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
- 格式:doc
- 大小:134.00 KB
- 文档页数:8
摘要政治转型过程中,旧制度、旧环境不仅影响转型的后果,也影响转型本身的具体过程。
历史值得敬畏之处,不仅仅在于它重要,更在于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方向往往充满讽刺性。
张跃然/ 政见观察员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转型与民主化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变革。
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政治转型的同时还往往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此变化之巨、影响之深,无疑有天翻地覆的意义。
然而,学术界和公众对于后转型国家种种社会变迁的研究和讨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
一方面,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将后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动荡单纯归因于政治转型本身,或者转型后新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范式。
比如,“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危机源自苏联解体和之后的私有化”。
这一视角往往最符合常识,但却将政治转型看成了一把大扫帚:一个国家政治转型之前的历史轨迹,似乎被转型过程完全清零,对转型之后的社会变迁毫无影响。
换句话说,这一视角忽略了转型国家在转型前留下的一系列“历史遗产”,因此可以说是“反历史的”。
另一种与之针锋相对的声音则认为,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后的社会发展图景,其实只是复制和延续这些社会在转型前的历史道路。
从这一视角看来,历史遗产的作用是如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以至于所谓的政治转型其实只是表面文章,本质的社会现实依然是对历史的重复和延续。
这一视角固然强调了历史的作用,却将历史看做静态的、凝固的,未免显得机械。
近期分别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两篇论文,则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种更有洞察力的视角来讨论后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态:既承认历史的作用,又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动态--历史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文化能历久弥坚保持不变,而是因为转型过程中的个体行为,终究还是脱离不了历史环境造就的特定束缚和激励。
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但过去的“历史遗产” 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后续发展的轨迹。
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的政治生态与转型后的经济危机1980、199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巨变。
2020年7月第36卷第4期Jul.2020Vol.36,NO.4治理现代化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理论起点、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王启超,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100091)摘要: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过程贯穿在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
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历经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些根本问题和根本认识不仅从未发生改变,而且逐渐成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理论起点、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
这是从我们党自执政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一直努力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理论起点;内在逻辑;价值取向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4-0034-07收稿日期:2020-02-05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18AKS002);2018中央党校课题“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取得伟大成就和中国人民深刻改变命运研究”(18MKS05)作者简介:王启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研究;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专题的中央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13项显著优势,部署了14项总体要求。
从制度信任到制度自信:改革开放40年国家治理变革的主体逻辑杨雪冬【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也不断调整转变,不仅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发挥了积极的反作用功能,实现了世界瞩目的治理绩效.纵观4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过程,可以说是以重建对制度的信任开启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主题.概括而言,激活主体活力,打造社会和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三个阶段性的突出主题.在制度化过程中,也形成了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个人的主体互动格局,执政党作为组织化的行为者努力嵌入到各主体之中,以掌控制度化的重点和节奏,而决策者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制度化还在进行之中,既需要坚定制度自信,也需要保持制度自省.【期刊名称】《新视野》【年(卷),期】2018(000)004【总页数】10页(P5-14)【关键词】改革开放;国家治理;制度信任;制度自信;制度化【作者】杨雪冬【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北京市,1000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2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也不断调整转变,不仅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发挥了积极的反作用功能,实现了世界瞩目的治理绩效。
为了观察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学术界提出了包括国家—社会关系、党国体制转型、威权主义体制韧性、发展型国家、压力型体制、政策实验与创新、官员能动者(或企业家)等多种分析路径,分别从结构、体制、机制以及行为者等角度来描绘中国治理的特征,挖掘其运行变化的原因。
这些分析路径各有其长处和优势,但面对中国这个变化快速深刻、内部复杂多样、实践充满活力的大国,都有其明显的短板和死角,难以摆脱“盲人摸象”的认知困境。
[1]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不对称,可能会长期存在。
本文无力解决这种认知困境,只是希望能对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补全解释中国的认知拼图有所贡献。
二、政党政治的运作机制现代政党要发挥上述的各种政治功能,除了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需要外,还必须要依托于政党的自身的一系列运作。
因此我们在分析政党政治时除了要了解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外显功能外,还要深入了解政党自身的内在运作机制。
在研究现代政党的运作机制时,一般可以从下面这几个方面来具体透视。
(一)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政党政治的运作首先要依赖于政党组织的建立。
现代政党一般都源于某种派系的出现,早期政党一般都是在某一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周围聚集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之后形成的。
选举制度的改革才使议会内部的政党走向社会而建立起全国性组织。
在没有民主形式的条件下,则往往容易出现由秘密的帮派发展出的政治反对派。
如果一个民族同时面临外族奴役,则通常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新的政党。
