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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19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宣传基督教。
其中一些传教士将自己翻译的儿童文学带到中国，并在当地进行传播。
这些儿童文学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
他们从英语、法语等原版文献着手，将其翻译成中文，并进行适应当地文化背景的修改。
这些传教士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译介到中国既是为了推广基督教信仰，也是为了改变中国儿童教育的现状。
他们深知儿童文学对于培养儿童良好品德、丰富想象力、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将一些优秀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儿童提供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
这些传教士所译介的儿童文学作品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童话、寓言、儿歌、诗歌等。
其中，童话作品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童。
这些传教士还通过译著对这些作品进行注释和解读，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教士还积极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
他们结合当地文化和中国儿童的生活经验，改编一些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更符合中国儿童的认知和审美需求。
他们以涂鸦绘本、流行歌曲等形式，创作了一批广受欢迎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来华传教士的儿童文学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儿童的阅读资源。
同时，他们也将西方的儿童文学理念和审美观念引入了中国，为中国儿童的教育和成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总之，近代来华传教士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儿童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不仅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也为中国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这些传教士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儿童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玄奘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及其对当代汉语外译的价值与影响【摘要】玄奘西行取经17载，归国后毕其生于佛经翻译，其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玄奘践行的翻译观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本文通过剖析其翻译观，联系当今实际翻译思想，对其作现代意义的诠释。
【关键词】玄奘；佛经翻译；翻译观1.引言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28岁时，抱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西行17载，其间历经千辛万苦，回国后的二十年中，毕生从事佛经翻译，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
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著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佛教史家把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称作“古译”，罗什及其后的译经称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给予玄奘。
可见，玄奘践行的翻译观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基础。
对于玄奘的翻译，有人视为“唯一精确直译之文，忠实于印度原文”，也有人视其为“不忠实于原文的意译”（吕澂语，《覆熊十力書七》）。
两种看法均有其客观分析的基础，从玄奘的译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
不过，结合两种观点，更能通达玄奘翻译思想之核心——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实为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玄奘所立“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译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通过剖析玄奘译经的理论主张，结合当今翻译思想，将其置于现代视野下，诠释其理论意义。
2.理论主张的历史背景及其渊源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实践家，汉语功底深厚，西行17载，又造就了高超的梵语水平，精通语言又深通佛理，译文似天成之作，登峰至极，“览文如己，转音犹响”（《大唐西域记》）。
234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刘冬蕾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林乐知，是继传教士傅兰雅后的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在华传教士，于晚清之际踏入中国，凭借西学翻译思想和特有策略使中国逐渐了解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
同时，这一举措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研究西方在华传教士之翻译思想及策略时，林乐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传教士译家。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翻译一、引言从1829年美国在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到1949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南京回国这百余年间，美国在华传教士达3000人，专注于文字工作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没有那么多。
美国自由派传教士林乐知凭借自身翻译成就被后人所颂。
特别是其西学译著，因涉及范围之广，被后人称其为“翻译大杂家”。
他主编的《万国公报》，对外部来说，为近当代研究西方传教士的学者们提供了便利；对自身来说，《万国公报》使他被人称颂为“或许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传教士编辑”。
《万国公报》不仅“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并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
林乐知的西学翻译思想为西方美国新教文化在华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在晚清动荡之际，其翻译思想使康有为、梁启超等杰出变革人物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谓是近代基督文化和汉传统文化的火花碰撞。
林乐知翻译生涯：林乐知的翻译活动概括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经16年，即1867年到1883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便达13种。
产生较为深刻影响的有梁启超所著书《西学书目表》中的《列国岁政计要》、《东方交涉记》等。
第二阶段历经20年，即1887年到1907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广学会翻译编译书籍达10多种，像《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等。
论林乐知真正翻译生涯是第二次去广方言馆做教习的时期，即1867年。
林乐知被邀请前去江南制造局所筹建的翻译馆进行翻译政史、科技等方面的书。
