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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汉英量词的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汉英量词认知主体视角的转换分析，发现了汉英量词在把名词范畴化的同时，自身也被视角的聚焦方式所范畴化为完形计量、侧面描绘和选择凸显。
这三个范畴由共性到个性，分别对应了认知的四种模式：命题模式和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转喻模式。
由于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些范畴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人类认知的需求发展变化的。
标签：汉英量词完形计量侧面描绘选择凸显一、引言人类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人类对世界的经验，人类理念上普遍认识的事物的机制和方式就是认知模式，认知模式是人们组织其经验的方式。
认知的主体是具有客观能动性的人，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
量词和其他词类一样，都是人们在漫长的认知过程中对世界经验的储存。
语言学的兴起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汉英量词的视角。
王文斌（2009、2008）对汉英中“一物多量”“一量多物”和“表量结构中的异常搭配”等问题在认知缘由、意象图式、隐喻构建机制等方面做了详尽的阐释，他在《论汉英形状量词“一物多量”的认知缘由及意象图式的不定性》中说，人们可以通过“局部放大”“侧面延伸”“整体把握”等不同，撷取有形事物的不同侧面或全部，删除事物的其他细节，形成不同的意象图式。
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祖林（2009）研究了汉英量词的概念意义形成的认知机制。
我们认为，量词的选择反映了认知视角的选择：从整体上描绘事物的数量、种类、属性、此事物和彼事物之间的关系等，这是完形（gestalt: the idea of“perceives whole”）计量（E.Ungerer，2008）；认知主体从事物的一个方面描述事物，这是侧面描绘；认知主体聚焦于事物的一个特征，借他物来达到凸显此特征的效果，这是选择凸显。
本文论证汉英量词自身被认知主体视角范畴化，而且这三个范畴是理想化认知模式的产物。
二、量词的范畴化莱考夫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表现为四种子模式：命题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人体部位词是语言中非常重要的词汇，它们是描述人体解剖构造、生理功能以及相关疾病的基本单位。
在中文和英文中，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存在差异，这与两种语言中的文化和认知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从认知视角出发，探讨英汉人体部位词语义拓展的异同之处。
一、基础语义在中文中，人体部位词通常指的是身体的各个分部，比如“头部”、“腹部”、“四肢”等等。
这些词汇在语言使用中具有明确的图像化、部位化特征，很容易让人们形成深刻的印象。
同样，在英文中，人体部位词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常见的英文人体部位词包括“head”、“abdomen”、“limbs”等等。
总体来说，中英两种语言中的人体部位词在基础语义方面极为相似。
二、拓展语义尽管在基础语义方面中英两种语言的人体部位词高度一致，但在语义拓展方面，仍存在一些差异。
比如，在中文中，很多人体部位词还可以引申为描述情感状态、身体感受等意义。
例如，“头痛”、“心肝”、“热汗”等等都是常用的表达方式。
另外，中文中的一些人体部位词还可以引申为表示身体部位的符号或象征，例如“手”可以表示工匠、技能等等，“口”可以表示说话、饮食等等。
相比之下，英文中的人体部位词拓展意义相对较少。
虽然也存在一些可以引申为其他含义的词汇，比如“neck”可以表示街区，但总体来说，英文中的人体部位词拓展的语义相对有限。
三、文化影响中英两种语言中人体部位词的差异，与两种语言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认知传统密切相关。
中文中人体部位词拓展含义丰富，这反映了中华文化中强调人体与情感、精神的紧密联系，强调人体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英文中的人体部位词在语义上相对单一，这反映了英美文化中对人体与自然、人体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
总的来说，在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方面，中文注重理性和感性的统一，英文则着重于形式和实质的一致。
综上所述，中英两种语言中的人体部位词在基础语义方面相似，在语义拓展方面存在差异。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在不同语言中，对于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有着一定的差异。
本文将从认知视角出发，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人体部位词进行语义对比和分析。
