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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苏东坡二三事
1
今天跟李连杰谈壹基金的事，他一摘帽，头发尽白。
做件事，不容易。
他总说不埋怨，但只要是人，眉宇间总有挣扎。
我小时候，看苏东坡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当成文艺范儿，抄在有翁美玲贴画的粉红本本上。
小姑娘只从诗里看到怨寞，不知道他当时正因言获罪，被贬黄州，那种“慎静以处忧患”的中年人的心。
孔子说，诗可以怨。
只不过这个怨，是“小雅怨诽而不乱”
情动于中，但心志不乱。
2
老苏一贬再贬，去了惠州，他已经六十岁了，亲友流放，最爱的女人也已经离世，他穷病中寄居寺院，靠一块不到半亩的地种菜为生。
有天“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若人悟此，虽兵阵交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
这壮阔劲儿，就是他在《易传》中写的“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有这样理性刚健的底子，才配得上怨。
3
工作完，去公园耍，找个山上没人的僻静处，长木凳上一躺，满天浓荫，虫鸟声无已。
左边不远是大湖，风从湖上来，带着青绿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
这一个小时，拿什么来换？
还是想起老苏，千年之前，他人在壮年，不得不“畏人默坐”以求生存，但不碍他有此一刻，“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
惭愧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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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豪放派诗风与社会批判思维1. 引言1.1 概述苏轼，北宋时期的杰出文学家和政治家，以其豪放的诗风和敏锐的社会批判思维而闻名于世。
他的作品既展示了豪放派诗歌的独特魅力，又融入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触动和反思。
本篇长文将围绕苏轼的豪放派诗风与社会批判思维展开讨论，探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后世文学与社会的意义。
1.2 文章结构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完整呈现苏轼的豪放派诗风与社会批判思维。
首先，在引言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文章内容，并概述苏轼在文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接下来，通过第二部分我们将着重阐述苏轼的豪放派诗风，描述其独特诗歌表达方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创新。
第三部分则专注于苏轼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思维背后所蕴含的背景、意义、对象和方式。
在第四部分，我们将对豪放派诗风与社会批判思维进行深入剖析，并探究二者在苏轼的诗歌中相互交融、互为补充的关系和作用。
最后，在结论部分我们将对苏轼的豪放派诗风与社会批判思维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它们对后世文学与社会的意义。
1.3 目的本文旨在深入研究苏轼作为一位具有豪放派诗风和社会批判思维的文化巨匠。
通过分析他的代表作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独特特点，我们希望揭示苏轼诗歌中自由奔放、开阔胸怀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敏锐感知的个性特征。
同时，我们也将探讨苏轼如何通过他的豪放派诗风和批判思维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反映、影响甚至启发，并进一步探索这种艺术形式与现实之间紧密联系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通过全面客观地解读苏轼的作品，此文旨在呈现一个深入了解苏轼的诗歌才华与思想风貌的全面形象，以及豪放派诗风和社会批判思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2. 苏轼的豪放派诗风2.1 诗风特点苏轼是北宋时期文学家、政治家，以其豪放的派诗风格而闻名于世。
他的诗作大都充满个人情感和对自然美景的赞美，展现了他不拘一格、开阔豪放的思维方式。
首先，苏轼的诗作常常表达出强烈的情感。
他笔下的景物描写鲜活而富有情感色彩，常常借用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来赋予作品更加真实和深入人心的内涵。
苏轼高风绝尘“野性”之形成冯静人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更应具有独特性，而独特个性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所以，有人说苏轼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有时积极进取，有时默然消隐，是受某些学派和学说所主宰，个人觉得有失偏颇。
苏轼当然受到儒释道各家学说的影响，但所有“选择”还是出于他自己，整个来说还是他自己是当时的“这一个”，即我这里所谓的具有“高风绝尘”野性的“这一个”。
“高风绝尘”是苏轼在熙宁，元丰年间所提出的一个命题。
首先，它是一条审美理想标准和艺术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通向作者的为人和品德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和苏轼独特的个性了。
“高风绝尘”简单说来，就是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的韵致。
高风亮节，指方正亮直，挺然不群的为人处世态度，即苏轼诗中所谓的“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以来不计身”[1]。
因此，苏轼的“忠规谠论，挺挺大节”，“遇事敢言”，“刚正嫉恶”，“独于谋身，锐于报国”，“为官一任，惠民一方”以及倾慕大自然的洁净，无私等品格都应归属于“高风”的范围之内。
“绝尘”，是指摆脱世俗尘土的束缚和批判追逐私欲的恶习，即苏轼诗中所谓的“尘世劳方病，局促我何堪。
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
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
[2]以及所谓“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3]等。
因此，举凡苏轼诗中批判世俗尘土的诗歌也都应归属于“绝尘”的范围。
苏轼的人生理想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意念存在于他的思想之中的。
相反，苏轼在其千辛万苦仕途坎坷、迭遭厄运的人生实践中，在其持续不断、渐趋成熟的创作历程中总是竭力去实现这一人生理想。
因而，追溯苏轼一生及其创作历程，这一性格的光辉无处不在。
自苏东坡任职凤翔开始从政以来，他就抱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4]的理想和自信，满想有所作为，然而现实却每每令他失望。
但是，从政数十年，他始终坚持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宋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因此民日困，官日贫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墨痕澹处，卧观云岭——浅析苏轼的文学思想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和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实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苏轼素喜蜀学，曾自述云：“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
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祭龙井辩才文》）可见其思想实则儒释道浑融，中庸至和。
故其行事著文，皆通脱而旷达，虽值党争剧烈，仕途坎坷，然其自由精神不改，“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清幽疏旷而不失执著，正是一个大写的真人！而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下，苏轼具有着有别于一般文人骚客的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和自然天成的文学思想，。
那么，下面便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微，以期略窥其妙旨。
一、道艺相合，辞以达意。
苏轼在文学创作的“知”和“能”、“道”和“艺”的关系上，有着十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创作的实现是“道”和“艺”的结合，即：“有道有艺。
