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病毒治疗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调节性T细胞影响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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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降低慢性HBV感染者肝细胞癌发生风险周召;阿卜杜热西提·阿卜来提;顾智强;常靖;刘新;鲁凤民【期刊名称】《临床肝胆病杂志》【年(卷),期】2023(39)1【摘要】慢性HBV感染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的主要致病原因。
从慢性HBV感染到HCC发生,多数患者会经过慢性肝炎-肝硬化-HCC等不同阶段。
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HBV不断将自身DNA整合入宿主DNA,起到促癌的效果;而持续的肝脏炎症所致肝细胞的死亡与代偿性增殖更会带来突变的积累,并最终导致肝细胞的恶性转化。
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抗HBV药物,即核苷(酸)类似物,通过抑制HBV复制来控制感染,可有效减缓疾病进程和终末期肝病发生,但由于目前抗HBV治疗启动较晚,治疗率较低,HBV相关HCC发生率仍呈上升趋势。
如何改善现行的抗病毒治疗策略,以进一步降低包括HCC在内的HBV相关终末期肝病的发生风险,已成为临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因此,本文在回顾和总结既往支持扩大抗病毒治疗的研究和观点的基础上,建议应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从而抑制病毒复制,减少整合事件发生,并最终降低慢性HBV感染者HCC发生风险。
【总页数】6页(P31-36)【作者】周召;阿卜杜热西提·阿卜来提;顾智强;常靖;刘新;鲁凤民【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暨感染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73【相关文献】1.慢性HB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HBV基本核心启动子及前C区突变的检测及意义2.恩替卡韦与替诺福韦酯抗病毒治疗降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细胞癌发生风险的差异——一项韩国回顾性研究引发的思考3.替诺福韦可降低慢性HBV感染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4.慢性HBV感染者HBsAg血清学清除后为什么还发生肝细胞癌?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IL-35在慢性乙型肝炎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摘要】白介素35(IL-35)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属于IL-12家族的细胞因子,作为免疫性疾病中关键的免疫抑制因子,其主要抑制机制是抑制T细胞的增殖和效应功能。
非细胞病变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相关肝病致病过程是免疫介导的,包括肝损伤和病毒控制。
现研究发现,慢性HBV感染患者的外周血CD4+T细胞上有IL-35的表达,而在健康个体中未检测到。
因此,探索IL-35在慢性HBV感染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现综合国内外对IL-35在慢性乙型肝炎中的研究作一综述。
【关键词】 IL-35;慢性乙型肝炎;调节性T淋巴细胞【中图分类号】R5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752(2018)29-0009-01白介素35(IL-35)是新发现的异二聚体细胞因子,属于IL-12细胞因子家族,是由IL-27β链EBV诱导的基因3(Ebi3)和IL-12α链p35亚基组成。
IL-35组成性表达在CD4+CD25+Foxp3+(Treg)细胞上,通过抑制T细胞增殖从而发挥抗炎症作用。
最近有报道显示,IL-35可能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的外周血CD4+T细胞中检测到,然而IL-35是否在慢性HBV感染中发挥作用尚不十分清楚[1]。
在本研究中,我们着重探讨了IL-35的特征及其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关系。
1.IL-35的起源和特性2007年,Ebi3-p35异二聚体在体外被重建纯化并被认为是一种细胞因子,这种细胞因子最终被白细胞介素命名国际免疫联盟委员会和人类基因组命名委员会命名为IL-35[2]。
有研究发现,IL-35作为一种抑制性细胞因子由Foxp3+调节性T细胞即Treg细胞分泌。
除了Treg细胞,活化的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内皮细胞和主动脉平滑肌细胞也可以表达IL-35。
随着IL-35的表达被发现,其生物学功能也逐渐被阐明,并被认为是IL-12家族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因子。
T细胞受体临床应用研究进展T细胞受体(TCR)是存在于T淋巴细胞膜表面识别蛋白质抗原的受体,为所有T细胞的特征性标志。
TC R以非共价键与C D3分子结合形成复合物,通过特异性识别并结合抗原提呈细胞或靶细胞表面的抗原肽,启动第一传导信号,从而诱导T细胞的活化并发挥适应性免疫效应功能。
通过对人体TC R的研究,可以达到协助疾病的诊断、治疗、动态观察疗效及判断预后的目的。
随着分子免疫学的发展及各种新检测技术的应用,近年来TCR在临床医学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试图就其新近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TCR的多样性T淋巴细胞对自然界及体内各种来源不同的抗原产生特异性识别并产生免疫效应首先依赖于具有高度多样性的T C R[1]。
T C R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具有抗原特异性的可变(V)区和恒定(C)区。
TCR识别抗原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主要取决于V区。
T C R的分子结构是由二条不同肽链构成的异二聚体,根据其所含肽链的不同,TCR分为TCRαβ和TCRγδ二种类型。
T CR的多样性通过基因混合排列及组合设计的原则形成。