英汉两种语言在人体的组织结构上存在一些不同。
英语的人体部位词较为具体，一般以单个词汇表示，如head（头部）、arm（手臂）、leg（腿）等。
而汉语的人体部位词往往较为抽象，需要结合其他词汇或短语来表示，如“头部”、“手臂”、“腿部”等。
这也反映了英语的表达更加直接，而汉语则倾向于使用描述性词语进行表达。
在人体部位词的语义范畴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英语的人体部位词往往更加明确和精细，准确描述了人体不同部位的位置和功能。
英文的“head”不仅仅指头部，还包含头发、脑袋、面部等具体的部分；而汉语的“头部”则更加模糊，不能具体指代头发、脑袋等部分。
类似的例子还有，英文的“arm”可以指臂部及包括肩膀、胳膊、手等部分，而汉语的“手臂”只能指臂部。
英汉两种语言在人体部位词的引申意义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在英语中，一些人体部位词可以引申为形容词或动词，进一步丰富了这些词的语义范畴。
英文的“leg”可以用于表示“走路的方式”（e.g. He prefers to walk lego），而汉语的“腿”则不具备这种引申的意义。
英文的“hand”还可以表示“帮助”、“交给”等意思，而汉语中则没有类似语义的拓展。
英汉两种语言在人体部位词的隐喻和比喻使用上也存在差异。
英语中的人体部位词常常用于隐喻和比喻的表达，赋予文字更生动、形象的意义。
英文中的“heart”可以隐喻为“内心”、“感情”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没有这样的使用方式。
类似的例子还有，英文中的“head”可以指代“领导”、“负责人”，而汉语中则使用“头脑”、“首领”等不同的词汇。
在认知视角下，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人体部位词存在一定的语义差异。
英语的人体部位词更具体、明确，同时具备更丰富的引申意义和隐喻使用。
而汉语的人体部位词则更为抽象、描述性，具备更多的拓展方式。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作者：伍凯晖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7期摘要：隐喻思维是词义衍生的认知基础和驱动力量。
运用隐喻理论与识解理论来考察和对比以“头”“面”和五官词为例的英汉人体部位词语在语义拓展和语言表达上的异同之处发现，聚焦、突显、视角和详略度等识解方式充分地解释了人体部位词语义拓展的理据性。
英汉人体部位词的隐喻构词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人体部位词;语义拓展;隐喻;识解;英汉对比中图分类号：H136;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7-0114-03一、研究背景隐喻在认知语言学理论中被认为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从隐喻机制本身出发，能进一步挖掘隐喻方式在词的构成与词义的形成和拓展中的作用。
目前一些學者从理据性着手分析隐喻形成的动因以及对比英汉词义理据性背后的认知异同。
前人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研究，但没有针对某一类别的词汇进行深入探讨。
由于人的身体部位和器官为人类认知奠定了生理基础，在各种基本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参照作用，对人体部位的认知研究也恰恰反映了体认哲学基础。
当前关于人体部位词语的研究多数集中在范畴化研究，但少量涉及认知机制的研究对词义生成原因的解释不够深刻，也缺乏英汉跨语对比研究。
为延伸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将聚焦于头部词，尝试运用认知语义学的隐喻理论与识解理论来考察和对比英汉人体部位词语的语义拓展方式以及含义表达的共性和个性之处。
二、理论框架（一）认知视角下的隐喻理论人们对转喻和隐喻本质的认识已经在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影响下发生了改变，也开始关注两者的认知机制作用。
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认知现象，是人类基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1]。
隐喻的本质是借助一种事物去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物[2]。
人类语言的部分语义网络扩展现象如一词多义现象和复合词等是通过以相似性关系为基础的隐喻思维作用实现的[3]。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人体部位词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它们用来指代人体的各个部分。
在不同的语言中，人体部位词之间的语义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语义拓展来进行对比。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可以从两个认知视角进行对比。
第一个认知视角是感官视角，即人们通过感知身体部位的功能和位置来对其进行分类。
第二个认知视角是功能视角，即人们通过身体部位的功能来对其进行分类。
从感官视角来看，英汉两种语言对人体部位的分类存在差异。
在英语中，人体部位主要分为头部、上肢、下肢和躯干四大类。
