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共59页共59页文档

_文化侵略_与_文化帝国主义_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专题研究?“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王立新提要: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中国学界的“文化侵略”说虽然反映了部分历史真实,但乃是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直接转化为学术话语,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审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无法对传教运动的多方面影响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美国学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从后殖民的视角为传教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但简单地把分析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文化关系的范式直接应用于近代中国,忽视了传教运动在现代性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低估了中国文化精英自主选择、抵制文化控制以及维护自身文化认同的能力。

关键词:传教士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中美关系“文化侵略”论是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诠释和评估近代西方在华文化和教育事业,特别是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范式。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 per ialism )理论则是6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学者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关系的基本范式,并作为后殖民批评的主要话语之一被借用来分析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

两种评价范式有诸多相似之处,均有反抗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色彩,对中美史学界也各具重要影响。

但两种范式产生的社会背景,用以论证的理论基础均有很大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各有优长。

学术界虽然对这两种范式多有引用和褒贬,但尚无专文加以详细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借用解释学理论辨析两种范式的源流、含义、基本主张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尝试为正确评估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鉴于本论题所涉领域的广泛性以及为研究问题的便利,本文主要以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为考察对象。

一“文化侵略”说的源流和内涵“文化侵略”说一度曾是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评价中西文化关系,特别是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惟一范式①。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感到用“文化侵略”来概括传教士在华活动和近?89?①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学者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文化侵略”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片战争及其危害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

由于家庭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

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

国王遂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作。

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

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

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

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

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传教。

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历程分析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随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占领土、扶植侵华代理人、镇压破坏中国人民革命，在经济上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甚至日本对沦陷区进行直接经济掠夺，在思想上利用传播宗教、开办学校、推行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形式侵略中国。

我们在学习中不仅要注意到西方列强侵华的手段和形式，还要结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到西方列强的侵华明显的阶段性。

一、列强侵华阶段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1840～1894）。

工业革命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各国资产阶级急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广阔的商品市场、抢占更多的廉价原料产地。

所以西方列强侵华发生新的变化。

以商品输出取代直接抢掠为主要方式，以相互勾结、发动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为主要手段，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不平等条约，巩固和扩大侵略成果，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倾销商品，商品输出成为这一时期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

列强在对华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

侵华的主要国家是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和相对落后但侵略成性的封建俄国。

英国在对中国的侵略中占优势地位。

第二阶段：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884～1901）19世纪80年代--20世纪早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垄断组织的形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美德迅速发展，英法发展相对缓慢，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更加激烈。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侵华与其自身的发展变化相适应。

经济上，以商品输出为主到以资本输出为主；政治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军事上，列强趋向联合，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近代史上列强对华的宗教侵略（作者：苦竹）原创于: 2012-11-27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近代史上，洋毒药（鸦片）、洋枪炮、洋宗教，是列强侵华的三大工具。

一、西方宗教势力乘机大举侵华【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

公元2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统治阶级赖以驯服、压迫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工具。

在基督教的历史进程中分化为许多派别。

主要有【天主教】（中文也可译为公教、罗马公教）；【东正教】；【新教】（中文又常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

三大教派统称为【基督宗教】。

中文的“基督教”一词有时被专指【基督新教】。

近代国人称【基督宗教】为“洋教”。

17世纪以前到中国来的西方【基督宗教】传教士，一般都是注意尊重中国礼俗政教的，未给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和民生带来明显的危害。

所以，中国的统治者和老百姓，对“洋教”都保持一种温和的宽容态度。

唐初从波斯传入的基督教，曾受到太宗、德宗的扶持。

1601年，当尊重中国习俗、粗知儒家经典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后，受到了明朝万历皇帝的热情礼遇。

外国洋教人士【汤若望、南怀仁】还分别在明、清朝廷担任官职。

18世纪，随着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所传播的天主教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不准敬神佛、尊孔孟、祭祖先，致使清康熙帝震怒，于1 717年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

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历朝，洋教都原则上被悬为厉禁。

至【道光】时，在列强坚船利炮和洋十字架的胁迫下，才被迫开放教禁。

在近代列强侵华的过程中【基督宗教】传教士们秉承本国政府的意志，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

传教士们不但滥建教堂，网罗不良之徒，亵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华进行文化侵略，而且霸占田产，抢夺民宅、纵容无赖教民、欺压良善、胁迫官府、干涉司法。

乃至收集情报，充当间谍，制造侵略战争的舆论，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有的直接参与侵略活动，扮演了侵华急先锋的角色。