据估计,其总量达到1015-1020之多,但相对而言,针对自然界比较常见抗原的TCR数量可能会更多一些[2]。
同时,T细胞也遵循克隆选择的原则,即当TCR与同源抗原结合时,会导致T细胞的增殖以形成具有抗原特异性的T细胞克隆。
由于不同基因片段混合和配对的结果,导致每一个 T细胞只能包含一个αβ或γδ受体,而不会两者兼备。
正常人外周血中约95%T细胞表达TCRαβ链,TCRγδ细胞数量可因组织和器官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但一般不超过T细胞总数的5%。
此外,αβT细胞还表达一个 CD4或CD8共刺激分子,且识别抗原时有MHC限制性。
与之相对,绝大多数γδT细胞不表达CD4或 C D8分子[3]。
近年来的研究还提示:75岁以上老年人T C R多样性呈明显减少趋势,且以C D8T细胞减少更为明显,这可能与胸腺皮质成分随着年龄增加而功能逐渐退化有关[4]。
组织调节性T细胞的研究进展①朱鑫钰辜慕阳陈琪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生物靶向治疗研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心血管疾病免疫诊疗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武汉 430022)中图分类号R3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0-484X(2023)05-1098-07[摘要]长期以来,调节性T细胞(Tregs)被认为发挥免疫抑制作用,进而维持免疫耐受。
最近的研究发现,位于组织的Tregs,即组织Tregs,具有与淋巴Tregs不同的组织特异性表型,行使调节代谢、促进组织修复、促进血管再生等非免疫功能。
随着针对Tregs的治疗靶点越来越多,了解组织Tregs的表型、功能及调控的分子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本综述从组织Tregs的来源、组织特异性表型和功能、组织特异性表型的获得、调控组织Tregs的分子机制四个方面系统阐述组织Tregs研究的最新进展,为这类细胞对多种疾病的干预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组织调节性T细胞;组织特异性表型;组织修复Research progress of tissue regulatory T cellsZHU Xinyu,GU Muyang,CHEN Qi.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Union Hospital,Tongj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Targeted Therapy, Hubei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Immunological Diagnosis and Therapy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Wuhan 430022, China[Abstract]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have long been thought to have a role in immunosuppression and immune tolerance. Re⁃cent studies found populations of Tregs residing within non⁃lymphoid tissues, collectively termed "tissue Tregs". Tissue Tregs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lymphoid organ counterparts in tissue-specific phenotypes and participate in an array of nonimmunologic functions,such as metabolic reg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tissue repair and vessel growth. As Tregs receive increasing attention as therapeutic tar⁃gets,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phenotype and function of tissue Treg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this review, we have ex⁃plained the recent progress on tissue Treg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ource of tissue Tregs, tissue-specific phenotypes and function, the acquirement of tissue-specific phenotypes, molecular mechanisms regulating tissue Tregs, which will inform ongoing attempts to har⁃ness Tregs for precision immunotherapeutics.[Key words]Tissue regulatory T cells;Tissue-specific phenotypes;Tissue repair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自发现以来,因独特的免疫抑制功能而备受关注。
拉米夫定对慢性乙肝患者TNF-α和IL-8的影响目的通过拉米夫定快速抑制病毒复制从而降低血清中HBV DNA含量来观察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免疫细胞因子TNF-a和IL-8的影响。
方法选择32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给予口服拉米夫定,每日1次,每次100 mg,疗程1年。
在拉米夫定治疗前和治疗后的3、6个月抽血检查TNF-α和IL-8。
结果拉米夫定治疗后TNF-α和IL-8水平降低,同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拉米夫定通过降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的病毒含量能够降低TNF-α和IL-8水平。
标签:拉米夫定;TNF-a;IL-8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8(IL-8) 水平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显著高于正常人。
