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_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一 大概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礼记·工制》篇 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 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 曰译。”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言语的人。当时中原文化 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 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汉武帝通西域后， 印度佛教哲理相继传入，对当时中国的固有文明不啻是一种别开生 面的新思潮。从汉末以迄宋初一千多年的译经事业，以隋唐为鼎盛，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散见于当时的序文跋语里， 就有不少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相传我国第一篇谈翻译的文字，是 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其中说到：
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谓通言 语之官）这一名目，唐朝贾公彦所作的《义疏》里提到：“译即易， 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条注疏，关于翻译的定义，足以给人不 少启发。用现代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也许可以诠释为：翻译是把 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并不变更所蕴含的意义， ——或用近年流行的术语说，并不变更所传递的信息，——以达到 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目的。此处仅举一例，藉以说明我国古代的 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当 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的新纪 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五四”时期，译著骤增，文体 解放，范围扩大，由小说的翻译而及于诗、散文、剧本、文艺理论 等。语言从文言正宗转为白话本位，接着，作为“五四”的逆流， 又出现白话的新文言和欧化的语体文。鲁迅和翟秋白在 1931—32 年关于翻译的通信，对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瞿秋白提 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 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 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在 当时开展的那场翻译论战中，也涉及对严复翻译标准的重新评价。 严复对“雅”的解释，标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复古主张，经 过重大的社会变革，更加显得背离前进的时代，瞿秋白指出：“严 又陵……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 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并且通过抨击资产阶级文人提出的“宁顺而不信”的谬论，阐明 “‘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能够‘信’， 要‘信’就不能够‘顺’，或者：要‘顺’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 信’，要‘信’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顺’。”瞿秋白论证翻译是 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并以校订《毁灭》译句作为实例，连鲁迅看 了也觉得可以承认是“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鲁 迅在一九三五年写的《“题未定”草》里，提出了自己结论性的观 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

《谈中国诗》解读与探究《谈中国诗》解读与探究预习提示《谈中国诗》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小说家、翻译家钱钟书先生，根据自己于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朋友做的一篇英语演讲稿节译而成，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谈中国诗”必须采取比较文学的立场，即在中外诗歌的比较中，得出“中国诗的一般印象”；二是中国诗的基本特征，从发展来看中国诗早熟而早衰，从篇幅来看中国诗短小精巧，从表现手法来看中国诗富有暗示性，从风格来看中国诗轻灵而斯文；三是中国诗“只是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外诗歌相通相容，研究中国诗可以对本国诗有更高的领会。

总之，本文针对特定听众关心的问题，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既介绍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的“同中之异”，又阐发中外诗歌的“异中之同”，以增强听众对中国诗歌特点的了解，并促进双方相互尊重和宽容。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还是处在文化上的盲目“自尊”，其体现就是许多人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文化，对外来的文化一概排斥。

而许多的外国人也抱着一种所谓“优势文化”的心态，视西洋文化为“本位文化”，轻视中国文化。

作者对这两种把中西文化割裂开来的观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他在学术研究中，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

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

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于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本文就是作者从诗学研究的角度，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篇力作。

学习本文，宜采用如下方法：1．串通文义，理清层次。

理解本文首先需要掌握文章结构。

此文结构最大的特点在于开篇立论，明确论述的原则，然后逐层展开，分别论述，最后卒章显志，点明演讲的目的。

阅读时，要在理清层次的基础上，把握作者的行文思路。

作者、读者与文本作者：董映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36期摘; 要：诠释学在文学理论中占重要地位，是解读读者、作品、作家关系的重要钥匙。

本篇通过对诠释的三个主体——作者、读者与文本进行方向探究与角色归属，辨析其在诠释中的交互作用，认为作者为文本创作阶段与文本交互关系中的主体，而文本诠释阶段则为读者与文本联系，于詮释理论主体作基础探究。

关键词：诠释;诠释主体;作者意图;读者[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6-0-01诠释（interpretation）也被部分地称作解释，基本定义是读者对文本作出的解读。

