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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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腾云》044期。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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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
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
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
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
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文章内容
传教士在中国
文/[美]小约翰·威尔斯译/文昊
1688年3月11日，北京西北角的中国人围在街边看一支送葬队伍走过。送葬的队伍里有一群人扛着铭板，上面有亮金的大字，写着死者的名讳和官衔：南怀仁，钦天监监正。之后再跟着大队旌旗和一具大十字架，走在左右两列神情肃穆的华人基督教信徒当中。死者遗像旁有皇帝亲撰的圣旨，写在一面大黄锦缎上面。
这位南怀仁，原名费迪南德·费比斯特，是比利时佛兰德来的传教士。
南怀仁是马泰罗·里奇（利玛窦）、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汤若望，1591-1666）之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杰出的一位。三人都极擅长糅合科学、技术、俗家知识的巧劲儿，争取在中国皇帝面前有好的表现，进而为基督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活动开拓出隐忍默许的空间。
康熙对耶稣会、对传教士的学问和技术真的很感兴趣，也是
个人的兴趣。传教士常在拂晓骑马到郊区的宫里教皇帝天文、物理、数学。传教士先前就当过葡萄牙、荷兰特使的通译，现在则必须参与清廷和俄罗斯的议约。传教士讨厌这些不堪的俗务，觉得和自己传教的使命有冲突，但1668年起传教
士重新打入清廷，在其他省份为传教士打开了传教之路。最后终于在1692年，由康熙皇帝下诏（康熙保教令），宣布天主教不违背中国社会的善良风俗及文化传统，大清子民可以合法信奉。
1688年3月跪在南怀仁墓前的传教士，有五位是新来的法
国人。他们到北京时，传教士在中国朝廷的最后一位开路先锋也正好去世。1688年的头几个月就成了转折点。直到这时，传教士派到中国的人都是欧洲的天主教徒，但都得听葡萄牙国王的号令行事，因为葡萄牙国王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订的条约，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二分天下，而将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划为自己的保护区。这几位法国教士虽然是注入了新鲜血液和人力，但也对葡萄牙的独大地位形成挑战。而他们的学问和文采，在天主教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老论战中，日后也会引发新的转折。耶稣会从利玛窦开始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为我们点出了现代世界早期全球互动的一些现象。欧洲航海路线愈伸愈远的网，带他们遇见了一个个前所未知的民族；这些民族有许多被欧洲人硬塞进
了他们先入为主的人种划分法。但他们的中国经验，都放不进他们依欧洲、地中海历史所得来的划分法。中国的文人官僚体制不以上帝或众神为道德的指导，而是古圣先贤；中国的秩序、富庶、繁华，在欧洲先前的异族见闻录里都找不到先例。利玛窦深感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学识之丰富、道德之严正——他的中国文人朋友对他的感觉也一样——以致认为
中国的精英传统和基督信仰大部分应该是相容的，不必作大变动。尤其是儒家，可以视作中国俗家或民间传统之大成，像圣保罗将早期基督信仰连上了希腊文化；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以天主教的热忱，赞叹希腊、罗马文化且辛勤研究一般，利玛窦他们浸染的就是这样的文化。
法国人为了扩大他们在中国传教的队伍，很快就拟订计划，要派一队法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这些教士绝对独立。为了拉高他们在北京的人气，选择的标准也以数学、天文及相关领域为优先。此外，法国人还利用那时候公众对资料、地图的极大兴趣，说他们派的教士是到中国去为法国科学院作科学观测，搜集地理和天文资料。
康熙很高兴有传教士来了，懂数学、天文，还带来科学书籍和仪器，便召他们进京。出现在南怀仁葬礼上的就是这五位法籍传教士。其中一位叫让·弗朗西斯·热尔比隆（张诚），负
责的是搜集地理资料，未几就有机会恣意驰骋他的想象。那时，一批高官由索额图和皇帝的舅舅佟国维带领，即将出发去和俄国使节见面；俄国使节前一年冬天就已经在色楞格斯克等候了。先前挡在清廷和俄国人间的语言障碍，现在俄国人找到解决办法了。俄国使节现在一定带一位波兰秘书随行，他可以把俄国这边讲的每一句话译成拉丁文，再由北京这边的传教士把拉丁文译成汉语或满语。这样一来，就势必需要两位传教士跟着去了。其中一位是托马斯·佩雷尔（徐日昇），他在北京已经待了15年，因为教皇帝西洋音乐而特获宠信。雀屏中选的另一位，就是热尔比隆。
1688年5月30日大清早，热尔比隆来中国还不到一年，到北京也不过四个月，就加入了清廷这支七八十名官员加千名骑士的壮观队伍，从北京出发往北去，还有皇帝的“太子”送行。
而在一路四个月穿越北亚草原的旅程里，热尔比隆这位法国科学院派出来的科学研究员，秉承仔细观察的精神，致力于扩充人类的知识；每天都详细记下一行人走的距离和方向、田野的自然景观、动植物，还有风土人情。
这样的冒险很难得，有幸一瞥宫中辉煌很刺激，搜集到的资
料科学院也一定很高兴。但传教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历尽千辛万苦到远地来的目的，是拯救灵魂。赢得清廷的宠信，是传教大业安全地持续的保障，但成果好像来得好慢。虽然清廷的政策相当仁慈，但他们太容易因外国人的身份而遭猜忌，很可能还没学会语言、还没同化去和当地人沟通，就壮志未酬身亡。只是，教会后来的想法还是渐渐转弯，朝培养本土传教士的路走。
因此，1688年8月1日，三位华人——刘蕴德、万其渊、吴历——在澳门一处教堂里，跪在雷戈里奥（罗文藻）主教（1616-1691，中国首任主教，第一位中国籍主教）面前祝圣，成为传教士。吴历是传教士梦寐以求的最好信徒，以诗画技艺在创意、鉴赏都最超拔的精英圈里备受赞赏。他是推动清初伦理、学术追求蓬勃发展的一员。他觉得基督信仰和他追求的儒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相辅相成。这跟传教士从利玛窦开始的说法一样。
