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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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摘要: 本文以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 指出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就《合同法》中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不足之处, 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隐名代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一、委托人介入权和第三人选择权的制度构造我国《合同法》把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分别主要的规定在了, 第403条第1款和第2款。
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法理依据首先源于经济学的理论: 人们维护某种利益的主动程度是和自己与该利益的关联程度成正比的。
因此, 最积极的利益捍卫者就是利益享有者自身。
相反, 受托人在处理与自己的利益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务时, 有可能产生懈怠, 甚至会为一己私利而侵犯委托人的利益。
同时, 由于受托人直接从事交易, 其掌握的信息明显比不直接介入交易的委托人为多, 由此产生相当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这就使得委托人难以有效地监督受托人, 从而为受托人的懈怠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在隐名代理的关系中, 存在着三方当事人, 即被代理人、代理人、第三人。
委托人人与受托人是委托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受托人与第三人为另外一个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 而委托人与第三人并没有直接的出现在一个合同关系中。
委托人介入权和第三人选择权的制度设计便打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把被代理人、代理人、第三人都集合在了隐名代理关系中。
《合同法》第402条最为直接的体现了这种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 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 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 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那么402.403条中委托人介入到合同中是委托人直接代替受托人进入到原本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吗?我们认为当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或者出现第402条情况被动的介入到合同关系中, 并非顶替受托人的当事人地位出现在合同中, 而应当是受托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享有的债权债务关系, 基于委托合同或者受托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存在, 部分的转移到委托人或第三人身上。
委托合同法律规定【篇一: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委托属于双方法律关系】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委托属于双方法律关系委托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置委托人委托的事务的民事法律关系。
代理则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行为。
两者在概念上有着外延内涵的不同。
仅就代理而言,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指定代理等类型,而委托代理是由双方当事人基于相互信任的基础而约定的合同关系,与法定代理、指定代理毫无关系。
同时委托还适用于代理制度以外的不涉及第三人的经济行为和单纯的事务行为,如委托设计、委托审计等,而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都不能适用。
代理,只适用于本人与委托代理行为指向的第三人的关系,即代理相对于委托属于对外关系,否则不成其为代理。
而委托只适用于委托与受委托的相对于代理的内部关系,舍此也不成立其委托合同。
代理关系的成立,被代理授予代理人代理权属于单方的法律行为。
而委托依照合同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属于双方法律关系,即委托法律关系的成立,应有受委托人的承诺,若受委托人不作承诺即不接受委托,委托人就不可能委托其处理委托事务,其委托合同则不能成立。
在委托代理中,委托合同是被代理人(委托人)和代理人(受托人)的内部关系,代理所发生的法律行为和后果是被代理人(委托人)与第三方的法律行为的外部关系。
在这个外部关系中,代理人(受托人)只是被代理人(委托人)的替身而已,代理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人在此与第三人没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自德国民法典以后,各国立法都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和代理,一般在民法总编中专门规定代理制度,而在债权编中规定委托合同。
我国在民法通则中规定了代理,但只规定了直接代理,在合同法中规定了委托合同并根据形势需要同时规定了民法通则中未规定的间接代理制度,这有一定的不妥之处,在民法典修编过程中,这个不妥相信一定会得到修正。
相关法律咨询请找北京合同纠纷律师原江【/mlist1376/57554/】【篇二:委托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受托人报告义务主要有哪些内容?为何应有报告义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随时或者定期报告受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受托事务终了或者委托合同解除时,受托人应当将处理受托事务的始末经过和处理结果报告委托人,并提交必要的证明文件。
委托合同第三人的选择权委托合同是一种常见的商业合同,旨在通过委托人授权另一方(代理人)代表其行事。