作者写作文本，文本具有延展性内涵，读者解读文本，此三者是研究诠释理论的三主体，任何关于诠释的理论探讨、研究都必然围绕至少一者展开。

作者在文本诠释中的角色存在诸多探讨。

艾柯将之分为三类：“经验作者”、“标准作者”、“阈限作者”[1]，而综而言之，作者是对文本进行创造的人，其生活经历、写作方式、情感目的等多种因素都显然或潜在地现于文本。

“作者已死”在文本解读中并不合理，尽管解构主义与新批评一直试图在文本诠释中彻底摆脱作者存在，然而这无法实现。

以例证，如果直接让一位读者解读《长恨歌》却不告知作者，其是否对作者所处时代、感情目的与写作经验产生需要？这时告知他：不必知道作者是谁，随便一人，也许是泰戈尔。

必将对读者诠释造成阻碍。

对诠释应摆脱作者条框、拥有读者思想的要求不应以彻底抹掉作者既定存在实现，而可认为作者与文本分具独立性。

在进行文本诠释时毋须对作者作靡细理解，也不须站在作者独特位置以观文本，但其参考必存。

文本创作阶段作者是文本交互关系中的主体，在文本诠释阶段，其退居后方，读者成为与文本关系中的绝对主角。

此时读者又该作何理解，还需分析几个著名读者理论以观。

米歇尔·立法德尔“超级读者”理论认为其代表检验概念，“超级读者允许对隐含文本信息中的语义潜能和实际潜能作出积极的经验性的和可以证实的说明，它能够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做出反应，并经验到文学作品的意义”[2]。

四、代表人物
（1）乔治·斯坦纳 （2）安托瓦纳·贝尔曼 （3）迦达默尔 （4）施莱尔马赫 （5）马丁· 海德格尔
乔治· 斯坦纳
（1）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当代英国著名学者，精通 英、法、德三种语言， 在英美多所大学任教，讲授语言学和翻译 理论。 （2）代表作：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1975年
安托瓦纳· 贝尔曼
安托瓦纳﹒贝尔曼（1942-1991），当代法国著名理论家、拉美文学及德国哲学的翻译家。
他主张摒弃翻译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反对通过变形、改编等方式对译本进行“本土化”。 他秉承了德国古典阐释学奠基人施莱尔马赫的将译本读者引向作者的异化观，但又把自己的
翻译批评理论建立在现代阐释学上。
12种变形倾向
（7）节奏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rhythms)：变形翻译能对节奏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对标点符号的随意修改。 （8）对原文潜在的指示网络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译者添加一些读者可以预料到的词，破坏了原文的能指链。 （9）对语言模式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ings) （10）对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 of exoticization)：译文消除本土方言都散体文著作文本性的重大损失，因为伟大的 散体文都扎根于本土语言。 （11）对固定表达及成语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 （12）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the effacement of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有的 文本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共同语，使得翻译受到巨大的挑战。

翻译与哲学的关系1.从哲学角度看翻译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之母。

对翻译本质的哲学认知甚至也可追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思考，他在《修辞学》一书中针对不同民族间语言的转换（即翻译）就有过哲学的阐释，“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

各个民族的口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

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约定，但内心的经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不仅是人和世界关系的两个最本质的方面，也是两个哲学上最高的范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世界关系的最根本的方面。

翻译是以客观存在为标准而进行的思维活动。

因此，翻译思维和翻译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即如何处理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的关系问题。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随之成为翻译界研究的热点。

实践总是先于理论的形成。

西方译学的奠基人霍尔姆斯在哲学家亨普顿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经验科学，并指出译学研究涉及两大主要目标：一是按照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翻译即翻译作品的现象进行描写；二是能够对这些现象进行预测和解释的普遍原则。

如果从哲学的形而上学立场来看，一切自然规律和真理都属于客观规律，与个人主观意志无关。

比如，柏拉图强调意义具有普遍性，且在经过语言传递前后都具有安全性。

即一个事实（实际意义）在跨过语言边界后，其本身意义依旧可以保持“原汁原味”，并未因为受到语言的影响而产生丝毫的扭曲。

这显然是不可实现的，我们无法通过不同的语言版本来理解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思想，正如外国人无法通过中文以外的语言形式完全接受中国的“之乎者也”。