而在汉语中，人体部位则主要分为头、颈、胸、腹、背、手、臂、肩、腿、足等多个部分。
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语言区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关。
英语国家通常强调身体的整体性和功能性，而汉语国家则更注重人体各部分的具体位置和形态。
从功能视角来看，英汉两种语言对人体部位的分类也存在差异。
在英语中，人体部位主要通过其功能来进行分类。
头部包括了头发、额头、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等不同部分。
而在汉语中，人体部位的分类更注重部位之间的关联和位置关系。
手臂由手腕、前臂和上臂三个部分组成，手腕连接着手掌和前臂，上臂连接着肩膀和前臂。
这种分类方式反映了人们对身体部位之间关系的关注。
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也存在一些差异。
在英语中，一些人体部位词可以引申为非人体的意义。
脖子（neck）可以用来形容事物之间的连接，如"the neck of a bottle"（瓶口）；手（hand）可以用来指代某人的工作或技能，如"she has a good hand for drawing"（她擅长绘画）。
而在汉语中，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更多地与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相关。
脸（face）可以用来形容情绪，如"他笑得很开心，一脸笑容"；背（back）可以用来形容背后的某个人或事物，如"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团队"。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在认知视角下，英汉两种语言对人体部位的命名存在一些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语义的拓展方面。
本文将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常见的人体部位词，探讨其语义拓展的异同点。
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英汉两种语言对人体部位的命名方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英语中的“head”对应汉语的“头部”，“leg”对应“腿部”，“arm”对应“手臂”。
这些词汇的语义较为准确，表达了人体不同部位的具体位置和形态。
人体部位词在认知过程中往往会具有更广泛的语义拓展。
在英语中，“head”除了指人的头部，还可以指物体的上部或首领的地位。
“the head of the company”表示公司的首脑，“the head of the table”表示桌子的最前端。
而在汉语中，对于这种广义的语义拓展则需要使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如“领导”、“前端”等。
同样地，英语中的“heart”除了指人体的心脏，还可以表示感情、爱、勇气等抽象意义。
“have a heart”表示有同情心，“brave heart”表示勇敢的心。
“hand”除了指手，还可以表示帮助、传递等。
“lend a hand”表示帮助，“hand down”表示传递。
这些语义拓展在汉语中则需要使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如“感情”、“勇气”等。
人体部位词在英语中还可以用作动词，表示进行某种动作或动作的发源地。
“head”可以表示朝某个方向运动，“hand”可以表示给予、递交等动作。
“foot”除了表示脚，还可以表示步行或踢球。
这种用法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需要使用其他动词来表达。
在认知视角下，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人体部位词在语义拓展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英语中的词汇更倾向于具有广泛的拓展，可以用于表示抽象意义、动作以及对物体的形容。
相比之下，汉语中的人体部位词更加具体，需要使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广义的意义。
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语言对于人体部位的认知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
英汉形状量词的意象图式对比本文基于意象图式理论，立足详尽语料分析，从语言学角度，聚焦考察英汉形状量词意象图式的异同，并加以认知功能阐释。
研究发现：第一，英汉形状量词都有离散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其中在离散性方面两者均呈现出空间性的特点；第二，两者都存在借用身体名词作形状量词的情况，但是在二维意象图式中，英语中借用身体名词作形状量词的现象比汉语多，而在一维和三维意象图式中则恰恰相反，汉语中借用身体名词作形状量词的现象比英语多。
标签：意象图式维度空间身体名词一、引言从意象图式角度看，空间和量词具有语言学意义。
综观古今形状量词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普遍意义上的研究较多，深入系统研究形状量词的较少，关于英汉形状量词的意象图式对比研究则更少。