它们是单核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相关的病理和炎症介质产生的细胞因子,可由病毒、内毒素等诱导,在肝细胞变性、坏死等病理改变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1]。
拉米夫定的出现为重建机体免疫功能的新思路提供了可能。
但是拉米夫定仅能快速抑制病毒复制而本身并不能起直接免疫调节作用,因此,笔者希望用拉米夫定降低患者体内的病毒含量来恢复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达到清除病毒的目的[2]。
本文通过用拉米夫定对32例慢性乙肝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的TNF-α和IL-8含量调节作用进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其能有效地抑制TNF-α和IL-8的产生。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1.1 一般资料根据2000年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制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标准选择,慢性乙肝患者36例,其中男26例,女10例,平均年龄(35.06±9.87)岁。
病程4~10年,平均(5.5±4.32)年。
其胆红素均在正常范围以内,ALT均在正常范围上限以上,平均(91.3±38.98)U/L,所有受检者治疗前均未行抗病毒治疗和免疫调节治疗,并排除药物、酒精、中毒等引起肝损伤。
所有受检者血象、血清肌酐、磷酸肌酸激酶、淀粉酶均正常,抗-HA V、抗-HCV、抗-HDV、抗-HEV、抗-HIV均阴性。
抗病毒治疗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调节性T细胞影响的研究进展作者:牟花妮蒋玉凤来源:《中国当代医药》2015年第23期[摘要]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在抑制病毒复制的同时也影响机体免疫功能。
调节性T细胞为体内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T细胞亚群,能抑制HBV感染者特异性T细胞反应。
研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对调节性T细胞数量及功能的影响,可以为探索更理想的免疫学指标来评价抗病毒应答反应,治疗效果,预测治疗终点、停药后复发,疾病预后等打下基础,也可能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制订更优化的抗病毒治疗策略确定方向。
[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调节性T细胞[中图分类号] R51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5)08(b)-0015-04乙型肝炎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球约有4亿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者,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乙型肝炎所致的肝衰竭、肝硬化及肝癌[1]。
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能通过抑制HBV复制,阻止肝损害向肝硬化、终末期肝病、肝细胞肝癌及死亡发展,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率[2]。
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为体内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T细胞亚群,能抑制T细胞增殖及炎性免疫反应[3],与自身免疫病等多种疾病有密切联系,其数量和功能可作为评价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的指标[4]。
Treg能抑制HBV感染者特异性T细胞反应[5],影响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的自然进程及治疗反应,过度激活的Treg导致HBV持续感染,并可导致肝细胞肝癌的发生[6],这可能是通过Treg-Teff细胞间接触、分泌白介素(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TGF)-β及抑制抗原递呈细胞(APCs)的功能[7-11]等机制发挥作用。
目前CHB患者抗HBV治疗仍存在诸多问题。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表明,Treg在HBV感染及抗病毒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就近几年国内外有关CHB患者抗病毒治疗对Treg影响的研究做一综述。
1 Treg的研究概况根据来源和特征不同,Treg可分为天然调节T细胞(naturally occurring Tregs,nTreg)和诱导调节T细胞(inducible Tregs,iTreg)[11]。
nTreg在胸腺中发育成熟,iTreg 在外周淋巴组织或体外IL-2和TGF-β存在下由na■ve细胞转化而来。
nTreg和iTreg都能够保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区分两者的方法,神经纤毛蛋白只表达于nTreg表面,可能为鉴别两者最可靠的标志[12]。
现研究最多的Treg为CD4+CD25+Treg,后者表达CTLA-4、PD-1、GITR、CD103、CD39 及叉头状转录因子3(fork 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3,Foxp3)为等多种分子。
Foxp3基因是控制Treg发育及功能的关键基因[13],编码一种独特的胞内蛋白——Foxp3,这是CD4+CD25+Treg最特异的标志。
Treg分泌IL-10、TGF-β及IL-35等细胞因子,IL-10在iTreg发挥免疫抑制功能时不可或缺,TGF-β和IL-35可直接抑制效应性T细胞的增殖和功能[14]。
既往多以CD4+CD25highFoxp3+作为Treg的特异性标志,但少部分CD8+细胞也表达Foxp3[15],经Foxp3标记得出的Treg数目较CD25high T细胞少,且Foxp3为胞内蛋白,检测过程需要将细胞固定穿孔,不能用于进一步培养和研究,近年来认为CD4+CD25+TregCD127low/-是Treg更理想的检测标志[16]。
2 抗病毒治疗及其效果现状目前抗HBV的药物有核苷(酸)类似物(NAs)和干扰素(IFN)两大类。
