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文摘要阿来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极具鲜明特色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以来，阿来以稳健的创作活力，深刻而持久的历史挖掘，独特的叙事方式，重构了川北藏族近一百多年民族发展变迁的图谱。
童年时期特殊的生长环境，成就了他文学创作中开放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他对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对普通大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寻，因双重文化的交叠，而具有多层次的角度和更宽广的叙述空间。
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阿来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敬畏，珍视民间的文化传统，持续地书写人类社会发展中时代交替里个体的存在，命运的更迭，精神的异化，文明的衰落和自然生态的恶化，而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生命的延展。
阿来在虚构的热情和非虚构的审慎之间，化身历史深处最富诗意的漫游者和灵魂歌者。
本文综合阿来现已出版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阿来创作的背景简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没有比语言更重要的了。
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小生长在汉藏交界的地带，日常交流的藏语和书面使用的汉语之间的转换，语言深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身份的归属，阿来都有独特的体验和感悟，对于他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主要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细节分析。
纵观阿来小说的整体创作，历史不仅是文学叙事的大背景，更是阿来不断往返的精神领域，对历史的梳理，摊开历史的褶皱，深触历史腹地，延展出的是现实与未来的宽广空间。
第一节主要以阿古顿巴和格萨尔为例分析阿来对民间故事的重构；第二节从《瞻对》入手探讨阿来历史书写中虚构的艺术和非虚构的体验之间相得益彰的文学魅力；第三节关注短篇小说中阿来对历史细节的处理。
第三章主要分析阿来作品中对现代性相关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现代性”一直是阿来文学创作持续关注的主题，科技变革、文明发展、生态循环、人文向度、个体存在等，现代性相关的问题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在阿来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现代的变革必然宣告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新旧时代的夹缝处存在许多I的“最后”，“最后的猎人”、“最后的马队”、“最后的土司”、“最后的巫师”……它们曾是时代的辉煌，却因时代变迁而悄然衰落，最终以悲壮或惨淡谢幕，被遗忘在时间的废墟中，阿来用文学的方式拂去它们的尘埃，重燃它们的生命最后之光。
作者： 李丽娟
作者机构：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出版物刊名：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62-64页
主题词： 阿来;《尘埃落定》;阿古顿巴;傻子;民间文学
摘要：阿来长篇小说处女作《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与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二者身份来看，阿古顿巴的流浪汉身份和傻子视角的功用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藏族民间传说中的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到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藏族作家阿来熟稔地运用汉字诠释了他的创作与藏族民间文学问的关系，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论《尘埃落定》的人物形象分析摘要：《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小说主要描写康巴土司家族和下层人民在爱恨情仇、权利争夺之间的故事，其中重点刻画出不同阶层的人物特征，阿来在塑造不同的人物，充分显示了其代表的阶级性，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极为生动且丰满，而通过深人剖析人物内心活动，引发读者对所代表的阶级文化进行思考。
本篇将从《尘埃落定》所塑造的三类主要不同人物出发，探析其人物形象的内涵和意义，即属于保守派的老土司和僧人、大智若愚的“傻子”、代表新事物和新方向的解放军，三类不同的人物代表不同的阶级，也正是不同的人物构成了多层次的文本表达，也带着他们走向不同的命运。
关键词：《尘埃落定》；人物形象；特征；命运Abstract：The Dust Settles is a well-known novel of the Tibetan writer A Lai, the novel mainly describes the story of the family and the lower people in the love and hate,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story, which focuses on characteriza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character , A Lai shapes different characters, fully demonstrated its representative class, so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very vivid and full, and through deep analysis of the