在委托合同中,可能会引入第三方的选择权,以便该第三方能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介入合同的执行过程。
本文将探讨委托合同中第三人的选择权问题。
1. 第三人选择权的定义第三人选择权是指在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约定,特定的第三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选择是否参与合同的执行过程。
这意味着第三方有权利对合同的执行过程进行干涉或影响。
2. 第三人选择权的作用第三人选择权在委托合同中的引入,主要起到以下几个作用。
首先,第三人选择权能够增加合同的灵活性和弹性。
当委托人和代理人无法达成一致时,第三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决策者参与进程,从而避免因双方立场不同而引发的纠纷。
其次,第三人选择权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委托合同一般涉及多方合作,第三方的选择权能够让多方参与者更加灵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选择,从而使整个合同更顺利地进行。
最后,第三人选择权有助于维护公平性和公正性。
在某些情况下,委托合同可能会对代理人产生不合理的压力或利益冲突。
第三人选择权允许独立的第三方介入,以确保所有参与方的利益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
3. 第三人选择权的具体案例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委托合同中可能会涉及第三人选择权的具体案例。
案例一:房屋出租委托合同假设甲方作为业主委托乙方进行房屋出租管理,但在某些情况下,甲方希望指定丙方作为第三方,有权决定是否接受租户甲方推荐的候选人。
这样一来,丙方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估者,可以根据租户的背景和信用情况做出决策,确保租户的选择公平合理。
案例二:股东会委托合同在股东会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可能会引入第三方选择权,以便在涉及关键决策时,如收购、并购等,第三方有权干涉并对公司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这种安排可以平衡股东之间的权益,避免恶意董事或控股股东的过度控制。
案例三:代理销售委托合同在代理销售委托合同中,委托人通常会给予代理商一定的销售范围和目标。
《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的适用问题原对外经济贸易部1991年颁布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是在对外贸易计划专营、外贸经营权实行审批制的背景和基础上制定的,用以规范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企业(简称外贸公司)接受委托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的外贸代理行为。
为实现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4年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扩大了对外贸易交易主体的范围,将对外贸易经营权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使建立在对外贸易经营权审批制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制失去了原有的基础。
而建立在同样基础上的《暂行规定》是否有效,对外贸经营当事人在委托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有何影响,是合同当事人关心的问题,也是人民法院审理确定相关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暂行规定》的效力我国法律的失效通常有四种情况:其一,以新法取代同名旧法,使同名旧法失效;其二,完成了历史任务而自然失效;其三,发布特别决议、命令宣布废止某项法;其四,法本身规定了终止生效的日期。
到目前为止,并未有与《暂行规定》同名的新法律法规出台,也没有废止的决议和命令,《暂行规定》本身也未规定终止生效的日期。
至于第二种完成历史任务的失效情形,是指这类法律法规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在事实上已不存在,因此,法律法规本身丧失存在的价值而失效。
尽管对外贸易经营权已放开,对外贸易法也继续保留了对外贸易代理制,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接受他人的委托,在经营范围内代为办理对外贸易业务。
”但实践中,对外贸易代理有增无减,外贸公司接受委托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约的外贸代理模式仍继续使用。
因此,《暂行规定》规范的社会关系并未消失,关于外贸代理人和委托人权利义务的部分具体规定,如关于争议解决时双方权利义务的安排,与相关的上位法规定相符且更加具体。
因此,《暂行规定》不属于完成历史任务的法律法规范畴,到目前为止仍应有效。
二、适用《暂行规定》应注意的问题《暂行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按照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只要合同的具体约定符合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即便不符合《暂行规定》,也不应视为无效。
第1篇一、引言在法律实践中,第三人介入是指在一方当事人已经进入法律关系,而另一方当事人尚未进入或已退出法律关系时,第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介入到原有的法律关系之中。
第三人介入的法律规定对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第三人介入的概念、法律依据、介入条件、法律后果等方面对第三人介入的法律规定进行探讨。
二、第三人介入的概念第三人介入,是指在一方当事人已经进入法律关系,而另一方当事人尚未进入或已退出法律关系时,第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介入到原有的法律关系之中。
第三人介入的法律关系可以是合同关系、侵权关系、物权关系等。
第三人介入的法律规定旨在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权益,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