临床上用于抗HBV的NAs有拉米夫定(Lamivudine,LAM)、替比夫定(Telbivudine,LDT)、阿德福韦酯(Adefovir,ADV)、恩替卡韦(Entecavir,ETV)和替诺福韦(Tenofovior,TDF),这类药物均作用于HBV聚合酶,对HBV-DNA复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17]。
用于抗HBV的IFN有普通干扰素(IFNα)和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α),IFN抑制HBV的同时具有持久的免疫调节作用,HBeAg(+)患者有机会在有限的疗程(48周)后获得停药后持续的应答效果[18]。
现阶段抗HBV治疗仍存在诸多问题:治疗药物种类局限[19];NAs抑制HBV复制作用是可逆的,肝细胞内cccDNA难以彻底耗竭,停药后残存的cccDNA又可开始复制[20];IFNα抗HBV感染禁忌证及不良反应较多,抑制HBV复制的能力较弱;NAs抗HBV治疗疗程长,无理想的停药指标[21],无明确的治疗终点,易产生耐药[22],停药后有复发的风险[23];目前无更理想的预测抗病毒应答反应和停药复发的指标。
3 Treg与HBV感染及抗病毒治疗的相关性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发现CHB患者体内Treg具有特征性变化,抗病毒治疗在抑制HBV 复制的同时对Treg及其相关细胞和分子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认为Treg可能在抗病毒治疗应答反应、停药后复发的预测等方面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3.1 抗病毒前后Treg变化与HBV-DNA载量的关系Yan等[24]发现CHB患者外周血CD4+CD25+Treg CD127low细胞比例及Foxp3 mRNA水平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经LDT治疗24周,上述指标下降至正常,与HBV-DNA下降呈正相关。
Zheng等[25]也有类似发现。
Arasli等[26]在研究TDF对CHB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及病毒载量的影响时发现,治疗48周后外周血CD4+CD25+Foxp3+nTreg及病毒载量均明显下降,高病毒载量的患者外周血Treg基线水平也有所升高;经有效的TDF抗病毒治疗,随着HBV-DNA的清除,Treg水平明显降低。
Chen等[27]在研究CHB患者经ADV及ETV治疗效果及患者免疫应答时发现,较未抗病毒的患者相比,经96周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外周血Treg水平明显降低,并与HBV-DNA的下降成正相关,ETV治疗组Treg水平下降至与健康对照组同一水平。
故推测抗病毒治疗降低HBV-DNA水平与体内Treg有关,可能是抗病毒效应能显著下调外周血Treg比例,从而间接影响了免疫系统。
而Xu等[28]检测了经IFNα治疗前后CHB 患者外周血Treg比例,发现Treg水平与HBV-DNA、ALT及HBeAg水平无明显关系。
3.2 Treg与抗病毒治疗应答反应及远期疗效的关系Ma等[29]发现经pegIFNα治疗的CHB患者中,应答者Foxp3+Treg比例降低并在随访中持续保持低水平,而无应答者仅有轻度降低并在停药后再次升高。
Xu等[28]也发现经IFNα治疗24周后应答者CD4+CD25+CD127low/-Treg比例显著降低,无应答者治疗前后Treg无明显变化。
但Sprengers等[30]报道对IFNα无反应的CHB患者体内Treg增高。
Pan等[31]研究显示,LDT治疗CHB患者后外周血Treg占CD4+ T细胞比例逐渐下降,其中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者在治疗早期Treg比例即降至正常人水平。
可认为治疗后Treg频率降低可能与患者对抗病毒药物有较好的应答有关;抗病毒治疗过程中CHB患者体内Treg的变化可能对HBeAg 血清转换具有预测价值;治疗早期Tregs比例下降的患者HBeAg血清学转换的可能性更高。
3.3 抗病毒治疗对Treg相关细胞及分子的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为一复杂的平衡体,抗HBV引起Treg的变化必然与其他细胞及分子的变化有关。
Sherman等[5]研究显示,CHB患者外周血表达PD-1的Treg的比例增高,ADV治疗后HBV-DNA及外周血PD-1+Treg比例降低,而体外实验证实,阻断PD-1能够增强HBV特异性CD8+T细胞的免疫反应。
Zhang等[32]在研究抗病毒治疗对CHB患者外周血Treg/Th17的影响时发现CHB患者外周血Treg频率在基线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而Th17明显增高。
经ETV治疗,Treg在前6个月逐渐降低,Th17在开始治疗即逐渐升高,治疗1个月时Th17升至最高,随后逐渐减低,但第12个月时仍高于基线水平;Treg/Th17比例在治疗3个月时降至最低,并在治疗前3个月与HBV-DNA变化呈正相关。
Yu等[33]发现经NAs治疗后,无论是完全应答还是部分应答,Treg频率、IL-10、TGF-β1、IL-23水平均明显下降,但Th17细胞和IL-17水平轻度升高,完全应答者Treg/Th17比率明显下降。
可推测PD-1在机体抗HBV免疫反应中发挥一定作用;HBV-DNA的降低可能与Treg频率及功能抑制导致的HBV 特异性CD8+T细胞免疫反应增强有关;Treg/Th17比例变化在抗病毒免疫中有一定意义;多种Treg相关分子参与HBV免疫反应。
4 抗病毒治疗对Treg影响的研究尚存在的问题关于抗病毒治疗前后CHB患者体内Treg及其相关细胞和分子的变化情况存在一定争议,这可能与药物种类、试验方法、标志物的选择及观察时间等差异有关。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Treg 在CHB及其抗病毒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机制尚不清楚。
抗病毒治疗后,患者体内Treg 变化与病毒载量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是抗病毒药物直接抑制病毒复制后体内抗病毒免疫反应相对减弱导致Treg数量及功能下降,还是抗病毒药物同时抑制体内病毒和Treg水平及功能,从而解除Treg的免疫抑制功能,使机体抗HBV免疫反应增强,进一步抑制HBV复制,两者尚不确定。
若为前者,可为把Treg作为抗病毒应答反应的免疫学指标提供依据;若为后者,可为将Treg作为抗乙型肝炎病毒治疗靶点提供有力证据。
5 小结与展望药物抑制CHB患者体内病毒复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机体免疫功能[34]。
越来越多的研究着眼于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Treg在HBV感染及CHB患者抗病毒治疗中的作用及机制,对Treg认识的不断加深可能为评价和预测CHB患者抗病毒免疫反应、治疗效果、治疗终点、停药后复发或疾病预后提供较理想的免疫学指标。
另外,采用以Treg为靶点的药物可能会成为治疗慢性HBV感染的新策略。