因此，柏拉图在阐述这一哲学思想时并未从翻译层面加以考虑。

如果从认知的立场来看，正如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人通过自身感受器官感知世界，只能认识到非常主观的事物表象，而不能接触到世界的本质。

当前，语文教学中对由文本解读而产生的作者意图、读者意义等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困惑。

有的老师认为文本解读不需要知人论世、深挖作者；有的老师认为文本解读离不开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的参照；有的老师对解读中出现的多重读者意义不知如何评价和处理：哪些“哈姆雷特”是正确的？哪些“哈姆雷特”是偏颇的？判断正确和偏颇的标准是什么？哪个“哈姆雷特”是“最哈姆雷特”？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

下面结合实践谈一谈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理解和处理方法。

一、对作者意图的处理方法――既是文本解读的标准，又不是文本解读的标准（一）作者意图不是文本解读的标准这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正确无疑的观点无疑相违背。

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挖掘文本的作者意图一直是文本解读中的重要工作。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作者意图并不能作为解读文本的标准。

比如，郭沫若的爱情悲剧《孔雀胆》，作者起初认为该剧的主题是“善与恶、公与私、合与分的斗争”，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写作意图。

但是《孔雀胆》演出后，剧评家徐飞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该剧要表现的是“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郭沫若读到徐飞的剧评后，非常赞同，认为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替他“点醒了主题”，并据此对剧本进行了修改①。

显然，连作者本人都承认剧本意义和作者意图存在着偏差。

有时，评论者分析的结果甚至远远超出了作者的原意，让作者吃惊和自愧不如。

曹禺创作《雷雨》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他说：“这一年来评论《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地感触自己的低能。

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我要明切得多，他们能一针一线地寻出个理由，指出究竟，而我只能普遍地觉得不满、不成熟。

”“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次公演之后，更时常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部分是承袭了易卜生的灵感。

翻译理论之“源”“本”“用”--再谈翻译理论与实践张志云【摘要】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之所以争论不断却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其首要症结在于，由于该争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翻译理论之用”的思维泥沼和误区，而忽略了其他两个与“译学建设”相关的核心问题：翻译研究之“源”及翻译研究之“本”。

此外，还存在两个原因：1．虽然学界、译界对“翻译实践”的理解均已超越语言转换，但学界没有对已过时的定义进行更新；2．互联网条件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老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以引导我们的讨论走出僵局、并朝着更具成效的方向进行。

%The reason why little has been achiev ed in the long and heated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theo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practical-value-oriented Chinese scholars fail to root the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isciplinal development but consider guiding practice as the sole and ultimate rol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wo more factors also lead the debate off the course:our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fails to be updated in line with both scholars and transla tors’ latest views on it;there appears new features i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ternet.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ese problems to guide our discussion getting out of the deadlock and moving on in a more effective direction.【期刊名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7【总页数】5页(P55-58,86)【关键词】翻译实践;实用主义;“文化转向”;翻译理论之“源”“本”“用”【作者】张志云【作者单位】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争，其实质是翻译理论的价值之争。

《作者自述》的汉语译文对比赏析《作者自述》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著，是一部书，其犹如一封旷世艺术家写给自己的信，以及一股自我治愈的坚定。

作品探讨的主题多样，从哲学到道德、教育到政治，贯穿了亚里士多德的完满人生。

如今，《作者自述》已经由拉丁文译成汉语，被用作教学和研究的工具，也因其独特的概念而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成为当代文艺探索的指南。

汉语译文是全面而准确的，译者在译文中展现了亚里士多德强烈的思想感染力，以及用深刻的哲学语言阐述着他的思想内涵。

例如，译者译出了“真理之谓，乃完备的解释”（The truth is the complete explanation），做到了完全的语义转换，不仅把原文的思想内容传递过来，而且也体现出亚里士多德饱含知识和智慧的特性。

同时，译者还用新时代语言传达亚里士多德思想，例如“大自然之秩序，使一切均匀运行，故才能够有序地化学聚变”（The order of nature, in making all things run in regular courses, makes all changes for the better），相比较原文，增加了更多新的内容，使读者更能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更好地体会作者的思想。