inner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causing the reader to represent the class culture to think. This article will be from the "dust settled" by shaping the three main different character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its characters, that is, the conservative old tasters and monks, wise and foolish "fool", on behalf of new things and new direction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ree different figures represent different classes, it is also different characters constitute a multi-level text expression, but also with them to a different fates.Key words：Dust Settled；character images；features；fate目录摘要 (1)前言............................................................................................................................- 2 -一、关于《尘埃落定》 (3)（一）作者阿来其人 (3)（二）关于《尘埃落定》 (4)二、保守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分析 (4)（一）顽固派的老麦其土司 (5)（二）土司制度下的僧人形象 (6)三、清醒而又痴狂的历史叙述者 (7)（一）清醒——保守文化势力的衰落是必然的 (7)（二）痴狂的历史叙述者 (8)三、现代文化对腐朽制度的追问和毁灭 (9)（一）委婉的思索，悲惨的命运 (9)（二）暴力而直接的革命者 (10)结语 (11)参考文献 (12)致谢 (13)前言《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展现了康巴土司王国中权力斗争、爱恨情仇、英雄主义、欲望和追求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
浅析《尘埃落定》对藏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浅析《尘埃落定》对藏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摘要：就阿来《尘埃落定》的创作与民族或本土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与藏族口传文学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作品对藏族神话的大量引入、重写与改造上面，而且表现在作品对藏族传说、故事的积极移植与改写上面，如此既有效地追溯了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与历史渊源，形成了作品丰厚的藏族民间文化背景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也极其成功地拓展了小说的思想、文化与话语空间，实现了民族作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的互动与嫁接，开辟了民族作家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创作道路。
本文从藏族文学的三种表现形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三个方面论析《尘埃落定》对藏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藏族口传文学世界上任何伟大文化都源自民间文化，民族精神来源于本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就是老百姓性格、情感的载体，特有民间文化构成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
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阿来十分注重吸取民间口传文化的写作资源，继承与发扬民间口传文学作者的民间写作立场与表述策略。
正如阿来自己所说：“我更多是从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
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大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流传于乡野与百姓口头的故事包含了藏民族本身的思想习惯和审美特征。
这些人物故事和史诗传说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
这些看法更多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而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
”。
因此我们从民间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尘埃落定》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如民间故事中的复仇原型、神话起源、两兄弟故事原型等。
本文主要从藏族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对《尘埃落定》进行解读。
一、《尘埃落定》与藏族神话出于创作需要，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不仅大量引入了藏族神话，而且在当代写作语境中，运用现代意识重新追溯与审视了这些民族神话。
在《尘埃落定》中，较多的藏族宇宙起源神话被引入了小说文本，并构成了藏族口传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学号：姓名：年级：专业：学校：目录论文摘要一、傻子形象的特征 (1)二、傻子形象的创作来源 (2)三、傻子形象的创作目的 (3)结论 (5)主要参考文献 (5)论文摘要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地区的阿来用《尘埃落定》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傻子的一生，从大场面上又为读者讲述了土司制度兴盛衰落的过程，讲述了川北藏区的历史变迁。
