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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伽达默尔曾说：“一切翻译都是阐释。
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
”［1］翻译的实质是以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原文内涵和意义，其目的是重现原文，因此也可以说翻译是对原文的思想内涵和表达形式的阐释。
乔治·斯坦纳作为阐释学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继承了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思想，将阐释学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中，发表作品《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认为“解释即翻译”，语言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语言的产生及理解都是翻译的过程［2］。
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研究学界中掷地有声，为西方译界的翻译研究转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自20世纪80年代阐释学翻译理论引入我国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其展开研究和应用，为我国译者的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
随着译者地位的提升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风潮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都逐渐肯定译者的价值，支持译者在翻译工作中充分发挥自主意识，鼓励译者从幕后走向台前。
与传统译论的观点不同，如今译者所肩负的任务逐渐多元化，译者在原作前是读者身份，在生产译作时又是作者身份。
在原作面前，译者无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耕耘者，将原作的果实一步步挪到他国的原野中，而是具有超乎想象的能动性，并不是没有思想的空壳搬运工。
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很多译论开始过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偏离对翻译本质的追求，这也是很多翻译工作者在实际翻译中容易步入的误区。
不过，依据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观点，译者应对原作负责，应当慎用手中的自主权，切忌掉入肆意发挥能动性的泥潭。
译者若掉入能动性的泥潭，对自我的认知就会发生偏离，其翻译工作会变成在原作上借题发挥，导致原作意义的缺失，违背了译者任务的本质。
所以，保持原文与译文的平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牢记的原则之一。
一、阐释学“四步论”概述斯坦纳将自己对翻译过程的理解看成是一种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步骤：信任，进攻、侵入，吸收和补偿。
阐释学“四步论”被认为是斯坦纳的著作《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的核心概念。
■文学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谢柳春（1.福州大学 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108；2.淡江大学 英文系，台湾 新北 25137）摘 要：“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
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
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关键词：翻译话语；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国族共同体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23)03-0087-09收稿日期：2022-12-14基金项目：福州市社科基金项目（2019FZC42）；国家留学基金委2020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202039)；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JSZW22007）。
作者简介：谢柳春（1974-），女，福建上杭人，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跨文化研究。
引言：晚清民族主义话语与小说翻译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正如有学者观察：“从其广度、韧性、变化来说，民族现象主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1]，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中国近代史也不例外。
晚清社会内忧外患，封建的统治秩序与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现代”殖民西方的巨大冲击，处于崩溃瓦解的边缘。
如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扶大厦之将倾，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和话语实践。
他们探寻自我的身份，掀起“民族”论述的热潮，敏感地意识到建立民族国家在抵御外侮中的迫切性。
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晚晴《大陆报》的《鲁滨孙飘流记》译本的革命化改写——著名学者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虽然算不上是最早, 但说得上是不断重译得最多的英国经典长篇小说之一,自钱塘跋少年沈祖芬于1898年译毕,题为《绝岛漂流记》,1902年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以来,在整个20世纪出版了不下四十种译本、节译本、缩写本、改编本和英汉对照本,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鲁滨孙汉译系列。
但汉译《鲁滨孙飘流记》并不等于源文本,无论译者是否采取忠实原作的翻译策略,实际上都是一种显在的或潜在的改写。
所以, 我们首先不能不面对这样先在的问题:《鲁滨孙飘流记》是如何被选中、汉译、阐释,甚至是被改写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谈论鲁滨孙?谈论什么?事情得追溯到20世纪初,《鲁滨孙飘流记》一下子有三种汉译本面世：沈祖芬本《绝岛漂流记》(1902)、《大陆报》本《鲁宾孙漂流记演义》(l902一03)和林纤、曾宗髦本:《鲁滨孙飘流记》(1905)。