正是翻译馆的存在为林乐知从事翻译提供了舞台，对他日后传教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中国，他们除了宣传天主教信仰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传教士的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传教士的活动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
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澳门、福建、河南等地，担任天主教的宣传工作，并与当地的士绅、官员建立了关系。
这些传教士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哲学、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认识到西方文化知识和科技的最新进展。
二、西方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
他们通过翻译、出版、演讲等方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宗教、思想以及药物等方面的知识。
其中最有名的翻译者是利玛窦，他将欧洲文学、哲学、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这些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增加了他们的学识，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三、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影响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知识和文化，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和汲取到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形成了独特的交融。
这种交流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面，还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四、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传承了天主教信仰，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他们传播的知识包括西方文学、艺术、音乐、药物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传教士们不仅带进了新思想，还传授了许多新技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当时他们传播的必然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2020·6（上）35科学普及实践基金项目：2017年空军工程大学《中西翻译史》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石雯君，副教授，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研究方向为军事翻译和翻译史。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石雯君摘 要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圣经》翻译揭示了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权力等因素，而今天我国的对外话语传播仍需警惕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国家语言能力、保持文化自觉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 话语权；国家语言能力；文化自觉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0）260-0035-02清末，本来自居文化中心的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竞争体系，并吃了败仗，由此退居世界文化边缘，从而开始了对泰西之学的疯狂追捧。
而西方传教士在这场中国语言文化巨大变革的浪潮中，起到了明显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教士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是尊重中国的独特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影响具有话语权的文人阶层，从而提高《圣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与语言，使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改造并在这一旗帜下得到统一。
这一段历史对于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有着借鉴意义。
1 西方传教士翻译行为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自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到19世纪以新教传教士为主流，在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二者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所采取的策略却并不相同。
最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景仰并采取了依儒的翻译策略，然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言语和文化是持贬斥态度。
1.1 权力关系的转变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三大资本论将语言学研究带入了社会学领域。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具有标示、分类和规范的作用；语言不但在社会中的权力资本冲突和争斗中被定义、被塑形，而且也在确认使用者在等级制度中的身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定位[1]。
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一、欧化与传教士现代汉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汉语指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①广义的现代汉语还包括了各种方言。
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狭义的现代汉语，也就是普通话。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文言与白话的差别不用说了；但是古代汉语不仅是文言，它也有白话文。
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什么区别，语言学界似乎还缺乏明确系统的归纳。
本文认为，语言是否欧化，也许可以成为区别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一条重要标准。
近代汉语并不是绝对没有欧化，但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对语言整体不造成影响；现代汉语的欧化则是普遍的现象，欧化甚至成为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特征。
什么叫作欧化？具体到语言上，欧化就是指汉语受到欧洲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的影响，改变了汉语原有的表现形态。
广义地说，欧化就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汉语的欧化是与中国进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
如果从语言来考察中国白话文的欧化，把欧化局限在白话文及其表现形态之中，笔者认为近代汉语受到欧洲语言的影响，无论语音、词汇还是语法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欧化。
大致包括以下方面：1.外国语法进入白话文本。
这一时期的欧化语法特色主要表现为：（1）在传统语言习惯中可省略的主语被大量补充进来；（2）描写句、判断句中的判断动词使用频率增加；（3）长修饰语与长句的频繁出现；（4）被动句的进一步发展；（5）符号的欧化和联结成分的增加。
这些欧化语法特点，其共同作用是使句子结构更加完整，逻辑性更强，表达更为严密。
2.外国词汇进入白话文本。
大量来自西方的新兴词汇被运用，这个领域是目前研究得最多的领域，海内外已有一批研究著作。
3.外国语言习惯进入白话文本。
4.复音词取代单音词，成为句子的主要叙述单元，句子的音节、节奏发生了变化。
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概述