[参考文献][1] Sivakumar S,Jabeen A.Status on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nd anti viral therapy: a perspective[J].J Pharm Res,2014,8(11):1570-1578.[2] Lampertico P,Viganò M,Colombo M.Why do I treat HBeAg-nega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with pegylated interferon? [J]. Liver Int,2013,33(1):157-163.[3] Piccioni M,Chen Z,Tsun A,et al.Regulatory T-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ir function in immune regulation[J].Adv Exp Med Biol,2014,841:67-97.[4] Chen Y,Fang J,Chen X,et al.Effects of the Treg/Th17 cell balance and their associated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infection[J].Exp Ther Med,2015,9(2):573-578.[5] Sherman AC,Trehanpati N,Daucher M,et al.Augmenta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specific cellular immunity with 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L1 blockade in hepatitis B virus and HIV/hepatitis B virus coinfected patients treated with Adefovir[J].AIDS Res Hum Retroviruses,2013,29(4):665-672.[6] Kondo Y,Shimosegawa T.Significant roles of regulatory T cells and 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in hepatitis B virus persistent infection and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CCs[J].Int J Mol Sci,2015,16(2):3307-3322.[7] Campbell DJ,Koch MA.Phenotypical and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of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J].Nat Rev Immunol,2011,11(2):119-130.[8] Rudensky AY.Regulatory T cells and Foxp3[J].Immunol Rev,2011,241(1):260-268.[9] Sakaguchi S,Miyara M,Costantino CM,et al.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in the human immune system[J].Nat Rev Immunol,2010,10(7):490-500.[10] Wing K,Sakaguchi S.Regulatory T cells exert checks and balances on self tolerance and autoimmunity[J].Nat Immunol,2010,11(1):7-13.[11] Shalev I,Schmelzle M,Robson SC,et al.Making sense of regulatory T cell suppressive function[J].Semin Immunol,2011,23(4):282-292.[12] Weiss JM,Bilate AM,Gobert M,et al.Neuropilin 1 is expressed on thymus-derived natural regulatory T cells,but not mucosa-generated induced Foxp3+ Treg cells[J].J Exp Med,2012,209(10):1723-1742.[13] Zhuo C,Xu Y,Ying M,et al.Foxp3+ Tregs: heterogeneous phenotypes and conflicting impacts on surviv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J].Immunol Res,2015, 61(3):338-347.[14] Xiang XG,Xie Q.IL-35: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ontrolling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J].J Digest Dis,2015,16(1):1-6.[15] Fontenot JD,Rasmussen JP.Regulatory T cell lineage specification by the fork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Foxp3[J].Immunity,2005,22(3):329-341.[16] Yu N,Li X,Song W,et al.CD4+CD25+CD127low/-T cells: a more specific Treg population in human peripheral blood[J].Inflammation,2012,35(6):1773-1780.[17] Buti M. HBeAg-posi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why do I treat my patients with Nucleos (t)ide analogs?[J].Liver Int,2014, 34(Suppl 1):108-111.[18] Vlachogiannakos J,Papatheodoridis GV.Optimal therapy of chronic hepatitis B: how do I treat HBeAg-positive patients? [J]. Liver Int,2015,35(1):100-106.[19] Yapali S,Talaat N,Lok AS.Management of hepatitis B: our practice and how it relates to the guidelines[J].