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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某年政策研究工作总结____年政策研究工作总结一、引言____年是我国政策研究工作的关键一年。
在这一年，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和机遇，政策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本文将对____年政策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主要工作回顾____年，我们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深入研究各个领域的政策问题。
在经济领域，我们着重关注了创新驱动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等问题，对于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在社会领域，我们关注了人口老龄化、教育改革、社会保障等问题，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政策建议；在环保领域，我们关注了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问题，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政策选择。
三、存在的问题在开展政策研究工作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团队的专业能力与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
其次，数据获取和分析的能力有待提高，科学的数据分析是政策研究的基础。
此外，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让研究成果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四、未来发展方向为了更好地开展政策研究工作，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发展方向。
首先，加强团队建设，提升整体的研究能力。
这包括培养专业人才、加强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开展培训和学习交流。
其次，加强数据分析能力，提高政策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我们将加强数据收集能力，完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提高数据运用的能力。
此外，我们还将加强政策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我们将与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密切合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结语____年，我们在政策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通过总结回顾，我们明确了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会不断进步，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4年某年政策研究工作总结（二）____年政策研究工作总结序言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____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份。
社会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应用社会学前沿问题综述沈崇麟近年来社会研究方法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定量研究方法，还是定性研究方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下面对这些最新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一、分析模型的发展定量方法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分析模型的发展，而分析模型的发展是多方面的。
1.缺失值处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社会调查数据常常出现缺失值，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忽略这些缺失值，或者用均值替代。
但现在则倾向于用多重插值法（multiple implation），或者其他基于模型的方法进行处理。
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增强我们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而且将改变我们设计问卷的方式。
基于这些技术，我们在不增加被访者负担的前提下，大大增加调查问卷的内容：每个被访者只回答问卷的一部分，然后通过对缺失值的处理，获得他们对未回答部分的估值。
2.非线性关系：线性假定是经典定量分析的一个常见假定，但在实际研究当中，线性假定只能看作是对社会现实的一个逼近和简化。
面对具体的研究数据，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明确指引（不幸的是，我们常常没有中程理论的指引），我们是无法在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之间做出取舍的。
但MARS模型的出现，让我们可以从经验数据当中获得最为拟合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而不必预先做出线性假定。
这样，理论思考和数据分析就可以实现一个互动的循环过程，定量分析就不单单是对理论和假设的简单证伪过程，而是理论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测量层次：20世纪60～70年代的统计模型，大多要求数据的测量层次在定距以上，如因素分析，但社会学的调查数据却大多为定类或定序数据。
对应分析、潜类分析、Loglinear、Logit、Logistic Regression、Ordinal Regression、Nolmal Ogive Regression等统计模型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定量社会学处理定类和定序数据的能力。
4.测量模型：基于文化、社会、心理和认知等方面的考虑，在社会学界仍有人对问卷调查在中国的效度提出质疑。
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发展性社会工作之缘起与发展“发展性社会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作为社会工作中的一个实践理论模式，是21世纪以来逐步提出并得到阐述的。
但与其有着密切关联的理论——“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理论，却有着更长的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历程划分为“社会发展”理论阶段和明确的“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阶段。
此外，从中国的角度梳理该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必须包括该理论进入中国和得到实践运用的情况。
（一）“社会发展”理论阶段随着对“发展”概念内涵理解的加深，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或契合性，因此在资源较贫乏的国家实践中，开始谋求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派恩，2008），如此逐渐形成了“社会发展”的理念。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论述，以社会发展为取向的实践手法开始逐渐被概念化，并形成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框架。
从1981年开始，有社会工作者开始参加“社会发展”丛书的撰写。
第一部由社会工作者撰写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专著为琼斯（J.Jones）、潘迪（R.Pandey）出版的《社会发展：概念、范式和政策议题》。
早期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关注两个视角：一种是将社会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增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另一种是将社会发展看作一种宏观社会工作实务方法，将其进行推广和运用（Midgley ＆ Contey，2012）。
20世纪90年代后，谢若登（Sherraden，1991，2000）、利沃莫（Livermore，1997）等更明确阐述“社会发展视角”并将其用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包括社会工作）的讨论。
1995年，米奇利（James Midgley）发表《社会发展——社会福利的发展性视角》），形成了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思想的条理清晰的理论（派恩，2008）。
此后，米奇利又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了诸多相关论著，包括2006年中文翻译版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英文版原名为Soc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2015-2016年中国社会政策前沿研究综述房莉杰【摘要】本文结合2015-2016年间中国社会政策的一些主要变化情况，回顾了这两年间中国社会政策的前沿研究。
这些前沿议题主要包括托底型社会政策、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创新社会治理、计生政策改革后的家庭政策、长期照护、新医改以及精准扶贫等。
通过这些回顾发现，中国社会政策前沿研究正在从具体政策领域的介绍转向对政策过程、政策治理等的分析，开始出现探索中国社会政策范式的学术意识。
但是主流研究仍是对显现的简单描述，也存在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脱节的情况。