这种情况,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鲁滨孙飘流记》“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假如没有西方“在非洲、太平洋和大西洋荒野之地创造它自己的新世界的殖民事业,出现鲁滨孙·克鲁索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º。
这一观点对于“从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柯文语)的西方知识分子也许有着振聋发馈的作用,但经历过帝国主义瓜分惨痛的中国,对于这部即使没有萨义德的提醒或揭露,也不难确认其帝国话语倾向的小说¹,其殖民意识形态与当时中华民族处于被殖民命运的危急关头正相天然敌对, 为何还会被选中?而且是如此密集地几乎是同时推出三种译本?1.《鲁滨孙漂流记》的第二个汉译本的翻译情况刊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10月出版的《大陆报》第1一4期及第7一12期,初刊目录题为冒险小说“鲁宾孙漂流记演义”,正文去掉“演义”二字,后都沿用此名;著者被译为“德富”,译者佚名—这倒并非因为歧视译者,而是由于该刊所有文章皆不具名。
从比较文学角度看《鲁滨逊漂流记》比较文学是跨国、跨学科与跨雷锋精神跨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在文学现代文学的传播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一般读者甚至包括一些当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看来，在以跨文化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理所当然地从一开始就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随着研究西方翻译研究的艺术转向，翻译和翻译研究在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开始占据越来越地的重要位。
本文预测将从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分析《鲁滨逊漂流记》。
《鲁滨逊漂流记》插画创造性翻译出自法国文学罗贝尔·艾斯卡皮之口，据他解释：“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译文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绿意一个崭新的生机，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广泛传播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生命不仅推迟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富裕它第二次生命。
”《鲁滨逊漂流记》在我国流传传达原有的思想已发生变化了作者原有的意图，其适应于中国市场则充分说明拜金了其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有三种类型，即：中文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接下来，我将从这六个二个类型方面来分析《鲁滨逊漂流记》。
第一类译者类型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鲁滨逊漂流记》时，运用了叛逆中的节译与编译手法。
《鲁滨逊漂流记》是一篇颂扬新兴殖民主义的说教。
在《鲁滨逊漂流记》前半部分，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的生活，塑造了一个勇敢、充满智慧的人物形象。
可是在故事的后半部分，作者写到到了鲁滨逊回国之后，带着一批又一批的人陆陆续续地迁移到这个岛上，实现了当时的殖民统治。
然而，在我国，并未存在殖民主义。
作者后半部分宣扬的殖民主义思想政治我国的与以及道德等方面不一致。
为了便于传播等方面风险因素的考虑，译者在此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节译与编译。
主要宣扬了此书前半部该书分的冒险精神，进入我国儿童文学的小圈子，中国深受我国儿童的喜爱与喜爱。
《鲁滨逊漂流记》的徐译本及其传播史 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笔名⽅原，为新感觉派重要作家、翻译家。
主要译著有：《菊⼦夫⼈》《洗澡》《法国现代⼩说选》《六个寻找作家的剧中⼈》《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戴望舒合译)、《意⼤利⼩说选》《西班⽛⼩说选》《⽪兰德娄戏曲集》《西班⽛⼩景》(与戴望舒合译)。
其中影响最⼤的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以下简称“徐译本”)。
该译著⾃1937年3⽉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直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
徐⽒也借此⼀举赢得了在⽂学界的地位和声誉。
《鲁滨逊漂流记》原著作者为被誉为“英国⼩说之⽗”的丹尼尔·笛福(1660—1731)。
该著⾃1719年⾯世以来，备受欧美各国读者喜爱。
据魏颖超统计，⾄19世纪末，该著的各种译本已达700多种；⽽据笔者粗略统计，单在中国过去的113年间(1902—2015)，该著的各种译本也在100种以上。
这样的译介热潮及传播⼒着实惊⼈。
⽽在这100多种译本中，最受读者欢迎、最具影响⼒的当属徐译本。
该书初版卷⾸有《译者序》，详细介绍了笛福的⼈⽣经历和⽂学成就；内有笛福肖像和插图⼀幅；译者对原⽂中的地点、⼈名等都做了详细注解。
这部当时受“中华教育⽂化基⾦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委托⽽译介过来的书⼀举奠定了徐⽒在⽂学翻译中的显耀地位。
他不但凭借对这部世界名著的译介⽽被⼈所熟知，⽽且也将原著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推向了⼀个⼩⾼潮。
该译著出版后⼀个⽉就出了再版本，待1947年2⽉选⼊商务印书馆的“新中学⽂库”，已是第四版了。
在20世纪三四⼗年代，徐译版本为什么能够从众多版本中脱颖⽽出？除了译者本⾝的⽂学修养、翻译⽔平外，我觉得还与以下⼏个因素密切相关。
⼀是版本的独特性。
在1949年之前，该著的中国译本有⼗⼏个版本，包括两个⽂⾔⽂版、⼀个转译本和⼗多个⽩话本。
《鲁滨逊漂流记》最早由沈祖芬(初版本署名“钱塘跛少年笔译”)译介到中国。
该书稿译成于1898年，初版于1902年，定书名为《绝岛漂流记》(讴篴题写)，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上海开明书店发⾏。
从目的论角度探索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r——以《柳林
风声》两个中文译本为例
古丹
【期刊名称】《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19)005
【摘要】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框架,结合儿童文学的特点以及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通过对《柳林风声》两个中文译本的对比研究,探索目的论指导下儿童文学中文化差异的翻译.
