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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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著名外交家。
顾维钧年少时期,正值清末政治动荡,经济衰退。
他知道“中国每次和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 感到“这是令人最厌恶、最灰心、最沮丧的”,立志要报效祖国。
1904年,顾维钧赴美留学,以适应中国“处理好外交关系方面”的需要;1905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习国际法、外交学;1912年回国后,顾维钧开始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
后来他在列强面前展示出高超的外交技巧,数次力挽狂澜,维护国家利益,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抹难得的亮色。
保卫领土完整,是他高于一切的外交准则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等人经过激烈讨论决定先按兵不动,一来避免引起国内民愤,二来害怕惹恼日本。
时任外交部英文秘书的顾维钧认为,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于是他把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
此后英、法、美等国全都知晓了此事,美国报纸的相关报道被国内报纸翻译成中文全文刊发。
一时间,不仅美英诸国找到北京政府了解相关情况,国内舆论也难以平息。
最后,尽管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了《民四条约》,但《民四条约》的内容已经和“二十一条”大相径庭。
这一切,顾维钧功不可没。
他不唯上,不畏强,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当时的外交局面,手段之高,功力之深,令人敬佩。
素材点拨:有人看来,顾维钧未经允许将“二十一条”泄密给英美等国,违反了外交家的职业操守。
但顾维钧清楚地知道,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一切行事的底线,如果自己连一个公民应有义务都无法尽到,那么大谈职业操守则既可笑又可悲。
此则素材适用于“公民义务”“不畏强权”“只可智取,不可力敌”等写作话题。
坚守民族气节,是他不可动摇的做人信念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日本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顾维钧,字少川,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
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
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
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
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从巴黎和会看顾维钧的早期外交思想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嘉定人。
中国近代著名职业外交家,曾任北洋政府驻美公使,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联合国代表,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
1960年代退休后定居美国,直至逝世。
顾维钧早年受的西学教育和留美经历,使得他一直以来就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精神和爱国情感。
在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匆匆完成了博士论文回到国内,任职于北洋政府总统府和外交部,担任秘书和参事。
1915年,时年28岁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公使。
他后来回忆说,他和时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是华盛顿最年轻的高级官员。
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顾维钧出席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在和会的第一次正式发言是在1919年1月28日的“十人会”上,发言者既是顾维钧。
在这次大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完美阐述,可谓反映顾维钧早年外交思想的精彩论述。
在这次发言中,顾维钧先从“十人会”刚刚讨论过的太平洋岛屿问题入手,说道,对于关系几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诸君彼此辩护甚力,而青岛问题关系到四亿人民,责任益形重要。
然后,他从山东的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诸方面,强调应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直接归还中国,而不依赖日本插手。
然后说道,所有中日在一战期间签订的换文密约,皆应因中国加入战团,而认为具有临时性质,希请大会决定是否应予承认。
在这里,我们应注意这样几点。
其一,顾维钧的学识使得他将山东在中国的重要性表述的淋漓尽致,使得其他与会国家注意到失去山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再者,对业已存在的中日密约,不提出无效,而是强调其具有临时性质。
这样,既避免中国无信于其它国家的印象出现,又强调这些条款是不平等的,是在特殊时期强加给中国的,希望各国认识到这些条款签署的时代背景。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年轻的顾维钧显得老练而成熟。
在这次会议上,顾维钧的表现赢得了众多好评,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场的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1919年的顾维钧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1919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顾维钧受命出使巴黎和会。
弱国无外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中国连应有权利都无法得到,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手日本。
在顾维钧的极力鼓动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也打破了近代中国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止”的惯例。
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举动,体现了顾维钧的凛然民族气节。
具体过程如下:一、初到巴黎,困难重重1918年顾维钧他刚刚抵达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打击--和会席位问题。
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
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
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
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
但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
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
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二、雄辩巴黎,声名远扬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团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出席。
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进行陈述。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1919年1月,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奠定战后的和平,召开了巴黎和会。
中国因为在战争期间向欧洲派出了30万劳工,也成为战胜国的一员。
国内一片欢腾,民间甚至有人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能跟着列强们分点啥呢。
中国派出了由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会议。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当时国内的背景,当时国内有南北两个政府,南边是广州政府,北边是北洋政府,两个政府都在代表团里派了人。
北洋政府又分两派:联美亲日的总理段祺瑞,还有联美抗日的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派出了梁启超代表中国民间到巴黎观战。
中国代表团希望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取消21条。
但是他们很快又发现不对头,因为胜利国也有强弱之分,美英法三国主导了巴黎和会的进行,别的国家都是小兄弟围着转,但是别的小兄弟是一直在跟着分东西的,只是分多分少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近代,是一直被列强从家里拿东西的,这一次我们要对他们说,不要从我们这里拿东西了,我们的诉求能实现吗?中国代表团很不受待见,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很多事情没有接触过,像国际政治啊、外交啊,根本不是想象中样子。
从参与国际政治的角度上来说,自闭关锁国的清朝覆灭以后,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民主中国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首先要学的是国际关系中的规则,怎么打这场比赛。
不过,中国代表团可不都是刘姥姥,其中有一位特别突出,他的名字叫作顾维钧。
顾维钧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现在就在驻美大使的任上。
换句话说,他就是大观园里出来的。
有他在,我们看看怎么打这一场国际比赛。
