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译介及其文化意义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中国古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与影响首先，翻译是中国古代文学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的文学作品就开始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如佛经被翻译成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

这种翻译活动不仅促进了文学作品在国际间的流传，也为其他国家的文学进入中国提供了渠道。

例如，14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中就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引用和描述，为中国文学的引进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其次，传教士在中国古代文学国际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自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带来了基督教的信仰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些传教士往往会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工具，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来推广基督教和西方文化。

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被引入到西方世界，对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传教士马可伯爵（Matteo Ricci）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欧洲广泛传播，对欧洲古典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文化交流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往往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例如，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化影响了日本，许多中国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演绎。

另外，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也深深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如越南、韩国、菲律宾等，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子。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翻译、传教士和文化交流是其重要的方面。

这些活动通过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使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国际间得以传播和接受，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找到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它们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继续在世界各地的读者中流传并产生着影响。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19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宣传基督教。

其中一些传教士将自己翻译的儿童文学带到中国，并在当地进行传播。

这些儿童文学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

他们从英语、法语等原版文献着手，将其翻译成中文，并进行适应当地文化背景的修改。

这些传教士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译介到中国既是为了推广基督教信仰，也是为了改变中国儿童教育的现状。

他们深知儿童文学对于培养儿童良好品德、丰富想象力、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将一些优秀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儿童提供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

这些传教士所译介的儿童文学作品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童话、寓言、儿歌、诗歌等。

其中，童话作品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童。

这些传教士还通过译著对这些作品进行注释和解读，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教士还积极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

他们结合当地文化和中国儿童的生活经验，改编一些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更符合中国儿童的认知和审美需求。

他们以涂鸦绘本、流行歌曲等形式，创作了一批广受欢迎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来华传教士的儿童文学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儿童的阅读资源。

同时，他们也将西方的儿童文学理念和审美观念引入了中国，为中国儿童的教育和成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总之，近代来华传教士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儿童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不仅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也为中国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这些传教士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儿童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与翻译影响1 绪论晚清以来近现代西方学术文化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i。

传教士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媒介，他们中的部分同时也成为了“东学西渐”ii的媒介。

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2年迁至香港，在传教布道之余从事儒家经典翻译iii。

理是最早从事中学西译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位全面系统的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的西方人”iv，“被称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和汉籍欧译三大宗师之一”v。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文字优美，语言严谨考究，费正清形容其“阐释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精义，其贡献远在语言文字的沟通之上，它奠定了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vi，“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vii。

“19世纪的最后25年被欧洲汉学和理雅各研究者公认为是英国汉学的理雅各时代”viii。

2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理雅各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上。

本文将从理雅各的翻译数量、翻译方法、翻译的独特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1）理雅各的翻译贡献、（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和（3）理雅各翻译的独特之处。

2.1 理雅各的翻译贡献理雅各翻译出版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和《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同时对佛家典籍也有所涉及”ix。

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拉尔多（Norman J·Girardot, 1943-）教授认为理雅各是“中国古代圣典解码者、儒家经典翻译家、佛经道经的先驱者”x。

2.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理雅各的翻译遵从“‘对于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行文雅致的关注’(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rather than grace of composition)”xi的原则，采用“文献型翻译策略”，侧重于“用译文的语言再现源文作者与源文读者交际的情景、内容和形式，强调源语文化”。

2020·6（上）35科学普及实践基金项目：2017年空军工程大学《中西翻译史》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石雯君，副教授，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研究方向为军事翻译和翻译史。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石雯君摘 要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圣经》翻译揭示了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权力等因素，而今天我国的对外话语传播仍需警惕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国家语言能力、保持文化自觉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 话语权；国家语言能力；文化自觉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0）260-0035-02清末，本来自居文化中心的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竞争体系，并吃了败仗，由此退居世界文化边缘，从而开始了对泰西之学的疯狂追捧。

而西方传教士在这场中国语言文化巨大变革的浪潮中，起到了明显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教士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是尊重中国的独特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影响具有话语权的文人阶层，从而提高《圣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与语言，使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改造并在这一旗帜下得到统一。

