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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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致力于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也积极参与了教育事业。
他们在中国开办了学校、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并领导了一些现代教育改革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的传教士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传教士和教会工作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关注起中国本地学生的教育。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
这些学校不仅传授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观念,还教授了现代科学、文学、艺术等知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的人才。
这些学校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一部分,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著作,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传教士们将西方的教育著作翻译成中文,介绍了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方法等内容。
这些著作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帮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了解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美国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
中国的传统教育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教材,重视对经典的注解和背诵,忽视实践和创新。
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了现代科学、实用技能等内容,提倡了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教育理念。
他们还推动了一些现代教育机构和团体的建立,如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就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
这些举措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美国传教士还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传教士们在中国学习了中文、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带领了一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2012—13学年度第一学期本科生公共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传教士,一个在晚清发挥了重要角色的团体。
是文化侵略的始作俑者?还是传播福音的天使?又或是舍己为人的圣徒?他们的身份一直饱受争议。
早在西方人用炮火打开国门之前,想要使普天下受到救赎的传教士带着西学知识来到了东方。
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清朝皇帝的行事作风及思想,更是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
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带着传扬基督的目的开启了尘封一百多年的大国之门。
在马礼逊的影响之下,英国人见到了方块字,少部分英国人开始学习中文,中国人开始学习英文。
尽管是带有明显的西方性道德传扬的目的,但是传教士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不少贡献,使国人突破了固有的传统观念逐渐接受外来文化。
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初衷都是一样的,但随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传教士在不知觉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东方思想,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身拥有的文化。
他们创办了基督学校、中文刊物,宣扬了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科学和技术。
被中国人视为不带任何侵略目的的友好的美国传教士由于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进了统治阶层,这使他们有机会抨击过时了的孔教的罪恶、妇女的从属等中国人民愚昧的行为。
尽管许多人认为基督教的传播是对中国的剥削与掠夺,但事实上传教士做了许多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事情。
尽管前面说到的传教士有多么的深入人心,但也有许多披着传扬基督的外衣的传教士进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
19世纪60年代后,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强行推行基督教,与百姓发生冲突。
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各地反对教会的呼声不断。
外国教会还企图通过杂志改变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政治思维,大肆宣扬人种地位高低,以及为他们的侵略制造有理的舆论。
可是这些措施不但没有是事情往西方人预想的轨道运行,反而更是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侵略意识和反抗。
这些所谓的传教士的行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传教士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掩盖和抹煞。
由於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
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中囯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曰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珐正常地阅读和写作。
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
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
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
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囯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
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囯人。
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珐。
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囯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liú传,影响了许多人。
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 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
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囯教育近代化的发端。
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
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
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
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xx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
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 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
”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
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
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
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
”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
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
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
中国近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中国近代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从被动接受西方传播到自主创办报刊、发展电影产业和科普期刊等多个阶段。
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一些中文报刊,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初步发展。
当时,这些报刊主要传播宗教观念和西方科技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接触并学习西方的传播媒介和理念。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
这一阶段,国人开始独立创办报刊,如1 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以及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等。
这些报刊成为传播维新思想和革命理念的重要平台。
此外,中国电影事业也始于近代。
1905年,由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山》首映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电影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
1931年,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拍摄成功,结束了中国电影无声时代。
近代中国科普期刊的发展也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密切相关。
从晚清时期开始,西方近代科学迅速发展并传入中国。
一方面,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中文刊物等方式,向国人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
另一方面,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内部出现改革势力并产生向西方学习的迫切要求,积极引进西学。
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广泛传播,拉开了中国近代科普期刊发展的序幕。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从被动接受西方传播到自主创办报刊、发展电影产业和科普期刊等多个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学习借鉴西方传播媒介和理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
1999年3月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Mar.1999第20卷第1期(总第79期)Jo urnal of Dalia n U niver sity o f T echnolog y(Social Sciences)Vol.20,No.1(Serial No.79)外国传教士和中国近代报刊贾红棉(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116029) 摘 要 中国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传教士首先创办起来的。
他们来华的实质是他们武力入侵的前奏。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华入侵的加强,外报在中国出版逐渐增多,而且由沿海扩展到内地。
他们曾一度几乎垄断了中国新闻出版业。
受西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此时也纷纷办刊,宣传改革主张、寻求救中国的道路。
但是,在当时西方列强武力入侵中国,中国封建势力仍然强大的情况下,中国近代报刊虽然出现了,但它必定要走一条曲折而艰辛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中国 近代 报刊 西方 传教士一、历史背景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促使他们急于开拓海外市场。
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掀起了争夺殖民地的热潮。
他们以武力在全球争夺土地、争夺市场。
而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野心勃勃,在这场争夺战中很快压倒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把势力伸向全球,并着重对准亚洲。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先后侵占了印度、缅甸及马来西亚地区,而地大物博的中国更让它垂涎三尺。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主要以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
清政府对内实行严厉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奉行“庶人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
中国百姓按着古老的方式生活着,信息闭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滞缓;清政府只知有大清帝国,一味地夜郎自大,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因此,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外扩张的道路上,在中国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被清政府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
英国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扩大中英贸易,均遭拒绝。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学号:1220310102 姓名:奚晔峰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以农业小生产为本,商品经济不发达,新闻传播发展迟缓,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
直到19世纪,邸报、京报等古代报纸仍然是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实现现代化和大众化,即在报业中运用相关的科技技术成果和经济管理方法,报刊面向社会大众,报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
19世纪初,在清政府依旧实行专制统治且有诸多限禁的情况下,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办报,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
自那时起,不断有外国人远道来华办报(鸦片战争后他们更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大举抢滩),至19世纪末,逐渐形成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香港、澳门、上海为基地,辐射广州、汕头、福州、厦门、台湾、宁波、烟台、天津、北京、九江、汉口等大城市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如《蜜蜂华报》(中国境内的第一份外报)、《中国丛报》、《得臣报》、《孖刺报》、《香港电讯报》、《华北捷报》、《字林西报》、《文汇报》、《晋源报》、《京津泰晤士报》、《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
截至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报刊始於此),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约有80余种,外文报刊约有130多种。
的“外报时期”。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於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尽管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后一个条件,但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却始终不具备。
关於外报进入中国的途径,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即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外报是伴随著炮舰进入中国的。
事实上,外报(及其殖民者)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武力进入,如后起的殖民国家英、法等,一种是和平进入,如早期的殖民国家葡萄牙。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
关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到兴起,传教士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就如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815年创办的。
中国新闻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外人、外报相关,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新闻业发展史的序幕。
罗伯特·马礼逊作为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传教士,虽说被派往我国的根本目的是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想要实现思想征服,但是他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或缺的。
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逐渐被解除。
在一些不平等的条款保护下,传教士活动更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
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
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但是,这些都是在1840年之前的报刊,也只有十多家不到。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
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教会报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较前大为增加。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与前期相比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从报刊的创办地点看。
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和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乃至清朝首都北京,如《中西闻见录》就是在北京创办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中地和出版中心,《中国教会新报》、《益闻录》、《中西教会报》等有影响的教会报刊大都是在上海创办的。
虽然传教士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使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目的。
但是,还是对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报刊的兴起也有帮助。
所以中国的近代报业还是受了传教士的影响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