因此，未来对社会政策方法论的研究和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期刊名称】《社会政策研究》【年(卷),期】2017(000)003【总页数】11页(P45-55)【关键词】托底型社会政策;创新社会治理;精准扶贫;购买服务【作者】房莉杰【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035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干预（尽管它并不完全是政府行为），更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对于收入再分配的干预，以实现某些福利目标。
而作为学科的社会政策，就是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收入再分配、它们是怎样进行再分配的，以及其福利目标实现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社会政策研究跟现实密切相关，在某一特定时期，它总是聚焦于该时期突出的福利需求，以及主要的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
具体到中国而言，在过去的两年，“二孩”生育政策、“托底”型社会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创新社会治理、精准扶贫、长期照护保险试点等政策陆续提出。
因此，过去两年社会政策的前沿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跟这些政策的互动。
尤其是处于“十二五”和“十三五”之交，2015-2016年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前沿，很大程度上是对“十二五”的总结，且是理解“十三五”社会政策新进展的基础。
本文将重点回顾2015-2016年社会学领域对于这些社会政策的前沿热点研究，以期反映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并同时兼顾其他社会政策研究议题。
研究报告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的分析引言：研究报告作为学术领域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不仅体现了研究者的学术能力，也对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从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对研究报告的价值进行分析，以期深入探讨研究报道对学术和实践领域的重要影响。
一、理论贡献1. 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研究报告作为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报告能够填补理论空白，解决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推动理论的发展。
此外，研究报告还有助于挑战既有理论，并促使学者不断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提高整个学术领域的水平。
2. 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报告的理论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学术领域，也对实践领域有着重要影响。
研究报告的理论成果在转化为实践中能够指导和引领实践工作，填补学术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通过研究报告的理论贡献，学术界的成果不再停留在纸面上，而能够真正为实践领域所应用，推动实践工作的规范与创新。
二、实践意义1. 为政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报告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为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报告通过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策略，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参考。
政策制定者和相关机构能够根据研究报告的实际情况和提出的建议，制定出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政策，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2. 促进产业发展与创新研究报告对产业发展和创新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研究报告的实践意义，能够指导企业和产业部门进行技术创新、产品革新等方面的工作，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此外，研究报告也能为行业发展提供宏观视角和新的思路，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3. 促进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离不开学术界的推动和研究报告的实践意义。
研究报告能够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政策，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提供思路和思考。
通过研究报告的实践意义，社会能够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1篇2022年，政策研究处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部署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我单位中心工作，以推动政策研究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积极开展各项研究任务，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现将2022年度工作总结如下：一、工作回顾1. 强化政策研究，服务国家战略本年度，政策研究处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了一系列政策研究工作。
针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组织开展了多项课题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深化理论研究，推动学术创新政策研究处注重理论创新，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授课等形式，提升了我单位政策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3. 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为进一步提高政策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政策研究处不断优化工作机制。
通过建立课题管理制度、加强课题跟踪服务、强化成果转化等举措，确保了各项研究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4. 强化成果转化，服务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处注重成果转化，推动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
通过撰写政策建议、参与政策咨询、开展社会调研等方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政策措施，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主要成果1. 研究报告方面：本年度共完成10份研究报告，其中4份获得省级领导批示，3份被相关部门采纳。
2. 学术论文方面：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篇，其中SCI/SSCI论文10篇。
3. 课题研究方面：成功申报国家级课题1项，省级课题3项，市级课题5项。
4. 人才培养方面：组织举办各类培训班、讲座20余场，培训人员达500余人次。
三、展望未来2023年，政策研究处将继续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不断提升政策研究水平，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1. 深化政策研究，服务国家战略。
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入开展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2. 加强学术交流，提升研究能力。
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引进先进理论和方法，提升我单位政策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研究的理论贡献：1. 理论框架的拓展：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构建和完善相关理论框架。
研究结果可以为学术界提供新的观点和理论突破，从而推动学科领域的发展。
2. 知识的拓展与深化：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对相关领域的知识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提供新的见解和发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学术界对问题的认识。
3. 理论的指导和规范：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为实践问题提供科学的指导和规范。
通过对实践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可以为相关领域的实践工作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和策略，进一步提高实践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4. 理论的创新和突破：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和重构现有理论，通过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新的假设和理论模型，从而推动学术界的理论创新和突破。
