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引说《诗经》考论《孟子》一书长于说理，引说诸经作为立论根据是其常用有一种说理方式。
诸经中，以引说《诗》《书》最为习见。
这与赵岐在《孟子题辞》所说的“孟子通五经，尤长於《诗》、《书》”一致。
近人黄寿祺亦云：“孟子游于六艺之中，留意《诗》、《书》之际，敦教化，明人伦，此与《论语》同者也。
”就《诗》与《书》二者而言，《孟子》中又以引说《诗》的地方居多。
一般认为，在先秦毛诗传授系统中，孔子之后，经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六传而至荀子，荀子传大毛公，其间没有孟子的环节。
然而，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从孔子到荀子两百多年间，只有《孟子》一书大量用《诗》解《诗》，且《毛诗序》中也有多处与《孟子》中的论《诗》观点相合，因此，孟子是先秦《诗》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予以关注。
一、孟子引说《诗经》情况统计洪湛侯在《诗经学史》中引用梁玉绳的统计“七篇中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并进一步论证其中有四处连引两篇诗句，所以实际上《孟子》中引说《诗经》的有三十九处，其中孟子本人引诗三十处。
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一隋唐)》中对《孟子》中引用和论说《诗经》的不同情况进行了区分：“《孟子》一书引《诗》、论《诗》共39次，其中，孟子本人引《诗》共30次，论《诗》4次。
”今以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为底本，统计认为《孟子》一书中涉及《诗经》共38处。
具体情形如下：从引说主体看，孟子本人引用28处，论说5处，其中2处只提及篇名而未引诗句，3处属于整体论说《诗经》，未针对具体篇目；梁惠王、王良、万章、咸丘蒙、公孙丑各引用1处。
从篇章分布看，《梁惠王·上》引3处，《梁惠王·下》引5处，《公孙丑·上》引3处，《滕文公·上》引5处，《滕文公·下》引2处，《离娄·上》引6处、说1处，《万章·上》引3处、说1处，《万章·下》说1处，《告子·上》引2处，《告子·下》说2处，《尽心·上》引1处，《尽心·下》引2处。
从所引说《诗经》篇目来看，《国风》有4处，分别是《豳风·鸱鸮》《豳风·七月》《邶风·柏舟》《邶风·凯风》。
《大雅》有19处，分别是《灵台》《思齐》《皇矣》《公刘》《绵》《文王有声》《文王》（引4次）《假乐》《板》《荡》《桑柔》（引2次）《下武》《云汉》《烝民》《既醉》。
《小雅》有4处，分别是《正月》《大田》《大东》《小弁》。
《颂》有3处，分别是《我将》《閟宫》（引2次）。
二、孟子引说《诗经》特点首先，从数量而言，根据上面统计结果，《孟子》对《诗经》的引用远远超过论说，可见孟子更倾向于引用，这与当时的整体学术风气是一致的。
正如洪湛侯《诗经学史》指出的：“诗学研究发展到孟子时代，引诗风气渐盛，论诗之例大减。
”其次，从目的而言，孟子引说《诗经》是为自己立论说理服务。
这一点汪祚民在《<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一隋唐)》中说得十分到位：“孟子……引《诗》多是论证说理，是《诗》的应用阐释，往往游离于《诗》的文本之外。
论《诗》涉及《诗》的文学特征的只有一处，这就是‘不以文害辞’的‘以意逆志’说。
”再次，“孟子说诗已不是对《诗》三百篇本身作什么评论，而是将议论的重点转移到读诗方法上去，与孔子论诗的性质、诗的功用、诗的艺术特点等，又有所不同，这些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古代学术思想演进的迹象。
”具体点说，孔子、孟子引说《诗经》都有注重政教功能，断章取义的倾向，但孔子论诗还涉及《诗》与《乐》的关系、《诗》的文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等诗歌本身的要素，而《诗》学发展到孟子，《诗》《乐》已经分离，说理成分开始增多，更加注重实际效用，政教色彩更浓。
这也是孟子引《诗》中绝大部分引自《雅》和《颂》的内在根源。
三、孟子论说《诗经》观点（一）“以意逆志”说《孟子·万章上》：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士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
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
’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关于文、辞、志、意的解释，比较通行的观点有两种。
一种以《孟子注疏》为代表，赵岐注云：“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
辞，诗人所歌咏之辞。
志，诗人志所欲之事。
意，学者之心意也”。
孔疏云：“故说诗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辞，又不可以其辞而害逆其诗人之志，以己之心意而逆求知诗人之志，是为得诗人之辞旨。
”一种以朱熹为代表，“文，字也。
辞，语也。
逆，迎也。
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也从朱说。
大体而言，孟子认为“以意逆志”就是要求读者要认真把握诗歌中的字、词、句和整个篇章，从而从整体上领悟诗人所要表达的心志，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的词句，机械地停留在字词或文句的表面而曲解了作者的原意，才是正确可取的读《诗》方法。
（二）“知人论世”说《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