随着汉语译文的发行，《作者自述》的传播受到了很好的反馈，阅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作者的思想和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译者将复杂概念和英语文献熟练地转换成汉语的技术。

最后，通过对《作者自述》汉语译文的赏析，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精心把握了语义转换和新时代语言的运用，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深远意义，也印证了汉语译文对文艺探索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样的深入赏析，亚里士多德作品能够被传承至今，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其中独特的魅力。

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第十章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教学要求】1、了解文学话语和普通话语的区别。

2、理解并掌握文学作品本文层次的几种代表性理论及其基本理论内涵。

3、能灵活运用本文层次理论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

第一节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一、作品的本文层次问题1、文本(text)：在英语中是原文、正文的意思，由作者写成而有待于阅读的单个文学作品本身。

2、中国学者“文本”层次思想：《易经·系辞》中，提出“言、象、意”三要素问题；三国经学家王弼，把它解释成一个由表及里的审美层次结构。

3、西方学者“文本”层次思想：萌芽于古希腊，由黑格尔加以理论化。

指出“外在形态”和“意蕴”的关系问题。

西方现代美学家波兰现象学家英伽登，把文学作品的本文由表及里分为：声音、意义单元组合、“小说家的世界”、“本文中的世界”和“形而上性质”五个层面。

二、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综合来讲，本文层次分为三个大的层次：文学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意蕴层面。

（一）文学话语层面：指文学本文首先呈现于读者面前、供其阅读的具体话语系统，它是一种按照艺术世界的诗意逻辑创造的特殊的话语系统。

1、文学话语是内指性的2、文学话语具有心理蕴含性3、文学话语具有阻拒性（二）文学形象层面：读者在文学话语的感染下，经过想象和联想，在头脑中唤起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构成的一个动人心弦的艺术世界。

1、文学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2、文学形象是假定与真实的统一3、文学形象是个别一般的统一4、文学形象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三）文学意蕴层面：是指本文所蕴含的思想、感情等各种内容，属于本文结构的纵深层次，具有我层次的丰富意蕴。

1、历史内容层2、哲学意味层3、审美意蕴层第二节文学典型一、典型论的发展(一)典型：又叫艺术典型、典型形象。

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是文学话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

(Tupos)西方概念。

2012年第03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No.03，2012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Vol .28（总279期）Total No .279收稿日期：2011—10—11作者简介：李晓玲（1983—），女，河南濮阳人。

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和外语教学。

哲学阐释学三原则和翻译研究李晓玲（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新乡453003）摘要：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

现代西方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3—0145—02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译学研究的视角。

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研究翻译。

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到的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为一本多译等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理解的历史性在理解的模式上，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前结构理论：每一种解释都建立在一种前有的基础上，为了理解某个事物，我们总得先要具有这个事物。

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

因此，我们对每一种事物或现象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前见”的影响，这种“前见”就是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译者只有把自身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原作的意义。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

［1］我们是历史性地存在的。

无论是认识的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

试论多译本读者的“理解困惑”[摘要]“理解困惑”是读者在孤立的哲学阐释学视角下阅读多译本时的心理状态。

读者在历史的哲学阐释学视角下会发现：他们不是被动的译文接受者，而是审慎的创造性阅读者。

读者只要转换视角就可以走出“理解困惑”。

[关键词]多译本读者理解困惑哲学阐释学转换视角通常，不同的解释者对于相同的文字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个解释者的前后理解都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面对诸多的解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无法判断何种解释是作者的原意，思维处于混沌中。

崔永禄先生在其《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一书中将读者的这种心理状态称为“理解困惑”。

一、“理解困惑”的无解——孤立的哲学阐释学视角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文多解现象贯穿人类译史始终。

任何文本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诞生的，文本的意义也是由特定语境固定下来的。

不同译者穿越时空阻隔，力图在心中再现原作产生的语境，探询文本的意义。

不同的译文是译者将文本置于自己心中不同程度再现的原文语境之中而作出的不同阐释。

同时，每个解释者的视域都受到前见（包括他自己的价值、信仰、经验、品位和个性等等）的浸润，因而理解都是带有理解者个人印记的。

伽达默尔主张：“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

”再有，任何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译者无法在两种语言中找到真正的对等语。

社会符号学认为，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但任何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在特定的语言区域内却是固定的。