因此，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十分必要。
二、相关研究及本文研究方法与步骤（一）相关研究与不足就形状量词而言，由于英语当中是否存在量词一直饱受争议，所以国外关于量词的研究并不多。
国内的研究极不均衡，绝大多数集中于研究汉语形状量词。
英语形状量词研究相对较少，但仍有学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薛粉玲（2008）在研究汉英形状量词的认知解读时对英汉形状量词进行了深入研究。
亦不乏偶有涉猎者，如王文斌（2009）在研究汉英形状量词“一物多量”的认知缘由及意象图式的不定性时旁涉了英语中的形状量词。
在国内，对汉语或英语形状量词大多从隐喻、转喻的角度进行研究，如石毓智（2001）、郭敏（2006）、韩瑞娟（2011），鲜有从意象图式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鉴于此，本文立足权威语料分析，从语言学角度，聚焦考察英汉形状量词的共性与个性，并加以认知功能阐释。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步骤本文依据如下方法与步骤，选取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研究。
第一，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究英汉形状量词及其背后的认知机制，首先，搜集英语和汉语中的形状量词；然后，基于分析结果，洞察英汉形状量词背后的认知异同。
第二，研究步骤。
首先，文中所有英汉形状量词均取自《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英汉大词典》，如“滴”与“drop”，“串”与“string”；其次，英语例证主要取自英语国家语料库（BNC），汉语例证主要取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最后，对这些例证进行归类分析。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人体部位词是两种语言交流中经常使用的词汇。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比较了英汉两种语言的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
具体来说，本文将介绍以下几个方面：一、认知模式下的语义拓展在认知模式下，语言表达与物质或非物质的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或相关性。
人们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和思考，从而把非实体的概念、动作和人的心理状态等抽象概念映射到实体的人体部位上。
这样就从人体部位和行为的基础本义中，把一些抽象的语义层表示出来，并进一步构成复杂的词义结构。
例如，在英语中，“心”一词不仅代表着人体的器官，还拓展为指人的情感，如“心情”、“心理”。
同时，还可表示一些抽象的意义，如“中心”、“核心”等。
汉语中一样，如“手”一词不仅代表着人体的肢体部位，还可表示一些动作，如“抓手”、“牵手”等。
同时，“手脚”也可以表示难以应对某种情况，比如“手忙脚乱”。
二、语义拓展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的人体部位词存在着一些差异。
其中一些差异体现在语义拓展上。
1. 首部英语中，“头”一般表示人的身体部位和头脑中的思考、决定等抽象概念。
比如，“头盔”表示用于保护头部的安全帽，“头骨”表示头部的骨骼，“头脑”表示思维和决策。
英语中还有一些与头部有关的词汇，如“眉毛”、“眼睛”、“鼻子”、“耳朵”等，它们可以指代人体的一些器官或特定的功能。
而在汉语中，“头”表示人体上的部位和形状，如“头发”、“头盔”等，此外，“领头”、“头疼”等也是“头”的语义拓展。
相比之下，汉语中与头部有关的词汇数量不如英语。
2. 胸部英语中，“胸部”一般指人体前面的部分，包含心脏和肺部。
此外，“胸怀”表示有宽广的心胸和善意，是“胸部”的一个拓展。
而在汉语中，“胸”是指狭义上的胸部，与英语中的“chest”相似。
而“胸部”在汉语中的拓展意义不像英语那么广泛。
3. 手英语中，“手”表示人体的肢体部位和动作，“手工艺”表示手艺人的技能，“手势”表示手的表现和沟通等。
英汉人体词一词多义认知对比研究一、本文概述《英汉人体词一词多义认知对比研究》旨在深入探索英汉两种语言中人体词汇一词多义现象的认知机制与对比差异。
人体词，作为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常常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隐喻意义。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这些词汇因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等因素的差异，展现出不同的语义扩展和认知解读。
本研究首先将对英汉人体词的基本义和引申义进行详细梳理，以明确各自语义系统中的特点。
随后，通过对比英汉人体词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分析其在语义扩展、隐喻运用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异同。
本文还将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探讨英汉人体词一词多义现象的认知机制，包括隐喻映射、转喻机制以及概念整合等。