现代民主社会大都规定了公民有结社或结党的自由。
从理论上讲,只要用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和一批骨干党员,在经过法定的登记程序之后,都可以组建某种政党。
但是由于在一个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政党往往都是在这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出现的,所以不少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已经有了成型的政党格局,除非国家发生大的转型,新成立的政党在一国政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往往不是很大。
政党在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之后,为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就必须要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的规模。
大部分国家的政党是通过组织和成员的扩大来壮大自己的。
在选举的压力下,也有一些国家的政党通过提出能赢得选民心理的政策或修改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来获得更多的支持。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党在成立之初往往依附于某一大党,一旦形势有所变化或自己的羽翼丰满之后再趁机独立出来,直接吸引选民来扩大对自己的支持。
现代政党在建立和发展之后也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走向消亡。
在世界政党史上,走向消亡的政党大致有下面几种类型:一是丧失了社会基础而没有及时转向,如西欧近代早期的各种保守性政党;二是完成历史使命之后自行宣布解散;三是失去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后走向了崩溃;四是被判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
张宏良:当前中国战略转型的背景和意义作者:张宏良当前中国战略转型的背景和意义——山西农大讲座大纲张宏良(这是2011年元月5日乌有之乡网与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联合举办的专题讲座。
讲座设在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主报告厅,在主会场外设有6个分会场视频收看,同时在重庆和北京还设有两个分会场视频收看,是近年来现场学生最多的一次讲座。
受现场热烈氛围影响,讲座内容与讲座大纲略有出入,特此说明。
)一,当前中国战略转型的背景(一)中国战略转型的内容。
1,在指导思想上,由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由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
2,在路线政策上,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民生为重点转变,由GDP主义向全面发展转变,由外向型经济向依靠内需转变。
如果说以往做饭是为了卖给邻居赚钱,那么现在做饭是为了养活家人,为什么做饭发生了根本转变。
3,在目标模式上,由肥大国家向强大国家转变,由“中美国”附属体向独立发展转变,由民族虚无主义向民族复兴转变。
(二),中国战略转型的国内环境。
1,中国发展成果绝大部分落入了富人和洋人腰包,中国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发展成果。
工资占GDP比重世界最低,丧失了基本的福利保障,就业越来越困难,家庭抚养儿女数量由以往4个减少到1个,仍然没有工作。
2,越来越大量的财富流向西方国家,形成了“中美国”殖民经济循环圈。
中国用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廉价商品,换取美国印刷厂印制的美元;然后通过购买美国债券和股票把美元又送还给美国;美国再用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和股票的钱到中国来投资,购买中国的矿山、工厂、银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产业;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两手空空,把一切财富都循环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在中国巨大财富供给下,整个西方国家生活资料价格一路走低,美国消费品价格甚至创出了历史新低,副食品价格远远低于中国。
如今,西方发达国家11亿人口家家都用中国商品,而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老百姓,却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
《齐齐哈#$学学&》('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Phi&Soc Sci)2021年4月pr.2021中国国家建构的文明基理与政党逻辑梁新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当帝制中国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被拖入西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之中时,传统赖以为继的逻辑体系变得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然而中华文明历史遗产的厚植性,也天然地决定了盲目地拿来西方政治模式不能解救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性质。
洞悉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难题,必须要用本土化视角,深耕于中国的历史情境即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和包容性、家国一体的社会模式和大一统的国家体系。
中国遵循了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发挥了政党强大的整合能力、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完成了政党建国、保障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建构之路。
百年政党的建国与治国之路尽管曲折艰难,但完成了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国家建构;政党建国;本土化;文明基理;历史政治学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38(2021)04-0048-06TheRational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Political Parties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tate-buildingLING Xin-li(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When the original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of Imperial china being dragged into the Danvinism system of the western society hich is the la of jungle,the logic systern on hich the tradition as based see ed out of tune ith ti es.o ever,the thick planting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hinese civilization naturally edter ined that blindly using the estern political odel could not sav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of modem China.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of China鸳s mordem state construction,It is necessary^to use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ation and deeply cultivate in China's historical situation,that is,the cotinuity and inclussiveness of Chinese,civilization,the social model of family state systemi and the unified state system.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its own devel-opment,C hina has brought into play the party's strong ability of integration,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and completed the road,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Party building,safeguarding people's clernocracy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Despite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Partys鸳road of founding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it has completed the successful transfomi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and for ed a special develop ent path in hina.:party building;localization;basis of civilization;historical politics从传统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并非如英美一样沿着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单一互动逻辑中自然而然地迈入现代工业国家,而是在外部势力的尖兵利炮的重重打压之下被迫开放国门。