这一段历史对于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有着借鉴意义。

1 西方传教士翻译行为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自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到19世纪以新教传教士为主流，在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二者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所采取的策略却并不相同。

最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景仰并采取了依儒的翻译策略，然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言语和文化是持贬斥态度。

1.1 权力关系的转变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三大资本论将语言学研究带入了社会学领域。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具有标示、分类和规范的作用；语言不但在社会中的权力资本冲突和争斗中被定义、被塑形，而且也在确认使用者在等级制度中的身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定位[1]。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标签：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

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

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

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概述
在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西方的文化和
知识流入中国，也促进了中西方的交流。

早期的传教士翻译主要是为
了宣传基督教的信仰，而后也涉及到了文化和科学领域的翻译工作。

最早的传教士翻译可以追溯到南明时期，当时的传教士翻译主要
是天主教传教士。

他们通过翻译传教书籍、圣经、礼仪和宗教典籍等
方式，向当时的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

其中，奥意浅释是最
著名的传教书籍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翻译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也扮演了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例如，著名的传教士郎世宁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书籍，
包括《天体物理学》、《解析几何》等，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

同时，他也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天文学校——南洋科学院，为中
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传教士翻译在明清之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帮助
西方文化和知识传入中国，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和科学的交流。

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近年来，关于晚清时期国内新教传教士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持续增多，这一重要课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影响。

晚清时期，众多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希望通过传播福音和翻译圣经等宗教文献来推广基督教。

这些传教士们在进行传教工作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翻译活动，将各类宗教文献、文化著作、科学知识等翻译成中文，以满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需求，并为本地教育做出贡献。

首先，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将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政治等知识引入中国，使当时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和思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

这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不仅翻译了许多基督教经典作品，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化典籍，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蒙克的绘画理论等。

这些翻译作品丰富了中国的教育资源，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传教士们还开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无数中国人才，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矗此外，晚清时期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文学领域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许多传教士将中国文学经典如《红楼梦》、《西游记》等翻译成英文，并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些翻译作品增加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打开了一扇窗户。

然而，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和价值观，使翻译作品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其次，由于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或误解。

综上所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其翻译活动的综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的贡献，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和文学的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之英国文学翻译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文化自信受到挑战的时期。

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得中国文化碰撞产生了新的文化火花。

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英国文学。

从清朝直到民国期间，将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此，英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的发展状况值得细细探讨。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文学传到中国，有若干传教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他们主要是来自基督教会的神学家、牧师，他们把英国的文学作品带到了中国，这不仅增加了中国的文学知识，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清朝时，南洋学者蔡邕和曾国藩等传教士，把英国作家费尔本、英格索兰、塞万提斯、雪莱等著作汉译，为中国人提供了新鲜的英国文学精神。

19世纪末，英国文学在中国发展得尤为迅速。

民国时期，英国文学在中国从传统受众中扩大了视野，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喜爱。

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者是马克思主义诗人鲁迅、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李大钊、中国现代文学家关汉卿等人。

他们把福克纳、狄更斯、雨果等英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帮助广大读者接触到欧洲文学，开拓了他们的文学视野，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经历过传教士和新一代翻译者的努力，英国文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状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英国文学激发了读者的文学欲望，打开了知识的新世界，融合了西方文学元素，激起了许多新的文学思想和理念。

李大钊是少数几个知道英国文学的人之一，他带领中国文学界进入了新文学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了历史的烙印。

总之，西方传教士和新一代译者在中国传播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们用英国文学开拓了中国文学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第17卷第3期2019年6月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17No.3Jun.2019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词汇翻译及其影响研究董方峰，傅利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要：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中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汉语词汇的译创工作。