研究的实践意义：1. 政策制定和决策指导：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建议。
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并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
2. 解决实际问题和提升实践效果：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为实践工作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研究结果可以指导实践工作的改进和优化，提高实践工作的效果和质量。
3. 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研究结果可以为相关行业和企业提供创新和发展的思路和策略，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升级。
4. 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社会进步：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
研究结果可以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促使社会朝着更加公平、和谐、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总结起来，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是相辅相成的。
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拓展理论框架、深化知识，提供理论指导和规范，还可以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促进政策制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因此，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的结合对学术界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综述作者：邱心凯李精华王威来源：《学理论·下》2013年第05期摘要：以32篇国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为研究样本，通过简单统计和归纳的方法，对我国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人物的研究情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总结情况、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价值研究情况和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应用情况进行总结。
通过这种研究，力图说明目前我国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整体认识情况。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代表人物；理论价值；理论应用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075-03本文选取了32篇国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文章，这其中主要是中国知网上被引用率靠前的文章。
以这32篇文章为研究样本，通过简单统计和归纳的方法，对国内学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国内学者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人物研究在所考察的32篇文章中，国内学者提到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代表人物有米奇利（James Midgley）、吉登斯（Athony Giddens）、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古比（Peter Taylor-Gooby）和艾伦·沃克（Alan Walker）。
关于这些学者的人名翻译，吉登斯和阿马蒂亚·森比较统一，艾伦·沃克只出现在一篇文章当中[1]，不能看出对他的人名翻译是否统一。
其他几位学者在所考察的文章当中，都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或称呼方法。
米奇利也被经常称为梅志里[2]，这是与米奇利的出现次数几乎同样多的翻译方法。
除此之外，米奇利也被称为米哲利[3]、米基利[4]，也有的学者直接写英文Midgley[5]。
谢若登还被称为谢诺登[1]，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称其为谢夫里[4]和谢拉登[6]。
古比也被称为古柏[6]，同样也有的学者直接写英文P.Taylor-Gooby[7]或Taylor-Gooby[5]。
当代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理论贡献钱宁/陈立周2012-12-30 14:25:53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11年4期第85～89页【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变化是“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策范式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引发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
这一新范式的主要贡献是将社会政策从一种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投资，从而彻底改变了经济政策唱主角、社会政策当配角的传统观念，在价值理念、实施策略及社会目标三方面完成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
Since the 1990s, an important change of social policy study is that the researchers begin to enjoy the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as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and it causes a paradigm revolution. Its main contribution is developing the social policy from a social redistribution to a social investment, which completely changes the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policy playing leading role and social policy playing secondary role. So it surpasses the traditional social policy on the value, practiced strategy, and social goals.【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投资/资产建设/范式革命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social investment/asset building/paradigm revolution【英文标题】The New Advances in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alSocial Policy and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作者简介】钱宁（1954-），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立周（1975- ），云南腾冲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 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4-0085-05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和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国际社会政策发展出现了一个积极的变化：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及全球化的金融、文化、生态等危机，人们开始从新自由主义的神话里走出来，在对“福利国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共识，即福利的提供既不能完全依赖政府，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需要构建一种积极性社会政策，使社会各个成分都能够在福利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
这种积极性社会政策将传统的属于经济政策范畴的“发展”概念引入分析的中心，彻底改变了经济政策唱主角、社会政策当配角的传统社会政策观，因而也被称之为“发展型社会政策”。
近年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新的社会政策范式进行了建构，如米奇利（James Midgley）提出“社会发展理论”，彼得·泰勒-古比（Peter Taylor-Gooby）论证“新福利主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倡导“积极性福利社会”等；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政策时代来临，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介入此主题的研究，倡导建构中国的发展型社会政策。
总体上看，虽然当前国内外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还需进一步发展和建构，但也引发了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从价值理念、实施策略和社会目标三方面完成了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
