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
结构性减税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也需要做相应调整。
在货币政策效应逐渐减弱甚至出现副作用的前提下，熨平经济波动、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任就落到了财政政策身上。
时下，我国宏观调控应以积极财政政策挂帅，结构性减税充当急先锋，并发挥主要作用。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货币政策转向以结构性减税为主
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我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特点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往往在扩大政府投资和财政开支上大做文章。
政府在税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击偷税漏税、尽量把税收收上来上，基本不把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说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4年里，为了支持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
截至2013年1月末，广义货币（U2）余额99.21万亿元，已经是2011年GDP的两倍了，远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平。
“大流动性”政府调控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1978年―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9%全世界历史罕见。
学界把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称为东亚模式。
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据日、韩等国经验看，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在下半场有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显例证。
日本“广场协议”后，经济泡沫破灭并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无计可施。
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系统也要进入下半场了。
我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还未完全消失，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还会在很长时间支撑经济发展，但受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产能过剩、人口红
利弱化、环境资源约束硬化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内涵虚化”现象凸现，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
当大家都在欢呼我国银行业成为最赚钱行业的同时，当我国经济系统“2块钱货币换来1块钱GDP”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深思一下，这种“实”不如“虚”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呢？
日本是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
日本已为我们提示了风险，至少我们已看清，继续玩虚拟经济、搞“大流动性”的发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张。
就政策而言，除“经济虚化”外，货币政策还因为离市场太近，调整后常常成为市场的扰动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与长期效果相反，其结果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这样，我们沿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出来挑大梁，发挥主要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各国因为货币政策问题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而尽量避开货币政策。
我们认为，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是一种趋势，在我国则是一种可选择的、至少可以尝试的政策主张。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挂帅，而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当急先锋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因为直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负面效应小。
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个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政府支出，缩减税收等政府收入。
而我国财政支出大体又可拆分为“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
建设财政往往是与政府投资行为捆在一起的，拉动经济效果明显。
但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红利因素逐渐退却，产能大面积过剩，政府投资的领域和有效益、可持续的项目越来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严重，政府建设财政方面问题太多。
正因为如此，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政策被学界广泛质疑。
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在就业、社保、医卫、教育、安居、养老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而建设财政应采取审
慎的态度，看准了再使用。
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应充当宏观调控急先锋，发挥主要作用。
减税，一方面为企业松绑，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实力；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消费能力。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减税还是个四两拨千斤的政策。
我国过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减税、减费的，效果都非常好。
例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区区500亿元左右就赢得了8亿农民的拥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
再如，2012年“十一”国庆长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撬动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次超4亿、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国收费公路节假日免费全算上也就减收不到200亿元。
我国应变被动的“平衡财政”为逆周期的“调控财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巨大空间可挖
减税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还要“促民生”。
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人吃马喂”，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我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平衡财政”，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财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长，之后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
但各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虽然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在不同阶段也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等表述，不过，实际运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为首要目标，没有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税收更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工具。
我国各项税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与 GDP增长与波动是同步的。
这说明我国税收是随着经济增长被动增减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增长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国家在编制税收收入的预算时，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各年税收预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
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5..8%、9.2%、8.3%、9.5%、8%。
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2011年增长11.2%。
但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我国减税的额度只有900亿元。
我们认为，想通过减几百亿税来调整经济结构，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这力度显然不够。
所以，最近有关专家呼吁，要来一次给全国人民提气的大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总减税规模突破1万亿元，这是不无道理的。
2011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为720440.51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15.3%，远远低于日、美、欧盟国家的水平。
算上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承担的“隐性债务”，中央、地方政府债务加起来也仅相当于GDP的40%多。
加上在财政开支上挖点潜力，比如把财政支出分类中20%左右其他支出减下来。
这类其他支出中很大一部分是“三公”支出，浪费严重。
总体来看，大规模减税风险可控。
总之，减税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还要“促民生”。
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人吃马喂”，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怎么办？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政策决策是科学，更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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