中国政府因为民间的诉求强烈,于是提出废除列强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一要求一提出来就受阻了,为什么呢?英国为主的老牌帝国主义还有很多在华权益呢。
德国战败了,你要废除德国占领山东的不平等条约,那英国的香港新界是不是要还呢?国际法是对等的,你让德国还,就得让英国也还,还有其他列强呢。
1,顾维钧顾维钧(1888年~1985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而他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他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将中国的山东半岛权益出卖给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在《我的一九一九》中,签订和约那天,当所有的列强正装出席,签字盖章的时候,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却坐在车内,离开了巴黎,中国代表团的位置上,始终都空置着。
其实当时,会议开始初期,在中国整体积弱无能的情况下,英美等主要列强原是同情中国,私下里是同意将因二十一条而出卖的山东半岛还给中国的。
会议期间还有这么一个小事件: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
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
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然而无奈由于日本的手段,英美等国最终还是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继承。
此时,北洋军阀政府却无法给与前方的代表团任何有利的支持,纵使代表们同英美使团的私交再好,美国总统再同情中国,也终究无济于事。
在团长陆征祥住进医院,其他代表们心灰意冷离开使团的时刻,顾维钧仍在孤身做着最后的努力,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并以拒签和约,表达了中国的愤怒。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知根知底
顾维钧,字少川(外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
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
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
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
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
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
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
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
约翰书院。
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
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
草委员等职。
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
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
议。
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先生手迹(92岁诞辰)
人物轶事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
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
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
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
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
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
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
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在法国召开,年轻的驻美公使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
日本代表团在和会上无理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月28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代表中国发言,与日本代表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辩论中,顾维钧不用发言稿,口出成章,英语流利,用词正确,慷慨陈词。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顾维钧以他特有的机智、幽默,巧取日本全权代表牧野的一块金怀表,激怒牧野,牧野斥之为盗贼,这正落入顾维钧的圈套。
顾维钧反诘:“日本掠夺了中国的山东省,是不是世界的盗贼呢?一块怀表引起牧野如此愤怒,那么山东
三千六百万百姓丢失山东该不该愤怒,四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呢?”继而,顾维钧从历史、人文、主权、经济等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
发言获得全世界与全国一致称赞,而日本代表的强词夺理却受到普遍的谴责。
日本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对山东问题态度如此强硬,处心积虑地计划吃掉山东,却遭到如此大的阻力。
但是操纵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统克雷梭、英国首相路易乔治为了平衡列强之间的利益,对山东问题竟然作出了违反公理的决定,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消息传到中国后,人民群众义愤填膺,从而引发了反地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顾维钧和中国代表团多方斡旋,试图扭转和会决定,均遭失败。
软弱的北洋政府竟逼代表团屈从列强旨意,在和约上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等人既不愿签字,又无力抗争,只好避走巴黎,最后代表团剩下顾维钧和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两人。
顾维钧和王正廷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凡尔塞和约上拒绝签字。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脱颖而出,被誉为“青年外交家”,受到许多国家首脑及代表的敬重和钦佩。
他的婚姻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
张润娥,张云骧之女,1908年结婚后共同返美,后离婚;
唐宝玥,唐绍仪之女,1914年结婚,生子顾德昌、女顾菊珍,1918年病逝;
黄蕙兰,“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1920年结婚,生子顾裕昌、
顾福昌,1956年离婚;
严幼韵,1959年结婚。
他的学历
上海英华书院
圣约翰书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及外交法学博士
他的故居
上海故居
“厚德堂”坐落嘉定西门,位于上海市嘉定镇西大街94--96号,由清末民初交通银行总裁顾晴川所建。
现今“厚德堂”已被上海市于2003年11月17日命为——嘉定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厚德堂”内有房30余间,砖木结构,平房与楼房相间,街南一开间,二进深,街北五开间,三进深。
此处现为一家百货店堆杂物的地方,虽然破败,但屋檐下的雕花板、地面所铺的青砖连环金钱花饰都依稀可见。
“厚德堂”内有水桥一座,水井一口,除临街平房被改造为楼房外,其余基本保持原状。
门前地上是用砖铺出的清钱币形状,既象征了主人的身份,又似乎寓有“外圆内方”的意思。
顾维钧纪念馆南大街394号法华塔院内,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这里不仅藏有关于顾维钧的各种中外书籍,还有大量顾维钧使用
过的实物,譬如他的制服、礼帽、佩刀、文具,他获得过的各种荣誉证书和批注的文件,他收藏的纪念品。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顾维钧的大量照片,从他叱咤风云的年轻时代,一直到晚年的生活,在照片中都得到了展现。
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顾维钧的自信和儒雅,他的目光神态中,没有一点自卑和怯懦。
作为一个外交使者,他代表着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尚未苏醒的巨人,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是为此自豪的,否则,他不可能有如此作为。
顾维钧纪念馆的讲解员说,这里陈列的展品,都是顾维钧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的。
上海故居
法华塔院顾维钧生平陈列馆天津故居
顾氏在津寓所坐落英租界威灵顿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系1921年以顾少川名义购于英租界工部局土地2.058市亩,建造成一所三层带地下室西洋古典式楼房。
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占地面积1320平方米混合结构。
木屋架起脊,建筑立面为红砖墙。
窗子与拱券门相结合,门前一对巴洛克式麻花形柱,端庄典雅。
主楼三层,砖木结构。
底层六间两厅,从门厅进入大厅,内有大壁炉,靠窗有固定坐椅,旁有书房、餐厅、花厅等,厅外有大平台。
二、三层为卧室、卫生间。
整所建筑设备考究,共有楼房45间,平房2间,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
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
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
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
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
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
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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