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高风绝尘“野性”之形成冯静人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更应具有独特性，而独特个性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所以，有人说苏轼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有时积极进取，有时默然消隐，是受某些学派和学说所主宰，个人觉得有失偏颇。
苏轼当然受到儒释道各家学说的影响，但所有“选择”还是出于他自己，整个来说还是他自己是当时的“这一个”，即我这里所谓的具有“高风绝尘”野性的“这一个”。
“高风绝尘”是苏轼在熙宁，元丰年间所提出的一个命题。
首先，它是一条审美理想标准和艺术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通向作者的为人和品德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和苏轼独特的个性了。
“高风绝尘”简单说来，就是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的韵致。
高风亮节，指方正亮直，挺然不群的为人处世态度，即苏轼诗中所谓的“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以来不计身”[1]。
因此，苏轼的“忠规谠论，挺挺大节”，“遇事敢言”，“刚正嫉恶”，“独于谋身，锐于报国”，“为官一任，惠民一方”以及倾慕大自然的洁净，无私等品格都应归属于“高风”的范围之内。
“绝尘”，是指摆脱世俗尘土的束缚和批判追逐私欲的恶习，即苏轼诗中所谓的“尘世劳方病，局促我何堪。
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
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
[2]以及所谓“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3]等。
因此，举凡苏轼诗中批判世俗尘土的诗歌也都应归属于“绝尘”的范围。
苏轼的人生理想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意念存在于他的思想之中的。
相反，苏轼在其千辛万苦仕途坎坷、迭遭厄运的人生实践中，在其持续不断、渐趋成熟的创作历程中总是竭力去实现这一人生理想。
因而，追溯苏轼一生及其创作历程，这一性格的光辉无处不在。
自苏东坡任职凤翔开始从政以来，他就抱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4]的理想和自信，满想有所作为，然而现实却每每令他失望。
但是，从政数十年，他始终坚持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宋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因此民日困，官日贫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他自谓“臣而不言，谁当言者？”[5]在京师为官，敢于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局进行揭露与抨击，主张“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在地方做官，则做了许多“便民”、“利民”的兴利除弊之好事，这些都是苏轼人生理想中“高风绝尘”的具体表现。
苏轼“高风绝尘”的人生理想就其实质上讲，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是苏轼人生探索和人格自我完善的结果，苏轼的“高风绝尘”显然是来自魏晋人性自觉时代的传统叛逆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苏轼又是一个在世路崎岖，儒道佛思想交汇碰撞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会，改造思维模式，敢于表露自己的思想品性的人。
因此，苏轼是在多角度、多方位的思想批判继承中，逐渐形成了他的“自我新体系”，从而造就了他自我文化的新个性。
所以苏轼的“高风绝尘”是崭新的、独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社会现象。
也正因如此，“高风绝尘”才使得他具有了不朽的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就试着对苏轼的这一性格形成的原因作一个具体的探索。
首先，我认为这是苏轼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苏轼生活的时代是士子“补天”意识浓厚，期望有所作为而又不能得心应手的时代。
按苏轼的说法就是一个“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6]的时代。
所谓“有治平之名”是说当时的形势表面上还是太平的。
宋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国重新统一，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科学都较繁荣。
所谓“无治平之实”，是说在表面承平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
北宋统治者虽然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但由于宫廷“燕乐逾节,赐予无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所以财政拮据，入不敷出。
人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苏轼生活在两次大的农民起义之间：在他生前四十多年，他的家乡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在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国南北又几乎同时爆发了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苏轼生活的年代虽然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小的农民起义仍不断爆发，苏轼在各地作官时，就曾追捕、镇压多起“谋反妖贼”。
这一切说明当时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宋朝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宋太祖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只搞消极防御。
宋太宗则订立了渔渊之盟，每年向契丹进献大量的财物。
这些巨大费用既未换得边境的安宁，又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加剧了阶级矛盾。
一句话，到了宋代，“积贫积弱”总态势已经成定局，整个封建王朝已经走上无可挽回的衰落滑坡的历史时期。
面对这种形势，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感，他们多方探究其原因，纷纷提出了改革朝政的各种建议、措施和方案，然多是就事论事，失于肤浅。
很少有人从宋朝立国治国的基本政策上寻找症结。
苏轼则一下抓住了关键所在，又勇于直言，把问题揭露得淋漓尽致。
他认为宋朝统治者“用儒术而未纯”，更明确地说，说是对人民的地位、力量认识不足，没有体现儒家的根本思想。
所以他坚持要恢复、光大和净化先秦儒家理论，重申和明确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对民实行仁政，而不是对统治集团本身，这就是苏轼“高风亮节”性格的核心内涵。
而且，终其一身。
他始终为了人民利益而呐喊，想把仁政的光辉照在千千万万生活在“苛政猛于虎”状况中的人民群众身上，这更是其人生理想的具体体现。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北宋范仲庵等的历次政治改革运动，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一样，苏轼的民主、仁政思想，在宋代一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在宋国家政策中未获得体现和实施，原因就在于苏轼所治之学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7]其实，这也表明了如苏轼一般的文士虽欲“补天”，而封建社会之“天”已无“石”可补。
