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第一章从《尚书》到王逸《楚辞章句》 (1)第一节“诗言志”的提出 (2)第二节儒家诗学的始建 (6)一、孔子论诗 (6)二、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11)三、荀子论诗、乐 (14)四、《礼记》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及《乐记》的内容 (19)五、《诗大序》对儒家诗学的总结和发展 (29)第三节“发愤”说 (32)一、《诗经》 (32)二、屈原 (35)三、司马迁 (38)第四节王逸《楚辞章句》与关于屈原的论争 (41)一、刘安 (42)二、扬雄 (44)三、班固 (47)四、王逸 (51)第一，批评了班固“明哲保身”、“全命避害”的思想： (51)第二，从正面赞扬了屈原的高风亮节，批驳了班固“露才扬己”之讥： (52)第三，以诗道《大雅》“怨主刺上”为依据，批驳班固以“责数怀王”罪责屈原的说法：52第四，从“依托五经以立义”的角度，批驳了班固认为屈原《离骚》多“虚无之语”，不合经传的说法：53第一章从《尚书》到王逸《楚辞章句》——中国诗学的发韧时期从《尚书》到王逸《楚辞章句》，这期间大体上相当于先秦两汉。
中国诗歌的三大源头——《诗经》、《楚辞》、汉乐府，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同样，中国诗学也正发韧于此。
这时期的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楚辞》提出各种见解，而以诗歌的诗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为核心，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诗教。
尽管这时期的诗学尚未摆脱经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但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诗言志”的提出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是《尚书·虞书》记舜的一段话，也是“诗言志”最早的出处。
“言志”之说并非《尚书》独有，在先秦的典籍中已经屡见不鲜：《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的话中有“诗以言志”之语；《礼记·乐记》中也有“诗，言其志也”之说；《礼记·仲尼闲居》记孔子之言有“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庄子·天下》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有“诗言是其志也”等等，足见“诗言志”乃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
什么是“志”？其内涵是什么呢？首先，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志”的最一般的含义，与“诗”是相通的。
在汉代，人们即多训“诗”为“志”，如：许慎《说文解字·言部》：“诗，志也。
志发于言，从言，寺声。
”郑玄注《尚书·洪范·五行传》：“诗之言，志也。
”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诗，志也。
”王逸注《楚辞·九章·悲回风》亦云“诗，志也。
”《诗谱序》孔颖达疏引《春秋说题辞》：“诗之为言志也。
”杨树达《释诗》说：“‘志’字从‘心’，‘止’声，‘寺’字亦从‘止’声。
‘止’‘寺’古音盖无二。
……其以‘止’为‘志’，或以‘寺’为‘志’，音宾假借耳。
”他还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赋不出郑志”之语，认为此处“郑志”即“郑诗”，故“古‘诗’‘志’二文同用，故许（慎）径以‘志’释‘诗’。
”[1]闻一多在《歌与诗》中也同样得出“‘诗’与‘志’原来是一个字”的结论，并说：“‘志’字从‘止’。
卜辞‘止’作‘’，从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止’本训停止。
”又：“‘志’从‘止’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
停止在心上亦可说藏在心里。
”《荀子·解蔽》：“志也臧（藏）也。
”注：“在心为志。
”正谓“藏在心里”。
故《诗序疏》所谓“蕴藏在心谓之志”最为确诂。
《毛诗序》说得更为明确：“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简言之便是“诗言志”。
其次，既然“志”的本义是停在心上或藏在心中，因而在秦汉典籍中训“志”为“情”、为“意”者亦非鲜见。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太叔答赵简子问礼，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气。
”孔颖达《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汉人又以“意”为“志”，《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尧典》：“诗言志，歌永言”，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
”《广雅·释言》曰：“诗，意也。
”《汉书·司马迁》引董仲舒语曰：“诗以达意。
”在这些诠释与理解中，“志”的内涵就是“情”“意”，也就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与意志。
所以“言志”的本义，无非就是言情、言意。
关于这一点，唐代孔颖达在《诗大序》的《正义》中说得较为明确：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
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
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
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
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
志之所适，外物感焉。
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误伤起而怨刺生。
《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
”此之谓也。
“志”与“情”、“意”是完全等同的，诗所要表达的就是诗人内心的情或意。
换言之，诗既是诗人内心志意的抒发，也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情动于中”，这说是诗歌产生的本源。