吴历生于1632年，清初循科考求仕进的路比较狭窄，他真正的兴趣在诗画，17世纪60年代已经和当时最有名的大师时有往来了。17世纪70年代，吴历打入一批文人圈子，他们都是走过明末清初乱世的人。吴历交往的人里，也有地方上钻研儒家经典和教诲的学者。但社会和谐、世界大同的乌
托邦理想，和现下污浊的尘世距离未免太大；朝代治乱兴亡的老套故事，误解和欺瞒也实在太多。这样的人要的是“一主”，可以让他追随、礼拜，这样的人要的是了解世界起源和本质的新道路。
许多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从儒家转向了佛教，或从佛教转向儒家，要不就是祭出某个中国的民间信仰和英雄崇拜。吴历则和一小撮人一起在1679年做出惊人之举，转进一个显
然是异己的宗教。
传教士曾冒险朝中国文化靠拢。有些批评他们的人还认定耶稣会教出来的基督信徒，根本不懂上帝之子受难而后复生演的是哪一幕惊天动地的情节，上帝之子又赐予每一位罪人以怎样的救赎。只是，看看吴历诗里的基督信仰，这样的指责就无立足之地了：
“我本性即与天道接近，吟完新诗总能专心致志。
死之前，谁相信天国的喜乐；死后，方才憬悟地狱之火是真。
浮生功名如鹅爪留痕在雪上；这副肉身一生碌碌，如同马蹄下的尘土。
更有甚者，光阴逝去催人如斯；且谨慎渡过河中浅滩，朝向本源而去。”
传教士不惜一切要改变中国。许多中国人敬重他们，有些中国人皈依他们。中国的历法专家看出传教士技高一筹，甘心沿用他们的算法。许多中国画家也把西方的透视法和明暗法学了去用，虽然那些对自己的才艺最为自信、对中国文化颇为自负者不在其列。不过，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宗教和文化冲击，程度和幅度还是相当有限。吴历皈依，并没有带动起多大的入教热潮。利玛窦是凑巧碰上中国文化特别开通，对固有思想有很深质疑的时代。但到了1688年，中国文人心里的挣扎大部分都已化解，而且没靠一丁点儿洋教帮忙。中国文化一直在变、一直在反省，但没有对新奇贪得无厌的追求，没有“古今”的原则之争，而且一直这样到1900年左右。中国虽然有很庞大的出版业，但出版的东西绝少勾画得出世界全面的景象，能将外来行商、教士出身的遥远地方和中国连起来。但在1688年后的欧洲出版业，倒是有一股中国热在1700年左右达到鼎沸，直到18世纪历久不衰。
1687年，欧洲知识界因为巴黎出版了一本新书——《孔夫子的中国哲学》，而有了进入中国儒家学说核心的门路。
《孔夫子的中国哲学》这部巨著将四书完整译成法文。中国人认为四书记的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教诲，演为后世新儒家学说的核心。书中也附了孔子的生平简介，中国3000多年的历代年表就占了100多页。
《孔夫子的中国哲学》的前言是一篇重要的宣言，说明耶稣会从利玛窦起是以怎样的角色去看待儒家的文化传统的。前言里说四书里有几段文字，好像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会照顾世人，会在人心里注入道德良心。还有一小部分的段落提到“上帝”，看来也很像在暗指“唯一的神”。但宋朝的新儒学者写评注时，则推演出一套有机的理学观。这一路线原本也是中国文化很早就有的一种强势传统，主张“上帝”不过是“天”的同义词；而“天”指的则是宇宙运行的秩序，自行运转，不需要超自然的神去建立秩序或作为膜拜的对象。晚明对宋朝理学的批评给了利玛窦不少启示，因此强调这些文句闪烁着中国古代上帝认识论的微光。他也认为宋儒刻意有系统地压下古书里的证据。他认为中国古人直到孔子身后，都还知道有上帝，也礼拜真正的上帝。
提出这样的说法实在冒险，因为以外国人的身份对中国博闻强识的精英解释中国经籍的真正意思，有些中国文人觉得是
奇耻大辱，有些中国文人则觉得匪夷所思，再有一小部分中国文人就来了个大跃进：改信基督。但书里的翻译本身，就有不少地方像是硬拗，要把经文弄成基督信仰的先声。例如“明德”一词就出现了好几次，指一个人具有深厚的道德潜质，可以靠“启明”而将之发挥出来。但传教士的翻译有一段译作“理性本质”，另一段则将之说成上天赐予的美德，觉得这和基督教信仰里灵魂不朽的观念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结果，中国人从个人和宇宙的有机关系所体察到的道德潜质就此湮没，而盖在“理性本质”的概念里，这概念的基础非常狭隘，只建立在灵魂和人类理性本质的抽象讨论上。
欧洲读者从1600年前后问世的中国报道，就已经对中国的传统智慧略知一二，对中国的繁荣、人口众多、政治清明有很深的印象，但对那里的人和事，倒一直没有具体的感受。明朝灭亡后，情形猛然一变，因为有传教士以亲身见闻写下《鞑靼征服记》在市面上流通。这类作品大部分以叙事体来写，道白和动作慷慨激昂，但没有异国的风味；这些演员演的戏，在17世纪的欧洲司空见惯。有些文章还把满族人写成英勇的战士，为中国带来“日暮西山的汉人”所没办法维持的秩序。这种看法固然有清初的政治现实或中国士大夫政治的理想为本，但分明也是欧洲人对自己社会统御和美德的看法。
另有一本书，在拓展欧洲中国知识方面的功劳要更突出。加布里埃尔·德·马加哈恩斯（1610-1677）写的《新中国史》，英文本和法文本同时于1688年出版。马加哈恩斯可能在1675年写成此书，时年60多岁，在中国住了35年。
马加哈恩斯的书比较特别的是有穿行大中国及其首都的流动感，也着意处理中国的矛盾。他对大运河和水闸门的描述特别出色，可能是他到澳门去时亲眼观察所得：笨重的大运粮船要往运河的高处走，得靠好几百人拉动大绞车把船拉上去。他在写北京时，对皇宫的描写也很生动，带着读者和他一起散步，先从南边现在叫作天安门的地方开始，细数走过每一道大门进入每一处宫院会看见什么。有人跟他说晚明的皇宫还要更漂亮，“但你看它依然可以满足所有的想象，展现帝国的气派。”
马加哈恩斯在书里也写出那时中国政治极惊人的一面，凡尔赛宫那位主子若看了一定也心有戚戚：
“要当上总督或巡抚，在派任定下来前，一定得花上二万、三万、四万，有时要到六七万贯的银两。由于皇帝半毛钱也收不到，因此也绝不可能知道有这类贪污的事。只有内阁大学
士和六部尚书等人，才有办法私下买卖督抚或地方官的官位。但反过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兼拿回升官花掉的钱，他们当官后自然又会向各省的督抚索贿，督抚再又向州县的地方官把钱要回来。而州县的地方官——这时说不定是从上到下一起——就再向可怜的老百姓伸手要钱补他们自己的钱
包了。所以，中国有俗谚说皇帝派官来管老百姓，跟放猛虎饿狗出笼一样。总而言之，没一位总督、没一位巡抚或这类官员，三年任满不捞回个六七十万甚至百万贯的。”
马加哈恩斯书里刻画的系统化卖官事情，在那时的中国史书里只找得到一点证据，但马加哈恩斯可是花很多时间听中国京城老百姓的心声啊。他自己的中国经验，或许该说是他对自己同事争逐宫中宠信的做法颇为不满，促使他相信身边社会最恶劣的事情都是真的。若吴历证明耶稣会带领皈依的中国人有真正的基督信徒，那马加哈恩斯就证明了耶稣会的神父也有人懂得尊重中国文化、赞佩宫殿堂皇，但又不是个眼花缭乱的中国迷。而这邂逅的两边，都不怕模糊或复杂。也就是因此，从他们那里，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早期现象才不断有东西可以学。
摘自《1688年，当中国走向世界》
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12月
