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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导读（上）邓莉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哲学部的邓莉。
今天有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
恩格斯在1890年到1894年之间写了五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它们是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和1890年10月27日写给施密特的两封信和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到22日写给约•布洛赫、1893年7月14日写给弗•梅林以及1894年1月25日写给瓦•博尔吉乌斯的五封信。
这样五封信既有恩格斯写给像弗•梅林这样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著名理论家的信，也有写给像施密特、布洛赫、博尔吉乌斯这样当时的进步的青年学生的信。
在这五封信中，恩格斯和他们探讨了关于社会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在信中，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因此，恩格斯这样五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一、恩格斯写作“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恩格斯写作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历史背景。
我把它简单地概括为三个方面：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歪曲和恩格斯的身份自觉。
（一）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首先，来看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它是为工人阶级创立的学说，从它创立开始，资产阶级学者就一直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歪曲，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乃至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地传播，成为了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
因此，资产阶级学者对它是又恨又怕，当然要想尽办法来攻击它、来扭曲它。
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保尔•巴尔特，巴尔特这个人他是莱比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鲍尔巴尔特对于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指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是什么？就是认为经济是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而人或者其它一切因素都被忽略、都被否定。
我们今天听到经济决定论仍然觉得非常得熟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从巴尔特开始，到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已经一百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是前赴后继，但是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方法一直没有改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指责为经济决定论，这就是所谓的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第七讲恩格斯的晚年著作（Corresponden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和我做从来没有肯定过笔者耕作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总共写了大约4000封书信。
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通集》于1913年出版，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1386封，这个通信集的编辑作是由伯恩施坦承担的。
当时的伯恩施坦已经变为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他在编时对通信作了篡改，引起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抗议。
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集》第27一39卷共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3871封。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一般是指以下八封信:马克思的三封：(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1868年7月11致路·库格曼)和恩格斯的五封：(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布洛赫、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2月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
这八封信现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中文版)。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马克思的前两封信和恩格斯的五封信。
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信1890一1894年，恩格斯分别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符·博尔吉乌斯和弗·梅林写信，就唯物史观的若干问题做了回答或阐述，捍卫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自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到垄断阶段，同时，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恩格斯晚年的书信研读——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基石。
在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论述了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纠正人们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时现实社会都起到了深远影响。
以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为研究对象，着重论述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而且是“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标签：恩格斯；书信；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理解，给他们做出了细致明了的解释。
对误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进行严厉抨击。
恩格斯晚年的书信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一、恩格斯书信产生的时代背景19世纪6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德国出现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首领福尔马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以“青年派”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公开鼓吹经济唯物主义，否认政治、思想的能动作用。
并从不同的方面割裂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统一，号召暴力行动崇拜个人主义。
二、恩格斯晚年书信的主要内容（一）上层建筑具有能动作用恩格斯晚年在相继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在原来的基础上丰富了唯物史观。
在给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强调了在社会发展中，经济基础一直都起到了决定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上层建筑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
例如经济运动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政治运动的根源毫无例外地在于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它必须受经济的制约。
恩格斯还说明了上层建筑并不是完全依附于经济基础存在，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理解为意识形态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
意识形态的发展一般都会受到它前人的思想领域的影响，具有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摘抄篇一：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背景及要点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背景及要点2014-11-18 10:18 来源：《前线》杂志作者：武茂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一般包括5封。
在我国学术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人们以前对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的重视是不够的。
之所以对“书信”持这种态度，一般认为：一，书信不同于科学论文和论著，都是未经发表过的言论。
既然是未经发表的，就没有深思熟虑，因而它的科学性就必然受到一定限制。
二，书信的言论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态度。
应当承认，同科学的论文、专著相比较，书信确实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但是，这丝毫不能抹杀书信的理论价值。
由于书信本身具有的特点，就使得书信具有科学论文和专著不具有的长处。
一是，表达观点很灵活；二是，理解要点更容易；三是，有很强的针对性；四是，有助于理解其思想发展过程。
因此，重读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在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这是恩格斯1890年8月5日写给施米特的一封信。
康拉德·施米特是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这封信是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青年派”的错误而写的。
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处于统治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削弱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采取了各种恶劣手段对它进行歪曲。
德国的唯心主义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从唯心史观立场出发，对唯物史观进行歪曲。
硬说这一科学历史观是所谓“经济派唯物主义”、“经济技术史观”。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错误地对唯物史观加以简单化，庸俗化。
他们不把唯物史观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事实，单纯用经济因素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机械地理解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编者按]今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的小型座谈会,除重点学科的成员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庞卓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所长张顺洪应邀出席。