通过对比分析，本文旨在揭示英汉人体词一词多义现象背后的认知规律和文化差异，为跨语言交际和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英汉两种语言语义系统的理解，推动语言学领域的认知对比研究。
二、英汉人体词的基本概念和分类人体词，指的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描述人体部位、器官、功能以及与之相关动作和状态的词汇。
这些词汇在人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因为它们直接关联到人类的生理构造和日常生活体验。
英汉两种语言在人体词的表达上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性，这反映了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和认知模式的差异。
在基本概念上，英汉人体词都涵盖了头部、躯干、四肢以及其他附属器官，如眼、耳、鼻、口、心、肺、肝、肾等。
这些词汇在两种语言中都有相应的对应词，而且通常都具有直接、明确的指称意义。
例如，“head”（头）、“eye”（眼）、“heart”（心）等。
然而，在分类上，英汉人体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英语的人体词在形态上更加多样化，可以通过添加前缀、后缀或改变词根的形式来创造出新的词汇，以表达更具体或抽象的概念。
例如，“forehead”（前额）、“eyelid”（眼皮）、“heartfelt”（衷心的）等。
相比之下，汉语的人体词在形态上相对简单，更多地依赖于语境和上下文的理解来传达复杂的意义。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交往越来越频繁。
在这种背景下，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愈发频繁。
英汉两种语言是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两种语言之一，因此英汉之间的交流也是最为常见的。
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中之一就是词语的语义拓展。
在人体部位词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词语在语义拓展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本文将从认知视角出发，对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在人体部位词方面的语义差异。
一、人体部位词的认知视角人体部位词是指用来表示人体各个部位的词语，如头、脚、手、腿、肩膀等。
这些词语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在不同语言中都有相应的表达。
在认知语言学中，人体部位词在语义方面具有一定的认知特征。
人体部位词是与人的身体有机联系的，它们的语义特征与人的身体相关联。
头部与思维、头脑相关联，手与动作、操作相关联，腿与行走、移动相关联。
人体部位词还常常与人的行为和功能紧密相连。
手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于操作、抓取、拍打等动作，脚常用于行走、奔跑等动作。
人体部位词在语义上既与人体的结构密切相关，又与人的行为和功能联系紧密，因此在不同语言中的语义表达往往会受到这些认知特征的影响。
二、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对比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人体部位词在语义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对于人体部位词的涵义和语义范围存在着一些差异。
举例来说，汉语中的“舌头”一词除了指人体内的器官外，还可以用来指代鞋子的鞋舌。
而英语中的“tongue”则仅指人体内的器官，不具有其他的引申义。
再汉语中的“手”一词还可以用来指代工具的柄部，而英语中的“hand”则仅指人的手部，不具有这种引申义。
这些差异反映了英汉两种语言对于人体部位词的语义诠释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三、差异背后的认知因素英汉两种语言在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拓展上存在差异，其中的原因与其背后的认知因素密切相关。
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是造成人体部位词语义拓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认知聚焦方式本文基于隐喻和转喻理论，立足量词语料库，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聚焦考察汉英身体名词作量词的认知机制及其搭配原则的异同。
研究发现：第一，汉英身体名量词都存在隐喻性和转喻性的认知聚焦方式；第二，汉英身体名量词的隐喻性认知聚焦方式主要有外聚焦和单聚焦两种；第三，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转喻性认知聚焦方式主要表现为部分聚焦和容器聚焦两种。
标签：身体名量词认知聚焦方式隐喻构建转喻构建一、引言在汉英两种语言中，以身体名词作量词这一现象都十分常见且颇具异曲同工之妙。