“傻子”作为人类的异灵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
因此对“傻子”形象的研究也有很多，但大多又只局限于傻子个人的分析和叙事视角某一个方面。
本篇文章的整体结构包括：傻子形象的特征、傻子形象的创作来源、傻子形象的创作目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在叙事内容上以一个傻子土司少爷的视角为读者讲述了土司制度的没落。
不难看出，《尘埃落定》是以傻子为叙述者，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来讲述整个故事的过程，因此叙述视角便是傻子的一双眼睛，这是很独特的一个叙事切入点。
然而，在我们认为傻子只是旁观者来转述小说时，《尘埃落定》的叙述文本中又刻意将傻子这一人物描述成一个有先知先觉潜质的智者形象。
因此，《尘埃落定》的主人公是一个有智者气质却被周围的人认为是傻子的人。
作为接受文本的读者，我们不由得要追问作品《尘埃落定》文本世界中的傻子是不是真傻子，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个傻子来叙述整个故事的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先对傻子的个性特征进行剖析，解读清楚傻子是怎样的一个傻子，从而了解到作者创造出作品及主要人物的目的及意义。
关键词：傻子身份形象试析《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一、傻子形象的特征提到文本中的傻子的艺术形象，我们可以通过文本来寻找这个傻子具备哪些让读者映像深刻的特点。
(一) 首先，他是一个知名度高、众所周知、名副其实的傻子，并最终倒在命运脚下。
他与世界上其他傻子一样之处在于：生活在他周围的人都会用聪明人对待傻子的心理来对待他，这毫无疑问的确认了他是个傻子。
机智人物故事是民间故事的一个门类，以诙谐、多智、富有正义感的正面主人公贯穿起来，形成一系列故事群[1]。
活跃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藏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经过本土化的演变，形成了气质、智力、品行要素不稳定的人物性格特征，在藏族文化的哺育下逐渐成长为具有典型性的民间智慧代表，并在藏族书面文学创作中被作家普遍接受，呈现出精英化和英雄化的趋势。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层面来看，藏族人民诙谐文化和智慧文化孕育出复杂多样的机智人物故事，作家在对机智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中体现出对历史文化的现代性反思。
本文采用立体化的互文观念，把文本延伸至非文学文本乃至非文本的文化层面，发掘对该文本意义有启发价值的历史文本及围绕该文本的文化语境[2]，在潜藏的语义场中分析藏族机智人物形象审美嬗变的内在规律和价值意义。
一、作为民间智慧的“集体认同”机智人物的气质、智力、品行要素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构成了藏族机智人物故事独特的艺术魅力。
气质要素主要体现了机智人物主人公的幽默风趣，他们常有一些滑稽的言行举止，开玩笑逗乐大家，偶尔有些恶作剧的举动，烘托热闹的气氛。
行为主体在传递这种幽默的时候，往往对人类缺乏理智、虚伪、顽固等缺点高度敏感，萌芽般的批判意识让幽默的人更能发现问题，在化解矛盾、尴尬的场景中传达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智力要素作为性格特征中波动最大的因素，最能体现藏族机智人物故事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机智人物聪慧多思，反应敏捷，并且能够逻辑清晰，能言善辩，具有良好的出谋划策能力。
《给国王“算命”》《借“卓”还卓》《以驴赔骡》等故事以“还治其人、巧用谐音、以攻为守”的方法，将对手不合理的要求进行反驳[3]。
《金砖梦》《给商人以教训》《杀神牛》等故事以“制造错觉、假名行骗、假戏真做”等方法引起大家对客观事物的不正确认识，做出错误的判断，达到惩罚对手的目的[4]；《打赌》《煮肉》《借青稞》等故事则以“将计就计、反难制胜、装神弄鬼”等方式愚弄对手，达到预定的目的[4]。
聪明的傻子【摘要】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从傻子的视角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崩溃前夕的景象。
小说中通过傻子与女人，傻子与他的父亲与兄长，傻子与土司们的种种纠葛，以及其悲剧结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傻子是一个大智若愚、充满政治智慧而又极其残酷、冷漠、自私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傻子政治智慧第五届矛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尘埃落定》掀开了藏文化中极富传奇的历史篇章。
本文从人性的角度剖解主人公“傻子傻子”，揭示出权与欲，爱与恨，生与死的追逐与背离。
一下子在纯文学阅读式微的当年,掀起了阅读纯文学的热潮，一时洛阳纸贵，读者云集，好评如潮。
阿来与《尘埃落定》阿来，男，藏族。
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
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现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
1982年做乡村教师的阿来开始了诗歌创作，出版过诗集《梭磨河》，后来转向小说创作。
正如阿来所说“是诗歌使我完成了精神蜕变”。
所以，在《尘埃落定》中，阿来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在崩溃前的最后的幻像：喧嚣、绚丽、纷扰、尘土飞扬，而后一切归于寂静，尘埃终于落定，一个旧制度的崩溃，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诞生。
《尘埃落定》讲述了康巴土司制度在崩溃前夕的故事。
在遥远的西北部四川和西藏交界的地方生活着康巴藏族，以从事农业为主。
长期以来，土司统领这片领土。
麦其土司是这片土地上最大的土司。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
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
麦其土司因种植鸦片而迅速的强大起来。
为了保住鸦片的种植权，扩张领土，麦其土司多次发动了对周围土司的战争。