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八大流派 ——以1990年代为时间划界 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二、生本教育学派 三、生命化教育学派 四、主体性教育学派 五、新教育学派 六、情境教育学派 七、情感教育学派 八、理解教育学派 一、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代表人物：叶澜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及推广性、发展性研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该课题是在1994-1999年“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阶段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开展的延续性课题；1999年5月启动，2004年5月通过鉴定结题；2004年5月—2009年5月为成型阶段。 目的：形成新的基础教育观和创新型学校。在《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叶澜教授又明确提出了“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这一创建学派的明确目标。 三个“层面”：1.新基础教育理论研究；2.学校教育活动整体改革的设计； 3.学校教育改革实践研究。
三个“更新”：1.基础教育观念系统的更新；2.学校教育日常活动方式的更新；3.师生学校生存方式的观念更新。 四个还给：“新基础教育”所追求的改革效应是：1.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2.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3.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4.把精神发展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四项研究任务：“新基础教育”研究定位于学校转型性研究。显性的目标是为了建设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学校。 1.学校转型变革的背景与总体性研究（包括当代特征、教育变革趋势、学校转型内涵、总体构成等）； 2.学校转型性变革中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更新研究（涉及培养目标、课堂教学、班级建设、教师发展、学校管理评价等方面，以及一些相关的教育基本理论等。）； 3.中小学基础学科教育改革的系统深入研究； 4.学校转型性变革研究的路径与策略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多重关系的方法论研究。 二、生本教育学派 代表人物：郭思乐教授，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实验过程：2002年，“生本教育”实验进入香港，2005年，进入澳门。2007年，在广东省教育厅的直接推动下，“生本教育”实验开始在全省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开展，首批学校有15所。2008年，“生本教育”北上江苏、江西、北京等地，一批实验学校相继涌。生本教育目前在100多所小学和20多所中学进行实验。生本教育的实验已经收到良好的效果，成为当今中国八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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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当代教育发展趋势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论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 中国教育，历史悠久。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有了学校教育形态。从隋唐开始，中国就有了科举考试制度，用来选拔官员。而到了如今，中国的仍然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并有文科与理科之分，供学生适应选择自己的专项。 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的弊与利，在我国社会民众中有较大的争议，有的认为利大于弊，也有的认为弊大于利。大部分人认为应试教育有很大的缺陷，只注重书本的知识，只凭试卷考的分数来评判学生的标准状况，而忽略了教育的本质。 到底教育目的价值在哪？教育家罗崇敏认为，教育就是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有能力的人，使人成为幸福的人。如果教育不能使人幸福，教育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提出价值主义教育就是要使教育回归人的本真，使教育去发展、实现人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主义教育思想根本是使教育者教育唯真、唯智、唯实、唯和。所谓“唯真”就是教育要崇尚真理、追求真理、实践真理、扞卫真理，做真人、行真事，要真爱、真诚。这就对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教育培养人的两面性产生了挑战。现在的教育往往培养人的一种政治表达，就是表达如何去追求什么，表达如何忠心，表达如何为了未来的目标。另外，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热爱智慧，敬畏智慧，生长智慧，要求取智慧。这样，教育就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爱智慧的民族，使每个人成为爱智慧的人。然后去增长自己的智慧，实践自己的智慧。
目前，教育部也在积极的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慢慢的改善我国的教育制度。我个人认为，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就是使“德”与“体”提升到与“智”相同的地位，三者共同发展，缺一不可。一个学生，他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还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政治观念，并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教育。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教育的弊端。