正如中国古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西方哲语“人是万物的尺度”，自然界是人化了的自然界，人作为认知主体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而人体词就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起点（刘志成，2004）。
根据体验主义哲学观，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数量表达方式，其认知基础都是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张媛、刘振前，2011：1）。
正如Denny（1976：125）所言：“名词与外部世界的事物密切相关，而量词则跟人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关系紧密。
”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人体部位名词或人体器官类名词，还包括一些动物的身体部位或器官。
二、认知隐喻、认知转喻及其认知聚焦方式认知语言学不同于传统修辞学把隐喻和转喻作为两种修辞手段，而是把两者视作重要的思维方式（Lakoff & Johnson，1980）。
束定芳（2004）指出，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转喻常常涉及同一个认知领域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Lakoff & Johnson采用“target domain”和“source domain”分别定义隐喻中的“域”，说明这两个领域互动关系方向性是单一的，因此，把两个领域间的这种带方向性的互动称为“mapping”，即映射。
隐喻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一种跨域映射。
无论从修辞角度还是认知领域，转喻研究一直限于隐喻之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学者发现转喻的作用愈发重要，转喻甚至比隐喻的地位更为基础（朱建新、左广明，2012）。
转喻是一种概念映射，是人们自发地、无意识地利用两事物相邻的常规关系的认知过程。
（Lakoff & Turner，1989：118）王文斌（2006：1-3）在其《施喻者的认知聚焦方式》一文中提出隐喻性认知聚焦方式。
他认为，在隐喻构建过程中的跨心理空间映射主要在于施喻者对源域和目标域中彼此相容焦点的选择。
汉英身体名量词中的隐喻聚焦方式是为了激活量词所修饰事物的某种属性并使其得到凸显。
而Langacker（1991）认为凸显原则是解释转喻的理论依据。
属性自身特征越明显、越凸显，越容易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毛智慧、许鸿敏，2014：45）。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转喻中也存在认知聚焦方式。
隐喻是一种始源域和目标域中彼此相似点的聚焦方式，转喻则是同一认知域中始源域和目标域间邻近性或凸显性的聚焦方式。
（陈佳玲、毛智慧，2015：109）三、汉英身体名量词的隐喻性认知聚焦方式王文斌（2006：1）把隐喻构建过程中的认知聚焦方式分成6种形式：外聚焦、内聚焦、交叉聚焦、单聚焦、多聚焦和零聚焦。
我们发现，汉英身体名量词的隐喻性聚焦方式主要有外聚焦和单聚焦两种。
（一）外聚焦外聚焦，是指施喻者在施喻时将认知的焦点聚焦于目标域的外在特征上，再将始源域和某一与之对应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上（王文斌，2006：2）。
这里需要引入“凸显”——知觉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凸显的事物或事物属性总是引人注意的。
一般情况下，“视角化是客观事物得以凸显的前提”（王文斌，2008：259）。
人们往往通过直观的视觉作用把焦点放在事物的外表，凭借主观思维和直觉在两种不同的事物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种聚焦方式在汉英中的体现实例比比皆是。
例如，“只剩下一牙西瓜那么丁点”意在形容事物非常小，“几牙西瓜”这一表述是施喻者将认知焦点聚焦于几块形状较小的“西瓜”的外在特征上，再根据一颗“牙”在口腔中所占比例将其作为始源域，把“小”这一与之对应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上。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类聚焦方式观察部分语料：汉语“一眉新月、两口铁锅、三面红旗、两三眼井、三四眼窑、几头大蒜”和英语“a hand of bananas，a head of cabbage，an ear of corn，a tongue of flame，a nail of light，a hair of chance”等，可发现汉语中的身体名量词多为“口、眉、眼、牙、面、头”等固定量词，结构“数词+身体名量词+所修饰名词”中的数词可随意转换，所修饰名词也因此皆为具体、可数；而英语表量结构中的身体名量词较汉语而言并不封闭，所修饰名词既可为可数的个体名词“banana”，亦可为不可数的物质名词“corn”或抽象名词“chance”等，修饰不可数名词的结构中只能用定冠词“a/an”。
另外，外形特征的映射在英语表量结构中的作用尤其显著，如“body”（涵盖我们所讨论的身体全部）：“a body of water”（一片水域）“a large body of armed men”（一大批武装人员）“a body of knowledge/evidence/opinion”（“a body of”指大量的某物），都是将始源域“body”视觉面积上的“大”映射到目标域上。