新时代治国理政政治观的内在逻辑作者:范文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9年第1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继往开来,勇于创新,在政治价值、政治主题、政治目标、政治制度、政治保障、政府政治、国际政治、政党政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形成了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治国理政政治观。
探讨新时代治国理政政治观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把握其主要内容及精神实质。
在政治价值方面,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政治价值是政治现象及活动的灵魂,决定着政治制度性质及政治行为模式的选择。
在政治价值选择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价值理念。
其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其二,“权由民所赋”。
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是“权为民所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这一论述阐明了国家权力的来源,阐明了中国的人民共和国国家性质,指出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主体地位,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政党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作者:叶麒麟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03期摘要:政党中心主义是中国的国家建设模式,这种模式生成的是政党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为特征的社会转型,客观上要求政党国家转型。
面对新的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从阶级斗争到阶层合作、从全能到法治、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内定任命到党内民主等方武进行着自身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开启了政党国家的内部转型。
关键词:政党中心主义;政党国家;适应性;转型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3-0029-05随着国家研究的再度兴起,现代国家的建设与转型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现代国家建设与转型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以法德日为代表的国家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与以俄中为代表的政党主导的政党中心主义。
这三种模式都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在逻辑,其中政党中心主义建构的政党国家(party-state)成功转型的内在逻辑在于政党的适应性调整。
鉴此,本文拟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面对社会转型的挑战中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并藉此揭示政党国家成功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政党国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建设当前,政党已成为引领各国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
政党和政党体制变迁随之也成为了政治学领域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
然而,政党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和研究向度。
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政党理论。
一般而言,西方政党理论更多的是“国家来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建构下的理论阐释。
它将政党视为利益集团似的政治社会力量,这种顺应西方民主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政治组织,成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的中介(或日中间)。
因而西方对政党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如何执政的议题。
显然,这样的理论无法解释苏联、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以党建国”和国家政党化(即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现象。
二是列宁的政党理论。
此理论关于政党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革命学说的视角,关于政党的社会建设性作用的理论诠释乏善可陈。
总体看,现有的政党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还存在局限,这必然要求理论上的进一步创新。
由此,以政党主导国家建设与转型为中轴的政党中心论应运而生。
检视历史跃迁的历程,正如政党中心论者看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宣示,而且是中国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
概括而言,自孙中山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面临奉行“丛林规则”的失败后,中国主流的政治精英都选择了一条“以党建国”的道路。
孙中山认为,组织和政党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最强有力的武器,明确主张以党治国。
此思想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所继承,但是两者在具体的“组织”与“动员”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比国民党的更彻底。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任务在于对社会的各种资源进行快速集聚,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为此,国民党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将分散的权力与资源从地方收归中央,实行以党治国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但由于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使得他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没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意识形态体系。
这样,国民党的党治国家就无法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可,最终导致国民党不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严密组织的政党,这一组织架构能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对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组织的深入也改造了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使得更多的民众被动员起来,逐渐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来。
邹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从阶级观念中又引申出群众观念,中国共产党以其严密的组织和逐渐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参与政治。
