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绪论现代西方哲学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各国产生和流传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从古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从中世纪转向近代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
从“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近代欧洲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想主义精神，上帝的万能被代之以理性的万能。
哲学家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的（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即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
哲学基本问题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关系问题。
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是理性反思，因此，这个由认识论转向所开辟的哲学的新时代被称为理性（或反思）的时代。
但由于对理性的不正确理解、以及主客分离的理论前提，近代西方哲学却又走向了独断论、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二元论。
人的理性成了与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表现在唯理论和思辨哲学家那里）或工具理性（表现在经验论者和实验自然科学家那里）。
人和世界都被狭隘化了。
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理性的化身，世界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成的世界。
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更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的自由、尊严和全面发展消失不见了，近代西方哲学转到了它过去所反对的东西方面。
近代西方哲学之走向终结既是一种根本性的变更，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从笛卡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前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其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已完成了它的发展历程，在某些方面成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需要从整体上对它重新加以反思甚至扬弃了。
但这种变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因为它既合乎哲学和思想文化本身发展的逻辑，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换言之，这种变更既有思想和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源（认识根源），又有社会历史根源。
19世纪中期（可往前推到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或更早一些）前后的一段时期是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形成的时期。
一些哲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
他们认为以往哲学从主客、思有、灵肉等二元分立出发所进行的研究只能及于现象界，而不能达到人和世界的本真存在。
因此，必须超出二元分立的界限，转向对人及事物本身的研究，转向非理性的直觉，转向强调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性。
他们的观点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潮，即“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
另有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法实证主义者）则着重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他们否定哲学对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求，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
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的哲学。
他们由此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除了上述两大思潮之外，还有一种较多地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甚至思辨唯心主义特征的第三种思潮，即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思潮。
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哲学至少于四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即对作为体系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其本体论的超越，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对近代哲学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超越。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两种基本思潮现代西方哲学通常被划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思潮。
当然，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它既不足以囊括所有哲学流派，也不能遮蔽每一思潮下各种具体的哲学流派所具有的差异性。
但我们不妨通过这种粗略的划分来透视现代西方哲学在总体上呈现出来的哲学趋向。
通常被归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主要流派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
而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意志哲学、德法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哲学解释学等则被视为具有人本主义倾向。
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密切相关。
现代西方的哲学运动都是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的。
因为，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的批判。
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切入点不同，由此引发的哲学走向也就不同。
在科学主义思潮看来，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在于它以思辨性和超验性的理性方法却追求普遍的知识体系。
传统哲学一方面幻想成为“科学之科学”，要建立一套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体系；另一方面，传统哲学所采用的方法又是“非科学”的，它妄图采用超验的理性思辨的方法去完成这一理论目标又注定是徒劳的。
科学主义思潮基本上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以“科学”的尺度和标准去衡量传统哲学，以此拒斥形而上学，表明其理论目标的虚妄性和理论方法的非科学性，从而要求修正哲学的理论目标和调整哲学的认识方法，转变哲学与科学的“不合理”关系，以科学来改造哲学，或以语言分析来治疗哲学。
这样，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科学主义思潮表现出一种科学主义的哲学观，它力求在哲学与科学的“合理”关系中来理解哲学，并把哲学的研究和服务对象限定为“科学”，或把哲学活动规定为为科学进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哲学”，或者直接把科学锁定为哲学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使哲学成为“科学哲学”。
与科学主义不同，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批判集中在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所彰显的“无人身的理性”上。
在现代人本主义看来，“认识你自己！”这是苏格拉底在全部西方哲学开端（或非常接近开端）时向哲学家们发出的绝对命令，但西方传统哲学却在对人自身的认识中失落了人自己。
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对理性的推崇，使人的存在完全溶解在理性的酸性溶液中。
在绝对理性主义的世界图景中，人的个体化的感性生存完全化解为抽象的普遍性，人由此丧失了自己存在的特殊性、主观性和非理性特征而成为“抽象的人”。
“无人身的理性”吞噬着人的存在，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成为“无人身的理性”的逻辑展开过程。
在人本主义看来，“抽象的人”或“人的抽象性”是传统哲学的最大问题。
因此，现代人本主义力图消解人的抽象性，还原“真实的人”的形象，追寻“本真的人”。
于是，现代人本主义把人的存在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理论倾向。
在哲学观上，现代人本主义把人的存在作为其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致力于追寻人的存在的真实基础，揭示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批判人的存在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反思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现代意义上展开对人的存在的深刻反思。
现代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还集中地表现在对待科学理性的态度上。
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理性，并使之成为一种“主义”，甚至把科学理性变成一种普适的尺度、标准。
人本主义则对包括科学理性在内的理性扩张为“主义”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科学理性的扩张所造成的人的不合理的存在境遇表示忧虑甚至悲观，力求揭示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及其隐含的控制论的价值取向对人的生活世界的侵袭所具有的消极意义，以澄明人的真实存在的丰富性和超越性。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这种对立具有深刻的现实生活基础。
由近代启蒙理性引导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
而科学理性无疑被当做了现代理性的典范。
科学理性在西方社会现代化中以其创造的伟大奇迹不断确证和强化着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因此，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并使之扩大成为一种“主义”也就在所难免。
但是，在这里，理性也在其对立面，即在无理性而又难以预料的现实——战争、经济危机和失调以及群众当中的政治动乱中栽了跟头。
而且，人的没有归宿的感觉、异化的感觉已经在官僚化的、与个人无关的群体社会中加剧了。
他终于感到即使是处在他自己的这个人类社会中，他也是个外人。
他被三重异化了：对于上帝，对于自然，对于满足他的种种物质需要的巨大机器，他都是一个不相干的外人。
正如美国思想家巴雷特所说的这样，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科技理性为代表的理性的力量在创造着奇迹的同时，科技理性的扩张及其异化也损害着人的存在的基础，科技理性的扩张所表现出来的实证主义的精神态度使现代人的个人存在日益被功能化、客观化和物化，“人的存在被连根拔起！”因此，现代人本主义对科学主义的对峙和反叛也就成为必然。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都不过是从不同的向度上表征了时代的精神以及西方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
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不仅存在双峰对峙和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彼此融合的趋势。
现代科学主义在发展中逐渐从对科学理性的迷信走向对科学理性的反思以及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使科学能以谦虚的理性融合到人的存在的诸种文化样式之中，从而使“各种各样表面上四散开的射线都可以被聚集拢来并且引向一个共同的焦点”。
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来看，人本主义也从最初对科技理性主义的批判乃至对科学理性本身的悬置和拒斥走向对科技理性更为清醒的审视，越发认识到人类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危机不能完全归罪于科技理性本身，更值得反思的是作为科技理性主体的人本身。
鉴于现代科技理性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所以，对科技理性的完全拒斥和否定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
现代人本主义由此逐渐从对科技理性的批判走向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和制度批判。
这样一来，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发展中又呈现出彼此融合的趋向。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从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看，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可谓是这一转型的过渡期，而从20世纪初至今可谓是其完成期。
过渡期的基本哲学倾向是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前者采取了马赫主义等形态，后者主要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弗洛伊德主义、以及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实用主义（特别是詹姆士）兼有上述两种倾向。
此外，还有一些既较多地保留又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主要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实在主义。
完成期可分为20世纪上半期的西方哲学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
上半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出现和盛行。
它们标志着西方哲学在总体上已由近代思维方式转向现代思维方式。
20世纪初罗素和摩尔对黑格尔主义的公开驳斥标志着分析哲学运动的正式形成。
现象学运动肇始于胡塞尔，广义地说，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和梅洛－庞蒂等的存在主义是整个现象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