明末的耶稣会士打下了词汇翻译的基础，清末的来华传教士则把这一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通过回顾传教士汉语词汇翻译的历史进程，研究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一方面顺应中国文化及语言特征，另一方面努力从意义和形式上进行创新，最终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并推动汉语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明清时期；传教士；词汇；翻译；现代汉语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332（2049）03-0029-09明末以来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西学中译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现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思想乃至语言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译介过程中，为填补近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概念鸿沟，传教士们首先要把西方的核心概念、术语转换成中文的概念或者术语。

持续四个多世纪的术语翻译，几为现代汉语创造出一套新的词汇体系，也可为现代中国输送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近年来，冯天瑜"、吴义雄回、夏晶內等从历史，马祖毅铁沈国威⑶等从翻译史，高明凯与刘正琰冋、沈国威卩叭庄钦永与周海清冋等从语言史，何勤华㈣、李传斌冋等从术语史等不同视角对传教士词汇翻译进行了研究，但对明末以来传教士的外——汉词汇翻译活动及其对汉语的影响进行语言学综观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尝试。

1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词汇翻译新词语的产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进步的标志之一问，而中国近代新词语之源，则始于16世纪末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译创了第一批关于西方科技、宗教、哲学、社会文化的汉字新词。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引言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了第二个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的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

第一章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兴起这次由西方传教士引起的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与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与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与此相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

不过，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相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1】。

这也是此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特色。

翻译之初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

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润色的《天学圣录》，罗明坚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1583年一起进入我国内地的。

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语言和翻译为宣传宗教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利玛窦与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获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并留居北京这一事件象征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终于在北京立住了脚。

随后，耶稣会士的译著便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版了。

随着翻译工作的加强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传教士们发现在翻译时，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

“如万历丁未（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译序中，便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龉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自从他与徐光启合作后，“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译稿”。

他不仅论述了译事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1】另外传教士们也议论了翻译的信达问题。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作用和影响分析作者：赵怡帆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07期摘要：近代，来华传教士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

出于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和传教的需要，他们在中国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

虽然传教只是一种途径，但是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传教士们不仅着眼于普通教育，对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盲人教育等专门类教育也是贡献颇多，扩展了近代的教育领域。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改革了考核制度，培养了大量实用人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步迈向近代化。

关键词：传教士；教会大学；高等教育；实用性一、引言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总结，近代中国的基督教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但它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对基督教史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在基督教教育史方面。

1989年6月在武汉举办了中国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国内学者先后办过多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

大陆和香港学者曾联合编辑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于1998年出版。

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趋向精细，著述和译著颇多，比如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吴梓明先生编《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孙邦华先生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变迁》等。

虽然学术界对科举制度在晚清的兴废着墨很多，分析很透彻，但是有关科举制度与西方关系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重视不够，研究还很薄弱。

二、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实用型人才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读书人一直接受的儒家教育，考试也是以四书五经为主。

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传教士在最初也将儒家经典纳入课程安排。

“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

”即便如此，课程的主干还是“西学”，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和实用知识，建立专门的实验室让学生做实验，外语课设置为必修课，同时注重对学生的艺术教育，以提高文化素养，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作为传教士办的大学，首先以宗教教育为主。

明清时期传教士翻译及其影响作者：王凝来源：《大观》2014年第04期摘要：明清时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传教为宗旨，把西方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传教士翻译的兴起、特点、主要代表人物和翻译成就及其影响，更清楚地了解传教士翻译给我们带来的指导实践意义。

关键词：传教士；翻译；影响一、兴起原因就当时的世界来说，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

一部分欧洲国家逐渐进入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而明末清初的中国正处于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渴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于是，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

但刚开始基督教入华，引发了各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主要来自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的中国文人士大夫。

为了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认可和接受，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

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

二、传教士翻译的特点（一）译者的主体意识有差异首先，抱着“宣扬上帝”共同理想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分属不同差会（如早期的耶稣会，19世纪的伦敦会、长老会等），存在不同的宗教利益，加之所处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知识水平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差异性，从而使得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凸显复杂性。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和晚清的西学翻译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上由于时代、赞助人、传播媒介的不同就存在较大差别，其次，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密切联系，直接参与“明末历局”的科技翻译，清初又能教授皇帝西学知识，其翻译活动应该说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其译介活动是传教的迂回手段。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从19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们开始在中国办报刊，以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