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数千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质的变化,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不少人上升为干部,高层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照群体,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才创造了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
换言之,在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建设模式生成的是政党国家。
二、单向控制:政党国家的PS模型一般而言,政党中心主义生成的是政党国家。
这种国家建设模式必然形成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形成政党国家体制的政治运作模式。
这也意味着,在政党国家中,党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整合作用。
乔纳蒂在《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一书中提出了政党国家中的PS 模型(如图1),并在PS模型中着重指出了其中的两种连线:一是正规的等级体系控制直线;二是等级体系之间交叉连线。
乔纳蒂认为,在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的前提下,正规的等级体系控制直线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层级上,所有的行为人都同样程度地依附于更高级别的行为人,同时他们对比他们级别更低的人行使同样程度的控制权力”;而交叉连线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是党对干部的任免权,即“党管干部”。
党通过对干部的任命,控制了关键职位,并利用此种途径形成的交叉网络,渗入到非党派的各种决策中去。
所有权、党的作用和依附关系等等,这些都“造成了一个运行复杂的权力机制,其共同的基本原则则构成了一种同构性的结构(a fractabl-like structure),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在空间上、深度上和时间上自我相似的结构”。
在取得革命胜利后重建国家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党军关系自然地转移为党政关系,通过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等制度安排,形成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致使国家政党化。
在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成为一体化(即国家全能主义),而且党和国家也表现为同构化(即政党全能主义)。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垄断了国家资源,并直接通过关系到个人政治发展的干部任免机制,对国家结构内的决策产生影响。
依照乔纳蒂的模型,在那种情况下,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控制的关系,无论是等级体系控制直线还是交叉连线,都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党对国家实行的是单向控制。
以党对国家单向控制的政党国家体制,改变了过去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化状态,把新中国有力地组织动员起来,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满足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与此同时,这种体制所导致的个人崇拜难以形成纠错机制,从而造成了后来的“文革”。
三、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通常而言,一个社会结构可分为国家与社会两部分,其中社会又包括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两部分(这里的社会是狭义的社会,主要是指公民社会)。
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国家属于一种全能型的国家,吞并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即国家吞并了社会。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权力等等纷纷纳入党的范畴。
依照乔纳蒂的PS模型分析,P是处于对S的全方位控制中。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部分社会领域被政党国家所占有,因而经济是一种按照行政指令的、高度计划的经济,社会也不再拥有那种能够自由的、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组织,私人生活也完全充斥着高度的计划,一切空间几乎被政党国家所涵盖。
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年内乱”所带来的危机,充分说明了国家权力向经济和社会领域几乎无限制的扩张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也削弱了国家的权威。
于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党国家开始谋求经济和公民社会领域的变革,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一)经济领域的变化如果说“改革”是定位我们社会的最基本的坐标,那么其影响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引发出来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点是要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而是一种“突破性”改革。
这种“突破性”改革的首项重大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就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党国家由此减少了对农村生产领域的控制。
随后,伴随着“放权让利”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政党国家进一步从经济社会领域撤退。
1982年宪法赋予了个体经济在宪法上的合法性,给予了个体经济发展的更大空间。
对经济领域控制的松动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政党国家对经济领域控制的松动。
1988年宪法第一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这就扶正了私营经济的地位,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经济领域逐渐从国家的包涵中挣脱出来,并有了宪法意义上的独立空间。
简言之,农民的自主经营、市场经济因素的出现以及非公有经济要素的成长,都体现了曾被政党国家严格控制下的经济领域获得了自主的发展空间。
(二)社会领域的变化当政党国家在经济领域撤退后,政党国家在社会领域方面也逐渐松动,让渡出可供其发展的一定空间,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乡村自治。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形式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工程,现已进入全面发展和初步完善的新阶段。
在乡村自治进程中,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建设及以民主的方式化解矛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农民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不断提升。
二是社区自治。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社区建设”运动,为城市基层自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
在各种区域性社区试验的推动下,城市基层自治的制度空间开始由“单位”向“社区”转换,创建了居委会直选的制度基础,其总体趋向有利于自主社会的发育和居民自治能力之提升。
三是社会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迁,这为社会资助制度的发育和运行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致使社会的力量不断提升,社会组织不断涌现。
社区的发展培育出各种形式的社区自治性的组织,如民选居委会、居委会中的议事会组织、志愿者协会、各种形式的业主委员会,社团的发展在结构调整的同时,呈现出日渐“去官办、走自治”的发展趋势。
四是个人权利的保护。
1982宪法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就使得原来的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保护转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无疑是从经济领域到私人社会领域的一个关注转移。
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至此有了宪法依据。
三十年改革的实践证明: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是改革的动因,同时又是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