在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西方的文化和
知识流入中国，也促进了中西方的交流。
早期的传教士翻译主要是为
了宣传基督教的信仰，而后也涉及到了文化和科学领域的翻译工作。
最早的传教士翻译可以追溯到南明时期，当时的传教士翻译主要
是天主教传教士。
他们通过翻译传教书籍、圣经、礼仪和宗教典籍等
方式，向当时的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
其中，奥意浅释是最
著名的传教书籍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翻译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也扮演了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例如，著名的传教士郎世宁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书籍，
包括《天体物理学》、《解析几何》等，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
同时，他也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天文学校——南洋科学院，为中
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传教士翻译在明清之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帮助
西方文化和知识传入中国，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和科学的交流。
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近年来，关于晚清时期国内新教传教士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持续增多，这一重要课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影响。
晚清时期，众多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希望通过传播福音和翻译圣经等宗教文献来推广基督教。
这些传教士们在进行传教工作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翻译活动，将各类宗教文献、文化著作、科学知识等翻译成中文，以满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需求，并为本地教育做出贡献。
首先，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将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政治等知识引入中国，使当时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和思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
这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不仅翻译了许多基督教经典作品，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化典籍，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蒙克的绘画理论等。
这些翻译作品丰富了中国的教育资源，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传教士们还开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无数中国人才，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矗此外，晚清时期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文学领域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许多传教士将中国文学经典如《红楼梦》、《西游记》等翻译成英文，并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些翻译作品增加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打开了一扇窗户。
然而，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和价值观，使翻译作品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其次，由于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或误解。
综上所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其翻译活动的综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的贡献，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和文学的影响。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
引言
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了第二个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的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
第一章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兴起
这次由西方传教士引起的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与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与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与此相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
不过，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相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1】。
这也是此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特色。
翻译之初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
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润色的《天学圣录》，罗明坚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1583年一起进入我国内地的。
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语言和翻译为宣传宗教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利玛窦与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获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并留居北京这一事件象征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终于在北京立住了脚。
随后，耶稣会士的译著便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版了。
随着翻译工作的加强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传教士们发现在翻译时，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
“如万历丁未（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译序中，便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龉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自从他与徐光启合作后，“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译稿”。
他不仅论述了译事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1】
另外传教士们也议论了翻译的信达问题。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在1627年为他与别的传教士合作著译的《圣人行实》所做的序中说：“末学菲陋，早志奋修，并期裨益同志，敢取圣人行实，择其尤著者，译叙成帙。
言之不文，趣易通耳。
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1】可见，17 世纪前叶传教士强调的主要都是“达意”以使“经旨”能够流布；至于“言之不文”之类，他们自知难免，也是将其放在次要地位的。
