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金属设计、漆器设计、玻璃设计金属设计：魏晋南北朝金银器特点：独具异域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经济亦遭受破坏。
然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
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唐代金银器特点：绚丽多彩。
唐代，金银器制作有了重大发展。
近几十年来的几次大宗发现，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又成了显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
不是吗？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唐代金银器纹样丰富多彩，这些纹饰与器形一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风格，透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感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
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
当时已广泛使用了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工艺。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制作最主要的产品是铜镜。
自三国战乱以后，铜器生产仍在继续进行，但铜矿开采量减少，兼制瓷业、冶铁业迅速发展，铜制器皿的发展受到限制，只有铜饰件、铜镜、铜弩机、货币等仍保持旧有的规模。
从部分铜镜铭文看，当时北方铸镜中心可能在徐州，南方铸镜中心在会稽郡的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和武昌（今湖北省鄂城）。
此外四川成都一带的铸镜工艺也比较发达。
铜镜的纹饰和技法基本都沿袭东汉，北方主要是柿蒂连弧纹镜、方格规矩镜、简化规矩镜、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位至三公镜等，南方主要是神兽镜和画像镜。
神兽镜以汉末流行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居多。
画像镜主要在浙江绍兴地区发现，这种镜所雕铸的人物受传神写照画风影响，极为生动，几乎完全脱离了图案化。
其内容有东王公、西王母神人车马镜，以及历史故事镜。
常见为吴王与伍子胥故事，常将镜面分为４区，每一区表达故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四个场面如同连环画一样，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
这种画像镜在技法上浮雕层次多，铜的质量也较其他镜为好。
由于佛教盛行，佛像镜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选题。
金银器饰物加工精细，尤其许多首饰制品雕镂精美，刻划有细小的花纹，并镶嵌宝石，工艺之精巧，常达到惊人地步。
隋唐五代的金银器，以其精美的工艺和宏大的生产规模，在历史上享有盛誉。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加和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进一步发现，隋唐五代的金银器无论在生产技术、制作工艺，还是在造型和纹饰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最有成就的一个历史时期。
隋唐的金银器生产，以盛唐时期规模最大，工艺最精。
究其原因，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条件。
一是盛唐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中外交流空前繁荣，为金银器的生产提供了综合国力的保证。
二是王公贵族的“金银器为食可得不死”的迷信思想以及追求富贵奢华的强烈欲望，成为金银器生产的消费动力。
三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金银的冶炼技术、制作工艺、装饰技巧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金银器的精工细作成为可能。
四是唐代黄金白银的产地和产量急剧增加，当时全国已有贡金产地70 处，白银产地67 处，这就使金银器的大量生产有了物质保证。
隋代以前的金银器，以素面为主，较少纹饰；工艺技术较为简朴，造型款式缺少变化；实用价值强于艺术价值。
而隋唐的金银器，在兼顾实用的前提下，更加讲究造型的多变、纹饰的俊美、技术的精湛、工艺的高超，成为富有审美价值的高级工艺品。
唐代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金属工艺很发达，解放后已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不下千件。
其中1970年10月西安南郊发掘的窑藏物中的金银器共250件，而且大多作得很精美。
如乐伎八棱金杯、金花八曲银杯、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鎏金舞马衔环纹仿皮囊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狮莲瓣银碗、双鱼纹银碟、双狐纹和双桃纹银盘，鸾鸟纹六瓣银盘、狩猎纹高足银杯、蔓草鸳鸯纹银羽觞、漆花银盒、刻花涂金银?、鹦鹉纹提梁银罐、镂空银薰球、银铛等。
这些金银器埋藏的时间约在安史之乱以后德宗时期（780-805年）。
此外，在西安和平门唐代居住遗址、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西安东南郊沙坡村、辽宁昭盟喀喇沁旗锦山公社、江苏丹徒丁卯桥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金银器，均属安史之乱后的遗物。
这些金银器按时间排列起来，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时代的特征。
以安史之乱为早晚分期的界限，前期，器物纹饰以忍冬纹、折枝花鸟纹为主体，也有以各种动物纹为纹饰者，还有一些器物从器形到装饰（如联珠纹、对兽纹）都带有浓厚的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后期的金银器纹饰风格大变，面目一新，流行于前期的忍冬纹很少见了，而团花、缠枝花、花鸟图案成为最盛行的纹饰，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纹饰已与我国传统的花鸟纹饰珠联壁合，融为一体了。
唐代的金银器生产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因为生产发达，出现了“官作”和“行作”。
皇室使用的金银器，都是由少府监中尚署的“金银作坊院”所产，当时称之为“官作”产品。
“行作”，即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差。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已较前代大力提高，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传统的锤打技术，是最早的制作工艺。
金银的冶炼、鎏金、镶嵌、镂孔、线雕等技术，在春秋时也已出现。
在秦代，工匠们已综合使用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胶粘等工艺。