三、第三人介入的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对方当事人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责任人追偿。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
”四、第三人介入的条件1.存在合法的权益诉求第三人介入的前提是存在合法的权益诉求,即第三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
2.介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介入的行为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3.介入行为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第三人介入的行为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介入行为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介入的行为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第三人介入的法律后果1.第三人取得原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地位第三人介入后,依法取得原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地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
试论委托人的介入权与第三人的选择权内容提要:合同法规定,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可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也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关系着委托人、受托人、第三人的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的问题。
其中委托人的介入权与第三人的选择权,既是新的法律原则,也涉及到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实施。
因而,本文重点论述了委托人的介入权与第三人的选择权的概念、本质、条件、相对人的抗辩权等基本理论,同时联系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及由此产生的权益分配原则作了深入探讨,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相对人的抗辩权当事人权益分配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设专章规定了委托合同及其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其中,关于委托人的介入权与第三人的选择权是法律为当事人设定的利益保障权,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理解和实施,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权益的实现。
但是,由于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完整的概念和适用原则,因而对此的理论研究和探讨略显滞后。
本文试图通过对委托人的介入权与第三人的选择权的理论研讨阐明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利益保障权公平实施的重要意义。
一、委托人的介入权及第三人的抗辩权委托人的介入权,是指委托人依法可以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直接对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的权利。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为委托人办理事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受托人既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办理。
这就使受托人在办理事务过程中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并不必然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
在此情况下,为了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解决受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的享有和承担问题,合同法确立了委托人的介入权及享有介入权的条件。
首先,关于委托人自动介入的介入权。
所谓自动介入的介入权,是指委托人对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在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着代理关系的情况下,介入该合同直接对第三人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的权利。
合同法402.403解析篇一:合同法402、403条法律研究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根据代理制度的原理,适应经济贸易中有关代理的不同要求,兼顾委托人、受托人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合同法借鉴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等有关规定,对本条以及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作出了规定。
依照本条的规定,在下列条件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该合同不是直接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而是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第一,第三人清楚地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受托人是委托人的代理人;第二,第三人是在订立合同时就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如果是订立合同的当时不知道,是事后知道,不适用本条的规定;第三,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也不能适用本条的一般规定。