传教士给中国建立了哪些名牌大学？ 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作用的评价，中国人最权威最常见的定义，就是他们是作为西方枪炮的先声力量来搜集情报、帮助瓜分中国的，再说的具体些，就是先遣队、探子和情报员，以及文化侵略，给中国人民喂精神鸦片，似乎传教倒变的无关紧要甚至仅仅是掩护和幌子。这些情况是否存在，论者应当以事实说话，这里谈谈传教士给中国建立的名牌大学，看我们的母校是否在其中。如果不在，多半就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东吴大学： 1900年，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正式诞生，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上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其主体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燕京大学： 燕大有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
总共近20个系。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世襄（著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黄笃修（淘大品牌创始人）、杜联喆、房兆楹夫妇（著名学者）、沈昌焕（中国外交教父）、谭其骧和侯仁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李慎之（社科院前副院长、周恩来秘书）、俞启威（1949年新政权的天津第一任市长）、中国前外长、大陆恢复联合国地位后首任驻联合国代表等。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齐鲁大学： 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世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 大！”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理学院中的生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论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 中国教育，历史悠久。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就有了学校教育形态。从隋唐开始，中国就有了科举考试制度，用来选拔官员。而到了如今，中国的仍然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并有文科与理科之分，供学生适应选择自己的专项。 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的弊与利，在我国社会民众中有较大的争议，有的认为利大于弊，也有的认为弊大于利。大部分人认为应试教育有很大的缺陷，只注重书本的知识，只凭试卷考的分数来评判学生的标准状况，而忽略了教育的本质。 到底教育目的价值在哪？教育家罗崇敏认为，教育就是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有能力的人，使人成为幸福的人。如果教育不能使人幸福，教育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提出价值主义教育就是要使教育回归人的本真，使教育去发展、实现人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主义教育思想根本是使教育者教育唯真、唯智、唯实、唯和。所谓“唯真”就是教育要崇尚真理、追求真理、实践真理、捍卫真理，做真人、行真事，要真爱、真诚。这就对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教育培养人的两面性产生了挑战。现在的教育往往培养人的一种政治表
达，就是表达如何去追求什么，表达如何忠心，表达如何为了未来的目标。另外，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热爱智慧，敬畏智慧，生长智慧，要求取智慧。这样，教育就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爱智慧的民族，使每个人成为爱智慧的人。然后去增长自己的智慧，实践自己的智慧。
目前，教育部也在积极的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慢慢的改善我国的教育制度。我个人认为，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就是使“德”与“体”提升到与“智”相同的地位，三者共同发展，缺一不可。一个学生，他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还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政治观念，并形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教育。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教育的弊端。 友情提示：本资料代表个人观点，如有帮助请下载，谢谢您的浏览！
对中国现当代教育存在的弊端和改革发展走向的探讨 1.引言从现当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教育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发展、教育体制不合理、教育制度问题多多以及人们认识偏离等现状，国家教育部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度，从原始社会时期先民口耳相授的朴素的经验教育，到奴隶社会狭隘的贵族教育，到封建社会专著于谋取高官厚禄、光耀门楣、封妻荫子等的世俗教育，再到现在的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等无一不是在问题与改革的双重作用下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由此，我国的教育决不能陷于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不适或尴尬而束住了手脚，现如今是一个以人才为根本的，以知识经济为依托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我国教育事业要发展，仍然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帮助和支持。所以我觉得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我也希望和大家得到共识。本文将从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缺陷带来的恶果和悲剧、义务教育的实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等方面来进行探讨我国教育的成败。 