与会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八封信①入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唯物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这里发表六位学者的发言稿,希望引起学界更广泛的重视,共同开创唯物史观研究的新局面。
世界历史进程提出的新问题要求深入解读唯物史观的科学涵义庞卓恒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旧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这个新的时期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在一系列国家的内部和全球性关系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有些是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那些变化还只是初露端倪,很难看出它们的动向和趋势,到20世纪80—90年代时,人们就逐渐明显地感觉到那些历史性变迁的空前巨大的震撼力量了。
各个方面的变化起伏跌宕、纵横交错,令人眼花缭乱,难以“读懂”其来龙去脉和演进规律,以致产生了一系列的困惑。
例如,既然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什么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取代了呢?既然说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末已经进入了腐朽、垂死的阶段,为什么一百多年以后它还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而且在思想、文化、价值观这些“软实力”领域还具有对社会主义进行西化、分化的力量呢?难道西方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真是代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或“普世价值”吗?难道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真的被“证伪”了吗?①这八封信均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马克思:《致巴·瓦·安年科夫》,第530页;《致约·魏德迈》,第547页;《致路·库格曼》,第578页。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毕生理论创作中，不仅有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这样的不朽巨著，还有很多他们之间，和他们与其他理论家进行思想交流的书信。
这些书信探讨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问题，这些思想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讨论的，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脉络。
在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中，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新经验，概括了与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唯物史观发展的不同阶段。
一、书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一）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
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
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二）生产力具有客观性、历史性，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连续性。
生产力的客观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既得力量；二是它是由客观的物质的要素构成的，而且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力量。
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每一代人都在继承前一代人的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连续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之根据，在于劳动过程的连续性。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三）生产关系的特点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及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生产关系式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形式，具有相对稳定性。
生产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同样处于历史的变化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
生产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具有客观性，各种生产关系本质上不是按人们的意志任意构成的，也不是按照人们的意愿选择的。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首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变革。
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表现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时，生产关系就能为生产力迅速发展提供广阔的场所；当生产关系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对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可分析为：第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的适合是具体的、历史的、落后或超过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都是不适合的表现。
第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在国际性发展背景下以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表现，具有整体的统一性和具体的多样性的形式。
第四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是否适合的标志，是看它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
恰恰相反。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
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
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
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
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
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
（《马克思致安年科夫》）（四）关于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永恒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随着生产的出现、发展和消灭的。
何谓阶级呢？列宁给出了科学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阶级斗争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对立统一观点和矛盾分析法在阶级社会的具体运用，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研究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和科学方法。
在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书信中写到他在阶级斗争理论中的一点贡献：（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点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表面了同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根本区别，揭示了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阶级存在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为我们把握阶级、国家和政治革命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了总得指导思想。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
在我之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我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点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像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蠢材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得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
这些蠢材越不懂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致魏德迈》）（五）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最根本的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既是人类生活最一般的本质活动，又是规定和制约人类生活全部领域的基本实践活动；既是社会物质生活本身，又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
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首要的、决定性的意义。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马克思致库格曼》）（六）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其核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社会意识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广义指社会的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狭义则专指关于社会关系的意识，即意识形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
社会意识首要和基本的功能是反映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有维护和批判现实的功能，社会意识的实践功能主要表现为它调控社会和人的活动，对人的活动起发动和指导的作用。
“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想、观点，以及相应的制度、设施和组织的复杂体系。
在迄今为止的文字记载的社会历史中，它主要是指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
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在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的反作用，因而是第二位的，不能超过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和上层建筑的能动性的统一，体现了历史观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这里包含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全部关系，它强调说明：第一在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东西，第二这个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是人们不能违反的。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