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知人论世”说在后世相关阐述比较丰富，此不赘述。
孟子“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对后代的文学发展影响很大。
后人郝敬谓：“《诗三百》古序，其来已旧，后儒以辞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辈，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学诗心法。
孔子与赐、商言诗，意正同。
然则知《诗》未有如孟子者矣。
”而“知人论世”是对“以意逆志”的补充，后人认为二者应该结合起来，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云：“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引《诗》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大多断章取义地用诗，拘泥诗句字义，这也是《诗》脱离乐的必然结果。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是从学理上对春秋以来流行的断章取义方法的否定。
四、孟子说《诗》与引《诗》的矛盾孟子虽然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说《诗》方法论，具有开创之功。
但是由于他注重政治效用，引《诗》的主要目的是借以阐发他的王道仁政的思想，故他用《诗》解《诗》也不乏断章取义、牵凿附会之举，往往扭变《诗》意来迎合己说。
也就是说，孟子的说《诗》理论与引《诗》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
这一点在《孟子》一书中比较显见，略举两例如下。
《孟子·梁惠王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
思戢用光。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
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
《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前引诗句出自《诗·大雅·公刘》。
这首诗叙述了公刘带领族人从邰迁居豳地，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生产的伟大功绩。
而这几句诗描写的是公刘率领周人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行动，与“好货”完全无关。
后引诗句出自《诗·大雅·绵》。
诗歌叙述了古公亶父迁居岐山、开国奠基的伟大功业。
而这几句描写的是古公亶父偕同妻子太姜亲自前往岐地查看建屋的情形，也与“好色”完全没有瓜葛。
孟子并没有从整个篇章来把握作者之志，而是生硬的牵连凑合在一起，借以阐述仁政之意。
《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
《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
”所引诗句出自《诗·豳风·七月》。
毛传：“此诗盖陈王业之艰难”。
孔疏：“言民事於日中则取茅，夜中以索绹。
及尔闲暇之时，则亟疾乘盖其野外之屋，春事始兴，以为播百谷为也。
以其民事当无休已。
孟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焉。
”朱熹：“言农事之重，人君不可以为缓而忽之”。
都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
其实《七月》一诗是全面反映农夫生活的一首长诗。
诗人采用平铺直叙的方法，分月描述农夫的生产与生活状况，从耕种、采桑、摘菜、养蚕到制衣、打猎、酿酒、盖屋等等，一年四季忙碌不停，但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剥削者攫夺走了，农夫们自己却衣食不给，只能于辛劳痛苦之后略述不平之言。
与后文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风马牛不相及。
孟子并不是把《诗》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并不注重其文学艺术特征，而是把《诗》作为其阐述政治观点的工具，所以难免出现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推考其因，春秋之际断章取义之风不可能不对战国末期的孟子毫无影响，而《孟子》一书在解《诗》、论《诗》中，赋予《诗》以更多的儒学内涵，具有更多的政教色彩，从而推动《诗》学进一步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1］（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79.［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中华书局，2009.［4］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5］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08.［6］洪湛侯.诗经学史［M］.中华书局，2002.［7］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M］.人民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