2.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2.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的问题世界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落后都意味着灾难。“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是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5]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逐级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只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大学本科、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的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2]、“扁平化”[2]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校管理、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6]或“过度教育”[6]等问题。 2.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问题近些年来，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育体系重组、学校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优化农村办学条件、加大教育投入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学校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学生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教学评价的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的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这既有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当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 作者：网络上美丽的福音使者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在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的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到兴起，传教士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就如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815年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外人、外报相关，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新闻业发展史的序幕。 罗伯特·马礼逊作为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传教士，虽说被派往我国的根本目的是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想要实现思想征服，但是他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或缺的。 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逐渐被解除。在一些不平等的条款保护下，传教士活动更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但是，这些都是在1840年之前的报刊，也只有十多家不到。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 （1010307410 邓飞阳10级药学4班） 摘要：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但在传教期间，传教士们在医院、人才、著作等方面，均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的医学事业进行分析，旨在阐明中国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各项活动对中国医学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医学传教士近代西医 西方医学与中国古代医学均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两种文化的繁衍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而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之间的交流也久有渊源，早在古代，基督教的部分支派便有将西医传入中国的记录。但直到近代，西方医学才在传教士的推动下步在中国形成体系。其中的背景和历程，值得深入探究。 一、传教士推动近代医学传入中国的背景 明清时期，由于政府逐渐由开放转向保守，中西的交流逐渐被削弱。到了清朝前期，除广州外，中国再无其他与外界交流的门户。此间虽然有部分传教士登陆广州，并尝试将西方的教义与医学在中国进行传播，但囿于清政府对地域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医学的体系已趋完整，治疗方法与经验著作积累丰富，西方医学彼时尚未占据明显优势，因而其影响非常有限。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此后，一系列的条约使得中国不断开放通商口岸，更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土地，并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此时“西医”“中医”的概念区别才逐渐的建立起来。由于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在解剖学、生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体系逐渐完善，治疗方法更加多样，对中医无法解决的很多杂症有了较明显的疗效，因而逐渐被广泛接纳。 二、教会医学初入中国 最初的西医普及完全是由西方基督教主导的。在西方传教士的理念范畴中，中国土地上几亿人远离对上帝的信仰，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要以极高的责任感为这些“处于地狱边缘的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但军事上的胜利与文化上的征服往往并不同步。由于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且有着流传已久的神话图腾，西方传教士单一的理念灌输往往无法得到认同，而对于侵略者的敌视情绪，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对于传教士和教会的冲