【总页数】2页(P21-22)
【作者】古丹
【作者单位】西南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译者主体性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体现--以《夏洛的网》的两个中文译本为例[J], 石蕊;沈传海
2.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r——以《柳林风声》两个汉译本为例 [J], 宋海粟;杨东英
3.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以《柳林风声》两个汉译本为例 [J], 宋海粟;杨东英;
4.译者主体性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体现——以《夏洛的网》的两个中文译本为
例 [J], 石蕊;沈传海
5.从目的论角度看儿童文学翻译
——对比分析《小王子》的两个汉译本 [J], 傅珺旻;陈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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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01 论述类文本阅读一、【2024·全国乙卷·T1-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于人文探讨来说，计算方法以往只是作为协助手段而存在的，而今日已取得了不行替代的地位。
一种新的人文探讨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数字人文”。
学者莫莱蒂曾设想一种建立在全部文学文本之上的世界文学探讨，人们必需借助计算机对大规模的文学文本集合进行采样、统计、图绘，分类，描述文学史的总体特征，然后再做文学评论式的解读。
为此，他提出了与“细读”相对的“远读”作为方法论。
弄清计算机的远读与人的细读之间的差别，不仅能使我们清晰地界定计算方法在人文探讨中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确立人的阅读的价值。
计算机是为科学计算而创建出来的，擅长的是“计数”，而非理解。
要处理自然语言文本，计算机必需先将文本置换成便于计数的词汇合合，或者用更困难的代数模型和概率模型来表示文本，这一过程被称为“数据化”。
数据化之后所得到的文本替代物（集合、向量、概率）虽然损失了原始文本的丰富语义，但终究是可以计算的了。
不过，尽管计算机能处理海量的语料，执行困难的统计、分类、查询等任务，但它并不能理解文本的内容。
远读是数字人文的基石。
大规模的文本集合上的远读，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对文本集合整体统计特征的描述，一是对文本集合内在结构特征的揭示。
例如，数字人文学者米歇尔等人对数百万册数字化图书进行多种词汇和词频统计，以分析英语世界的语言演化，这属于前者；莫莱蒂用地图、树结构来分别展示文学作品的地理特征和侦探故事的类型结构，这属于后者。
无论是宏观统计描述还是内在结构揭示，都是超越文本具体内容的抽象表示，所得结果都是须要解读的。
正如米歇尔所说，在巨量文本集合上得到的统计分析结果，为人文材料的宏观探讨供应了证据；但是要解读这些证据，就像分析古代生物化石一样，是有挑战性的。
对远读结果的解读，仍旧是依靠学者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对本事域的认知和理解。
英国作家笛福是英国早期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被中国学者翻译过来的主要有《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瘟疫年纪事》《罗克珊娜》《杰克上校》和《海盗船长》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鲁滨逊漂流记》，乐观又勇敢的鲁滨逊通过努力，靠智慧和勇气战胜了困难，表现了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精神。
这部小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译本，学者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分析也随着当时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而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鲁滨逊精神影响着世代人，《鲁滨逊漂流记》会一直在中国“漂流”下去。
一、《鲁滨逊漂流记》传入中国的过程《鲁滨逊漂流记》传入中国，功不可没的就是翻译者对其进行的翻译和研究。
中国对笛福作品的翻译，第一部就是《鲁滨逊漂流记》。