因而苏轼也不由得发出“世事一场大梦”的无可奈何的“绝尘”之慨叹。
其次，个人认为苏轼“高风绝尘”的性格是其一生坎坷曲折经历的沉淀。
苏轼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他既经顺境，复历逆境。
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失意时是柏台萧森的狱中死囚，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瞰芋饮水的南荒流人。
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反差巨大和鲜明，使他咀嚼尽种种人生况味。
具体而言，苏轼的仕宦人生又大致辞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0六九年新法施行以前为第一阶段。
苏轼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他一被卷入封建时代应召科举的社会潮流里，就隐然感到了这种悲剧性。
“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
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
”[8]他一方面厌恶功名无常，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随波逐流。
这种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是这一阶段的思想特点。
在出川进京谋取功名的路上，他便不断地审思仕宦人生究竟有多大价值。
他自己也不堪了然，也就时时充满了一种对人生琢磨不透的凄苦之情。
途经忠州，在瞻仰屈原塔时他写下了“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死理，所以持死节。
”[9]的诗句。
这表露了他鄙弃功名和追求永恒，珍视人生的心理活动。
这一阶段年轻的苏轼对仕宦人生的体会、思考，虽还未趋成熟，但也已奠定了他“高风绝尘”性格之雏形。
一0六九年以后的十年间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他深深卷进了北宋革新与保守政治漩涡中。
他先后在京城、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任职。
作为一位官员，他很想有一番作为，遇事敢言，积极上书；尽管他在政治上与两派都有分歧，但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办些好事，诸如杭州的赈济，密州的救孤和徐州的治洪，都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但是作为一个诗人，由于对官场腐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心境更加悲凉。
从前追求人生永恒的心转向了江湖归隐，鄙视功名的清高变成对时弊的解剖。
这一时期，苏轼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冲突得更加剧烈，他以马作比“君看立仗马，不敢鸣且窥。
调习困鞭棰，仅存骨与皮。
”[10]并指出“金羁玉勒乡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
”[11]但他绝不愿如此，多次在诗中表示：“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闻声自决骤，那复受絷维？” [12]“嗟我本何人，糜鹿强冠襟。
”[13]“聊为山水行，遂此糜鹿性。
” [14]仕途的剖析，使他以清醒的态度对待现实，即在仕宦人生中建立一种明智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高风绝尘”。
一0七九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一0七九年的“乌台诗案”，诗人因诗入狱，几至死地。
然而遭受打击的苏轼并没有委顿下来，相反地，他以为从此休官归田，一无牵挂，正该美美地享受人生了。
诗人的后半生可谓荣达时侍奉皇帝，失意时投荒万里，但诗人在“高风绝尘”性格的导引下却并未迷航。
元佑三年，诗人在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可说是飞黄腾达，但他依然把自己当作民，心灵平静不为外界的变化所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
”政治风云的反反复复，把诗人一次又一次地更远地流放到蛮荒之地，以至于到了天涯海角，这反倒使他更亲近了他所热爱的大自然。
初贬至黄州，再贬至惠州，三贬到儋州，在家以为已入了瘴疬之地，在他却觉得来到了仙境。
经过三年的凄风苦雨，六十五岁的老人终于被召回，在离别海南的路上，他没有大赦之人的感激涕零，也没有风烛残年之人的悲叹，只是用一颗齐得丧、等荣辱的心去感受一切：“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15]诗人少年时期苦苦追求的人生至境终于找到了——不在天上，而是在他内心——无欲心灵的平静！由此可见，苏轼“高风绝尘”的性格是他一生深刻反省仕宦生涯的结晶，正是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的沉淀。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同样经历遭遇的诗人文学家却没有表现出如东坡一般乐天知命、达观处世，“高风绝尘”的人生态度和性格呢？我的回答是：这正是苏轼自身的“野性”使他与别人有了明显的区别。
所以，我们最后要探索的正是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的“野性”形成了东坡“高风绝尘”的性格。
我们都知道，“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除了受到周围社会生活条件的支配和影响外，还有一个能够接受这些影响的自我个性的主体。
从这个主体的特性出发，他或者接受诸外部条件的此种影响或彼种影响，或者因时因地又发生相反的变化，形成一个多维的、复杂的个体。
没有这个个体核心的存在，一切影响都将成为空谈。
苏轼的自我个性的主体正是他个性、气质、心理、人生观念、美学追求等诸多因事中的一个核心、一个“点”——“野性”。
同样，“人”作为”社会结合的主人”是一个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个别的、独特的丰富个体。
他的社会既是综合的，更具有鲜明的个体色彩。
儒释道作为人体个性的外部事物，它们各具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它们各自有其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因而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
它们对苏轼发生影响，便决不可能是整体性的影响，而只是个别的、片断的、局部的。
就是说，苏轼接受它们的影响，是有条件的，是从他个性禀赋的性质中去批判地吸取，补充他自身的需要的、有可能得到发展并转化为自身特质一部分的事物，换句话说，苏轼是按照自己的本质，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性需要当作处理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来安排世界的，也就是说，苏轼是以十分清醒的“主体性”论者的身份对儒释道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态度，从传统思想的积淀和发展方面看，宋代禅宗的“顿悟”，作为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变种，便对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儒、道思想和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