闻一多在《歌与诗》中，还就“志”的含义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他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意，二、记录，三、怀抱。
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
”首先，既然“诗”为“志”，“志”又是“藏在心中”，那么，“诗”或“志”也就是记忆，也就是指诗的最初的记诵。
他说：“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以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
诗之有韵及其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诵吗？所以诗有时称‘诵‘。
这样说来，最古的诗实有相当于后世的歌诀，如《百家姓》《四言杂字》之类。
”因而“记忆”便是诗或志的第一个意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其次，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便代替了记忆，“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
古时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
如《管子·山权数》：“诗所以记物也。
”贾谊《新书·道德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
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
”“志物”也好，“志理”也好，“志”总不外乎记载、记录之意。
在先秦的典籍中，引到“志云”的不下十几处，皆指“记载”之书，而且又都是韵语（即诗）。
因而“记载”便是诗或志的第二个意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
复次，与此同时，人们为了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使用文字力求经济简便，于是散文应运而生，逐渐倾向于用散文记录事物和道理，而诗（韵）则更多地用来抒写“情抱”，使得诗的“事”的成分渐少，“记”的作用渐微，而“情”的成分渐多，“意”的作用渐大。
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定义时，便已经开始用“志”来专指“怀抱”即“情”“意”了。
这便是诗或志的第三个含义，也就是诗歌发展的第三个主要阶段。
考察了“志”的含义，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始所引《尚书·虞书》的那段文学，其中重要的还有两点，一是诗乐不分，二是诗与乐具有教育作用。
这也是我国早期诗化的重要内容与特点。
在我国古代，诗、乐、舞最初是三位一体的，先秦典籍中的大量记载，久已成为公认的史实，这里就不必一一证引了。
“教胄子”就是教育贵族子弟。
这段话就记载了当时以音乐和诗歌为基本教育内容，重在陶冶与培养贵族子弟高尚的思想品质与道德情操，即所谓“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在这里，音乐和诗歌就显然与人伦道德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要用音乐和诗歌来教育后代呢？这与音乐和诗歌自身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中，音乐配合氏族祭祀上帝祖先和庆功典礼的活动，[2]对全社会的生存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而音乐的教育就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至为密切，古人甚至视乐教为治国之本。
如《荀子·乐论》云：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
故先生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
……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聪目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礼记·乐记》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弄以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唯君子为能知乐。
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发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是何等地重视音乐和乐教。
音乐不仅与伦理、政治相通，而且又是同“礼、刑、政”并列为治国之根本。
由于音乐具有一种特殊的感化力量，它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情感能够产生潜移默化而又强有力的影响，故能达到移风俗、善民心、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政治功效。
从另一个方面看，通过音乐，可以观风俗、知盛衰，而后治道各。
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知乐，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参政。
所以，对于贵族子弟来说，接受音乐教育，决非等闲之事。
在《周礼·大司乐》中，还记载了对“国子”进行乐教的基本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
从“乐德”、“乐语”、“乐舞”的内容上看，乐教实际上是包括了音乐、诗歌和舞蹈这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
作为同音乐一体的诗歌来说，《诗》本来就被看作是统治者必须学习的一种历史文献，它同政治、外交有着直接的关系。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称诗”，包括引诗与赋诗两种形式。
春秋时期，在政治、外交等场合，当人们发表意见或主张时，往往引用《诗》句，作为自己的论据，以加强议论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这就是引诗，赋诗主要是在外交之时，宴飨当中，当事的一方着重其事地“赋”（不歌而诵）出某首诗，或某首诗的某章甚至某句，并不另加说明，对方就可以根据彼此之间的具体情况，准确地领悟到他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