在征战中，傻瓜儿子在其他土司疯狂种鸦片时，具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粮食。
后来果然遇上饥荒年，鸦片价格大跌，饥民遍野。
傻瓜儿子在守边地粮仓时，用了许多计谋，将粮食换成了大量的银子，还换回一大块领地。
科学中国人2016年11月论《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与《尘埃落定》中傻子形象的现实意义后义平甘肃省卓尼县柳林中学摘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一个傻而多情的贾宝玉形象贯穿文章始终，藏族作家阿来在他的《尘埃落定》中也塑造了一个天生的傻子形象并赋予他运气、命运和超自然的洞察力。
两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傻子却是小说的中心，作者塑造他们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两个傻子的人生究竟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关键词：贾宝玉；傻子；形象；启示一、“贾宝玉”和“傻子”两个人物形象(一)“傻”只是聪明人惯用的一种生存形式《红楼梦》中这样写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1]黛玉初进贾府，王夫人这样嘱咐到“若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他心里一乐，便生出多少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睬他。
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无天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只休信他。
”[2]在很多人眼里宝玉都是似傻若疯的。
他疯起来不要命又是摔玉又是大狂放话，吓得大家措手不及。
他虽率性而为傻气十足，然而每次在关键时刻总是一点就通。
而傻子一生下来就冠以傻的面纱，他是土司与太太酒后所生，从优生学角度看酒后纵情生育的孩子易患体弱和弱智应禁忌。
小说中这样写道：如果谁说“我”不傻，“我”就向父亲告状，说谁不把“我”当傻予看。
然而“我”又在所有人都种罂粟发财时，建议父亲种粮食。
其实这些傻与不傻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傻子只是以傻的形态存在而他真正拥有的却是大智若愚，上善若水的智慧。
(二)失败的爱情《红楼梦》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贯穿始终的宝黛爱情。
在贾府内宝黛二人基本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们聪明伶俐，郎才女貌。
是贾母面前的红人乃至是整个贾府的第二中心。
他们的爱情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是完全建立在双方相互爱慕和理解的基础上。
正因为如此，宝黛爱情注定了以悲剧收场。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尘埃落定》中“傻子”形象分析作者：程梦雨来源：《魅力中国》2009年第35期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09)12-118-02摘要: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能在众多描写藏地政治与文化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塑造了“傻子”这个人物形象。
本文以阿来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为突破口,分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以及“傻子”身份所隐含的精神文化内涵。
关键词:《尘埃落定》;“傻子”形象;文化內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阿来的《尘埃落定》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杰出代表,一直是文学界关注的热点。
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的创作,不但在民族风情、思维方式上与中原作家有所不同,还体现于他在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同时,通过这种特性反映出民族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变迁,并把此上升到普遍意义的高度。
正如评委严家炎教授为之草拟的评语:“《尘埃落定》借麦其土司家‘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兼用写实与象征表意的手法,轻巧而富有魅力地写出了藏族的一支——康巴人在土司制度下延续了多代的沉重生活……”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在众多描写藏地政治与文化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塑造了“傻子”这个形象。
他以主人公身份参与了土司末世的历史,这个人人都认定的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傻子”,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愚”中的大智慧者。
一、“傻子”形象来源在《尘埃落定》创作的开始,阿来本人也没想过要塑造具有如此传奇色彩的人物典型。
“在塑造傻子少爷这个形象时,我并没有很理性的告诉自己,为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为了一个能够超越一般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层面的故事,我需要一个既能置身一切进程之中,同时又能随时随地地超然物外的这样一个人物。
但当写作开始,小说的意义空间与情感空间逐渐敞开,我意识到了这样一种需要。
这时,我想到了多年以前在短篇小说中描绘过的那个民间的智者阿古顿巴。
憨厚而又聪明的阿古顿巴。