用语言符号来承载源语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文化意义，其选择是多元的，当然所表达的意义也是有差异的。

两位译者对《论语•学而第一》第十五篇中“礼”字的对应英文表达的选择就表现出差异。

原章节选如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有如下含义：（1）隆重仪式。

（2）表示尊敬或客气的语言或动作。

分析翻译中作者译者读者间的关系论文分析翻译中作者译者读者间的关系论文1.引言文学翻译是一个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多元系列创作过程，它始于作者创作原作，经由译者(读者)接受原作，到译者创作译本，再到读者接受译本。

在翻译一份作品时，我们不能将翻译当做一种只关乎译者的活动。

在做翻译时，需时刻将作者、译者、读者三者的关系运筹帷幄。

译者既要服务于有需要的读者，也要忠诚于作品的原作者，而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微妙关系，实属不易。

2.作者、译者、读者2.1 三者定义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三者如何定义。

所谓作者是指创作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的人，也就是原作品的首创者。

译者是把一种语言或体系译成另一种的人。

读者是指具有一定阅读需要和阅读能力的社会群体，一般也是指读书的人。

作者的作品与译者的作品是不同的语言，而读者可能只懂得其中的一种语言，或者两种语言皆懂。

译者不仅仅只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也可以说译者是一位新的作者，专门服务于原作者和读者的新作者。

2.2 作者与译者其次，我们来了解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

译者之所以能将原作变成译作，必先将原作做了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从而能译出读者所需要的文字。

译者是不同于一般读者的最有深度的读者。

译者在翻译一篇文章时，除了研究揣测原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也需要考虑读者的需要和可接受性。

不能为了迎合读者而扭曲原作意思，也不能因过于忠实原作而使得译作生涩难懂。

因此，一部好的译作必然是既阐述了原作者的原始意图，也融入了译者自己的思想，能够让读者同时享受两种思想的融合。

译本就如同原作者与译作者孕育的结晶，同时继承了二者的某些特征，又有自己的特色。

读者想要深入地理解原作，除了读者自身的文学修养，还需要译者有相当专业的水准和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努力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争取能融入到原作者的写作背景中去获取丝丝灵感。

这并非朝夕之事，需要译者长期的学习积累和苦心钻研，是一个复杂的“西天取经”之路。

从翻译目的论看《论读书》三个汉译本的可接受性在分析一定量的《论读书》汉译文本后，笔者发现众多译者在汉译培根的Of Studies过程中深受翻译的目的论影响。

为此本文主要从翻译目的论视角对比分析《论学习》的三个汉译本的可接受性，旨在在翻译角度创新方面做一些尝试。

标签：原文风格；翻译目的论；可接受性一、引言培根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散文作家，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论说文集》（又译《随笔》），而其中的名篇之一是Of Studies。

其行文用词凝练，意义含蓄深刻，议论独到精辟，风格独树一帜且极具思辨性，是英国随笔体裁的先锋。

《论读书》是一篇非常具有教育和指导意义的议论文，主要论述读书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

在我国该文曾一度出现过很多译本，可见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通过查阅、收集、分析和比较一定量的期刊文献后，笔者发现关于《论读书》的原文和译文的研究主要其中在：原文和译文的比较研究（曹玲远：2008）；译文和译文之间的比较研究（胡年勇：2008）；而其中的重点研究的译文文本是王佐良先生等的文本，研究角度多数是翻译方法的探索，译文特色，英汉语言差异等（刘佳：2009；王筑昤2003）。

总之，对于《论读书》汉译本和原文文本，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研究和发现。

二、Of Studies原文体风格Of Studies由培根写于16世纪末（1597年），根据时间可知其所用语言应当属早期现代英语，因此原文在用词、句型句式、修辞、行文逻辑和结构等方面都极具时代特色和时代感。