这里讲的有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情形,比如,受托人与第三人约定该合同只约束第三人与受托人,不涉及其他人;有交易习惯表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如行纪合同;有证据证明如果委托人作为该合同的当事人,第三人就不会订立该合同等。
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
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合同法》中委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不足及完善法关键词:托付合同;托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一、托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的法理按照未披露第三人代理中托付人介入权制度和第三人选择权制度要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条加以确定。
规定托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的法理依据何在?第一,按照经济学的理论,人们爱护某种利益的主动程度是和自己与该利益的关联程度成正比的。
因此,最主动的利益捍卫者确实是利益享有者自身。
相反,受托人在处理与自己的利益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务时,有可能产生懈怠,甚至会为一己私利而侵犯托付人的利益。
同时,由于受托人直截了当从事交易,其把握的信息明显比不直截了当介入交易的托付人为多,由此产生相当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这就使得托付人难以有效地监督受托人,从而为受托人的懈怠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托付人因此所增加的无谓成本确实是所谓的“代理成本”。
再次,未披露托付人的代理关系的专门性给予受托人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已披露托付人的代理中的受托人所不具有的。
未披露托付人的代理(agency of undisclosed principal)又称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布的代理(undisclosed principal),是指受托人全然不表明自己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托付人,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交易,且第三人对受托人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的代理形式[1].未披露托付人的代理所形成的关系,实际上是三方当事人-托付人、受托人、第三人-构成的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的综合体。
这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托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托付法律关系,二是受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受托人是这两个法律关系的“联接点”。
受托人是名义上的交易者,托付人和第三人是实际交易者,是通过代理关系所得利益的真正享有者,托付代理事务的真正利害关系人。
但由于实际交易一方不明白另一方的存在,或者实际交易双方不明白彼此的存在,实际交易者无法直截了当交易,必须通过受托人间接交易。
货运代理,英⽂为freight forwarding,“是货主与承运⼈之间的中间⼈、经纪⼈和运输组织者。
” 在我国,国际货运代理是⼀种新兴的产业,“是处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货物运输之间的‘共⽣产业’或‘边缘产业’。
” 根据FIATA(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的规定,货运代理是具有专门的知识,拥有⾃⼰的络,根据客户的指⽰,并为客户的利益⽽揽取货物,保证安全、迅速、经济地运送货物并控制货物运输的全过程,被认为是国际货物运输的组织者和设计师。
根据1995年6⽉6⽇经国务院批准,并于6⽉29⽇由外经贸部发布实施的《中华⼈民共和国国际货运代理业管理规定》,国际货运代理是指接受进出⼝货物收货⼈、发货⼈的委托以托运⼈的名义或以⾃⼰的名义,为托运⼈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报酬的⾏业。
1998年出台的《中华⼈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实施细则》第⼆条进⼀步明确了国际货运代理⼈可作为代理⼈或独⽴经营⼈从事经营活动。
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货运代理⼈可能以两种⾝份出现:⼀是作为客户(收货⼈或发货⼈)的代理⼈;⼀是作为契约当事⼈。
⽽这两种法律地位的不同,导致其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有着巨⼤的差异。
作为代理⼈,货运代理只收取佣⾦,实际上只是提供代理服务,其法律⾏为的后果由客户承担,其业务活动产⽣的风险相对较⼩。
作为契约的当事⼈,货运代理收取差价,但却是“背对背”两个合同的当事⼈,其义务的完全履⾏往往要靠另⼀⽅当事⼈(或者是货主或者是实际承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运代理要⾯临巨⼤的风险。
因此,国际货运代理⼈在业务活动中应明确⾃⼰处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并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争规避风险,或采取措施减少这些风险。
由于“代理”⼀词在⼤陆法中具有特殊的含义,使⼈很容易误认为货运代理仅是货主的代理⼈。
⽽且由于国际货运代理业务涉及到国际货物贸易、国际货物运输、国际⽀付、保险等诸多领域,极具复杂性,很难形成⼀个确定的标准来判定货运代理在⼀笔实际交易中是处于代理⼈还是当事⼈的法律地位,⽽准确地区分这两种法律地位⼜与货运代理公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密切相关。
代理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由谁承担责任篇一:简述委托合同终止的原因篇一:委托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受托人报告义务主要有哪些内容?为何应有报告义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随时或者定期报告受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受托事务终了或者委托合同解除时,受托人应当将处理受托事务的始末经过和处理结果报告委托人,并提交必要的证明文件。