这些报刊不仅包括宗教教义的宣传，还包括对西方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介绍。

传教士的中文报刊活动不仅是传播宗教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本文将探讨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旨在深入了解这一文化交流现象。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的背景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西方传教士们开始涌入中国。

他们为了宣传基督教信仰，开始用中文出版报刊。

这些报刊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教义的宣传、西方文化的介绍以及中国社会情况的报道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中文报刊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等。

文献调研主要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以了解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

案例分析主要是选取一些典型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进行深入剖析，了解其内容、风格和读者对象等方面的特点。

比较分析主要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进行比较研究，以了解其异同和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了解提供了平台；它们是西方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和社会提供了机会；它们是语言文化的创新与传承的重要场所，通过对中文和西方语言文化的借用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化风格。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的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值得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们不仅忠实地翻译了原文的意思，还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

这种翻译不仅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也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

因此，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一、通过教育改革，促进了“效法泰西”的中西文化交流李提摩太是一名社会改革家，他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文化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深刻亲身经历和实践，加上自己的感悟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建议。

最开始，它在东北进行传教活动，是当地城乡的现状、交通的闭塞、民生的艰难等现象引起了他的感触，从而产生了社会改革的意识。

在他到中国之后没多久，就参与了赈济灾荒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向山东巡抚丁宝桢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例如启动修筑铁路等公共工程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并为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大规模向满洲和其他粮价低的地方移民；以及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款。

通过这些改革，能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另外，在赈灾实践的过程中，他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并对关系民生的社会改革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和探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进了社会改革思想的初步形成。

后来，在与张之洞的几次交往过程中，李提摩太还提出了一些中肯而又切合实际的改革意见，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李提摩太的改革不仅涉及了工业、商业和农业，同时还涉及了交通运输和外交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最多，也最为深刻。

他的很多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都具有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色，对于促进中西教育交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他在1886年时编写了一本名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对中国一些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不过当时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否定。

后来在1895年与李鸿章的再次会面中，他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二是遣一百名翰林、十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三是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

这三个建议受到了李鸿章的赞赏。

后来在与张之洞的会见中，他提出中国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定要以教育为基础。

李提摩太在1899年又一次到达北京，其主要目的是游说政要，推动新式教育，并根据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设立新学部，以专责成；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校；以及朝廷应督促各地绅商富户筹集银两，补公款之不足等。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

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

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

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

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

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与翻译影响1 绪论晚清以来近现代西方学术文化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i。

传教士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媒介，他们中的部分同时也成为了“东学西渐”ii的媒介。

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2年迁至香港，在传教布道之余从事儒家经典翻译iii。

理是最早从事中学西译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位全面系统的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的西方人”iv，“被称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和汉籍欧译三大宗师之一”v。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文字优美，语言严谨考究，费正清形容其“阐释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精义，其贡献远在语言文字的沟通之上，它奠定了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vi，“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vii。

“19世纪的最后25年被欧洲汉学和理雅各研究者公认为是英国汉学的理雅各时代”viii。

2 理雅各对儒学西传的重要性理雅各在儒学西传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上。

本文将从理雅各的翻译数量、翻译方法、翻译的独特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1）理雅各的翻译贡献、（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和（3）理雅各翻译的独特之处。

2.1 理雅各的翻译贡献理雅各翻译出版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和《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道家经典，“同时对佛家典籍也有所涉及”ix。

美国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吉拉尔多（Norman J·Girardot, 1943-）教授认为理雅各是“中国古代圣典解码者、儒家经典翻译家、佛经道经的先驱者”x。

2.2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方法理雅各的翻译遵从“‘对于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行文雅致的关注’(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Chinese rather than grace of composition)”xi的原则，采用“文献型翻译策略”，侧重于“用译文的语言再现源文作者与源文读者交际的情景、内容和形式，强调源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