由上可知：汉语中的隐喻性外聚焦类身体名量词多为口口相传已规范化的死喻，而英语因其所修饰名词的多样性（即上所及个体、物质、抽象名词），使得身体量词小到头发丝“hair”，大到全身而喻的“body”，显得较丰富、新奇。
（二）单聚焦单聚焦，是指隐喻表达中仅出现始源域，不出现目标域，即施喻者在施喻时仅将焦点投放于始源域，而目标域的焦点是隐形的，从表面看是单方面的聚焦（王文斌，2006：2）。
本文的探究对象仅是量词结构，并不涉及表量结构所存在的句子或上下文。
因此，笔者将量衡类的身体名量词归于单聚焦。
量衡类身体名量词，即将身体部位作为度量的手段，便于丈量且熟谙其意。
中国周代便以人体器官为依据制定长度单位，如“尺、寻、常、仞”（毛智慧、许鸿敏，2014：48）。
早于华夏文明的古埃及文明中，主要长度单位是腕尺，是指自肘到中指尖的距离。
小一些的单位有：掌尺，它等于1/7腕尺；指尺，它等于1/4掌尺。
古印度亦有度量长度单位“肘”，据《俱舍论》卷十二载，七麦为指节，三节为一指，横布二十四指为肘。
现代汉语中，仍有“一人高”“两肩宽”“一肘长”“一拳头大小”“一膝盖深”等表达。
单从表面看，结构中只出现了“人、肩、肘、拳头、膝盖”这些身体部位作为始源域，施喻者将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们熟知的、可观性极高的身体部位，目标域需要搜索句子才会显现。
英语国家中，英尺“foot”就是古代及现代以人脚长度为依据的长度计量单位。
13世纪初期，英国因尚无统一标准的尺度所带来的民事纠纷使皇室大为苦恼，最后约翰王在地上踩了一脚，庄严宣布以其脚印长度作为丈量标准。
英王穿着鞋，一英尺大约是30厘米，而后才规定了30.48厘米的标准长度。
由此可见，聚焦于始源域身体部位的认知思维不会限制于文化、地理及语言。
汉英在此聚焦方式下的认知出发点可谓一致，只是具体表征（身体部位代表的量度）因地域的实际差异有所不同。
四、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转喻性认知聚焦方式如果说隐喻是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投射，那么转喻往往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用一个凸显的事物来代替另一事物，比如部分与整体、容器与其功能或内容之间的互为代替关系（赵艳芳，2001：116）。
转喻根植于我们的基本经验中，构成日常思考和活动方式的基本手段。
Radden & Kovecses（1999）认為语言的本质就是基于转喻。
本文基于Ungerer & Schmid（1996：116）列出的转喻的九种表达式，发现汉英身体名量词的转喻性认知聚焦方式符合部分转喻整体、容器转喻内容这两种认知模式，因此将其分为部分聚焦和容器聚焦，而容器聚焦依据转喻中的临近性又可分为空间聚焦和因果聚焦。
（一）部分聚焦部分聚焦，是指施喻者将认知视角聚焦在事物相对较凸显的部位上，从而激活其他不凸显的部位乃至激活本体（陈佳玲、毛智慧，2015：110）。
我们讨论的身体部位量词中，“头”作为生命体的主要象征不足为奇，汉语中有“一头猪/牛/羊/驴/象/鲸/豹子/老虎/狮子”等；英语中有“a/two/…head of cattle/sheep”等，但实例不多，主要是由于英语是一种单复数标记型语言，且上述英语表量结构之所以成立，究其根本在于“cattle”“sheep”是集体名词，其中“head”单复数同形。
不难发现，“头”“head”作为量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目标域中的动物多为家养牲畜，人们畜牧时用“头”来计数较直观；二是动物个头体型相对较大。
这两种解释都说明了凸显在转喻性部分聚焦中的决定性作用。
此外，汉语中还有特色的规范化量词“羽”“腔”“口”“尾”，这些身体部位分别因可视度（如“一腔羊”）、功能性（如“五口人”）、动态性（如“几尾鱼”）的显著，轻而易举博取了施喻者的聚焦点（毛智慧、许鸿敏，2014：46）。
如“一羽鸡”中，“羽”属于“鸡”的一部分，两者属于同一认知框架。
施喻者在施喻时的特定情况下，将“羽”在认知上的“显著度”视作高于“鸡”整体本身，因而“羽”附带激活了“鸡”，其凸显性决定了部分聚焦的认知方式，视觉作用决定了其外聚焦的认知方式。
这类聚焦在汉语中较英语更常见、更丰富。
（二）容器聚焦容器聚焦，是指施喻者将认知视角聚焦在事物所依附的环境上。
在“容器—内容”这一认知框架中，身体容器往往比内容凸显。
需要注意的是，转喻是一个参考点现象决定了它的临近性（contiguity）而不是类似性（similarity）概念。
由于汉英中身体名词作容器构建的量词十分普遍，笔者依据Ullmann（1962：218）的临近性三分法（空间临近性、时间临近性和因果临近性），将搜集到的容器聚焦语料按趋向性的强弱又分为空间聚焦和因果聚焦。
1.空间聚焦所谓容器聚焦中的空间性临近，其实是指容器与内容唇齿相依的关系，这种临近性往往决定了内容物要是具体的物质。
如“满眼泪水”中，“眼睛”和“泪水”不相类似，但二者不可分离，于是，难以定量的“泪水”经容器“眼睛”一承载而具体化。
诸如此例，汉语中有“一头秀发、满脸皱纹、一口黄牙、一手老茧、一脚牛粪、满耳朵尖叫声、满肚子花花肠子……”，英语中有“a head of f lowing hair，a mouthful of teeth，a skinful of bones，a mouthful of water，a bellyful of food，a chestful of medals，a fingerful of frosting……”不难发现，这些具体的内容可由身体容器产生，亦可以是外界事物的附着和充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