受托人此项义务的具体内容由当事人根据需要约定。
本法规定了受托人的报告义务。
这是因为必要的报告是使委托人及时了解委托事务的进展情况,从而及时作出或变更指示,妥善维护自身权益的前提。
导读:委托合同中因为有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以及第三人。
因此其法律关系变得尤为复杂。
委托合同案件纠纷也因此变得复杂多变,虽然《合同法》为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大量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的出现,在审判实践中依然是一件麻烦而难处理法案件。
要解决这些案件则必须详细的分清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问题。
下面就这几个问题逐一做分析。
一、第三人仅知道受托人的代理人身份,而不知道委托人具体是谁的情况下,能否产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学理上又称委托人的自动介入),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之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审判实务中就该法条中规定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在理解上有时产生错误地认识。
虽然《合同法》第402条在立法时借鉴了美法中的隐名代理制度,但在具体的适用条件上又有所不同。
主要表现在:1、英美法上的隐名代理制度,必须是代理人明确告知第三人代理关系存在时,才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第三人经由其它途径知道代理关系存在时,不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合同法》402条对此则无限制,只要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代理关系即可。
委托人的介入权指的是在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取代受托人的地位,介入到原本是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
委托人行使介人权的条件是:第一,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也就是说受托人与第三人是该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对受托人与第三人具有约束力;第二,当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接影响到委托人的利益,这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第三,因受托人的披露,委托人可以行使介入权。
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应当通知受托人与第三人。
第三人接到通知后,除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以外,委托人取代受托人的地位,该合同对委托人与第三人具有约束力;第四,因受托人的披露,委托人也可以不行使介入权,仍然由受托人处理因第三人违约而产生的问题。
原告(反诉被告):淮北市四海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海公司)。
被告:袁明生。
第三人(反诉原告):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袁庄煤矿(以下简称袁庄煤矿)。
第三人(反诉原告):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集团公司)。
2001年4月24日,四海公司将其持有的三份银行承兑汇票交给运河分公司工作人员袁明生,袁明生同日出具了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收到四海公司委托我从袁庄煤矿代购原煤款银行承兑汇票三张,共150万元。
出票单位为淮安市华能电煤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四海公司,号码为00169947、00169948、00169949.汇票到期日为2001年7月18日(如代购到煤,我可凭购煤和运费发票与四海公司结算余额,如5月20日前未购到煤,我负责将三张承兑汇票交还给四海公司,劳务费另行协商)。
上述三份银行承兑汇票交给袁明生时为空白背书票据,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
袁明生持上述三份银行承兑汇票及运河分公司签发的一份金额为26万元的银行汇票至袁庄煤矿购煤。
袁庄煤矿收到上述四份汇票后于2001年4月26日出具收条一份交于袁明生,该收条载明:收到运河分公司交来承兑汇票四张,金额计176万元整等。
同日,袁庄煤矿向运河分公司开出用于供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载明数量7000吨,金额92.4万元。
袁明生在该发票的备注栏签署了“运河公司袁明生2001年4月26日”字样。
袁庄煤矿收到上述汇票后未能供应煤炭。
袁庄煤矿取得本案所争议的三份银行承兑汇票后,为结算该票款,由其法人单位矿业集团公司在票据的被背书人栏内记载了矿业集团公司名称。
矿业集团公司又将该票据背书给淮北市工行营业部,并在背书栏内记载了“委托收款”字样。
第三人袁庄煤矿和第三人矿业集团公司分别支付了诉讼代理费23900元。
为此,原告四海公司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3张汇票,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袁明生辩称,原告诉称是事实,但被告主观无过错,因第三人袁庄煤矿扣留汇票,被告无法返还,应由第三人袁庄煤矿返还。
第三人袁庄煤矿述称,第三人与原告无任何业务往来,原告诉称不是事实;袁明生是代表运河分公司送汇票的,第三人合法取得票据,即享有所有权,不应返还。
另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因保全票据给袁庄煤矿造成的损失9450元,诉讼代理费23900元以及差旅费3000元。
第三人矿业集团公司述称,矿业集团公司与原告无直接法律关系,且袁庄煤矿已被列为第三人,3张票据亦被保全,袁庄煤矿完全有能力承担责任。
另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赔偿涉诉代理费23900元及差旅费50000元。
【审判】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从淮安华能电煤有限公司合法取得汇票,即享有票据权利。
被告袁明生受原告四海公司委托,持汇票至第三人袁庄煤矿处代购煤炭,袁庄煤矿扣留了该3张汇票却未供煤,袁明生已不再持有汇票,无法返还,故对原告要求被
告返还汇票的请求不予支持。