随着译事经验的丰富，传教士们在“粗达言义”的基础上，便进而要求“兼通雅俗”，并重视在翻译中应用中国的“俗语常言”了。
这一时期贡献最大的当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是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传教的，但是他是以当时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来开路，而这时恰是明王朝国力衰微时期，士大夫阶层等有识之士希望国富民强，要求冲破禁锢人们思想的宋代理学，对传教士们输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这就形成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相结合的翻译力量，这种结合形式从万历中期起延续至清雍正年间止。
利玛窦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都有交往，而其中数徐光启、李之藻最具影响。
利玛窦在1600年于南京结识徐光启，两人过从甚密，徐认为利氏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徐光启《跋二十五言》）【2】。
利玛窦不但教给徐光启教义，而且传授科技知识，并和他开始翻译活动。
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最有名的书，就是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编著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
梁启超对此书之译评价极高“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2】。
这本书中的许多数学译名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国。
此外利玛窦还和徐光启合译了《测量法义》等书。
《测量法义》是一部关于陆地测量方面的数学著作，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当始于此。
利玛窦留居北京十年间，与京官交往最久的是李之藻。
李向利玛窦学习，利氏教授他西方数学、天文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与之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
《圜容较义》专论圆的内接外接，《同文算指》主要根据克拉维斯《使用算数概论》和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内容为西方的初等数学，从加减乘除以至开方等，并附有很多练习题，该书中所介绍的笔算技法简便可行，遂引起普遍重视，清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使笔算的运用在我国重新得到普及。
此外，利玛窦还与别人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第一卷等科学著作总计约20多种对中国翻译史和中国较早引进西方科学起了重要作用。
利玛窦除与中国士大夫合译西方科学著作外，还
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了传译中国典籍到西方的先河。
利玛窦在华期间虽没有重要的翻译理论流传下来，但他对我国翻译的贡献却是功不可没的。
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以传译西方科学为主流的翻译活动，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我国有了近代科学的萌芽，自利玛窦以来，我国译出了自然科学书籍达120种之多，这些书籍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许多门类的自然科学在我国出现，追溯根源都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
同时，这时期的翻译活动，还给禁锢我国思想界达500年之久的宋代理学的统治打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冲击了它在思想界上的统治地位。
第二章科技书翻译的又一高潮
前一章已提到，我国对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始于明末。
入清以后，更为兴盛。
而至雍正初，1724年，朝廷逐渐放逐教士，始戛然而止。
至道光末年，1848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东来，与顾尚之等讨论数学，乃又继续中断已久的科技翻译。
而首先译出的，即国外1857年出版的《几何原本》的后九卷，译者为李善兰与英人伟烈亚力。
自此以后，科技之书的翻译又起一高潮，且超过前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与第一段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也有一些传教士参与其事；但又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国人”【3】，二是基本与宗教脱离关系。
这也是第二阶段胜于第一阶段的地方。
这一阶段国人参与译书者很多，但可惜的是未能留下有关译事之论述。
倒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署名的在光绪六年（1880）发表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中，保留了他们当时对科技书籍“译书之理法”的见解。
这些论述也是代表和总结了李善兰等中国译者的意见的；而且，从汉语文笔之畅达来看，此文也很可能是有华人参与撰写的。
在此傅兰雅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傅氏在华任职三十余年，直接从事科技翻译工作就有二十余年。
他是基本不传教的，而且从来没有翻译过一本宗教书，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外国专家”。
据姚崧龄《傅兰雅译著中西名称对照一览表》，傅氏所译书籍达138种，为同时译者之最。
其中大部分为科技著作，间亦有社会科学书籍，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就有采自傅
氏1885年所译的政治书《佐治刍言》的内容。
傅氏始终关心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甚至在离华以后，仍译成科学书籍14种寄到江南制造局编译馆来出版。
在离华15年后，还赞助兴办了上海育童学堂。
因为他在华工作勤奋，清政府赏给他“三品顶戴”。
而中国人民则更不会忘记近代史上这样一位外国友人的。
傅氏的译学主张对中国的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译学主张有这样几点：
(1)驳斥了汉语难译科技书德说法，指出中国也可以创造科技新词汇。
(2)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
(3)论述了翻译科技书的选择方法，以及中西译者如何配合的问题。
(4)论述了中国必将靠翻译西方进步有用之书而获得新生与进步。
在译名方面傅氏不但总结了他们译名的经验，提出了重大建议，而且还曾与中国同事一起编制了好几种专业名词汇编，如《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汽车中西名目表》（1889）、《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等等。
这几种名目表，大多是我国在这方面统一译名的嚆矢，其中有不少译名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傅兰雅的译论，要比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高明得多。
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对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贡献，也比那些传教士要深广的多。
中国人民会永远记得这位外国传教士友人为中国翻译事业所做的贡献。
结语
十七世纪开始的较大规模的西方天主教翻译活动，虽规模不能与早期的佛教翻译相比，但意义深远。
一是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二是将翻译理论与爱国主义紧紧结合了起来。
这实际上是近代有关议论的先声。
而十八世纪的又一次翻译
高潮也同样给中国译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提高，而且也使翻译进一步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为后期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由西方传教士引领的这两次翻译高潮永远是中国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陈福康．中国译学原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 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