寝，福浅则祸国早逝；其观点与前人红颜祸水说相比，已有所进步，但仍带有宿命论倾向。

后诗探析南唐灭国之原因：南唐厚礼崇佛，但这也直接导致南唐灭亡。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沈德符的咏史诗观客观公正，他敢于质疑历史，善于总结经验，为后人提供历史教训。

赠答诗在沈德符诗作中所占比重最大，内容无非叙友谊，感别离，庆生吊丧，唱答互和，整体成就不高。

其赠答诗特点明显，即善于借用历史典故和历史人物来表达情感，抒发志向，如《送岳宪副之楚》：大江日耀节旌新，南祀风清案牍尘。

庾亮邀为楼上客，屈平署作部中民。

几程渔路通泰隐，一束宫腰梦楚人。

到日武昌鱼不乏，莫教芳讯断波臣。

诗颔联、颈联引庾亮、屈原的典故，祝愿友人能够有所作为，这既是对友人的祝愿，也是沈德符自我心愿的寄寓。

第一，沈德符的诗善用典故，且用典贴合诗中情境、事物，表现出浓郁的文人意蕴；但其诗也存在用典过度的情况，使得诗歌显得过于文人化，呈现出繁缛、雕琢之态。

第二，多使用比喻、拟人手法，善造“有我之境”，在描写景物时，善于将自己的感情投射于客观事物上，以己情度他物，使客观事物生动灵活之同时，也让自我情感得以外化，达成内外情景之交融。

第三，他善于使用联觉通感，将无形的事物具体化，使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打通，相互转化，让读者更易于感受作品所表达的情感。

第四，巧用被动语态，在语句的表达上，沈德符往往能够找到最佳切入点，通过调换叙事顺序，改变叙事方法，把原本平淡的语句变得鲜活，将自己的情感体验通过景物真切地表现出来。

第五，沈德符的诗歌散文化倾向明显，其诗往往突破古典诗歌情景交融、意象互证、含蓄蕴藉的传统，沿袭宋诗好议论、多虚词的特点，使得诗歌创作突破传统审美概念，显示出诗体弱化的倾向。

第六，有明一代，诗坛复古思潮成风，剿袭模拟之弊漫延，部分诗人将前贤作品生吞活剥，据为己有；此类现象在沈德符诗作中亦有所体现，这直接表现在他创作的大量集陶诗、集唐诗中，他的部分诗歌直接剪切前贤只言片语进行拼凑，忽视了自我的创造能力。

二、诗学思想沈德符与竟陵派交往甚密，前人多把其诗学主张归于竟陵一派，认为他与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相近，即重“真诗”“性灵”。

钟惺主张“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

谭元春认为：“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绝不与众言伍。

”沈德符的诗学思想也体现出此种倾向，他主张将自己的情感、意志注入诗歌，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性描写，表达自己独立的、不可复制的情感。

他认同竟陵派向古人学习的做法，“引古人之精神”，在创作中引用古人诗句或典故。

但这并不意味着沈德符完全认同竟陵派，他对竟陵之弊亦有清醒的认识。

他在《谭友夏夜话》一诗中一针见血地指陈时弊：“动即拟钟谭，叔敖岂优孟？譬学赝米画，一抹技已竟。

斯道大域中，孰授尔蹊径？初意汰铅华，究使俚丑盛。

枯骸较丰肌，臧谷殆同病。

”沈德符对钟、谭二人的文学地位持肯定态度。

七子之后，二人雄视天下、号令文坛，空疏之徒群起效法，却陷入自矜、争斗之泥潭，他们学习钟、谭二人的作品多是生硬的模拟，以致作品“俚丑”不堪。

在沈德符看来，“枯骸较丰肌，臧谷殆同病”，言辞干枯之作与辞藻华丽的作品，皆不可取；而“枯”正是竟陵派之通病，沈德符认为“枯”与“丰”皆为诗家之“病”，说明其诗学思想与竟陵诗风有本质区别。