如何认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列强军事侵略中国的过程1、1840—1842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19842），中美《望厦条约》（1843），中法《黄埔条约》（1844）2、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俄法美《天津条约》（1858），英法俄《北京条约》（1860）3、1871年，俄出兵侵占伊犁地区—中俄《伊犁条约》（1881）4、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南部—《北京条约》5、1883—1885年，法发动侵略越、中的中法战争—《中法新约》（1885）等（二）侵略方式及内容1、军事侵略A、发动战争，迫使签订不平等条约B、屠杀中国人民C、破坏中国领土完整D、勒索赔款，抢掠财富2、政治控制内政外交、镇压反抗、扶植收买代理人3、经济掠夺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剥夺关税自主权“关税协定”、把中国变成产品倾销市场取得廉价原料基地、输出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4、文化渗透传教士参与侵略活动、教会势力为侵略制造舆论（三）侵略结果1、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A、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B、社会阶级的变化C、社会矛盾的变化：由一对主要社会矛盾到两对主要社会矛盾2、国家不独立，人民不自由，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

尽管“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促进而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四）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及其意义—以甲午战争为例意义：1、在反侵略斗争中觉醒2、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3、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4、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西方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经济上，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为他人的原料产地和市场，被列强掠夺。

但是同时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等，中国被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政治上，从中央集权沦为别人的代理政府，成了人家的看家狗。

文化上，传统的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被冲击的七零八碎。

国学衰落，西学盛行。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外来侵略与文化渗透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文化侵略文化渗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

二、政治控制。

三、经济掠夺。

四、文化渗透。

”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

“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

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

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

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

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

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

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

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提到中国近代史，最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定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和践踏。

他们残酷的对待中国百姓，掠夺中国的物产和劳动力。

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来临，传教士这一特殊的群体，也来到了中国。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把传教士描写成披着宗教名义的恶魔，不但在物质上侵略我们，而且蚕食我们的精神世界。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重新整理历史，冷静的反思，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外国传教士对19世界的中国文化、医疗、教育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论是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还是在19世纪随着殖民扩张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传教。

而为了更好的传播西方的宗教，传教士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正如法国学者戴密微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

”传教士与耶稣会士一样，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传统西方文化环境中成长。

当他们来到中国，学识让他们有学习分析中国文化的能力，初到中国，中国的一切他们都感到新鲜，一个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曾经不无夸张地说过除了风声雨声和婴儿的哭声，中国和西方相比是太不相同了。

他们会对中国人熟视无睹现象去思考研究。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有条件进行比较研究，经常是在东西方情况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人习以为常而自身感受不到的东西。

西方传教士掀起了一股对中国研究的热潮。

据统计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作者多为传教士。

毫无疑问，传教士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

在这期间，传教士为了更加方便的与中国人拉近距离，加强了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1807年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同时，开始编纂《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1923年出齐，总共6大本，合计4595页。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

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

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

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

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

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近代列强殖民侵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学报告〔摘要〕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进行文化渗透，以此为更长久的利益铺路。

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可惜的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

〔关键词〕殖民入侵；近代中国文化；研学报告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的同时也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 在列强不断入侵破坏中国主权时，民国朝野皆不断提出修约以回收主权。

这表明中国人已逐渐接受西方思维, 注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远胜于往昔的“国体”; 在具体做法上, 一方面承认条约这一形式的重要性, 也试图以西方外交的常规方式来进行修改。

1．“师夷长技”的兴起从本质上说, 西方资本主义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而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到中国，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考察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时，首先应着眼于经济方面，即着眼于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所起的瓦解作用；着眼于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必然会为中国其它领域，如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意识等实现变革创造物质基础，一旦上述变革成为现实，反过来又会推动和加速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一些封建统洽阶级队伍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从中央帝国的迷梦中逐渐清醒，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通思想。

“师夷长技”就是向西方学习。

这一思想的提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以及后来一些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次在社会意识领城内向传统思想体系发出了挑战。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洋务运动”的兴起。

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之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之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

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

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

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二千一百万元，作为赔偿英商被毁鸦片与英军军费；割让香港；中国关税税率不得自行改变、不能自己作主；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有领事裁判权等，并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特权。

在《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始终有传教士参与。

英方签约的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

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 ）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

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

谈判一开始，马儒翰就说，" 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兵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

" 他还代表英方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停战条件：首先要中国皇帝认错，其次为不攻打南京城付赎城银300 万两，再者赔烟价、赔战费3000万两，还要开辟通商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