本文先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这种“超越”做出初步归纳。
一、国外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为了超越左与右的论争，吉登斯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用“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
福利社会的核心是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福利开支也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因此在福利社会里，第三部门应该在提供福利服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上而下地分配福利资金的做法也应该让位于更加地方化的分配体制，而且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今天，我们应该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作出贡献，而且，它还将有助于财富的创造。
”[1](P121)福利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实行积极性的福利制度，建立社会投资型的国家，“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国家’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
”[1](P122)建立社会投资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而不是给予直接的经济援助。
在吉登斯看来，建设社会投资国家不仅可以解决福利国家本身的问题，还可以增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的竞争力[1](P132)。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英国社会政策学者彼得·泰勒-古比，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福利制度。
换言之，既然充分就业、再就业以及提供费用较高的普遍福利已经成为不可能的选择，那么社会福利支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增加个人参与经济的机会才具有可行性[2](P45-53)。
因此，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福利国家应该将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方向。
泰勒-古柏将自己的这些观点称之为“新福利主义”。
“社会投资”理念被另一位社会政策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迈克尔·谢诺登（Michael Sherraden）教授进一步发展为“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
在1990年出版的《穷人与资产》一书中，他首次提出了“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观，主张社会政策的重点不应再放在传统的收入再分配上，而是应该强调授权于个人，促进个人资产的长期积累，以推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构成社会整体的长期发展[3](P9-10)。
迈克尔·谢诺登认为拥有资产除了能延迟人们的消费以外，还可能产生其他积极的影响，包括更明确的未来观、更稳定的家庭、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妥善的财产管理、更积极的社区参与等。
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的提出，在全球掀起了一场从理念到实践的社会政策革命。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尼尔·吉尔伯特（Nell Gilbert）教授评价道：资产形成社会政策开拓了重要的分析思路，对传统的反贫困福利措施和思想提出了挑战，将社会政策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3](P9-10)。
预言资产形成福利政策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获得响应，例如美国1998年颁布《联邦独立资产法》，很多州实行个人发展账户政策；英国于2005年建立了儿童信托基金；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乌干达等国家近年也开展个人发展账户及类似项目；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2000年开始实验家庭发展账户等[4](P1-17)。
国际社会政策学界真正明确及系统地提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是美国社会政策学者米奇利（James Midgley）。
他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社区发展的基础上，将现代意义的发展观和社会政策的本质结合起来，提出社会政策的“发展型模型”或者是“社会发展”视角，并且坚持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消除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裂痕的新方法，不仅适用于南方国家，也应该被工业国家采纳。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包含这样一些重要理念：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社会干预和集体行为；普遍主义、平等和社会包容；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等。
这些理念在实践中体现为系列“社会投资”行为，如投资于人力资本、就业和创业计划、社会资本、资产发展、社会计划；消除经济参与屏障等[5](P163-175)。
米奇利还认为，长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研究局限于对工业社会及其问题的分析，形成了各种有关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分析范式。
显然，这些以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的研究范式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部分学者欲图寻求新的解释范式。
发展型社会政策出现亦可视为是对社会政策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国家社会政策偏好”的一种反省。
米奇利乐观地预测，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剩余型和制度型的陈旧分类会被追求普惠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思路所取代，因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思路是对传统社会政策思路的重大转变，从以消费和维持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能力、投资于民、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5](P163)。
由此可见，发展型社会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既能回应对社会福利开支损伤经济的担忧，又能与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析视角。
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政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对“社会”一词特殊含义的探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政策相对从属于经济政策的质疑，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成就是人类福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社会质量化理论就是这种探究的成果之一。
社会质量被界定为“民众在提升其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6](P7)，社会质量作为政策性概念首先在欧盟的施政纲领中出现，2000年欧盟发表的《社会政策议程》中，强调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及就业政策之间的动态互动，声称“一条关键的启示是，增长并非目的本身，而仅仅是使所有人都能够享有更好的生活水准的手段。
”[7](P14)但是社会质量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艾伦·沃克（Alan Walker）批评道，由于将增强生产要素的作用作为社会政策发展的一种指导原则，《社会政策议程》依然体现了那种由来已久的社会政策相对于经济政策的从属性，它不过将社会政策之于经济政策的“婢女”角色，变成“社会政策是一种生产要素”，因而社会政策的未来，显示出一种越来越附属于经济的倾向[8](P3)。
这无疑只关注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它的目标性价值，比如解决社会问题，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等。
有鉴于此，艾伦·沃克提出社会质量化理论，其核心是认为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都从属于社会质量。
为了达到可接受的社会质量水准，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其一，人们必须有机会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就业还是来自社会保障——以便使自己免于贫困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剥夺。
其二，在劳动力市场之类的主要社会经济制度中，人们必须体验社会融入，或使其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最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