事实上，沈德符与公安派的交往也非常密切，他在《哭袁小修六十韵》中说：“髫岁交袁氏，中郎与伯修。

通门叨小友，延誉向同俦。

”对于公安派的观点，他也非常认同。

公安派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写作大多信手而成、随意而出，他们不喜欢在作品中铺陈道理，多根据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及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清新洒脱、清逸自如的艺术效果，这些倾向与沈德符诗学趣好几无二致。

沈德符于袁氏兄弟称赏有加，他赞叹袁中道“文字班窥豹，风骚耳执牛”，推其为文坛领袖，称赞他“庄仍咏维迪，席间集枚邹”，将其作比肩汉唐大家。

沈德符推崇公安派，诗学观点与公安派极其相似，但仍不可据此将其划为公安一员。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邸中偶与袁中郎谈诗，其攻王李颇甚口而詈，于鳞尤苦。

予偶举李华山诗，袁即曰：“‘北极风烟还郡国，中原日月自楼台。

’如此胡说，当令兵马司决臀十下。

”余曰：“上句‘黄河忽堕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对稍未称耳。

”袁微颔，亦以为然。

偶案上乃其新诗稿，持问余曰：“此仆近作，何语为佳？”予拈其《闻蝉》二语云：“‘琴里高山调，诗中瘦鸟吟’最工，并其《邺中怀古》一联云：‘残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镕化，前人未有，但结联‘曹家兄弟好，无乃太淫荒’，忽讲道理，近于呆腐。

”袁笑谓予赏音。

但渠所最推尊，为吾浙徐文长，似誉之太过。

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诗云“三五沉鱼陪冶侠，清明石马卧王侯”，谓予曰：“如此奇怪语，奔州一生所无。

”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语有何佳处？且想头亦欠超异，似非文长得意语。

”袁苦争以为妙绝，则予不得其解。

在评点李攀龙诗作时，沈德符与袁宏道的部分观点比较接近。

对李诗中的“佳语”，他也不吝赞美之辞；对其诗中的“呆腐”之语，亦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

袁宏道推崇徐渭的作品，但沈德符对徐氏奇怪之作并不认同，因此，他对袁氏之语不以为然。

可见，沈德符虽然力推公安派为文坛宗主，但他对公安作家并非一味推崇，在审美情趣方面，二者差异明显。

沈德符的诗学主张与公安派、竟陵派有所交集，但他更有自己独立的诗学见解，他在《马仲良诗集序》中说：明兴以来称诗，至弘正之际而李、何出，范永徽、开元之貌而俎豆之。

繇是贤愚争夺，巧拙共赴，盖摄持世界者几百年，而渐有腹诽者……然讳江笔之暮年，贪薛笺之小样，盎盆堆景，猿鸟哀鸣，可永永作耳目供乎？盖前之为庄语者，多易京楼上妇人，即习大声，闻数里，而听者嗤其非质。

今为微言之人，又多江东伧父，学王谢侬音细唾，有识者遂以风流相许乎？沈德符认为明代诗坛复古运动奉唐诗为圭臬，百余年来诗人趋之若鹜却未得其精髓，只是堆叠累砌、仿造其形，而今又学魏晋，学王谢侬音细唾，却无人学得魏晋风流之真谛。

什么才是唐诗精髓？沈德符这样解释：燕、许簪裳于观阙，李、杜亢庄于江湖，以至钱、刘之流连光景，温、李之描画闺奁，总能自以全副精神，开拓阵势，胸无伏匿之物，喉无嗫嚅之音。

辟之群饮，然深浅不同，各极本量而止。

夫是之谓不失性情。

唐诗之真谛在于“自以全副精神，开拓阵势，胸无伏匿之物，喉无嗫嚅之音”，即无论在怎样的境地，或是庙堂或是江湖，唐代诗人总可以用饱满的精神面貌对待诗歌，积极开拓诗境，将一腔真性情完全注入诗中，他们胸怀坦荡，善于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发为文章，畅所欲言，喉不存语。

但是畅言并非强求诗人达到何种认知深度，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各自的性情与体悟，达其“本量”而止，实现客观境、景与主观情、赋的完美结合，这才是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