第三人袁庄煤矿取得原告四海公司的汇票没有给付对价,其辩称汇票系运河分公司支付,因汇票无运河分公司背书,违反了票据背书应当连续的规定,其理由不能成立。
因袁庄煤矿不具备法人资格,且矿业集团公司实际背书扣留汇票,两第三人应负责共同返还3张汇票。
第三人袁庄煤矿请求原告四海公司赔偿其票据利息损失等,因该矿取得票据无法律依据,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故利息损失无事实依据;差旅费损失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代理费损失并非其参加诉讼的必须支付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同理,第三人矿业集团公司所支付的代理费亦应由其自行承担;矿业集团公司诉称差旅费损失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该院于2001年10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第三人袁庄煤矿、矿业集团公司共同返还原告四海公司3张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淮安华能电煤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01年4月19日;收款人:四海公司;号码分别为00169947、00169948、00169949;金额为50万元,3张合计15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二、驳回原告四海公司对被告袁明生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第三人袁庄煤矿对原告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矿业集团公司对原告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矿业集团公司、袁庄煤矿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由第三人返还票据错误。
根据袁明生出具给四公司的收条,四海公司与袁明生之间是代理关系,这种关系未对上诉人说明。
袁明生未能履行他对四海公司的代理责任,应当由袁明生承担相应的后果。
(2)上诉人取得票据合法有效。
上诉人是从运河分公司代理人袁明生手中取得汇票,而非从四海公司取得。
袁庄煤矿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收到运河分公司汇票。
袁明生在袁庄煤矿同一天出具的发票上签署了“运河公司袁明生”字样。
发票金额亦与票据金额相对应。
袁明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一直以运河分公司的名义与袁庄煤矿从事交易。
2001年4月26日袁明生到袁庄煤矿办理煤炭购销事宜时,其亦持有运河分公司的26万元汇票。
袁庄煤矿完全有理由相信袁明生是运河分公司代理人。
该四张汇票是袁庄煤矿从运河分公司手中取得,应由运河分公司主张权利。
本案中所涉及的三张汇票均有四海公司的背书签章,又有矿业集团公司的背书签章,其背书是连续有效。
一审判决所谓无运河分公司背书和背书不连续的说法是错误的。
袁庄煤矿从运河分公司取得汇票,并在当天开出了购煤发票。
因此取得票据是给付了对价的。
(3)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成立。
上诉人与四海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却被作为本案当事人,使得上诉人承担了许多诉讼费用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被上诉人应予赔偿。
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四海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海公司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6900元,及因保全造成的损失,按票面金额的2.1‰,从保全之日计算至解封之日等。
被上诉人袁明生未作书面答辩。
被上诉人四海公司答辩称,袁明生受其委托,持其汇票向上诉人买煤。
上诉人强行扣留汇票,抵偿运河分公司的债务,造成袁明生既未给四海公司购到煤,又不能返还票据。
上诉人的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返还票据。
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海公司将其持有的三份金额共计1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空白背书后交于袁明生时,袁明生所出具的虽是一份收条,但根据该收条的具体内容,四海公司与袁明生之间实际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该委托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袁明生未能按约履行购煤义务,应按约返还四海公司所交付的有关银行承兑汇票。
因四海公司所诉的三份银行承兑汇票客观上因流转而不为袁明生持有,故袁明生应向四海公司返还相应的票款150万元,四海公司的该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原审判决驳回四海公司对袁明生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
四海公司在原审中是以袁明生为被告及袁庄煤矿、矿业集团公司为第三人提出诉讼,但袁庄煤矿、矿业集团公司与四海公
司、袁明生之间基于委托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的处理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袁庄煤矿、矿业集团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于法无据。
袁庄煤矿、矿业集团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原审判决袁庄煤矿、矿业集团公司共同返还四海公司三份银行承兑汇票不当,应予纠正。
关于袁庄煤矿、矿业集团公司在原审反诉要求四海公司赔偿票据利息损失、差旅费损失、诉讼代理费损失等,因其在诉讼主体上是作为第三人,其针对在原审作为原告的四海公司提出反诉无法律依据。
第三人的选择权指的是在受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中,因委托人的原因造成受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即第三人可以选择请求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请求仍然由受托人承担违约责任。
但第三人只能选择其一,选定后不得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