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4,12(1):16-26.[20] Pan X,Zhang K,Yang X,et al.Relapse rate and associated-factor of recurrence after stopping NUCs therapy with different prolonged consolidation therapy in HBeAg positive CHB patients[J].PLoS One,2013,8(7):1-6.[21]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manage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J].J Hepatol,2012,57(1):167-185.[22] Ghany MG,Doo EC.Antiviral resistance and hepatitis B therapy[J].Hepatology,2009,49(Suppl 5):S174-S184.[23] Hoofiiagle JH,Doo E,Liang TJ,et al.Management of hepatitis B: summary of a clinical research workshop[J].Hepatology,2007,45(4):1056-1075.[24] Yan Z,Zhou J,Zhang M,et al.Telbivudine decreases propor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CD4+CD25+CD127low T cells in parallel with inhibiting hepatitis B virus DNA[J].Mol Med Rep,2014,9(5):2024-2030.[25] Zheng Y,Huang Z,Chen X,et al.Effects of telbivudine treatment on the circulating CD4+ T-cell subpopulations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J].Mediators Inflamm,2012, 2012:789859.[26] Arasli M,Ustundag Y,Delikanli B,et al.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dynamics and viral kinetic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active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treated by tenofovir[J].Hepato-Gastroenterol,2012,59(115):851-857.[27] Chen LY,Zhu LY,Yang BS.Regulatory T-cell responses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treated with nucleos(t)ide analogs com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s and untreated infected individuals[J].Hepato-Gastroenterol,2012,59(120):2582-2586.[28] Xu HT,Xing TJ,Li H,et al.Association of T regulatory cells with natural course and response to treatment with interferon-α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infection[J].Chin Med J (Engl),2012,125(8):1465-1468.[29] Ma H,Zhang HH,Wei L. Frequency of T-cell Foxp3+ Treg and CD4+/CD8+ PD-1 expression is related to HBeAg seroconversion in hepatitis B patients on pegylated interferon[J].Chin Med J(Engl),2013,126(2):267-273.[30] Sprengers D,Stoop JN,Binda RS,et al.Induction of regulatory T-cells and interleukin-10-producing cells in non-responders to pegylated interferon-alpha therapy for chronic hepatitisB[J].Antivir Fher,2007,12(7):1087-1096.[31] Pan XC,Yang F,Chen M.The effect of telbivudine on peripheral blood CD4+CD25+ regulatory T cell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J].Zhong hua Gan Zang Bing Za Zhi,2008,16(12):885-888.[32] Zhang JY,Song CH,Shi F,et al.Decreased ratio of Treg cells to Th17 cells correlates with HBV DNA suppression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undergoing entecavir treatment[J].PLoS One,2010,5(11):e13869.[33] Yu XP,Guo RY,Su ML,et al.Dynamic changes of Treg and Th17 cells and related cytokines closely correlate with the vir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response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undergoing nucleos(t)ide analogues treatment[J].Hepat Mon,2013,13(12):1-7.[34] Fazle Akbar SM,Al-Mahtab M,Hiasa Y.Designing immune therapy for chronic hepatitis B[J].J Clin Exp Hepatol,2014,4(3):241-246.(收稿日期:2015-03-23 本文编辑:卫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