第3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1月 Vol.36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4────────── 收稿日期：2014-04-30 作者简介：满黎（1990-），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55-从“阿古顿巴”到“傻子”—— 论阿来对民间人物的重塑满 黎（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摘 要：阿古顿巴从民间传说走进文本，其身份经历了从贫困农奴到富裕贵族再到民间流浪汉的建构和重塑，而在《尘》中，阿古顿巴被赋予汉藏双重血统演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傻子”。
从作者对这一民间人物的身份与血统的重塑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文化思考和主体意识。
关键词：阿古顿巴；傻子；重塑；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4)06-0055-04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6.014From Agudunba to the “Fool”: on Alai’s Reshaping of Folk FigureMAN Li(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Abstract: Agudunba enters text from folklore, and his identity reshaped from a poor serf to a rich noble and to a tramp in the end. While in Dust Settled Down, Agudunba became the “fool ” who has Sino-Tibetan descent double. From the reshaping of the identity and ancestry of the character, we can clearly see the author’s cultural thinking and main consciousness.Key Words: Agudunba; the fool; reshaping; main consciousness“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关系的确认。
它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
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就是说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
”[1]阿来曾这样描述自我的身份特征:“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
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2]由于受自身这种汉藏交融的文化生存环境的影响，阿来笔下的主要形象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特征，从民间人物到阿古顿巴到“傻子”形象的重塑正体现了作者汉藏交融心态下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意识又灼照出作者的民族身份认同态度。
一、主体形象身份与血统的重塑阿来在80年代的一个短篇《阿古顿巴》中首先对藏族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阿古顿巴进行了重塑，在《尘埃落定》中完成了对他的再次重塑。
在重塑中，作家主体意识介入作品，使作品主体形象有了为作家代言的可能性。
通过主体形象的呈现，阿来成功实现了对民间生态的书写，呈现出汉藏交融的文化形态。
（一）从民间到文学——阿古顿巴形象的首次重塑 阿古顿巴原本是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机智英雄人物，其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阿古’是叔叔的意思，‘顿巴’即导师之意。
“阿古顿巴是个富有智慧、正直幽默、乐于助人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爱和恨，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3]在藏族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是以藏族普通劳动人民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贫苦人民的代表，更是藏族劳动人民精心塑造的一个农奴形象，是藏族民间贫苦农民形象的一个化身。
其形象是藏族人民在自己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塑造和不断丰富的，是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民间传说在口口相授中为阿古顿巴添加出各种身份，如佣人、奴隶、佛教徒、商人等。
因此，在第36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1月-56-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的身份并不固定，往往会因其挑战的对立面的变化而变化。
与国王斗智斗勇时，他是地位低下的佣人，与领主对立时，他成了饱受压迫的农奴，但无论其身份如何变化，都没有改变他维护人民、为人民说话、为人民斗争这一民间英雄形象的根基。
阿来掺杂着主观情感的关怀，在其短篇《阿古顿巴》中首次对阿古顿巴这一形象进行了重塑，把他由一个藏族民间的大众代表，塑造成了一个积极为民众服务的富裕领主家的少爷。
在谈到短篇《阿古顿巴》的创作时，阿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藏语方言中，有无数的老百姓不断地添加着，丰富着这个人物的故事。
使之成为了一个代表了大多数人心愿与理想的人物，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与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群体相对抗的平民英雄。
更有意思的是，在所有的故事中，都没有关于阿古顿巴形象的正面描写。
这一切促使我开始想像他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经历，更主要的是，他因为什么获得了那种觉悟。
于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写出了那个短篇小说。
”[4]作者对民间传说的审视与思考使得阿古顿巴有了从民间走进文本的可能性。