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并将“道”，“艺”关系转化为实际创作时的“心”、“手”关系：“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和手者乎？”他的这一思考是相当深入的，在艺术思维的过程中，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态化的图画和语言文字。
在这一基础上，苏轼又提出了著名的“辞达”观点。
孔子曾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和“辞，而已矣”，这是着眼于宣传效果而要求文辞通达。
苏轼则在他的《答谢民师书》中对其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和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提出,辞的表达是意,作者做到“辞达”,首先是摆脱任何偏见的束缚,使作品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表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万千世界变化无定的物象中,表现事物的本质。
苏轼三段论作文
今天我才知道苏轼的三段论就是三句话，在此之前我对苏轼记忆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下面这句诗：“十年生死，无念，难忘，千里坟，无处可悲。
”沉睡了几百年的苏轼，拖着疲惫的身躯，从书里慢慢向我走来。
苏轼，穿着布衣，戴着帽子，蹬着木屐，拿着竹结，在东边的山坡上犁地。
难怪他在东坡被称为俗人。
但这样一个文坛风云人物，他的命运是如此坎坷凄凉，读苏轼的诗，我不禁感到心中的苦涩。
我眼中的苏轼是一个仕途失意的人。
一生数次被降职，甚至差点丧命。
最后被贬到黄州，那是一个人人自生自灭的地方。
我真的对苏轼的经历感到愤慨。
他无与伦比的天赋是否也成为被伤害的原因？我不认为苏轼能理解为什么他仍然流亡黄州，尽管他致力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那时候不管有多少豪情壮志，你能告诉他们谁？只能用诗来表达感情。
“山石空空，海浪打岸，千堆雪卷，河流如画，一次英雄多。
”今天看书，感受到了另一种伤害的大胆。
苏轼在我眼里是个用之不竭的诗人。
也许是他的坎坷经历让他的文学成就斐然。
他的散文和欧阳修叫“欧苏”，他的诗词和黄庭坚叫“苏黄”，他的文字和辛弃疾叫“苏信”。
我无法想象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苏东坡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也就黯然失色了。
苏轼在我眼里是一个悲伤孤独的人。
三十四岁时，他一生最信任的人妻子离开了他。
他妻子的去世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只能在梦里看到失散多年的妻子，在梦里遇到她，只能“除了眼泪什么都不
在乎”。
王水照：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1）王水照：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1）文学评论苏轼是一位比较复杂的著名作家，他在政治上和创作上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矛盾。
过去学术界对他的评论有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
然而，“四人帮”出于其政治需要，竟然对这位九百多年前的作家发动了一场讨伐。
在他们控制的1974年第2期《红旗》上，抛出了由罗思鼎炮制、姚文元改定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文，一口气给苏轼扣上了“投机派”、“两面派”等大帽子；在同一期上，梁效们又给加上“顽固派苏轼”的恶谥。
嗣后，江天之流又出来从“文艺”的角度把苏轼的政治诗一概斥为“诬蔑新法”的“黑诗”。
一时间，南呼北应，在他们所鼓噪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大合唱中，也算得一支高调门的插曲。
这是“四人帮”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对苏轼的评论和研究制造了混乱。
现在必须加以批判和澄清。
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时代。
王安石变法就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
相应于王安石变法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依据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经历，可以把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以便于考察和评论他的政治态度。
(一)从宋仁宗赵祯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考中讲士、走入仕途，到宋英宗赵曙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返蜀为父服丧，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
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
代表作是公元1061年考“制举”(区别于进士、明经之类的“常举”)时所写的《进策》(包括《策略》五篇、《策别》17篇、《策断》三篇)和公元1063年的《思治论》。
在这些文章中，他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其主旨正像他后来所说的，是为了促使赵祯“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1]其中不乏一些对社会矛盾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个别较为激进的议论。
(二)从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从蜀返京，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期。
论苏轼的为文之道摘要：苏轼一生文学创作经验丰富，精通各种文艺创作之道，本文从苏轼的明“立意”、重“辞达”和尚“自然”的文艺思想中探析其为文之道；同时在认真分析其“为文之道”之后，还发现这些文艺思想还时时闪烁着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关键词：苏轼为文之道立意辞达自然辩证关系引言：苏轼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全能的艺术家，其在文学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艺思想更是对后世的文艺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苏轼的为文之道探索其文艺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后人称之为苏东坡，眉山人，其是我国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在散文、诗歌、词和书法方面都有杰出成就。
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和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更因文号称万篇而有“韩文似潮，苏文似海”之称；诗歌方面，他与李白、杜甫和韩愈并称“李、杜、韩、苏”，同时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齐名,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齐名,堪称宋代最大的诗人；在词方面，他首提“以诗为词”之主张，乃宋词“豪放派”之鼻祖，影响一代词风；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起，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
总而言之，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又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
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人可凭一己之身在如此多的艺术领域成为登峰造极的良材，又是什么原因让苏轼能在此广无边际的文化之海中从心所欲、游刃有余？本文试图从苏轼为文之道浅探其文艺思想中。
一、文艺思想在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方面，苏轼见解独特新颖，论点精辟准确，给当时和后世文坛以深刻的影响。
苏轼的文艺思想是我国古代理论宝库中值得珍视的瑰丽遗产。
他在前人所遗留下来的宝贵论断的基础之上，以自身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实践，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阐明了他独到创新的思维。
“纵观其文艺思想中，既有关于文学艺术外部规律的探讨（如论述了文学与政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又有很多关于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求索，即文艺本身特点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