据记载，最早是沈祖芬（跛少年）于1898年翻译了《绝岛漂流记》，经过师长的润饰与资助，成功于1902年刊布，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沈祖芬是杭州人，三岁染足疾，行走不便，但他意志力顽强，没有因为疾病放弃学习，自习攻读了英文，到了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翻译了多部著作了，沈祖芬的翻译，打开了《鲁滨逊漂流记》中国翻译的大门。
在沈祖芬的首次翻译之后，林纾和曾宗巩的译本才是真正让《鲁滨逊漂流记》获得现在的译名并且传播开来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合译的《鲁滨逊漂流记》和《鲁滨逊漂流续记》分别于1905年和191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林纾先生当时并不懂外文，他的翻译多由“玩索译本，默印心中”的状态下完成的，他通过记录他人的口头翻译叙述进行翻译，“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见者竞诧其速且工。
”林曾合译本之后，1921年上海崇文书局推出严叔平的简写本，之后还有顾均正、徐霞村等人的译本也流传甚广，据初步统计，1931年至1948年间，《鲁滨逊漂流记》就出现了11种译本，出版率高，发行量大，深受出版界和读者的喜爱。
《鲁滨逊漂流记》被翻译出版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原因，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浅析沈祖芬翻译的阐释学研究——以《绝
岛漂流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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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姚斯沿着解释学的基本思路，认为读者之维是作品意义的生命，文学作品是在通过读者互动才拥有。
常新的持续的视野经验，其实现方式是“视域融合”。
读者将自己的期待视野带入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读者的角色，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环境或个人环境，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
清末民初，文人志士的先在理解中压倒性的内容，莫过于扶江山于既倒的救亡图存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成为一切社会活动浓重的背景。
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学从业者们即使不走科举入仕的道路，译书、著作依然关怀着国家民族大业。
翻译文学作品中，总希望通过塑造人物，对国民有所激励、警醒或者开化。
2 从顺从的羔羊到勇敢闯荡者
为着启蒙民众，促进新民的目的，梁启超不但发表众多文论，还亲自操持尚未娴熟的日语，翻译十五小豪杰。
在众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危机四伏的时代，
鼓舞勇武精神，图强自救势在必行。
知识分子中的翻译者大多也参与到启蒙文明的努力当中，推动自下而上的现代变革，以图救亡。
沈祖芬译书的启蒙教育功能显而易见，谓教科书中能实施教育者首推是书。
同样，这本书被寄予激励中国少年的期望。
他们是危难中国未来的希望。
为了符合鲁滨逊勇敢无畏的期待，沈祖芬的译作在原作的基础上做了相当的创造性删减，删掉了许多岛上的生活。
事实上，沈译本是鲁滨逊历险系列小说的第一第二两部的节译，相比原作，漂流冒险主题得到强化，而绝岛生活的内容遭到大量删减，包括绝岛求生技能。
可见，沈祖芬所强调的教育功能在勇敢开拓的精神层面，而不是微观的自然地理知识或野外求生的生活技能。
(有趣的地方是后者才是卢梭认同该小说为优良教育教材的地方所在。
事实上，原著中的鲁滨逊也许并不如译者沈期待的那样向未知的世界进发，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相反，至始至终鲁滨逊都以上帝柔顺的羔羊模样示人。
在风浪中，在荒岛上，常常内心充满恐惧、悔恨、犹豫。
他从未打算主动漂流探险，而是海难迫使流落荒岛。
在仰望上帝不停地祈祷中，让渺小而无力的自己有所依靠。
所以，沈译本对原作中重要的宗教信仰、
领悟基本完全删去。
沈祖芬把鲁滨逊每天虔诚读圣经，和上帝心灵交通的场景译为巧得圣经一册，后展而诵之，津津有味。
在遇见风浪时，鲁滨逊想到了父亲，他的忏悔的畏惧中很大程度上是对上帝和教义的敬畏，认为这是一种惩罚。
对于激励中国勇武之心的无助的事，沈君基本都是选择尽悉删改。
3 从个人中心主义者到重孝爱亲者
鲁滨逊要作为国人学习的楷模，必须不违背中国传统的基本道德，不引起反感。