在《阿古顿巴》中，作者阿来在重塑主体形象阿古顿巴时，对其身份做了两次转变。
第一次，阿古顿巴在阿来笔下由民间传说里农奴社会中的普通英雄变成了富裕领主家的少爷。
第二次转变，作者让阿古顿巴少爷从富裕的家里出走，最终转变成了身无一物的流浪汉。
从“少爷”到“流浪汉”形象的转变设置无疑还原了阿古顿巴的民间身份，而流浪的生活经历与流浪过程又还原了他与民众相处的事实，并且从流浪的生活中历练出他与众不同的智慧，从而重新赋予了他代表民众、为人民说话的可能性。
这一转变更体现出阿来对其民间性身份的回归，还原了他最初在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形象意义。
阿来说：“在我的想像中，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
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
他背弃了握有巨大世俗权力与话语权力贵族阶级，背弃了巨大财富，走向了贫困的民间，失语的民间，走到了自感卑贱的黑头藏民中间，用质朴的方式思想，用民间的智慧反抗。
”[4]正是出于这种主观设想，阿来才在其短篇《阿古顿巴》中设置了主体形象身份转换这一表达方式，让他由民间走进贵族，再从贵族出走重返民间。
（二）从阿古顿巴到“傻子”的血统重塑阿来的短篇小说集《阿坝阿来》里，最早发表的一篇是《阿古顿巴》。
“阿古顿巴是藏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个智者，像阿凡提。
我是第一个通过写书为他画像的，但我喜欢的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
阿古顿巴这个形象再一步变异，就成为《尘埃落定》的主角——土司的傻儿子。
”[5]在《尘埃落定》中，阿来保留了主体形象在《阿古顿巴》中的贵族少爷身份，但是对其血统进行了由纯藏族血统到汉藏混血的转换，这一新添的具有作者主体身份介入的转换是非常有意思的。
与阿古顿巴这一民间机智人物不同，傻子身上更多地投射了阿来作为一名藏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呈现出作者带有反思意味的民族身份思考。
阿来曾经说过，“我的作品不能让人了解西藏，只能了解阿来。
”[6]如此一来，阿来作品中呈现出的自我意识、自我书写与自我身份的主体态度便不容置疑了。
《尘埃落定》中，“傻子”是麦其土司与第二个女人（汉族）所生的儿子，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半藏半汉血统的藏族上层人物。
他继承了短篇《阿古顿巴》中阿古顿巴的贵族少爷身份，沿袭了代表颇具封建色彩的家族世袭承传。
如果把阿古顿巴与傻子两个形象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人物最终结局的设置都掺杂了作者自身对于藏族封建制度的态度。
阿古顿巴作为领主的儿子，傻子作为土司之子，两人的贵族少爷的身份本身就是压迫与权力的一种象征，但是阿古顿巴最终离家出走，这就构成了对其贵族身份的背离，傻子的非常态表现也注定得不到常态人群的认同。
同样是父亲认为可行的封建身份的继承人，阿古顿巴因为性格孤僻而不得不逃离，而“傻子”少爷也因为傻气而与承传失之交臂，他的死亡更预示了封建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
领主与土司一样，都代表了封建压迫，代表了上层社会对下层人民的禁锢。
而继承人的出走与失语无疑是对其封建身份与权力的背离，这一结局的设置，体现了作者主观上的对藏族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解构态度。
总之，《尘埃落定》的写作中倾注了作者主观方面对于现代社会演进的深重忧虑。
阿来曾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社会总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猥琐而浑浊”[7]。
阿来的小说不仅有对他所见证的社会制度过渡转型呈现出的问题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社会中自我生存状态的忧虑。
二、主体形象重塑的原因故事的重写与人物的重塑是阿来创作的一大特点。
阿来曾经提到过，《尘埃落定》的故事最早出现在短篇小说《老房子》里，在以后的创作中这个意象一会儿离开一会儿又回来，故事间不仅有渊源还有承接。
因而，对故事的重写与复现无疑是作家进行主体形象重塑的原因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项目，《格萨尔王》的问世无疑是阿来“重述神话”的一大成果，而阿古顿巴进入文学被再造也无疑受到了“重述神话”热潮的牵引。
（一）血统的重塑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内隐“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
”[8]满 黎：从“阿古顿巴”到“傻子”-57-同是文学作品的诗与小说都隐含着作者主观态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设置往往倾注了作者的自身情感，掺杂着作家自己对特定问题的思考，渗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
母亲是汉族人，父亲是藏族人，面临双重可以选取的文化身份，阿来有自己文化身份的疑惑，并且受到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双重压力。
作家阿来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因为在地理上不在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2]，这种略微尴尬的文化处境，让他具有鲜明意识的藏族书写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心态。
文学界对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质疑，无疑也让阿来这个具汉藏双重血统却不懂藏文的作家，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书写时满心忧虑。
阿来说“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
”阿来在一个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地区长大，说汉话、穿汉服、接受汉文化教育、接触的是同被汉化的人，这种现实处境无疑造成了作者在自身民族文化面前的失语心态。
毫无疑问，当作者有意识地重返自身民族文化时，这种略为尴尬的处境让阿来陷入“被怀疑”的忧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