文中用词也具有古英语韵味；当然其中也包含拉丁语的典雅。

多处运用排比或对偶的句式，自然达到音韵和谐和铿锵有力的目的，其用词精妙恰到好处。

文中几乎处处应用了格言式的短小精悍的句子，偶尔应用一句拉丁，如同点睛之笔，让作者的论点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文章显得典雅稳健，古色古香。

在行文上，风格极具特点。

一是文章思想深刻，论述简要明达；二是文章开门见山由“怡情”、“传彩”和“长才”三个判断统领全文，层层紧扣，步步深入；三是全文围绕着“读书”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论述，水到渠成。

鲁迅作为思想家、杂文大家、一流的小说家、小说史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独特的地位。

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鲁迅翻译对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诗学建构的贡献。

鲁迅走上了文学之路的１９０３年就在发表的《〈月界旅行〉辨言》中道出了他当时的小说观：将小说看作教化国民、移风易俗、开启民智、宣传进化论、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工具。

也就是说，他认为，把玄奥、“枯燥”的科学知识，通过通俗有趣的小说来阐释，既可消除中国旧小说多借女性魔力来增加阅读性的旧习，又可以革新小说作法，从而达到吸引读者，移风易俗，教化国民、使之接受进化的科学知识的目的：“学术既覃，理想复富。

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

”鲁迅此时的小说观，是科学救国、进化论、开启民智、寓教于乐等思想的杂糅，既有提升小说地位的新的诗学成分，又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诗学的痕迹。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新版序》中，谈到希望翻译小说在变革中的中国发生效用，并谈到新的小说观，小说的社会功用，短篇小说的新样式等重要的现代诗学问题。

１９０９年鲁迅发表了《〈域外小说集〉略例》，其中体现着鲁迅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

很显然，这种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已经为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理论，并成为新的小说创作的法则。

而《〈域外小说集〉序言》，则表达了鲁迅希望借翻译域外小说，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意愿。

鲁迅在《〈幸福〉译后记》和《〈罗生门〉译者附记》中分别谈到小说的写实与作者主观因素的结合，以及历史题材小说问题。

从《序言》和《新版序》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当初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本意是要发动一场翻译革命，以此引起一场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本旨，则含有社会改革的用意。

因此，可以说，《域外小说集》初版和再版序是新小说启蒙。

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国现代诗学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开拓作用。

虽然，鲁迅从翻译引申而来的小说言论非常零散，但是，鲁迅总是站在真正的小说家的立场上，站在向国内创作界输入某种他认为有用的、新的文学要素的立场上，来撰写译者前记或后记。

2018年11期总第399期翻译研究ENGLISH ON CAMPUS阐释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探讨文/张海峰【摘要】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的灵魂。

纵观整个古典诗歌的发展史，其精美的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一抹浓重的色彩。

古典诗歌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对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诗歌翻译在现阶段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走向国际社会，广为流传。

传统古典诗歌翻译遵循原文为中心的原则，翻译者过分追求与原诗的对等性，却失去了诗歌原来的韵味，忽视了对原诗多元化阐释及翻译者的主体地位。

本文立足于阐释学视角来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首先对译者的主体性展开研究，其次在阐释学视角下对英译中的视界融合做出分析，以便探讨诗歌翻译过程中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和视界融合现象。

【关键词】阐释学视角；古典诗歌；翻译【作者简介】张海峰，大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大庆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阐释学视角下的诗歌翻译本土化研究》，编号：15RW07。

一、引言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进行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理解。

它主张译者从文本中积极主动地创造文本，而不是完全按照文本的内容进行消极地创作。

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自主创作的过程，译者将文本作为一种物镜，从中不断挖掘出原作者的写作灵感和主题思想，并且通过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从而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创造文本的过程。

阐释学主要分为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传统阐释学的理论相对固定，完全是沿袭阐释路线来对文本表明人性心理过程的一种理解，从中寻找出最有效普遍的阐释。

现代阐释学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发展建立起来的现代哲学阐释学，从中着重强调理解的普遍性，明确了这一阐释学的核心思想，即理解。

海德格尔强调译者和文本都具有历史性，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出来的翻译文本都带有历史印记，不完全符合现代的审美标准。

甚至于统一历史时期的人物，由于自身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同、实践经验不同和眼界不同，都会表现差异化的见解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