沈祖芬在翻译中很小心地处理鲁滨逊的形象，使他既勇敢坚韧豪迈又重孝爱亲心怀仁义，以便更容易被国人接受。
在原著中，鲁滨逊可谓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冒险出海做生意的选择更多是基于自己的理想与爱好，并没有将父母家人放在第一优先的顺序上，也非为国家民族大义。
中国有古话，父母在，不远游。
可鲁滨逊不顾父亲劝阻，不辞而别。
作为儿子，未能尽赡养父母的责任，甚至父亲去世时，也未能在身边养老送终。
更有违人情的是，甚至没有表现他有任何悲痛。
在中国文化中，这可谓是大不孝，为百善孝为先的道德标准所不齿。
因此沈译本在鲁滨逊出发前加添这样的心理描写!幸余年方富，暂离膝下。
罔极之恩，图报将来，犹未为晚。
惟亲年垂老，恝置远游,悲从中
来,不觉流涕,父亦黯然。
而行期迫近,数礼拜后,即拟束装就道。
不能聆父母训矣,静言思之,不觉抚膺浩叹”。
这样一来，鲁滨逊的出海变成了不忍、不舍、不得不离开，而且他尚未离家便思量着以后要如何好好补偿和报答，成功化身为一个仁至义尽的孝子。
在第二章还增加了生意获利，原作提及鲁滨逊做生意的资本的三百磅是他在伦敦卖了前期生意获利金砂五磅九两得来的。
沈祖芬也许觉得看不下去，身在外，只顾着滚动利润，简直忘了父母。
于是曲笔改译为把这些钱寄回家了。
金砂五磅九两寄家，藉慰父母之心”。
出门不舍，而也时时心系高堂，才符合孝义的逻辑。
在鲁滨逊经历险阻几十年后终于获救回家后，父亲已死，并未描述他作为人子有任何悲痛。
妻子死的时候，他也一样，未有什么悲痛。
如果直译，鲁滨逊难免有冷漠、无情、不孝的嫌疑，完全不符合中国的道德审美。
沈祖芬禁不住代为渲染他应有的悲痛，一无所事，终日彷徨，形容枯槁，众皆呼余为废物。
水浒的梁山好汉，虽然身为草寇，仍被称道，他们个个都忠孝义气毫不含糊。
可见要作为英雄推崇，孝义崇高必不可少。
4 从冷漠的殖民者到仁义雅士
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仁处于首位。
推崇仁爱，憎恶残忍和杀戮。
这一点，在影响最大的释儒道观念中都如此。
影响广泛的佛教文化，更是禁制杀生。
鲁滨逊虔诚的清教徒背景，使他坚守工作是天职的观念，要!获得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节省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
世界很容易被他分为!有用的东西”和!没用的东西。
他也坚信他对身边一切东西的不证自明的所有权和处置权。
所以他以有用和无用为标准的处置方式与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有时会产生强烈的冲突。
他对拥有感情和感受的动物的处理完全不带仁义的人情味。
鲁滨逊在岛上看到一只狮子，远处的狮子并未攻击他们，但鲁滨逊用先进的武器打伤了它，它逃跑时，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它。
鲁滨逊给自己射杀合理性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它是!无用的东西。
相比之下，狮子的生命微不足道。
此外，鲁滨逊和星期五，在猎杀一只熊时，通过折磨它取乐，!把熊引诱到树上，使它进退维谷”，正是熊的痛苦和惊恐能使他们快乐!哈哈大笑。
之后!，把枪口塞进它的耳朵，一枪就把它打死。
对于自己养的宠物，鲁滨逊也没有显示温情。
他认为自己养的猫生仔太多，毫不手软地枪杀或者水溺那些小猫仔。
害怕鹦鹉逃走，他还剪掉了他们的翅膀。
原著中，鲁滨逊通过跟上帝交通，似乎赋予了自己以文明者身份杀戮野生动物的权利这在中国的伦理逻辑中是无法支持的。
在中国也有杀死动物的英雄，比如著名的打虎英雄武松，可是前提是大虫为害一方，伤人性命在先，武松本人也为它所拦。
而武松三拳就打死了老虎，并没有以折磨它为乐。
5 结论
晚清时的文学翻译作品，少有不删改的。
节译、改译、译叙夹杂非常普遍。
沈祖芬翻译的绝岛漂流记也不例外。
但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把晚清语境、晚清读者的先在结构、期待视野纳入考虑，才能认识，这才是最正常的做法。
千年以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文人，无法不在翻译时曲笔发力，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现以西方为楷模，开化新民的目的。
同时，沈祖芬自己也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成长的知识份子，对于鲁滨逊违背儒家道德价值体系的举动进行删改，才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即：一个勇敢无畏者、重孝爱亲者、仁义友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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