唐代全面继承了前代的制作工艺，技艺更加精湛、熟练、全面，仅金的加工方法就发展到14 种，即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等，并创造出切削、铆、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新的造型工艺。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制作的盘、盒、碗等金银器皿，都有车床切削加工的痕迹，螺纹匀密清晰，起刀点和落刀点明显，刀口跳动也历历可见。
有的小型金盒上面，螺纹的同心度很高，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而且许多器皿集多种工艺技术为一身。
这些都是唐代在金属制造工艺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唐代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金属工艺很发达，解放后已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不下千件。
其中1970年10月西安南郊发掘的窑藏物中的金银器共250件，而且大多作得很精美。
如乐伎八棱金杯、金花八曲银杯、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鎏金舞马衔环纹仿皮囊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狮莲瓣银碗、双鱼纹银碟、双狐纹和双桃纹银盘，鸾鸟纹六瓣银盘、狩猎纹高足银杯、蔓草鸳鸯纹银羽觞、漆花银盒、刻花涂金银?、鹦鹉纹提梁银罐、镂空银薰球、银铛等。
这些金银器埋藏的时间约在安史之乱以后德宗时期（780-805年）。
此外，在西安和平门唐代居住遗址、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西安东南郊沙坡村、辽宁昭盟喀喇沁旗锦山公社、江苏丹徒丁卯桥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金银器，均属安史之乱后的遗物。
这些金银器按时间排列起来，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时代的特征。
以安史之乱为早晚分期的界限，前期，器物纹饰以忍冬纹、折枝花鸟纹为主体，也有以各种动物纹为纹饰者，还有一些器物从器形到装饰（如联珠纹、对兽纹）都带有浓厚的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后期的金银器纹饰风格大变，面目一新，流行于前期的忍冬纹很少见了，而团花、缠枝花、花鸟图案成为最盛行的纹饰，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纹饰已与我国传统的花鸟纹饰珠联壁合，融为一体了。
漆器设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承袭了汉代传统的基础上，漆器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工艺装饰手法也更加细致深化。
这一时期，漆器纹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增加，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入画，舞蹈、音乐、宴会、狩猎以及人物叙事等叙事性内容，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漆器上。
唐代经济文化繁荣，随着瓷器的普及，漆器的使用价值被价格低廉的瓷器所代替，漆器制作逐渐朝着华美富丽的工艺品方向发展。
主要表现为髹漆品种和技法的创新、金银平脱的盛行、螺钿镶嵌的发展、雕漆的出现。
虽然南北朝时期保存至今的漆器很少，但它是中国古代漆器制作发展的一个转变期。
它的转变又反映在日益由奢侈形转变为日常生活用具而大量生产。
隋唐以来，各门类工艺的发展都是欣欣向荣，手工制造业中纺织品、瓷器、金银器等的生产技术有长足的发展，新品种签字百态，不断涌现。
漆器要与当时流行的金银器、瓷器相媲美，不仅在造型艺术上需要不断丰富、突出其新的魅力，同时在质量上必须牢固完善，由此出现了漆器制作工艺的革新。
唐代漆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凸起花纹的堆漆；有用贝壳裁切成物象，上施线雕，在漆面上镶嵌成纹的螺钿器；有用金、银花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
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凿，精妙绝伦，与漆工艺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一种工艺品，夹绽造像是南北朝以来脱胎技法的继承和发展。
剔红漆器在唐代也已出现。
玻璃设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玻璃制造和西方玻璃进口到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
根据考古资料，最迟在北魏时期，中国已掌握玻璃吹制技术，可以吹制器形较大的薄壁玻璃容器。
玻璃成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汉代常见的铅钡玻璃不再出现，代之而起的是不含钡的高铅玻璃和碱玻璃。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方玻璃器也大量输入中国，如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1件玻璃碗，绿色，透明，高7.2厘米，口径 10.7 厘米，腹部有椭圆形乳钉装饰。
经化验为钠钙玻璃，与同时期伊朗高原玻璃产品的成分一致，器型、装饰相似，可能是从伊朗高原进口的早期萨珊玻璃制品。
江苏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出土的2件磨花玻璃杯，无色透明，泛黄绿色，高10.4厘米，口径 9.4厘米。
南京附近的东晋大墓也曾多次出土这种质料很好的磨花玻璃残片，其中南京大学东晋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幕府山东晋墓出土的浅绿玻璃片经过化验，为钠铝玻璃，与罗马玻璃的组成成分相符。
辽宁北票十六国时冯素弗墓出土的 5件玻璃器，其中鸭形器造型如鸭，形象生动，淡绿色，透明；其他 4件是碗、杯、钵和残器座，钵的残片经化学分析，是钠钙玻璃。
这批玻璃器有可能是进口的罗马玻璃。
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4件玻璃碗，现存2件，其中祖氏墓出土的淡绿色波纹碗非常精致，高6.7厘米，腹部缠贴3条波浪纹，相错成网目纹，可能是东罗马时的产品。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 1件完整的玻璃碗，口径9.5厘米，高8厘米，淡黄绿色，透明，碗外壁磨有二排突起的圆形纹饰，底部由突起的凹球面构成。
这种类型的玻璃碗是伊朗高原萨珊王朝的典型产品。
这个时期的玻璃器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西亚、经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如湖北鄂城五里墩 121号墓出土的圆形磨饰玻璃碗，A.斯坦因于20世纪初在新疆楼兰 L、K 遗址的一座 5～6世纪墓葬中盗掘的1件玻璃碗及新疆博物馆、考古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采集的一些同类型玻璃残片等。
隋统一全国，内监何稠借助烧绿瓷的方法烧造玻璃，获得成功。
唐代玻璃器零星出土，陕西临潼出土了玻璃果、玻璃瓶等器物，其器型都是中国传统式样，采用吹制方法制成。
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出土玻璃器物，主要有玻璃葫芦瓶、花瓣口杯、壶形鼎以及玻璃饰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