《浅析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原因及影响》1412387 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王铂瑶 摘要：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过程的梳理，探究西方传教士办学的背景和原因，以此进一步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之前，传教士的活动因受政治干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的影响历经挫折，传教活动收效甚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传教士借助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传播基督教。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从小学、中学开始，一直办到高等教育。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来接触中国上层人士，再由这些上层人士去影响其他人，这一途径成为最佳选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末期，已出现了5所基督教大学，除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到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蓬勃发展，达到了16所之多，其中基督教大学13所，天主教大学3所。当时的中国国内面临着中西文化冲突、社会改革潮流此起彼伏，这对于传教士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西方传教士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原因。 传教士在华兴办高等教育的主观原因，是基于传教策略的转变。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为目标，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使用教育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后，中国还是没有实现“一夜之间皈依基督”的愿望，同时，“教案”接连不断出现的严峻的局面让传教士意识到，只有得到中国士大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传教事业才可以更顺利进行，同时也深刻的了解到，要想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上层人士，兴办高等教育是一种不错的途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然后让这些领悟能力高并同时具有
当代中国教育发展 一、建国初17年的教育历程 （一）1949年---1952年 (1)接管和改造旧学校,掌握学校的领导权 (2)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同 时并举的"三轨制",为工农特别是工农干部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3〉所有设施都向工农劳动人民开门; (3)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 (5)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便更切实际地为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这一过程大致到1952年底结束。 (二〉1953年~1957年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提出了今后三大任务: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第二,要学习苏联;第三,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 1.建设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制度的原则。它强调学校的国家性、统一 性、非宗教性、男女平权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2.教育目的。它规定培养全面发展的成员为教育的任务,实现这一任务 最主要的途径则是掌握自然、社会和思维科学的各科知识,并实现" 门门五分"。 3.教学为主的思想。它强调智育的首要性,主张德育主要也是通过教学 来进行的。同时它也就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教材、课堂活动的主导作用。 (三〉1958年~1965年 1958年开始抛弃苏联的教育模式,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中国人未来社会理想的教育模式。一场新的教育探索与变革开始了。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其要点是在一切学校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办学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走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实行党委领导下教育专门队伍和人民群众结合,学校内部和教工、学生群众结合。这些方针与当时"大跃进"的形势相配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浪潮。全国高校、中专校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迅猛增长。 1960批评“文教战线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集中研究了教育工作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